【编者按】百余年前，清政府实行学制改革，从此拉开了对西学亦步亦趋的大幕。置身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传统学术遭受比佛教输入更为激烈的西学冲击。道术为天下裂，传统的人文教化之学分化为现代诸人文、社会学科，儒家学统随之崩解。学统是道统的肉身，道非学不明，学统不立，道统焉传？反省以现代西方学科范式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的削足适履，构建中国学术的自主性以重建学统、赓续道统，毋宁说是现代新儒家乃至每一位现代中国学人的天命所在。
2015年12月，《天府新论》编辑部联合弘道书院，在都江堰文庙共同主办了“范式转移与学统重建——现代学科分化背景下的儒家天命”研讨会，这是继去年该刊主办“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后的第二届“天府新儒学论坛”。此次会议邀集了法学、政治学、外交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代表，围绕学科分化、范式转移、理论创新、经学复兴和学统重建等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此辑录会议精彩发言以飨读者。以下内容已经发言者审订，略有删节。
罗志田：我尤其赞同曾教授说的图书分类不是学校的教育，以前我就专门批驳过把四部当成学科分类。当然我们的教育也是变化的，没有像曾教授所说的那么一成不变，比如说上午有人讲到胡瑗的分斋教学，那就不是只教经学。我们在唐代或五代还短暂地设有律学博士，包括清代也差一点要把律法列入科举考试，所以教育也还是有各种内容的，当然是以经典为主。另外有一点，刚才两位都再三讲到港台新儒学，我要提醒各位，我们所说的港台新儒学不是港台的经学，比如黄光国老师多次提到的黄俊杰黄大哥，人家是从孔子、孟子一本本写下来，写了十好几本，远不止是四书学。还有中研院的文哲所，那里有全世界最喜欢我们四川经学的人，专门有一个课题研究我们四川的经学，为我们编了很多书，也不仅是四书学；如果把史语所那些不一定喜欢黄俊杰的人都算在里面的话，就更加不是四书学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所谓的港台新儒学和港台做经学研究的人区别开来，那边有些学院派的人就不太喜欢所谓的新儒学。
下面这位发言人更加不得了，因为这位是个院长，而且是这次会议主办方之一的弘道书院的院长。姚老师就不用介绍了，他的题目就吓人一跳，叫做《经学也者，其为学之本与》。而且他故意不用欤字，要用通假的，一看就是学有本源。下面有请。
姚中秋：学统重建何以至关重要？
谢谢罗老师，你这么一说，我把题目换了，此前所定题目太大了，在短短的20分钟之内无法阐述清楚，我就紧扣这次会议的议题，另定新的论题:学统重建何以至关重要？
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从个体来说，人是以道而成人，从群体来说，是道成秩序。那么，道在哪儿？道在经中。我们看到，每一个比较成熟的大规模文明都有自己的经，比如，中国有六经，在中国以外的其他的文明，犹太教有其经，基督教有其经，伊斯兰教文明也有其经。
但我们略作分析，就可以看到，这些主要文明的经，在品质上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大体上有两类，一类在中国，另一类在中国以西。在中国以西我们看到那些重要的经，所记载的主要是神的言，神的话，或者是先知知道的神之话。这样的经是要让人“信”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这些经中，神所说的最重要的话，反反复复所说的话就是，你们要信我。其实，先知所有的话，归根到底也是，人必须信神。所以在那样的文明中，人是通过神成为真正的人的；在那样的文明中，学的位置很特别，或者说，颇为尴尬，信仰是情感，学会妨碍这种情感。所以，在基督教文明中，我们会看到理智和信仰之间复杂的纠葛，像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不能不讨论这个问题，直至现代的思想家也都要讨论这个问题。很麻烦的问题是，似乎在中国以西，所有的学，最终都归于神。理性惟有到非理性之境，才得收场。
在中国，情形完全不同，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六经，它记载的是什么？概括地说，六经记载的是天之文、人之文，记载的都是文。比如古圣先贤所作之礼乐，就是文。我们在六经中能看到很多礼乐之文。上午丁纪兄说的“斯文”，其实就是这个文。各种各样的人文，被记在经中。这样的经不是要让人“信”的，它是要让人“学”的，所以，《论语》第一个字就是“学”。孔子是学以成为圣人，孔子也是要让人学以成为人、学以成为君子。
这就是中国与中国以西的世界的根本区别所在，一个是信，一个是学。可以说，只有在中国，才有真正的学。这里的学，就是刚才水君兄所讲的“大人之学”，让人成为自主、自立的大人。当然，大人之学可概括为以经学为骨干，为根本，但可涵括所有文。子曰“博学于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学的人，看到所有的文，中国人都会学之。古代中国人学佛，到近现代，西方的物理、化学之文，中国人也去学，而且学得非常好，中国学者也能拿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这样的学，就是中国文明的根本所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学何以是根本？《礼记·学记》中讲“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为什么要以教学为先？因为，兴学，可以养成士君子。士君子养成之道，就是《大学》所讲的明明德，也即，诚意、正心、修身。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以学所养成之君子，既不是教师，也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我们现在的公务员，他就是士君子。士君子就是大人，是自主、自立、自治之人。这样的士君子可以成为最佳的社会领导者。其次，《学记》又说，“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所谓齐家，所谓美风俗，也要靠学。第三，治国平天下，同样靠学，士君子以学为政，以政为学。比如说，据学创制立法，今文经学之创制立法，根本在学。最后还有一点，子曰“下学而上达”，学不仅仅是人间之学，物理之学，它同样是天人之学，人可通过学“尽心知性而知天”。也即，通过学了死生、和天人，以至于个体生命之不朽，以及共同体生命之不朽。
这四点大概可以说明，学是中国文明的根本。大体上可以这样说，道统、政统最终都归于学统。道统见于学统，道统只能通过学统呈现出来；政统立基于学统，没有学，谈何政？如果我们用西方的概念来说，不管是信仰、哲学、政治、科学，都可统摄于学之中，都可统摄于大人之学中。所以，中国文明就是立基于学的文明。这是非常独特的，跟中国以西之各大文明都不一样。
也正因为此，我们一直和蒋庆等先生争论，儒家究竟是不是宗教。基于上面的认识，我们主张，儒家是文教，特别突出“文”，文教当然是通过学进行教化的，而不是通过信神来教化。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最重要的知识任务就是理解以学为中心的人间秩序和天人秩序之内在机理，这可以向人类展示出不一样的文明样态。
上面关于学统在我们文明之源头即漫长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的讨论，为下面论述“学统重建何以至关重要”做一个铺垫。接下来的讨论，曾亦兄已替我完成了，他讲述了学统终结之历史过程，从20世纪初开始，废书院、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青少年大量留学，以及民国建立，学制革新，凡此种种导致中国固有学统之终结。
学统终结，情形如何？我们看到以下各种替代品：第一，各种各样的现代意识形态之宣传；第二，学院中，西方的学术确立支配性地位；第三，我们也看到，在民间社会，传统习俗还有，勉强支撑着社会秩序；第四，我们也看到，西来的宗教，中国以西传来的各种宗教，在部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已取得支配性地位。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东西在中国大规模的覆盖，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我们共同体的分裂，深刻的精神分裂，纵向、横向上的严重断裂和分裂。
举个例子，20世纪的中国社会有没有合格的领导者？我大表怀疑。我们的学校确实在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或者给学生灌输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或者让学生学习西方各种知识，但唯独缺少一点——修身。在学校里，只有知识之学，没有修身。所以，现代学校之学，不是大人之学，而是小人之学。这些不知修身而掌握权力、掌握财富、掌握知识的人，是否具有领导能力？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宗教本身会撕裂共同体，尤其是西来之一神教，这些一神教导致其信徒精神之分裂，教义要他们绝对服从神，那如何对待世俗生活中的权威？在西方，各种各样的宗教在撕裂共同体，在现代中国，这个问题也十分严重。我刚才也讲到了习俗，它还在发挥作用，但是，因为没有学的滋养，所以习俗就倾向于“怪力乱神”，或者逐渐枯竭。今天，我们在各地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形。
故此，20世纪经历了连续不断的大动荡，直到今天，秩序仍未底定。那么，如何底定秩序？我们不能不重建学统，重建大人之学，此即张横渠讲的“为往圣继绝学”。我以前未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为什么“继绝学”如此重要，尤其是这个“学”字。我们刚才讲到的张之洞，他为什么把自己这篇最为重要的著作命名为《劝学篇》？他其实是针对康有为的，康有为主张立孔教，张之洞认为这是死路一条。他们都看到了，我们文明的根本其实就是一个“学”字。这就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仍然是“为往圣继绝学”。
为此，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这个必要?我刚才从秩序重建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当然有必要。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维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文明的对比，我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以学为中心的中国文明，和以信神为中心的中国以西之诸文明，孰优孰劣？今天，我们在经历了后冷战以来各种各样的世界性大混乱之后，答案应当已经很清楚了。是的，以学为中心的文明更为优越。我们完全应当回到以学为中心的文明构造之机理，我们的祖先给我们走出的路乃是一条真正普遍的路，正如黄光国教授讲的，这才是真正普遍的大道。我们今天或许可以提出一个口号，人类应当从以神为中心或者以各种相互撕裂的观念为中心的文明样态，转向以学为中心的文明样态。中国既然几千年来都是如此，理当在今天为人类再度树立一个典范。
那么怎么办？我们今天重建学统，该如何着手？今天听了大家一天的发言，有一点点心得。
首先，我们今天重建学统，或许可以构造一个诸学之统，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诸学统于经学？我这个地方讲的诸学，一方面是我们会议之议题中所涉及的现代学科分化中的各门学科，我们今天的学科已经完全分裂了，各个学科都只管自己的，都只是盲人摸象。那么，通过重建经学，有没有可能为今日中国之分化的各个人文与社会科学之各学科，重建一个共同的基础，让我们能够在共同的基础上对话，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思考整全的义理?“诸学”也可以指诸种现代意识形态，处在相互分裂、相互对抗状态的意识形态，20世纪的中国是各种意识形态的跑马场。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这样的经学贯穿于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也给大家找一个可以对话的共同的话语或者说价值？也即，柔化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中极端的成分。
第二，重建学统或许可以构建我们的共同体之统。具体而言，政教统于斯文。这涉及到我们对于以学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内在机制的理解，我们在关于文教的讨论中曾涉及此问题。传统社会就是政教合一，以政为教、以教为政，所以整个社会的治理是贯通的，从个人的修身养性一直到社会的自治，到政治、到学问，是一个贯通的体系。而这样的贯通并没有导致信仰自由的丧失、学术自由的丧失之类的问题，为什么如此？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文明构造的中心是学。在这个学之下形成了很特别的一种精神社会结构，我们把它概括为“一个文教、多种宗教”，其实，也可以是“一个文教、多种意识形态”，“一个天、多种神”。我想这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共同体重新恢复凝聚力。
第三，从我刚才所讲“下学而上达”引申出来的命题，我们重建学统，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人类和平相处之统，或者说构建天下秩序之统。这是什么含义？我想，中国人或许可以给这个世界贡献一个智慧:诸神统于天。中国以西的世界，两千多年来，主要的问题都是诸神之争，乃至战争。而中国文明很早就完成了一次超越，也即，“屈神而伸天”。在前中国时代，也是诸神相争。中国文明在其构造过程中迈出的最为重要的一步，就是绝地天通，其要旨就是，屈神而伸天，以天统摄诸神。那么，未来的人类是不是也可以重复中国文明构造一路，“绝地天通”再一次统诸神于天。此亦为学之大义所在。
总之，我的看法就是，今天不管是从中国自身秩序构建角度，还是中国在一个急剧扩大的天下自我定位及承担责任的角度，读书人都需要深入理解学之于中国及于人类之重要意义。最后我用四句话概括学之大义，结束自己的发言:返回经学大本，涵摄西来之学，再造经子之学，驯致天下有道。
罗志田：谢谢姚老师非常充满现实关怀的发言，唯有一点，他想用经学来统一全部，我们的叶老师可能就不见得赞同，叶老师讲的华夏主义就包括法家、道家都在内的。
我可能是一个最失败的主持人，因为延迟了一下，我就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的，按照规定的时间，现在已经到结束的时间了。
我非常赞同姚老师区别中国和中国以西，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真理不来自神，是中国文化和其他很多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别。可是中国人要追寻道，和其他文化要追寻上帝一样。一个人要终身追寻那些道，每一代人都要继续去追寻道——闻道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惟有一点不好，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没有把所闻之道写出来，后面的人还得来重新闻道，所以有的人要来继绝学。如果“朝闻道，夕发表论文”，这学早就继承下来了，就不用继绝学了，所以这是过去的一个小缺点。
另外，我也非常同意姚老师说的学是我们的文化根本，这一点你从“百姓日用而不知”去看是最明显的。你到美国去看，那些华人已经两三代住在那儿，有些不会说英语，只要他会说广东话就照样生活，但是他们非常重视小孩的教育，这跟周围人就是不一样。包括已经两三代的那种ABC（美国出生的华人），照样重视念书。直到现在为止，华人在美国出了名的，就是重视小孩的教育。这一点其实就是从我们的学的传统来的，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典型例子，只是没把它上升到文化的根本，可能也是他们没请姚老师去讲学的缘故。
我也特别赞同姚老师最后说的，就是要把多种多样的东西都统进来。前面说的稍微悲惨一点，把我们说得都分裂了。其实文的本意就是纵横错杂，文就是多元，就是要有各式各样；如果都是一样的，就像洋人说的一以贯之(coherence)，那就不妙了。现在人写论文都喜欢不文，我就写得比较文，所以大家都说看不懂，其实我可能比较多地继承了文的传统。
前面几位的发言已有很多很好的见解，比如说我们黄老师特别总结出一个《尔雅》学。我有一篇没写完的文章里讲到，清儒强调的读书先识字，代表一种认识论的自觉。过去的中国传统其实不太强调认识论，它更侧重体会，而读书先识字就把认识论提升到意识层面，就是说要了解经，是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有一个认识的方法和途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我注意到黄老师和曾老师两位有一个小小的区别，黄老师是把学科分立作为一个比较正面的现象，他说康有为为学科分立建立了理论根据，曾老师则讲的是经学被肢解为各种学了。在讨论学统重建的时候，到底是学科分立建立了理论根据好，还是学被肢解了比较好，这是个可以考虑的问题。下面欢迎各位自由提问。
黄光国：我想讲五点。第一就是我们这个会的目标要抓紧，就是学科重建，我们一定要抓紧，我很赞成姚先生的说法，学，学什么？我的主张就不只要学我们文化的精华，还要学西方文明的精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刚才姚老师说诸学统于经学，这个必须要加一点考虑。假如我们儒家的伦理道德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它不是诸学统于经学，而是我们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要建构“涵摄文化的理论”。因为“百姓日用而不知”，它就是无所不在，所以每个领域都要加以考虑。第四点，那要怎么做？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都要好好努力。我刚才讲牟宗三最伟大的地方，是他把问题找出来，让你去解决。牟宗三讲得很清楚，他不要你“照着讲”，要你“接着讲”，他把要我们解决的问题理清楚，看我们怎么去解决。第五点，要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建构文化中国的学术共同体。现在台湾作为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实验基地，台湾实验西方文化的成败，可以让大陆吸取经验。可是，如果它搞独立运动，那就是延续在大陆五四时期的三种意识形态，大陆搞文化大革命，台湾继续搞教改，要去中国化，那我们还能搞什么文化中国？所以文化中国的建构很重要，它可以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大陆本身的问题，刚才姚教授讲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解决；第二是建立两岸关系的共同体；第三，就是我们可以对西方国家讲儒家文明的重要性，让他来学习，这就涉及刚才谈的文明对话，不仅只是文明对比而已。我们一定要建构出一些能够说服他的理论来跟他对话。各位可以思考一下这五点，未来两岸学术界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间。
罗志田：我们不一定要说服人家或输出文化，中国传统是“有来学，无往教”，他不想学是他自己的事情，困而不知学，就是愚笨而没希望了。我们坐在这儿，关键是要把自己这个共同体做好。你自己做得不好，人家就不来学了；你做好之后，他就会有发自内心的向化之意，他会着急得很地要学呢。
盛洪：秋风的想法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文化构想，涉及到不同的文化形态的对比，正好是针对现在一神教的文明传统出现的大问题，以学为基础的文明也有问题，但是问题可能会比较小。这两个取向，一个是经验的、日常的、知识的，另外一个就是形而上的，可能两者都需要。但是秋风说得非常宏大，就会特别粗略，就会有很大问题。第一是这个分类太粗略，以致人家一下就能把你批驳倒了。很显然中国之西的很多文明也以学为基础，比如说像犹太教，犹太教好像看起来以神为主。我最近看到一本书，Jews and Words，words可以翻译成“文”，翻译成“学”，这是一个世俗犹太人写的书。作者强调我不信犹太人的神，但强调犹太人以学为基础的传统。还有像基督教世界也有以学为基础的传统，如科学等等。中国也有神，主要表现为自然神。而一神教是人格神，而人格神有重大的弊端，像现在的一神教排他性这么强，根本就没有达成共存和妥协的希望。可能中国的自然神或者非人格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它还是神。
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反省我们的天道为什么不能像基督教的基督那样带来动力，蒋庆的《公羊学引论》里也讨论过，说董仲舒搞的“天人感应”，还是非人格神，天也会发怒，但是还是不像耶和华那样有力。蒋庆好像还称赞了基督教。中国近代以来在跟西方的互动、对抗和竞争中处于下风，也有人批评中国的自然神、天、道缺乏动力激励，而基督教就有这样的动力激励，如他们可以不怕死亡，当然儒士也不怕死，但是程度是不一样的。当然我同意这不一定是好事，从全世界、全人类来看并不是好事，但是使我们面对一个囚徒困境。这个困境让你可以不过分，不走极端地有神，但是你可能会在跟别人的交手中暂时地失利。
罗志田：盛老师掌握时间非常准确，而且我特别赞同他，就是不要像姚老师那么想一统天下，要给人家留点儿余地；然后呢，就像黄老师说的，特别要学习西方文明。不过我经常跟盛老师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很多年以前就被某刊物忽悠着商榷了盛老师一次。我觉得什么自然神、人格神，如果蒋庆这么说，我没看他那本书，其实还是用的前面说的“西医”的思想，如果是“中医”就不讲什么自然神、人格神。我们的天是有意志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视完、听完之后还要有所处置的，让你没有天命了你就完了。所以这个或许不能用什么自然、人格来区分，天不是停在那里不动，它当然是流动的，天不言，它以四时来昭示，可是它视了、听了之后，它还有后续的举措。
盛洪：天还是有感应的，主要是董仲舒讲的“天人感应”，比如说地震、日蚀、月蚀，但《旧约》说，如果犹太国王做了什么让耶和华不高兴的事，就会被异族战败，或者被杀死了，或者被臣子反叛，或者得病死了，这在程度上是不一样的。
丁纪：向秋风老师请教两个问题。先要说一说，这次来开会，记住了你的两句话，第一句是说“儒生是最不怕出洋相的”，第二句话，就是刚才你说的“中国人是最好学的”。在说到中国人接受西学的时候，是用的这个理由，似乎会让人觉得最舒心。当然，其实有很多更复杂的因素。如果把那些更复杂的因素考虑进来的话，好学竟然成为这样一种表现，好这种学、那种学，惟不好自家本有之学，这个好学何以有这样一种蜕变？这个可以再来说一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想重现一下昨晚来路的车上，当时说到张南皮在学制之议的时候提出要把经学放在首位的位置上，秋风老师评论一句，说这已经是当时最好、最可能的一种方案。我不会否认，也许在当时所可以谋得的一个最积极的结果就是这样。但当时我问，一旦这个最好的方案不能得以实现，有没有一个兜底的方案，让一种最坏的、无可挽回的事情不至于发生？昨天晚上所说，与今天的内容结合起来，则重建学统所能够达到的最好是，第一点，成诸学之统，这是最理想化的，值得用最大的力气去追求；但是，未虑胜，先虑败，如果这个目标不能达成，一个退身之计，就不能不考虑如何退保儒家的一学之统，这是过去如张南皮、王静安等所短的，是如蔡元培者所不会顾及的。那么请问，你对于这个，有没有某种谋划或思考？这是我的两个问题。
黄光国：刚才姚教授提到西学的问题，我觉得下一次我们要清算韦伯，这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人对天的信仰与西方对基督教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韦伯在这个地方搞错了，所以下一次我们可以谈韦伯。我在《尽己与天良》这本书里说，中国人的信仰是天跟鬼神的双重结构，这是韦伯完全搞不懂的，继续追问下去你马上可以发现中西文明有很大的差异。刚才好多人发言讲我们对天跟西方人对神的概念，根本不是对等的嘛，这是很好的议题，我只想补充这一句。
胡水君：我不提问，谈点感想。刚才姚老师谈得很好，只是，这里似乎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学问的特点或殊胜之处。我这几年时不时地会翻阅《论语》，不是专门研究，越看越觉得这个“学”在《论语》中的重要性。孔老夫子多次以“学”来描述自己。他说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然后又感叹，“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孔老夫子像一位得道者，年轻的时候志学求道，年老的时候那个架势很像老子。他不厌其烦地给弟子讲，弟子们却未必总是听得懂。子贡评价孔老夫子：“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可能不是说孔老夫子没有讲性与天道，而是讲了白讲，弟子们听不懂，可能只有颜回听懂了。《论语》对此描述得很形象。有弟子或许觉得孔老夫子有意留了一手，孔老夫子说，“吾无隐乎尔”，对弟子没有任何隐瞒，但是弟子听不懂。还有弟子好奇地去问孔老夫子的儿子，孔老夫子是不是对自己的儿子有不让其他弟子知道的私密传授，孔老夫子的儿子回答说，只是让学诗学礼而已，没有讲其他内容。看上去，这里有一个中国学问独特传授的问题。一方面，孔老夫子没有任何隐瞒，另一方面，一些弟子对孔老夫子所讲始终充满疑惑，这中间明显有一种老师明明讲了，但学生就是听不懂、把握不住的现象。我觉得，中国传统的这种教与学，显然不是诸如1+1=2之类的内容，而很可能涉及的是形而上学。对此，老师只能提点，最终只能是学生自己切身获得，老师代替不了。比如，“日用而不知”，听是这个，看是这个，说是这个，时时刻刻都在用，“逝者如斯”，从未停歇，但对于这个究竟是什么，老师只能明确指出有这么一个东西，学生只能自己亲身去知、去把握。即使老师讲得再多，学生自己不能切身对上也没有用。这是中国很奇特的一种“学”。对于其所涉及的形而上的道德本体，可能发现有一个过程，自觉之后纯熟默契又会有一个漫长过程，所以，孔老夫子自己也可能一辈子都在不断深入地学，诚恳地不以圣人自居，“学而时习”，“学而不厌”。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与授业有明显不同，业可直授，道却不能像书本知识那样传。所以，有人评价孔老夫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也就是，明明知道难以让别人明白，但还是不厌其烦地努力去讲去传。这是中国学问的独特之处，也是殊胜之处。
罗志田：谢谢胡老师!“学而不厌”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说明学其实是不悦的。孔子曾经说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傅斯年曾经就质疑过，他说哪里悦，应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恼乎”才对。孔子说自己学而不厌，就是说我一直很努力地学，而学习是件可以让人厌的事情，我做到了不厌，一般人做不到。可见傅斯年是比较对的，那就应该是“不亦恼乎”。但是我曾经商榷过傅先生，因为他接近朱子以后的说法，就是都把学而时习之界定为不停地学。这个理解不一定是孔子的原意。在朱子之前的解释，“学而时习之”的“时”是天有四时的“时”，应该是说，春夏秋冬热的时候就穿凉快的衣服，冷了我们就穿厚衣服；学而时习之是你该习的时候就习，所以才“不亦说乎”；如果按朱子以后的说法，一直不停地习，就是“不亦恼乎”，这可以从“学而不厌”得到支持。
虽然我刚才故意商榷一些人，但只是为了完成主持者的任务，想要让我们讨论变得活跃一点。其实我赞成你们每一个人的发言，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一轮是一个团结的讨论、胜利的讨论。
黄开国：罗老师讲到我说康有为为学科分立建立了理论根据，与曾亦教授讲的有差别，我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呢？是从康有为的新经学来讲的，康有为的新经学将各门学科都视为经学的组成部分，而经学在康有为的思想中是最高根据，各门学科也就获得了存在的价值与分立的根据。这与经学的独尊凌驾于其他学说的心态相比是一个历史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学科分立在观念上的体现。
曾亦：罗老师，刚刚您提到古代经学教育曾经设立过律学博士，这好像是在南北朝，或许最早还可以追溯到魏晋，我想了解一下，不知隋唐以后科举考试科目还有没有律学这一科？
姚中秋：有律学、算学。
罗志田：是的，有人说晋代就设了，但是都没有长期贯彻下去，主流还是您说的那些。不过您刚才说传统，传统可以延伸到很远，不考试的时候就有了传统，那个时候学的东西也不一样。
曾亦：那么，我的意思是想表明，在制度上古代经学曾经是一统天下，而秋风似乎设想经学在将来还要一统天下？我与秋风的考虑不一样。
姚中秋：水君兄讲到一些见解，确实非常深刻。天和神的区别恰恰就在此，神说了很多话，先知把它记下来，先知可以告诉你，神是什么，他也可以布道、传教，因为先知、传教者可以给你把神讲得明明白白。至于天呢，天不说话，所以尧、舜、孔子不能传达天的话，孔子不能以清晰的言把天描述清楚。
那怎么办呢？孔子自己说了，“下学而上达”，每个人都只能自己下学而上达。所以从根本上说，中国之学是自学，自己体悟。《学记》里面讲的就是如此之学，“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只有中国之学，才有教学相长。就大人之学的展开而言，根本上来说是“童蒙来求我，非我求童蒙”，“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学者自己是主体，一步一步地尽心知性而知天，这是要你自己来完成的。因为老师也不能把天给你描述得明明白白的，这是中国之学的根本特点，天和一神的根本区别就在这个地方。
也恰恰因有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如黄光国教授所说，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可以说是双层的，既是敬天，同时又敬各种各样的鬼神，此即我刚才讲的，“一个文教、多种神教”，但究极而言，则是“诸神统于天”，诸神在天上共生。
曾亦：秋风，我很早就想跟你说这句话了。对于康有为，秋风似乎一直有看法。但是，秋风现在讲的这个观点，其实在康有为那里就有更好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宗教是人道教，而西方的宗教是神道教，或者说，如果从阴阳的角度来讲，中国宗教属于阳道，西方宗教则属于阴道。因此，康有为认为中国还是可以讲宗教的，但比西方宗教要更高明。
姚中秋：接下来是丁纪兄的问题。他讲，我们现代中国人好西学而不好自家之学。其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困境，前面丁纪兄讲到，我们的学统在过去几千年中都没有明显的中断，也就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中断的。但这个看法我要跟你商榷一下，事实上，这个学统以前就曾经中断过，起码可以说，隐没过一段时间。比如在周秦之际，流行的是诸子之学，太史公记孟子即表明这一点。学统尚存，但也就是不绝如线而已。还有一个时代是隋唐，固然有科举，但治国者、士大夫，人人侫佛，连韩文公自己都是侫佛之人，隋炀帝以佛治国，李唐又崇奉老子，学统同样不绝如线。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经历的学统中绝，历史上就有过，也许程度没有现代如此决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外部的冲击，有的是内部的调整，其中，较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进入新的天下，也即，天下规模陡然扩大，本来在中国之外的外来学术或者神教冲入，那就会冲击学统。这个时候好学的，确实是佞外来之学，确实是数典忘祖。
但是，我们应当对圣贤之学有信心。如果圣贤之学是好的，佞外来之学的人一定会回来。历史上，也确实如此。通常，这个扭曲的好学，经过一段时间后，会有一个转向，也即，把外来的学，或者是新兴的各种各样的杂学，予以消化、会通，从而构成新的学之体系，而吾家学统又见其博大丰富矣。比如，经过战国秦固然是杂学当道，汉儒则把诸子之学予以消化，宋儒也把佛教消化，重新构造出了学的系统。我想，我们今天可能也处在这样的阶段，像黄光国老师做的工作，或许可以打个比方，深入虎穴，擒得虎子，把它养大，变成自家猫。
中国之学统，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中国每过一段时间就经历一次大变，最重要的变化是天下扩大，周秦之变、隋唐之变以及这一次现代之变，都是因为天下陡然扩大了很多，新的知识涌入，你不能不面对它。中国人不是拿着枪炮与之对着干，而是发扬好学之精神，把外来知识吸收过来，重新铸造新的学体。
关于丁纪兄的第二个问题，最高方案和最低方案，其实我觉得，张南皮的在学校中保一点经学的方案，在当时是最好的方案，今天，恐怕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起点，也只能这样。但当然，最终的目标是以经学作为诸学的基础。我不是说替代诸学，而是为诸学构筑一个坚实的共同基础而已。由此基础，中国学者就可以化用西方之学，丰富学统。
总结
任锋：会议经过一天辛苦的讨论，胜利圆满地闭幕。我觉得我们8月份在筹备的时候，还是比较忐忑的，因为虽然这些问题我们觉得非常重要，感觉学界很多学科的朋友们，也不同程度地把握到了它的紧迫性。但是还不太有把握请到各个学科有代表性的贤达共聚一堂来充分地讨论，担心不能够共频，不能同振，也不能共鸣。但是因缘际会吧，最后效果看来还不错。
今天的会议实际上我们拟定的题目围绕学统、学科来展开，背后其实是一个更为系统性的文明的这样的一种，说它自觉也好，说它焦虑也好，说它使命感也好，就是说归根结底还是传统的道、学、政三者，以学为中心，它关乎一端牵涉到道，一端牵涉到政，是这么一个复杂的系统命题。我们讨论学一定会涉及到这两端。事实上，我们即使从西方现代发展的命运来看，西方现代的社会、经济、法政秩序，背后仍然是具有它的深切的、文明特色的一套意义架构，而且这个意义的架构有很强的神圣性格。因此我们今天在讨论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端会影响到我刚才讲的社会、经济、政治的秩序的想象，另外一端势必不断追问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天、道、教的这个层次。所以，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道、学、政这样的一个三维复杂问题，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当中，经历了一度几十年的比较变异的方式、扭曲的方式，铸造之后又重新以它回归传统的这种强烈的节奏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问题实质上在于这个地方，因此我们今天仅仅是以多学科跨界探讨的方式，把这个信息集中地揭示出来，只是敲响挑战之钟的一些有勇气的孩子。其实我的忐忑还有一些，因为有很多学科的朋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如果一旦上升到儒家天命，我就不知道大家会讲什么。但是我觉得从今天看起来，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虽然叶老师可能力挺法家，但我们仍然可以说，法家的确提供不了像天命观、天命论这样一些具有神圣性、超越性的意义架构，法家真的没法提供。也许道和儒在这个方面的确比较擅长，尤其是儒家。另外像罗志田教授他写文章按照他的说法是比较文的，隐藏得很深，面貌是一个亦庄亦谐的历史学家，而这个历史学家的信念是曾经作为历史学者的我最喜欢拷问的。但是我今天从罗教授的主持和发言来看，无论是以何种知识进路进入我们这样的一个思想论域，它背后的那种文明的价值、精神的一些议题，可能都不是能够轻易摆脱的，他也必须运用这样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和进路，因此，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坐下来谈这些比较紧迫的问题的。
套用个流俗话头，基本上我觉得我们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都江堰共识”，这个都江堰共识大概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们都基本上认定在过往100多年里，学术思想主要以横向移植西学为主、为重，这是一个共识。第二个层次，我们也认识到，特别像罗教授给我们指出来的，我们在从传统瓦解到形成这样一个不断地学别人、不断地移植、自我殖民的这种状态，我们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复杂的过程，无论叫它学科分化也好，肢解也好，新的范式确立也好，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们其实对这个过程本身的确还是需要把它搞得更清楚一点，就像黄光国教授不断提的，我们最起码要知道像牟先生那样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那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他们偏狭、局器狭陋，以至于我们今天根本就觉得他们那些问题不再重要了，还是我们应该接着他们提出的问题继续往前追问？第三个层次，大家基本上也都同意未来我们的发展不仅要横向移植，而且要纵向贯通，而且这个纵向贯通又的确牵涉到了道损和学进的问题。“为道日损”这一方面，我想最乐观主义的文化想象，就是姚教授刚才讲的以文为主、以天为纲来多样性地包容一神教和意识形态，以中学为本充分吸收西学，他曾经有一个非常棒的提法，“中体西学，资相循诱”，这是一个最为乐观主义、最有自信力的表达。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会同意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纵向贯通，在这个普遍价值的表述上，中国完全有资历、资质去承担这样一个工作和使命，但是到底能做到多少分，就要看黄光国老师不断强调的，我们是否真的能把西方文明学术思想的精华学到，吸纳进中国既有传统的这种思想学术的脉络当中去，真正地化掉它。这个的确是挑战，难度非常大。
总体来讲，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在学科代表性上，法学、政治学、心理学、外交学这些社会科学对这个问题的表达非常之强烈。而哲学、史学这些人文科学因为它们和既有传统之间的断裂似乎没有我们这些社会科学那么强烈，所以说它们表达得并不是那么明显。具体的一些观点，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比如说胡水君研究员讲的科学、哲学、理学并行，然后尝试提出以法学理学、政治理学的这样一种新的概念，我觉得是新的认识论的方向。比如说丁纪兄提到的动态的、不能穷尽的儒家四科之学如何与现代学科体系之间辨别、甄别或者是对接，兜底方案或者是最好方案的选择。比如说黄开国教授讲的六经学和四书学的这样一个传统内部精华的搭配和组合。像这些观点我觉得都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未来或许会有更充分的发展，现在只是开了一个头。
我们的这次会议可以说初步地不愧于横渠四句教，大家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是否能够开太平，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或在未知之天。而未知之天是什么，我们还得去修、去练、去学、去教。谢谢大家!
来源：《天府新论》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