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国文读写教学构想
一
蔡元培批评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不重视培养革新人才，所以招致失败；这其实是不完全公正的。维新派的失败，自有种种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原因；至于培养人才，他们中间的一些主要人物倒是自始至终十分重视的。康、梁、严、谭，无不如此。
梁启超（1873—1929）一生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98年百日维新之前，是他积极从事变法维新的舆论宣传和实际运动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从其师康有为那里学得了较为通达先进的治学方法，接触了当时译出的许多西书，形成了“强国必先强人，强人必先强学；变法必先变人，变人必先变科举制为学校制”的坚定信念。他在主编《时务报》（1895）时宣传这样的思想，在主持长沙时务学堂（1897）时亲自实践这样的思想，最后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企图借助朝廷之力把这种思想向更广的范围内扩展。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他逃亡日本，一直到五四运动前夕，是他进一步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中汲取养料，坚定了自己改良主义的思想立场，并积极宣扬资产阶级新的政治体制和新的教育学说的阶段。这个时期，他承袭昔日坚信“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观念，向国人介绍欧美以及日本正在施行的一些新的教育制度、教育设施；甚至还详尽地介绍和引进了日本学者当时译著的许多人文科学方面的教材。五四运动前后，是他开始从无望的政治活动旋涡中解脱出来，专心从事于著述和讲学的阶段。梁氏一生，在学术方面著述千余万言，而在这一阶段留下的成果却有几百万言，其中重点内容之一仍在教育教学方面。有关国文读写教学的论著（讲演），也都发表在这个时期。
梁氏在学校亲自任教的时间是很短的，在中学堂任教的时间则更短（据他自述，约有半年），那么他对中学国文科读写教学的一些见解，何以能使当时及后世许多学者所推崇、所折服呢?
原来梁氏本人是个天赋极高的人物，他8岁能作诗文，10岁考中秀才，12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15岁专攻训诂词章，17岁（1889）得中举人，18岁开始就广泛涉猎上海制造局译出的各种西书。这样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广泛阅读，到晚年确已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境地。此外，他的文才也极高，一枝笔先是以雄健古雅的古文为人称道，继而又以流畅而笔端饱蘸感情的报章体文言称著于世。五四以后，他写的语体文也达到了当时一般新派作家所能达到的水平。他的著述宏富，语体各不相同，文体多姿多彩，一概都写得极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加之，他又善于从西方资产阶级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文化巨匠那里汲取有益的东西来分析研究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在治学上掌握的是比较先进的方法论。凭着这么一些条件，他对本国语文的读写规律自有其深切而独到的体验，发为宏论，自易切中肯綮。
梁氏全面探讨中学国文读写教学问题的专著题名“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1925年中华版）。该书原为梁氏1922年在南京高等师范（1923年后改名为东南大学）所作专题讲演的记录，最初发表于《改造》第4卷第9号，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收入时，内容上稍有增补。中华书局出单行本时，内容又有重要修改。因此，同题的三种资料，内容大同而有小异，而以中华单行本为善、以《改造》刊发稿为早。此书内容，除小引外，主要分两大部分，前论作文法，后论教授法，研究的重点在文言文的读写教学。因为梁氏主张国文一科，小学应读写语体文，解决语体文的应用问题；中学以上（包括大学预科）学校应读写文言文，重点解决文言文的应用问题；同时，他还认为“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写”的水平，“读”的注意中心就该在“写”的规律和法则上，因此他把自己的讲演稿题名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
二
梁氏关于作文教学的构想，值得后人继承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大致有如下各点：
作文教学要重在“应用”。这一点，差不多是当时一般革新派人物的共识，蔡元培这样主张，刘半农也这样主张。梁氏把文章分成三大类，一记载之文，二论辩之文，三情感之文。他说：“作文教学法本来三种都应教，都应学。但第三种情感之文，美术性含得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的事。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这一种（指情感之文──笔者注）不必人人皆学。”（引自《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很显然，梁氏主张在中等以上学校里，作文教学应重于指导学生写作记载文和论辩文这两类实用价值最大的文章。梁氏在批评民国元年以后学校教育的弊病时曾经指出，“学问不求实用”是当时的一大积弊。他说：“学问可分为二类：一为纸的学问，一为事的学问。所谓纸的学问者，即书面上的学问，所谓纸上谈兵是也。事的学问，乃可以应用，可以作事之学问也。”“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益处也。”（见《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1917年）这种视作文为应世之需，因而教学内容要重在“应用”的观点，正是对封建传统教育的一种强有力的否定。
作文教学要先明“规矩”。梁氏认为，作文教学要取得好的效果，师生双方都得首先明白作文的规矩，即作文法。他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大部分篇幅讲的是文章作法，原因就在于此。梁氏把作文法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写任何种类的文章都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就是怎样的结构成一篇妥当文章的规矩”。这规矩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该说的话──或要说的话不多不少照原样说出，令读者完全了解我的意思。”所谓“该说的话”，就是构成文章的必要的原料。话有该说的和不该说的，原料有必要的和并非必要的，确定的标准是：①“时候如何”，②“作者地位如何”，③“读者地位如何”。同样一个题目，时间场合不同，作者意图不同，读者对象不同，该说的话也不同。梁氏的这一观点完全符合现代应用语言学强调语言运用必须重视社会交际环境的适应性的理论。所谓“照原样说出”，就是把观察到的（客观的）或感受到的（主观的），毫不走样地说出。这里的关键是：①“把思想理出个系统来”，“然后将材料分种类分层次”地配搭得宜；②“提清主从关系”，“常常顾着主眼所在”。所谓“令读者完全了解”，就是要求表达平易浅明，思路顺畅通达，反对“谬为高古”，力戒违背逻辑原理。作文法的第二个层次，即各类不同体裁文章的不同的作法，也就是写不同体裁文章的特殊规矩。梁氏讲演稿的主要内容就是详尽地阐述这方面的“规矩”的。梁氏认为，指导学生作文必须让学生真切地明白这些规矩。他说：“文章做得好不好，属于巧拙问题，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得来的。如何才能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事，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而“懂了规矩之后，便有巧的可能性”，所以教作文实际上是教作文的种种规矩而已。
作文教学要求学生作的篇数要少，用的功夫要细。梁氏在作文教学的训练上是主张重质的，他反对只讲“多写”而不讲“实效”，认为在篇数上，与其做得多而草率应付，倒不如少做几篇，抓细抓实，让学生做一篇有一篇的收获。他说：“我主张每学期少则两篇，多则三篇，每一篇要让他充分的预备，使他在堂下做。看题目难易，限他一星期或两星期交卷。”可见，梁氏所强调的是，每作一篇，都要扎扎实实地抓好作前的“预备”工作和作后的修改工作，决不轻率从事，篇篇都讲求实效。此外，他还主张“让学生在课外随意做笔记”，即现今所说的“自由练笔”，以此作为课内作文的必要补充。因此，严格地说，梁氏对作文训练量的要求是：重点作文少，反复琢磨认真写；随感笔记多，养成习惯经常写；使二者互相配合，相辅相成。
作文教学要重视取材方法的指导或直接提供材料，反对凭空瞎想。梁氏认为，出个题目让学生凭空去瞎想，是作文教学的大忌，因为瞎想的结果必然是胡编乱造，而胡编乱造成了习惯，于学生害处极大。他主张学生作文一要“求真”，二要“求达”。求真，是第一位的。他甚至认为，“凡作一篇记载之文，便要预备传到后来作可靠的史料，一面对于事实负严正责任，一面对于读者负严正责任，学生初学作文时，给他这种观念，不惟把‘文德’的基础立得巩固，即以文体论也免了许多枝叶葛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写文章先在存“米”、找“米”上下功夫，这才是正道。“米”从哪里来?梁氏认为，凡是学生直接能接触到的人事景物，通过“普遍而精密”的观察得来，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责任在指点取材的方法，主要是观察方法和取舍方法；凡是学生不能直接接触到的人事景物，通过“提供材料”让学生切实掌握，“提供”的方法，一是供给，即直接印发资料；二是口授，即口述资料；三是指定文件，即指定阅读材料。总之，学生在提笔作文之前，不在“苦思冥索”上花时间，而要在“搜集材料”上下功夫。例如，要学生学习用分类法写记事文，可以结合学生在其他课程中所学到的知识作详密的分类，学生就不愁没有材料，而且使作文与别科互相联系，可以“两面受益”。又如，要学生写《赤壁之战始末记》，这是历史事件，可以先指定学生看《三国志》中的《周瑜传》《鲁肃传》《孙权传》《诸葛亮传》，将关于赤壁之战的事摘出，然后考虑该如何去取材料，该如何安排材料。这样，不但材料丰富，拓宽了学生的阅读面，而且也同历史科联络了起来。梁氏所构想的这种“择取实际材料来作文”的做法，决不单纯是一个教法问题，实际上已涉及文风、文德的培养，涉及到国文科与其他各科的联络和与实际生活的联络，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作文教学要与思维训练紧密结合。综观梁氏有关作文教学的构想，其核心在指导学生学会恰当地、条贯地“整理思想”。这“整理思想”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思维训练的过程。首先，梁氏强调在给学生提供材料的时候，固然应以必要的材料为主，但不必要的也不妨列出，以便“试验学生的选择力如何”；“材料都摆在那里，令他们细细的裁量、驾驭、排列”，这就是极好的思维训练。其次，梁氏还主张“一题可做数次”，同一个题目可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写成几篇文章，使学生对于一个题目的方方面面都能了解、都能想到。再次，他主张教学生写论辩文，“断不许违背思辨学的法则”，要做到“辞与辞相待，句与句相复，段与段相衔，中间不漏出破绽”，这就是要求思维的严密和合乎逻辑；尤其驳诘的文章，题目最好能彼此都似乎“有理”，彼此都能“反对”，构成“问题”，这才有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否则，正确的结论在题目上明摆着，就不宜做论题。此外，梁氏还认为“教人作文当以结构为主”，所以评改学生作文特别要注意的是“思想清不清，组织对不对”；至于“字句不妥当”学生固然要注意，但毕竟属于“末节”。忽视字句的妥帖与否，不免是偏颇之词；但梁氏对文章的思路脉络、组织结构特别注重，自有其合理因素，因为文脉、章法直接关涉到文章作者的思维品质，关涉到文章的全局。
上述五项，是梁氏关于作文教学构想的主要内容。梁氏自称这是“创作”，因为“以前的人没有这样的研究过”，他的目的是想“打开”一条“新路”，并希望人们在这条“新路”上继续有所开拓。
三
梁氏曾经这样感叹：“在今日学校各项课程之中，最为重要者固属国文，而教授最感困难，教师最感缺乏，学生除有生性特别嗜好外，最感觉干燥而无生趣者，亦惟国文。”国文教学“难”在何处?要而言之，一是论文选文缺乏深浅、是非的标准；二是旧论新说，孰优孰劣，莫衷一是；三是人人可以凭一己之偏见而抹煞其他；四是“国文”本身，界说不清；五是名为一科，实际上内部头绪纷繁、内容庞杂；六是文海浩瀚，去芜存精，非有“伟大学力”者不足以胜任。这就是梁氏的国文教学“六难”说（《中学国文教学概要?序》）。梁氏说的“六难”，关键却只在二难，即：宗旨难明，标准难定。国文教学之所以呈现出严重的混乱，根源就在于此。怎样解决这些“难”处?梁氏开了一张处方：“欲减轻此六种困难与弊端，其法固非止一项，然最大之点，当为经验，有经验，则可随时处变，加以调剂。”一句话，凭教者的读写经验来斟长酌短，凭教者的教学经验来就利去弊。梁氏对国文科讲读教学的革新构想，正是凭着他的丰富经验而来的。
梁氏早在1896年就书院课程改革问题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学非一业，期于致用，言非一端，贵于可行。”强调学习任何课程，都必须重在“用”，贵在“行”（《上南皮张尚书论改革书院课程书》）。国文一科当然也不例外。梁氏一生博览群书，可谓蓄积宏丰，可是这种蓄积如果只存之于内，那至多也只是个庞大的“活书橱”而已；必得应时世之需，发之于外，或著书立说，或践履躬行，或演讲呼号，这才能使内在的蓄积成为于国于民有利的精神财富。因此，凭“经验”，梁氏肯定国文教学的宗旨在“应用”，为了蓄积而进行的“读”目的就是为了表达的需要，为了丰富表达的内容、提高表达的水平。这是梁氏讲读教学全部构想的基点。
从吸收是为了表达、读是为了写这样一个基点出发，梁氏为讲读教学构想了一种教学体系。据他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分析，当时的中学里，教国文有这样两种“体系”：一种是按时代顺序，由近而远，逆溯而上，先教近代文，再教明元、宋唐，一直到上古；另一种是按教员的需要与可能，东选一篇西选一篇，任意编排。这些做法，梁氏认为都不可取，都不能构成科学的体系。他提出了一个分类、分期、分组进行教学的体系，认为这个体系足以裨补当时讲读教学的某些缺陷。
什么是他构想的分类、分期、分组的所谓三“分”教学体系呢?要点是：
“我主张一学年有两学期。一学期教记述文。一学期教论辩文。由简单而复杂。记述文先静后动。论辩文先说谕倡导，而后对辩，论小事的在先，论大事的在后。”
“不能篇篇文章讲，须一组一组的讲。……选文并不要依时代的次序，要分组选。十篇之中一篇是《左传》，一篇是《史记》，一篇是新文字……都不妨事。”
梁氏的这一构想，文字提炼得简要，内涵却很丰富，很值得咀嚼。
在这一构想中，梁氏第一次从教学的需要出发，对古今文章重新进行了分类。
在我国，文章分类学的研究，源远流长。自《诗经》分诗体为风、雅、颂三类，《尚书》分官家公文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类，及至三国魏曹丕著《典论?论文》、西晋陆机著《文赋》、南朝梁任著《文章缘起》、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文章分类学的研究成了古代文论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并且成果丰硕。一些学者，为了给弟子提供习读材料，根据文章分类研究的已有成果，选辑范本，早有南朝梁萧统辑《昭明文选》，后有清储欣辑《唐宋十大家类选》、清姚鼐辑《古文辞类纂》、清曾国藩辑《经史百家杂钞》等，惠及后学，影响至巨。不过，古代这种文章分类学的研究成果和依据这些成果而选辑的读本，毕竟是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科举制的产物，时代发展到20世纪，新的思想文化潮流和新的教育教学制度已经对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标准，应新式国文教学之需，更必须按这种新要求和新标准对古今文章进行重新分类。梁氏的讲读教学构想，首先在文章分类上为时代提供了新的成果，这成果甚至可以名为“文章教学分类学”，即从教学之需着眼来对文章进行分类。
梁氏的分类标准有二，一是文章的功能，二是文章内容的繁简难易。他把一般文章分成三类：记述文（即记载文）、论辩文和情感文。他认为，从教学的观点看，学校国文科应以讲授记述文和论辩文为主。理由已如前述。但是这样简单地来划分，还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所以他又按照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的原则，分析了各类文章在内容上和写法上的繁简难易，做了分类列序的工作。他把记述文分成四类：一、记物件之内容或状态。这一类主要是作提要、题画记、说实质、记特征等，属静态记述。二、记地方之形势或风景。这一类所记范围有所扩大，但比较还属固定，可以按空间划出界限，逐步记述，仍属静态。三、记个人之言论行事及性格。这一类便较难了，因为人的言行有时间空间上的变化发展，人的性格也有内在外在的不同表现，属动态，要记述得恰好，便不容易。四、记事件之原委因果。这一类就更难些，因为事件牵涉到的人总不止一个，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也总有个过程，要在动态记述中顾及各个方面，就非大大地费一番观察、分析和组织工夫不可。这是记述文的分类列序。论辩文，梁氏分为五类：一、说谕。即对特定的对象发表一种意见，劝其信从，如命令布告，公私短函之类，最为简易。二、倡导。标举一种主张或见解，扼要申述理由，以供研究讨论，如一般倡议之类，稍难。三、剖释。对某种事理或倡导之说，进行较为详密的分析论证，又稍难些。四、质驳。据理反驳他人的说谕倡导或剖释，要讲究驳诘问难的充分根据，当然更难。五、批评。有破有立，在批评中彰显自己的是非观，是上述各类的综合运用。这是论辩文的分类列序。梁氏的这种文章分类法，更多的也是凭借他的丰富的读写经验而来，虽然粗略，但也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在当时中学以上的国文教学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它毕竟为设计出合理的、符合教学原则的教学体系，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在梁氏构想的讲读教学体系中，他坚持记述、论辩两类文章要分期集中讲授，使二者交叉配合，形成循环加深的格局。
梁氏认为，东一榔头西一棒，零打碎敲，什么都接触一点的讲法，是什么也不能真正学懂、学通的。他说，“须将各类文分期讲授”，“最好每年前学期授记述文，后学期授论辩文，年年相间”。其所以要这样做，一是因为各类文章有各类文章的特点和读写要求，总要让学生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里专攻一类文章（或一类文章中的某些具有共性特点的样式），在这基础上，“打通一关再进一关”，而不要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这才容易收事半功倍之效；二是师生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把精力集中在突破某类文章的某些特点上，探讨必然更为深刻、切实。梁氏的这一见解对后来中学语文教学的体系建设，影响很大。所谓“初一以记叙文为主，初二以说明文为主，初三以议论文为主”的思路，很大程度上是承袭梁氏的构想而逐步形成的。根据集中力量攻其一点，务使真正有所得益的原则来衡量，梁氏的构想，对提高国文教学的效果无疑是有益的。
梁氏为求得讲读教学的目标尽可能的集中、明确，他竭力反对就一篇篇范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讲解，而主张采用分组选文、比较分析的新的教法。
梁氏说，讲读教学“不能篇篇文章讲，须一组一组讲。讲文时不以钟点为单位，而以星期为单位。两星期教一组，或三星期教一组，要通盘打算”。这种构想当然是借鉴当时欧美和日本通行的“单元教学法”而来的，教学的着眼点不在单篇文章而在一组文章，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要从一组文章出发来“通盘打算”。而梁氏的组元原则明确单一，即各类文章的不同组织、不同作法。每组选这么十来篇文章，只要在组织上、作法上可资比较的，无论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都可以同列一组。讲授时，以一篇或几篇为主，带起其他各篇。这样，学了一组文章，就对某类文章的特点，从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都加深了印象。
以上就是梁氏构想的分类、分期、分组的三“分”教学体系的基本轮廓。
这样一种新的教学体系，必然要求在课堂教学的组织上也要相应地有所变革。
首先是讲读教学的原则问题。在讲读教学中，教者应该给学生什么?是给学生现成的知识和最终的结论吗?不。梁氏提出的原则是：“教员不是拿所得的结果教人，最要紧的是拿怎样得着结果的方法教人。”也就是说，“善于教人者是教人以研究的方法”。讲读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教给学生阅读各类文章的方法，指点学生从一些范文中探求事理、探求立意谋篇规律的门径。因此，研究的重点不在文章的字句而在文章的组织，不在文章的枝节而在文章的整体。
其次是讲读教学的程序问题。梁氏根据自己构想的教学体系，为课堂教学设计了这样的程序：
第一步是课前讲授。为了给学生提供阅读某类文章的一把钥匙，梁氏主张“每一个学期开始之时，先要有一两堂讲演式的教授，把本学期讲那类文章作法的重要原则简单说明，令学生得着个概念来做自习的预备”。这种课前（实际是学期之初）讲述理论要点的设想是一种很新鲜的设想，它完全符合梁氏对于国文教学整个体系的构想。因为按照他的体系，要求每一学期集中研读一类文章（实际上是某类文体中的某些样式），这就有可能在新学期一开始就为学生勾勒出这类文章的基本特点，提示研读这类文章的基本要领，以便学生“得着个概念”（即明白了一些理论要点）去独立研究一组组具体作品。如果再缩小范围，在讲一组选文之前，似乎也可仿照办理，先把这组选文的主要特点和可资比较之处作个概述，然后让学生自己去研读。目的都是为了事先指点门径，以利于学生在教师指点下自为研索，登堂入室。梁氏的这一设计思想，与当代著名教育家赞可夫提出的“理论知识起主导作用的原则”，在基本精神上不谋而合，因此不但有实践意义，而且有理论研究的价值。
第二步是课外预习。不预习就不讲授，这是梁氏的不二信条。他要学生在课外预先把要研讨的一组范文，按教师指点的门径去自行阅读，“看每篇作法的要点在哪里，各篇比较异同何在”，通过自学，“令学生知同是一类的文，有如此种种的不同；或同一类的题目，必须如此做法”等等。他认为这种课外预习要在自修室里进行，在时间分配上，“自修室的用功时间最少要与讲堂时间平分”。可见他对于这一步工作的重视程度。这对中学生特别是高中学生不算苛求，否则，很难设想会有效地提高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
第三步是课内讨论。梁氏认为，对于一般中学生来说，字面上把选文读懂并不困难，所以“把他们已懂得的还刺刺不休来讲，徒令他们生厌，而且时间也不太经济”。他主张在课堂上采用讨论式的教授，即在预习的基础上，“令学生各人把自己所见到的说出”；在讨论中，“学生看错的或看不到的，教师随时指导”；最后，“教师把全组各篇综合讲一次，说明自己的观点，便算讲完”。年级低一点的，教师指点和诱导多一点；年级高一点的，应给学生以更多的独立发表见解的机会；这样做，不但学生的心力得到充分的锻炼，而且还可以收“教学相长”之效。
梁氏这种设计的要旨，就在于把教者的精力主要用在组织和指导学生自学上面，而一扫以往旧式学塾中教者一味喋喋不休的陋习。40年代，叶圣陶概括阅读课的教学过程为预习──报告和讨论──练习这样三个阶段，其与梁氏设计的承继脉络是显而易见的。
* 本文在《札记》中原分（上）（下）两篇，现合并为一篇。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