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注：因历史和政治原因，我们这几代人的宗教素养多数为零，这不仅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极其有害，也使这个时代的知识群体无法站在宗教文化的高度来思考学术文化，从而产生偏执和碎化。因为从西方文化的源头上看，毕达哥拉斯学派科学与宗教结合在一起，科学的数目和数学证明着万物创生原理和宇宙奥秘，是为宗教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只是宗教的一部分或分支（它最后脱离并独立于宗教之外）。随后诞生的基督教与科学分分合合，直到十六世纪，科学才独立于宗教，成为影响世界的新思想。 本文结合中国文化土壤特质，提出了如何让科学在中国开出智慧的花朵问题。这需要我们思考如何移植或从自身的文化里面培育出“重智”的“希腊基因”，并给予它相应的宗教文化土壤等问题。 文化教学认为，没有宗教文化，无法完成从人格品质向圣格和神格的提升，从而塑造一个民族道德文化的高度。而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看，没有宗教文化底色的支撑，一个民族还无法完全实现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体系的构建。 因此，本微信适当推出一些宗教文化思考与解析的文章，目的是正确认识宗教文化的意义与作用，从而完善个体人格修炼，消除历史与政治带来的学养盲区。
从文化源头看科学与宗教 中国文化研究所 陈方正
在宇宙纷杂茫昧的万象之中，科学的探索犹如大海捞针，只有超然物外，淡薄无所求于事功名利的哲学心灵，才能够以千山独行的坚忍，长年究心其中而不感到孤苦寂寞。这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越追求，是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哥白尼以至牛顿、爱因斯坦、哥德尔一脉相传的大传统，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希腊的重智精神，也还包含很深刻的宗教情怀。
在过去百年间，从第一代理工科海外留学生在1910年代归国任教，和胡明复创办《科学》杂志，以至 “五四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五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六十年代中国在核武、导弹和宇航等尖端技术获得突破，以迄今日“科教兴国”成为举国上下的目标，中国科学已经走过很长一段道路。因此，很自然的，不少人认为，中国大有希望在今后数十年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然而，这愿望是否能够实现，并不完全取决于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努力，或者政府的意志、规划与投资，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关乎历史和文化因素，这虽然好象十分抽象和遥远，却是不能够忽略的。 提到历史和文化，国人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传统科学本来并不亚于西方，只不过受了宋明理学的影响方才变为停滞不前，欧洲则由于文艺复兴的刺激而突飞猛进，由是两者之间出现巨大差距。另一方面，胡适却又曾经提出，中国文化的一个优点是其宗教心“比较薄弱”，所以能够“建立一个人世的文化”，只可惜后来佛教传入，“造成了一个长期的黑暗迷信的时代”[1]。这样看来，阻碍科学发展的，应当是宗教而并非人文精神了。根据无论哪一种说法，现代科学之出现于欧洲而非中国，都是很意外的事情。其实，两种看法都颇有问题：只要认真追溯西方科学的渊源，我们就会发现，它成长的文化背景与过程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文化背景对于其今日发展仍然是有意义的。 一、西方科学的诞生 西方科学的源头在那里？牛顿(Isaac Newton)说他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望得更远”。他心目中的巨人是谁？十六七世纪的哥白尼(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开普勒(Kepler)自然可能在内，不过，对于深深服膺希腊几何方法与精神的牛顿来说，真正值得仰慕的，肯定还有远在公元前二三世纪的欧几里德(Euclid)、阿基米德(Archimedes)、阿波罗尼斯(Apollonius of Perga) 、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 of Samos)这些亚历山大(Alexandria)学宫(Museum)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大师。他们所留下的大量著作比之中国最早的典籍《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还要早，而且其内容思虑周详，推理精确，程度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他们的工作为八至十世纪的阿拉伯科学、十二至十三世纪的欧洲科学复兴运动，以及其后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坚实稳固的基础[2]。不过，亚历山大学宫科学却还不是古希腊科学的源头，而是其经过了四五百年蓬勃发展之后所达到的高峰。要真正了解西方科学的出现，我们得继续往前追寻，得回到公元前四世纪的柏拉图(Plato)“学园”(Academy)，乃至更早。 正如江河是由无数涓涓细流汇集而成，西方科学的渊源也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的埃及和巴比伦；不过，它的诞生则无疑是在公元前七至五世纪，即苏格拉底之前的思辨哲学时代。而且，我们或许甚至可以指出象征其诞生的独特事件：那就是公元前530年左右，一位原籍巴勒斯坦的智者从其出生地，小亚细亚西岸的希腊殖民地山莫斯岛(Samos)，移居意大利南端另一个希腊殖民地克罗顿(Croton)。他凭藉超人的学识、见解、魅力，不旋踵就获得了当地民众的信任和崇敬，建立了一个势力庞大，组织严密的神秘教派，他们以素食、斋戒、沉默、守密为戒律，以精神修炼和探究宇宙奥秘为终身职志；他们相信，通过数目和数学，就可以了解万物创生原理，乃至天体运行和宇宙构造规律。发展了六七十年之后，这力量遍及于南意大利的教派突然遭受当地势力攻击而覆灭，其核心分子被围困焚烧殆尽，原因至今仍然成谜。 然而，还是有两位年青教徒逃过这场浩劫，其中一位把教中聪颖过人的菲洛罗斯(Philolaus)抚养成材。后者打破教规，留下了教中第一部著作《论自然》(On Nature)，相传那就是柏拉图《对话录》(Dialogues)里面科学成份最重，在古代影响也最大的〈蒂迈欧篇〉(“Timaeus”)的根据，甚至可能就是该篇的文本。菲洛罗斯的弟子阿契塔(Archytas)是著名数学家、塔伦顿(Tarentum)城政治元老与军事领袖——以及柏拉图的好朋友和救命恩人。这位杰出人物可能也就是〈国家篇〉(“Republic”)里面所谓“哲王”(Philosopher King)的原型；他的弟子欧多克索斯(Eudoxus of Cnidus)则是学园中坚分子，希腊数学、天文学的奠基者。除此之外，柏拉图的老师，数学家西奥多卢(Theodorus)，以及同时代大批数学家、天文学家，也全部是教派中人。其实，雅典贵族世家出身的柏拉图本来有志从政，他之所以会在三十来岁的盛年忽然转向，改以思辨哲学为终身职志，并且兴资购地，作前所未有的开办学园之创举，一方面是受其师尊苏格拉底被处死的刺激，另一方面，则很可能是他避祸作海外漫游的时候，在意大利与教派中人相识、交游、讲论，因而得到启发与灵感所致。从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看来，教派催生了柏拉图学园而又融入其中，日后更通过它而影响整个西方哲学以及科学传统。 这教派的开山祖师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他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其门人菲洛罗斯和阿契塔的事迹、著作和发明，也只是依赖《对话录》和散见于其它著作的资料、残片而得以流传。因此，这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毕达哥拉斯教派(Pythagoreans)，是否果真如传说那样，首先作出希腊数学上许多重要发现，那是有争议的。没有争议的是：绝大部份在学宫兴起以前的希腊科学家都是毕氏教派中人，在古希腊文献传统中，毕达哥拉斯及其教派始终被视为最热心于科学以及超越世界之探究者[3]。换而言之，在希腊古典文化的源头，科学和宗教是共生的，同步发展的：两者都向往现实世界以外的，一个只能“理解”而不能凭官感触摸的超越世界，即数目和灵魂的世界，认为那既是了解现实，亦复是超越现实的关键。 二、科学与宗教的分与合 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毕氏教派中的科学和宗教成份开始日渐分道扬镳：研习科学者称“数众”(Mathematikoi)而融入学园和亚历山大学宫，服膺教规者称“听众”(Akousmatikoi)而并入犬儒学派(Cynics)。然而，学派的影响并没有就此消失：公元前后兴起的新毕达哥拉斯学派(NeoPythagoreanism)不但继承了它结合数学、音乐、宇宙学与宗教的传统，而且进一步抬高毕氏的地位，然后，这学派又深深影响了第三世纪兴起的新柏拉图学派(Neoplatonism)，在其中毕氏完全被神化，有如老子在道教中一样。这样，当时正在形成中的基督教义也就无可避免注入了“重智”的“希腊基因”：不但其三位一体(Trinity)观念显然与新毕氏派的学说有关；而且其最重要的神学家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圣多玛斯(St. Thomas Aquinas)则深受亚理士多德(Aristotle)哲学影响。起源于希伯莱重信传统，所谓“因信称义”的基督教，却偏偏要自诩为“理性的宗教”，要在理性之上建构神学，就是其“希腊基因”的表现；这基因也正是其和已经“分家”的科学不断发生碰撞、冲突的深层原因。 其后，基督教在四世纪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但新柏拉图学派始终潜伏于其表层之下，影响众多中古学者、神学家；除此之外，从希腊化的东方宗教衍生的各种追求智能、灵异的小传统，诸如灵智教派(Gnosticism)、神智数目学(Theosophic Numerology)、三尊赫墨斯(Hermes Trismegistus)教派等等[4]，也同样是这些学者所藉以游心自得的精神食粮──这就是到了十七世纪，发现行星三大定律的开普勒(Kepler)还企图利用柏拉图五种正多面体来计算行星轨道大小的原因。但更值得注意的则是，这些小传统导致了炼金术(Alchemy)的出现和蓬勃发展。那不但是中古学者如“尊者”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罗哲·培根(Roger Bacon)等哲人，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药物学家如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所曾致力研究，更是大物理学家波义尔(Rober Boyle)和牛顿倾其半生精力探索的奥秘。它能够在十八世纪末叶转变为科学，然后促成现代化学的突破，绝对不是偶然的。 所以，无论就其远古渊源，抑或其在中世纪乃至十八九世纪的发展而言，即使我们完全撇开西方科学和宗教之间那些为人所熟知，或者并不那么熟悉的正面冲突，这两者其实还纠缠着千丝万缕理不清，也剪不断的关系。这种出于两者对超越世界具有相同向往、期盼的关系不但可以上溯毕达哥拉斯及其教派，甚至也可能远溯传说中他本人所承受的埃及、巴比伦神庙文化，虽然那已经茫昧无法究诘了。 三、入世与实用精神 反过来看中国，则很显然，它的文化发展形态截然不同。孔子和毕达哥拉斯，孟子和柏拉图，时代都大致相同。然而，孔孟所建立的儒家传统却完全是入世的，实用的，是只关乎政治、社会、礼仪的学说、教诲，在其中几乎没有任何宗教痕迹，更不必说对宇宙结构的猜测。孔夫子宣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因此，毫不奇怪，“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同样，以政治哲学与治术为核心的法家，也是彻头彻尾的入世与实用学说。当然，先秦诸子百家之中还有老庄、黄老、易传、阴阳五行、名家、墨家等许多不同流派，其中不乏古代宗教和形而上思考的痕迹──例如墨家就是结合了宗教信仰与科学探究，并且曾经风行一时的重要学派，风格和毕氏学派也颇为相似。然而，到了秦汉大一统时代，这大部分学派都被淘汰了，墨家尤其消失得无影无踪，至终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有成为主流思想的儒家、被吸收到官僚运作系统中的法家，以及蜕变为个人哲学的老庄玄学等三者而已；至于宗教信仰，则或蜕化为朝廷的祭祀仪式，或如阴阳五行和易传，结合成为谶纬之学，或成为民间小传统。 所以，在东汉以前，中国主流文化是全然实用的，入世的，其基本精神是“天道远，人道迩”，在其中宗教和科学都并非主要关怀，两者之间的关系自然更无从谈起。当然，其后佛教和道教的兴起在中国意识中带来了重大变化：不但中国人对现世以外事物的向往、追求得到某种满足，而且道观、寺庙也为学者在政治体制以外提供了清修、玄思的空间。况且，道教和成仙，和长生不老的追求分不开，因此它很早就发展出炼丹术，并且从而和传统医学结合，形成一个广泛和强大的中医药传统。所以，在中国传统里面，至终也出现了科学和宗教的结合，虽然其时间比较晚，其追求也始终没有能够对主流文化发生重大影响[5]。 无论如何，在传统中国，宗教始终是受政治压制的，佛道乃至其它林林总总的教派如景教、魔尼教或者任何其它非官方组织都不例外。所以立足于民间的道观、寺庙、书院都不可能获得稳固经济基础和相对独立地位，更无法形成悠久、强大，如中古欧洲大教堂、修道院、大学那样的，可以长期包容、培育学术发展的体制。况且，儒家的入世和实用思想具有强大主导作用，它压抑同时也消解了对抽象、幽远天道的向往与好奇。例如，完全令人意想不到的，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居然会和皇朝盛衰形成互为消长的奇特关系[6]。因此，现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出现于中国，是有深层文化原因的，其最主要者，就是全然入世的主流文化窒息了科学─宗教的超越向往。 四、现代的超越追求 不过，在追溯科学在西方的萌芽和发展背景，和讨论它在传统中国所遭遇的困难之后，我们恐怕免不了要面对如下疑问：这一切和今天，特别是今天的中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无论其起源如何，过去的发展历程如何，科学的重要性和价值在今日不是已经被普遍认识和接受的了吗？中国不是已经充分认识到科学与经济、国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因此在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产业开发等各个环节都投下了大量资金吗？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纽带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必须承认，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疑问是有道理的。科学的萌芽和生长虽然有非常特殊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但它一旦成熟并且蜕变为现代科学之后，就成为独立、自给自足的知识体系，完全可以依照其本身的内在结构和逻辑来学习、研究和发展，而不一定要再依赖起初孕育它的那个文化环境。在这一点上，科学比宗教、艺术、文学或者其它人文学科都有更强，更为本质的普世性，所以能够更迅速的越过文化界线而传播。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第一批理科留学生归国之后，能够在一两代人时间内培养出达到国际前缘水平的第一流人才，正是这个观点的佐证。至于科学的实用价值可以成为其独立发展动力，所以今日许多科研、教育机构与商业社会结合，两者出现水乳交融的相互依存和促进关系，那就更是众所周知而不必多费唇舌的了。 然而，倘若把这些观点推到极致，认为科学发展可以完全独立于文化背景以外，只要有足够的认识、决心和投资，那么它的理性结构以及实用价值就足以保证其蓬勃发展，那又是相当危险，最少是非常误导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科学上最深奥、最根本、最重要的发现，往往都没有明显和直接的实用价值── 正惟其远离日常事物，正惟其和世界表层现象没有直接关联，所以才是最微妙，最能触及自然界本质的极少数根本原理。如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哥德尔(Kurt Godel)的不完备定理、洛伦兹(Edward Lorenz)的混沌(chaos)、孟德布洛(Benoit Mandelbrot)的分形(fractal)等等，在其发现之初都是如此，都纯属“无用之用”，至于其后来之变为举世科学家、工程师所日用而不可或缺的理论，则非始料所及。 在宇宙纷杂茫昧的万象之中，这些原理的探索犹如大海捞针，只有超然物外，淡薄无所求于事功名利的哲学心灵，才能够以千山独行的坚忍，长年究心其中而不感到孤苦寂寞。这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越追求，是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哥白尼以至牛顿、爱因斯坦、哥德尔一脉相传的大传统，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希腊的重智精神，也还包含很深刻的宗教情怀。所以牛顿后半生潜心于神学，爱因斯坦承认：“我们所能够得到的最美妙经验是神秘感，这是孕育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的原始激情。……这种神秘感掺合了恐惧就会产生宗教。明白有些事物是我们不可能洞察的，意识到我们心智所及，只不过是纯真与至美的皮毛——这种认识和感觉正是构成宗教情怀的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深深投入宗教的人。”[7] 因此，在为“科教兴国”的美好前景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能不意识到科学本身虽然可以独立于传统文化，但科学探索精神——对宇宙奥秘的向往、客观和严谨的思考方式、自律和淡薄的人生态度，等等，则仍然有赖于文化传统的熏陶和培养；而要达到此探索的极致，至终也还是要归结到某种宗教情怀。当然，我们传统文化中那种高度入世和现实的人生态度自有其内在价值，以及其适合于像中国这么一个庞大古老的国家之处；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它也的确可以成为促进科技发展的基础与动力。然而，倘若要在各个不同领域和许多不同层次全面发展科学，并且发展到极致，以求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文化并驾争先，那么恐怕就不能再仅仅以遵循传统文化的态度、追求、情怀为满足，而必须同时尝试了解、学习，乃至吸收、融汇西方那种抽象思惟方式，以及其超越的，近乎宗教性的追求。诚然，这样的大转变将会需要一场艰巨的，长时期的文化更新运动，但那肯定不应该是我们这历久常新的民族能力以外的事情。 2004年6月20日于用庐 [1] 胡适：〈三论信心与反省〉，收入《胡适文选》(香港：现代书店，1953)，250页。 [2] 这一发展过程的详情见作者的〈为什么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收入其《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页631－659。 [3] 有关毕达哥拉斯教派和柏拉图及其学园的关系，以及有关其数学贡献的争议，下列著作是最好的介绍：C. H. Kahn, Pythagoras and the Pythagoreans: A Brief History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2001)。一般学者都认为，大家熟知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不可能是毕氏本人所发现。 [4] 这些在公元前后起源于东方的教派和毕氏教派有相类似的文化渊源，但它们之间是否具有直接传承关系(例如通过亚历山大东征的传播)，则未能确定。 [5] 当然，儒佛道三者之间有强烈的相互影响：如所周知，宋代理学受佛教影响；王阳明醉心道教，其哲学思想亦深受影响，然而这却完全无害于其回归儒家主流而成为一代大儒。见柳存仁：〈王阳明与道教〉、〈王阳明与佛道二教〉，收入其《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页847－923。 [6] 论证见作者的〈试论中国数学发展与皇朝盛衰以及外来影响的关系〉，收入《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页631－659。 [7] A. Einstein, “The World as I See It”(1931), in Ideas and Opinions (London: Alvin Redman, 1956), p. 11. 作者译文。
摘自：《科学文萃》2004年第9期54-59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