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届初赛）谭蘅君  续接教脉：为科举正名——中国第五大发明 [复制链接]

第12届全国中小学生文化作文大赛主题语  
  

　　穿越到17、18世纪，正是中学西渐时刻，大洋彼岸传来由衷的赞美，和着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涛声，组成了西方世界最动人的旋律：
　　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对科举极具赞美：“在当今世界上为人所知的国家中，这个庞大的王国是治理最佳的一个。”
　　利玛窦晚年以十分赞赏的态度高度评价了中国科举选士制度为核心的文官政治：“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哲学家’（指儒生知识分子）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他们来掌理。”（《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卷第6章）
　　1755年，英国《绅士杂志》这样描写中国的开科取士：“写作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惟一愿意接受的考试方式……所有作者一致认为，中国的行政管理水平远在其他国家之上。”
　　1773年，努力推行英国版科举制度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任何人“都必须通过考试或者检定才能获得在自治村落或在自由都市从事某种职业的资格或权利”，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教育程度，并大大改善国家的状况。
　　从16世纪开始，英国国内要求引学中国先进科举制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从l570年至l870年，以英文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书就达120多种。英国政府于1793年、1816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京实地考察科举制度，为以后建立文官制度打下了基础。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高度推崇科举制度，他说：“人民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这个政府的成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
　　即使回到19世纪，中华帝国已略显老态，但西方社会对科举的称颂合奏，依然优美动听：
　　19世纪英国学者郭施拉在《开放的中国》一书中郑重呼吁：“这一伟大帝国的各项设施中，没有哪一项能像开科举、从最有才华的青年中选拔政府官员那样，给予其创立者这么大的荣耀……在中国，学而优则仕，人人机会均等。”
　　1835年，英国人罗伯特·英格尔斯在《中国文库》英文杂志上撰文探讨中国的科举考试，并预言：“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选拔文官而言，已采用了这一原则。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
　　1847年英国人麦杜思在《留华札记》中，极力主张西方国家仿行中国的“公职竞争的考试制度”，高度赞誉：“中国的国脉之所以历久不坠，纯粹地完全是由于政治修明，政治之所以修明是由于能起用贤能有学问的人。”
　　1848年，威廉姆斯在《中央王国》一书中说：“从科考的结果看，中国政府的高官阶层中的不少官员都怀有让人极为敬佩的才能和知识，及爱国、正直和有条不紊的工作态度。它维持了这个国家庞大的机器的运转，也保持着一种不衰的崇文风气。”
　　1868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关于中国的竞争考试》论文中认为：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成千年中缓慢演进；但它需要（就如它将要的那样）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
　　更令人惊奇的是：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池田大作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曾谈到：“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以后英国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
　　彼时英国的科技进步，不必然是社会制度的优越。
　　这让我们不得不想起撒切尔夫人在美国胡佛学院演说时对当代中国人远离自身文化的羞辱：“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染香：撒切尔夫人去世引发装逼狂潮）
　　对比150年前英国对中国文化制度的敬仰，我们不得不再次对近百年来的文化暴徒们，抱以愤恨之心。
　　其实，更早的时候，1686年英国皇家学会的罗伯特·胡克说过：“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呈现给我们一个知识王朝，这个王朝至今仍被神话般的描述着。”那时，英国人崇拜的不仅仅是科举，更有这个发明与发现的王国在科学与人文上所达到的高度。
　　不仅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美国人施惠廉在《最古老与最年轻的帝国——中国与美国》中，极度赞美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人民的竞争使得整个政府管理的政治原则公开化。听吧！西方国家，它没有世袭等级，或许没有个人荣耀，它没有财富的权力，它不主张任人唯亲，它也不去迎合世俗的偏见和利益。”
　　1873年美国文官委员会在报告中宣称：“当我们的大陆尚处于洪荒时代，孔子已经在讲授德政，中国人已在读书，使用指南针、火药和乘法表。然而东方世界这一最文明的国家对于科举制度的运用，将比上述任何东西都更能夺走我们美国人的优势(如果我们算得上有什么优势的话)，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倘若不充分肯定中国的宗教或帝制的作用，必将无从作出解释。”
　　1883年，以平等竞争为原则的文官考试法案获得美国国会通过，该法案规定政府事务官的录用，必须经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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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西方大腕们对科举的认知和赞美，是因为我知道，国人近百年的文化自卑已经形成崇洋心理，用洋人的话来表述，更容易让大家接受。另一方，科举在国内却因文化暴徒们的攻击，已经面目狰狞，除少数学者进行公正研究外，绝大多数只是盲目接受近、当代反传统“成果”，视为妖魔。
　　这是我们这几代人的悲剧！
　　当清末废科举以兴办西式学堂时，力主废科举的人士多数不知道：西式学堂实为西方文官制的养成所，而西方文官制是仿效中国科举制的产物。
　　当我国建立现行公务员制度时，我们惊悚地发现：发明文官考试制度的古老国家，反而需向欧美学习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流传到欧美，又从欧美回归中国本土。
　　这样不断的轮回或循环，是我们作为中华文明传承者的耻辱，也是我们前几代人的耻辱。我们唯一的责任，就是希望下一代回归正常文化心理，不要将耻辱继续传递下去。
　　当然，最后大家要知道这样一个冷笑话：科举，英文就翻译为公务员考试。
　　所以，科举已经进入全世界。
　　但在它的故乡，却被废止了。然后又换了一种西方的说法。然后我们继续痛骂科举。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当代中国人手中的遭遇的缩影。


　　科举考试制度产生于古老中国，但其“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精神却具有超越时代的特性，是中国古代较为民主、公平、公正的智慧制度，领先世界，比《人权宣言》的精神更有实践性和操作性。
　　这是中国文化基因里原创和内置的民主精神与教魂品质及政教特色！它是借中央集权的方式实施民主的典型案例，且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1300多年。因此给中华文明帖上专制的标签，是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阉割的软暴力表现。
　　专制的解释有两项：①独自掌握政权：~政体∣~帝王∣君主~ ②凭自己的意志独断独行，操纵一切。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名义上家天下，但从来是精英治国而不是一家治国，政权掌握在非世袭的、来自各阶层的考试优秀者手上，换一种说法，即劳动人民的代表当家作主，代行人民权力。少数皇帝对权力根本不兴趣，全权交予宰相，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皇帝即使贪恋权力，也无法全揽过来，权力也必然分解到丞相或三省六部或军机处，何来专制？在宋代，皇帝要任命一个官员，必须经得宰相认可，相当于小范围的集体民主或类似西方国会通过才行。何来独断专行？
　　皇帝权力的行使在舆论上受制于谏官评议。魏征就多次当众指出唐太宗的过失，让太宗尴尬难当。同时皇帝还负有对权力行使的反思义务，对于产生严重后果的行政行为，还要承担责任，典型代表就是《罪己诏》，公开向全天下揭示自己的无能并谢罪。何来专制？
　　全国人民共同监督着皇上一人的行为，还将各种自然灾害算到皇帝头上，认为是帝主无德，天降大罪。皇上除了大赦天下，还得亲自祭祀，向上天请罪，自承罪过，祈求宽恕子民。这样可怜的一国之主，何来专制？
　　其实，中央集权是让权力超越所有利益集团，在分寸上实现良性调节。皇帝的权力实际上分为国家公权力和皇帝的私权利。宫廷是皇家的私人空间，皇帝在后宫即使还原为人的生活，也要受祖制和家规的限制。光绪帝感其于祖上创业之艰难，与皇后共同过俭朴生活，物质消费不及贫民。朝廷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地方，皇帝更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受到很大限制。
　　比如，宋仁宗想废除皇后，也得找机会，不是想废就废。据《涑水记闻》记载：太后误伤皇帝，指甲在宋仁宗脖子上划出了两道血痕。太监阎文应劝皇帝“以爪痕示执政大臣而谋之”，宋仁宗于是将血痕给宰相吕夷简看。谏官范讽以“后立已有九年，尚无子，义当废”进谏，得到大臣们一致同意，方敢颁布废后诏书。
　　皇帝上朝，处理政务，是对大臣们的提议进行集体讨论，获取共识，然后颁行，而不是皇帝随心所欲发号施令。朝廷议事，就是政治民主的体现。
　　中西文化差别很大。秦汉以后，中国没有一个皇帝能够说“朕即国家”。但在保留王权的欧洲国家里，经常还能看到“皇家”的字眼，例如皇家海军、皇家空军、皇家科学院、皇家园林等等，这是欧洲王权“家国一体”的历史残留。以军队来说，中国自宋朝以后，就没有“皇家军队”这样的概念，而只有国家军队。
　　近、现代西学东渐之风盛行，传统文化处于被忽略和曲解地位，许多留洋学者开始站在西方立场审判中国文化，而不去思辨中华文明的具体特征与内涵，用简单粗暴的思维，定性传统社会。而文化暴徒们，或出于私愤或感于国弱或惑于出名或昧于智障等等，尽力抹黑旧制，越黑越好，以至今天的我们，以同情的眼光悲悯古人的凄惨生活，感恩今天的幸福美好。这从文化传承和实事求是的理性来讲，是精神灵魂上的叛逆与堕落、自残与自杀。
　　这样的自我放逐，最终将失去自己的家园，让一个国家成为一群流浪的丧家狗。
　　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科举及其代表的价值，而不是西方历史范畴中的封建或东方专制主义。科举代表着中国普通民众和社会上层的认知取向，即民主与公平。所以中国才有王子与庶民同焉，甚至民贵君轻的思想。
　　科举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整个帝制国家、士绅社会、寒门底层、三教九流都围绕科场流动。中华古老文明的主体是儒家思想，它内为思想外为制度。思想层面上，儒家经典化国家化，成为凝聚民心的文化固化剂；制度层面上，儒家书籍指定为科考内容，使儒家思想制度化权力化，保证文化传承。再与道家、农家、佛家等多元思想，共同组成了立体细腻的中华文化大厦。
　　有人说古希腊是哲学的天空，印度是神学的天空，中国是人文的天空。因此中华古老文明的人文价值思想，几千年来的实践与发展，已经超越西方历史语境，拥有独特前瞻的个性。
　　经过一百多年的折腾，在经济崛起，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今天，我们有责任抛开前几代人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逻辑理性，以清零的思维，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民主品质与管理智慧，给传统文化和政体以正确的定性。
　　这不是我们替一百多年来的知识精英赎罪，我们没有权力要求他们超越彼时环境的限制。对他们许多人的历史定位，也许要很多年后才有最后的定论。
　　时代让我们拥有一个相对冷静的环境，能够以客观的心态思考传统，续接文脉，传承智慧，重研民族文化基因，再造文明，这是民族的幸事，也是我们身处盛世的责任。

　　现在来谈谈科举制度和科举精神，还原科举真面目。
　　隋朝科举制度正式确立。科举，即分科取士。分常科、制科和武科。
　　考试科目上，力求招揽各类人才。《新唐书·选举志上》曰：“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另有一史科、三史科、开元礼科、道学科、童子科、医举科等，据说有50多种学科，招收各类专业人才，为治理国家服务。
　　具体各科，择其部分简介如下，以窥全貌：
　　秀才科，注重选博识高才、出类拔萃的人物，隋唐皆以此科为最高，最难。
　　明经科，以儒家五经为主。
　　进士科，注重诗赋，唐初沿隋制，仅试策而已，后包括帖经、试杂文、时务策三场。
　　明字科，注重考核文字理论和书法，先口试，再试以《说文解字》、《字林》20条。
　　明法科，主要考试关于法令的知识， 选拔司法人才。
　　明算科，属于自然科学，主要是关于数学、天文、历法，试《九章律》、《周髀》、《五经算》、《记遗》、《三等数》、《缀术》等。宋朝在历法考试中要求考生算出上个季度水星、金星、木星、火星、土星在日出或日落的时候所在的位置，或者推算某年日食、月食的具体时间。（《揭阳日报》2015/4/5 《古代科举：明算科考试不容易》）
　　其中，作为科举教材的《缀术》，为祖冲之父子所著，体现汉魏至隋唐数学著作最高水平，在使用了300多年后，取消了，理由是后人已经读不懂了，即“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无法命题考试。到北宋时竟然失传了。这对中国数学的发展，造成灾难性损失。
　　唐时道举科，主要考《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典籍，选举道家人才，研习道学，从而入仕。因为唐朝尊崇道家，但唐末时废止。
　　制科，由皇帝主持，按形势需要临时下令举行，以选拔朝廷急需的各类人才。制科名目繁多，其中较常见的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学宏词、才堪经邦、武足安边等科。
　　武则天时设武科考试，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以及马枪、翘关、负重等，从考生中录取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材气且可为统帅者。
　　影响最大、录取最多，是常科中的明经科和进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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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方式上，力求全面检查考生素质。主要是帖经和策问，诗赋和杂文，经义和墨义，再加上宋初以前的诗赋，可以检验考生的先天根器与后天努力，从而推测考生的发展前景。
　　这是科举将考试定位在认识“人”这个原点上，是世界教育智慧的大成体现。
　　帖经：就是填空题，或者默写题，重点考查学养能力。方式是任意选取五经中的某一段，用纸条遮盖其中的几个字或几句话，要求考生将其默写出来。
　　策论，基本上是对时事进行讨论和献策。重点考查解决现实问题，即学以致用的能力，是科考的核心。大部分涉及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吏治等方面的问题，如兵、农、刑、礼、吏治、河防、工赈等，如果析分出来，类似“经济史”“法律史”“边疆民族史”“思想史”等等之类的话题。命题形式和现代语文考试中的论述题或命题作文相似。
　　政事对策最早最著名的，莫过于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见《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此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武帝采纳，影响此后两千年传统文化走向。
　　杂文：重点考查儒生治国办公能力。是以封建官吏所常用的篇、表、论、赞为体裁，让考生作文，类似今天的应用文写作，需要考生注意公文格式。
　　经义：以儒家经典中的一段一句或不同章节同一主题的句子为题目，让应试阐述其义理，类似高考中的材料作文，但以议论性短文为主。
　　墨义：取儒家经典中的句子让应试者应答，或者要求回答这个句子的含义，或要求对答下一句，或要求对答注疏，类似今天的名词解释或简答题。
　　诗赋：给韵或选韵，作诗。重点考查文学审美与创造，即辞养能力。唐代科举考试采用格律诗形式，题材广泛，有想象空间。如钱起的《湘灵鼓瑟诗》，便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祖咏的《终南山望余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除进士科外，制科中的博学宏词科、词藻宏丽科也考“试律诗”。
　　由此可见，依据科举教学大纲和教材，考试检查了阅读、背记、解释、理解、公文写作、文学才情、时务应对等能力，从指定教材的书本阅读，到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课外阅读，从理解儒家课本教材，到迁移解决现实问题，实现了从学校到社会的华丽转身。
　　当然，常科录取者，仅获出身，相当于笔试合格。须再经吏部面试后方可入仕。吏部面试项目有四：一曰身，指形貌端正丰伟；二曰言，指语言清晰有条理；三曰书，指书法遒美；四曰判，指判案文词是否得当，考察吏治能力。
　　与当今高考比较，除了没有英语和听力外，没有一样不比现在更强大。
　　当然科举也有应对少数民族外交的人才选拔的科目，外族或外国语肯定也是专业必考，但科举没有要求全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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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文体上，八股文是为体现考试公平。
　　写作是个性化强，且见仁见智的学科，受主观评判影响较大。在科考以文章为核心的现实下，如果能选择一种固定的文章模式，让考生基于同一模板，同一字数，同一思维，同一结构，更利于考官评判考生的优劣。
　　当然，这一模板还有利于思维训练和说明义理。
　　于是在经义基础上，一套严格到极致的写作规范诞生了：全文分成八个部分，从内容到篇幅都有苛刻的要求。主题更有严格限制，每一个观点，都遵循大儒朱熹的名著《四书章句集注》，连修辞手法也有规定，文章的后四个部分要分四段，每段必须有两段对偶排比句子等。
　　在这样的规定下，避免了考生各用擅长的文体写作，造成无法比较考生高下的情况，也避免了阅卷者的文学倾向影响评判的公正性。
　　这样，将主观性强的写作评判，引入了更多客观性元素，大大减少了主观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使科举评判的公正公平，得到极大增强。
　　基于考试公平这一点来说，八股文的作用非常突出。
　　八股文的功能相当于明清科举中的客观题，弱化主观介入。由于有固定的格式，不同阅卷者对同一篇八股文的评价基本相同。
　　这是科举精神在文体上的体现。对比当今高考，同一文章，不同阅卷者，分数相差可以由不及格到满分，主观色彩太浓，严重违背考场公平。
　　换一个角度，从写作来讲，八股文在提高写作能力方面的作用也得到公认。
　　进士出身的蔡元培曾经说过，八股文的作法“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经过写八股文的严格训练之后，再去作其他文体，就显得较容易了。
　　换一种思维，用八股文作为写作入格的训练，在内容上不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话，则应该是当今写作教学中最值得引入的模板之一。
　　历朝历代的八股文考试，从纯写作的角度，也有许多文采飞扬，思想深刻的文章产生。大家可以从历代状元进士的考场八股文里，感受到链锁下的舞蹈的精彩呈现。
　　难怪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称赞说：“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
　　原来，老祖宗的智慧就这样简单直接，却被后世的暴徒们故意扭曲抹黑。
　　金克木曾经对康有为指责科举提出反问，很有普遍性。他说：“若说国家兴亡由于八股，那么，清末八股消灭了，中国怎么不见兴盛起来呢？”（金克木《八股评罪》，见《说八股》，中华书局2004版）
　　并说：“八股文作为一种文体，不论怎样僵死，还是扼制不住有突出才、学、情性的人。人格仍旧与风格联系，文体还是掩不尽文心。”（金克木《八股文“心”》，见《说八股》，中华书局2004版，12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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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规则上，力求突出公平公正。考场采用“锁院”方式，严禁出入，以防内外串通舞弊。
　　设立缜密的回避制度，凡有父兄或其他亲族做考官者，考生丧失入场考试的机会，后为此短暂开设过“回避卷”。
　　对于“官二代”容易获得体制内外的各种资源，平民考生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情况，清代实行特别的官卷制度，即康熙所提：“凡系大臣子弟，另编字号，令其于此中较阅，自必选择其文之优劣。大臣子弟，既得选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即是“官二代”内部竞争，不影响朝廷选拔寒门真才。
　　对比当今高考，《高考天问》所揭露的，北京上海等省市获得的地域录取特权，严重破坏科举的公平原则，令人汗颜！制定此分省高考录取者，应该追究行政责任，因为它使1979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和续传的公平精神，出现悲剧性倒退。
　　两宋329年，中榜者九成以上是平民百姓子弟。而清华北大，平民子弟已经凤毛麟角了。这种疯狂倒退的根源，来自高考公平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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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阅卷方式上，也力求突出阅卷者的师品和公心，并用制度进行保证。唐朝在“糊名”（现在换了称呼，叫高考密封阅卷）基础上，进一步实行“誊录”，即另派抄书手将试卷用正楷誉录，使考官无法辨认考生笔迹，以保证公正阅卷。
　　清朝独创了科举史上的新规：“发领落卷”政策，由朝廷将落卷批出不中的缘由后，发还给落第者，由其领回阅看。同时朝廷对落卷进行重检，对被误判的好文章仍可录取。每场科考后，还将中式者试卷刊刻出版，既是推出标准，也是接受万众检阅，也方便落榜者对比，心平气和地接受结果。
　　当然，清朝还人性地给落第者发放回乡费用，让失败者也感受皇家隆恩，从而使其快速从低落的情绪中走出。
　　被考官误判、或点窜破句、或被错誊他人试卷的情况，士子可以渎职罪，向专门机构举告考官，使他们受到处罚。
　　康熙年间周子鹰案，因同考官点窜破句，三场试卷竟然误誊他人之作，相关人员遭降革处置。而嘉庆年间偷梁换柱的科场大案，　　因“发领落卷”政策被考生发现，相关人员处以“立斩”、“绞刑”、“发配黑龙江为奴”等严刑。
　　科举公平取士之精神，在阅卷这一环节得到极度张扬。对比当今世界各国科考，尝无出其右者。至于高考作文90秒钟定生死，放到清朝，阅卷者分分钟被斩首，都死去多少次了。
　　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因而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万历十七年（1589年），礼部郎中高桂说：“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
　　可见，科举的民主和公平公正，在科举朝代，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传统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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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才成长看，科举造就了大批有影响的杰出代表。一批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学者、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等等，均从身科举录取中脱颖而出，成就一生伟业。
　　仅以唐代为例，许多熟悉的名人，或是状元，或是进士。如孙伏伽、王维、张九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狄仁杰、贺知章、杜牧、房玄龄、陈子昂、元稹、李商隐、孟郊、王昌龄等等，无一不是人中翘楚，标柄青史。
　　当然，后世的大忠诚文天祥、大儒王阳明，大改革家张居正，大英雄郑成功，大名臣曾国藩……都是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
　　今高考状元与之相比，成就不可同日而语，个中酸楚，引人三思。
　　当然，有人认为科举也产生了严嵩（明弘治18年进士）这样奸臣，因此不能说科举完全正向。其实科举如此严格的训练也不能保证人的道德根基，正说明了科举也有力不所逮之处：它还无法在学生远离学堂之后，给予根基太浅的学生以抵抗社会恶性诱惑的能力。
　　反向来看，清末废除科举后，人才选拔混乱，官场腐败，官员的任用毫无尺度标准，民间贫民子弟再无晋升之阶。这直接导致下层社会群体用激烈的革命方式及战争方式颠覆社会秩序，获取功名。因此带来从北洋到民国时期的中国大混战和大动荡。
　　科举被废除，民主与公平消失。功利主义代替了君子之道，整个社会道德水平下降，教育不能再改变个人命运，广大乡村教育处于停滞状态，国民素质日渐低下，下层怨气上冲，社会动荡不安。
　　科举设置的公平公正及民主精神，是为理性竞争创设条件，目的是激励大家的竞争动力，造就一个上进奋斗的社会环境，从而保持社会活力和文化价值观的传递。
　　一旦这样的公平被打破，社会的稳定就受到侵蚀。渴望改变自身地位的下层青年，必然会采用其他非理性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
　　可以这样说：任何方式，都达不到科举对士民阶层的安抚及有效选拔国家管理人才的目的。
　　因此，回归科举精神，是维持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和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
　　钱穆在《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中说：“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说不是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
　　清朝的覆灭，是忘记了科举是社会的天秤和各阶层的平衡剂，是中国民主制的核心，可惜直到现在，绝大多数知识精英还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文脉断裂，教魂不存，危也。


　　儒家以培养君子为核心的“求道”式反技术主义教育观，与西方以知识传授为主的功利教育观之间，科举更注重道德根器，是具人性化。
　　这不仅反映在科举教材上，更反映在考试内容上。对《四书》《五经》等儒家价值观的浸染，促进了个体的人格修炼，从而在生命追求上，超越科举考试的限制，完成教育的道化。
　　这是科举超越西方和当今功能教育的地方。
　　美国学者克拉克1947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的《中国科举考试中的子弟与才士之争》一文中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而卜德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则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
　　这样的赞美，我们相信是真诚的。
　　曾经十分痛恨八股科举并为变革科举冲锋陷阵的梁启超，在戊戊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耳闻目睹日本、欧美等国借鉴科举而实行文官考试之效用，痛定思痛，在1910年痛悔道：“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未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饮冰室文集·官制与官规》)
　　数世白身者，一登龙虎榜，就可能出将入相；而官宦子弟，不解经书，无缘科场，则可能沦为平民。这种社会阶层的流动，保证了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智慧，保持了儒家思想价值制度的凝聚力，保护了个体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通道。
　　“朝为田舍郎”可能“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样的激励机制，为人才成长提供了无限动力和广阔空间。
　　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愿意为之奋斗，但官二代、富二代们，如果想继续凭借关系占据社会高层，这之间的矛盾，不是高考能解决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科举精神，重构考试文化。
　　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有：武术、珠算、汉字、中医药学、杂交水稻、卓筒井等等，但是，深入到外国文化血液的却只有一个，即科举制度。
　　它是由中国人在精神制度层面对世界的贡献，现在它已经风行全球。
　　续传教脉，维护中国第五大发明的尊严。请为科举正名，并延续科举精神，完善高考制度和任官制度，剔除特权，回归公平。
　　有良知和责任的中国人，请为之鼓与呼！

在宋朝，甚至明朝，皇帝已经符号化，宰相的权力与当代西方总统类似。而宰相的权力又被皇帝适当分解，某种情况下，甚至弱化，这样的国家，所谓皇权专制，已经是笑话。

今年的大赛试题，有两个亮点。一是科举擂台，让当代师生见识一下科举究竟是怎样的妖魔。二是文化记忆，将美国排华法案与科举中涉及排华法案的材料列举出来，认识世界第一强国美国文化基因的排华特性，从而树立忧患意识和深刻的责任意识。

补充一篇文章，让大家认识科举。


       “科举制之废除，只在朝夕之间便可完成，要想恢复，则至少需要百年。”这是王文元先生的感慨。

　　 “五四”以降，科举被认为是落后挨打、人才萧条、科技落后的主因，但事实是，1300多年的科举制中，涌现出无数俊杰，不仅有白居易、刘禹锡、王安石、苏轼等伟大诗人与政治家，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等科学家，甚至直到晚清，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等人才皆从科举中来。

　　 科举制度到后期确实出现了选题过窄、禁锢思想、选拔不公平、鼓励官本位等弊端，但这并不是科举制度内生的问题，而是专制主义的必然结果，将整个系统设计的缺失全部归罪于分系统，至少有欠公允。

　　 有趣的是，虽然近代以来国人对科举制度口诛笔伐，必欲除之而后快，可它在西方却颇有口碑，甚至成为英国现代文官选拔制度的蓝本。科举制度有利于社会各阶层流动，故唐宋之后，贵族阶层渐次崩溃，世家大族很难长期把持权力，出现了“古今将相，出身卑贱者多”的局面。

　　 孟德斯鸠曾说，中国古代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因为官员毕竟要通过考试，在普遍不公正的大背景下，至少提供了一个相对公正的通道。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从隋唐起，直至清末，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1300余年，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要全面深刻地研究古代中国，传承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离不开对科举制度的研究。

　　 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煌煌五卷本、共计452万字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科举制度历史，剖析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多方面的多重影响，补充了当下学术界的空白。

　　 为了深入了解这套大型原创性学术著作的特色，特请本书三位主编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及博导毛佩琦先生为您解读。（本书另两位主编分别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希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



　　 中国是汉字文化圈的主导，长期处在东亚文化的中心地位。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地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科举制产生之初，就有不少周边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在唐代的国学中，“四方儒士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句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一些高句丽、新罗学生在中国成为宾贡进士。倭国（今日本）阿倍仲麻吕留中国前后50年，吉备真备来唐留学，归国任大学助教为东宫师。

　　 在宋代，高丽（在今朝鲜半岛）继续派遣学生以“宾贡”的名义来到宋朝的太学学习。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及第者有的回国，有的就在宋朝做官。元代开设科举后，高丽士人投考，要在本地参加征东行省的乡试，再到大都（今北京）参加会试。

　　 明朝时，周边国家如朝鲜、交阯（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也有一些学生来到中国读书，并且参加科举考试。

　　 洪武三年（1370年），高丽生三人参加了考试，其中金涛登三甲第五名，三人都以不通华言请求回国，后来金涛成了高丽的国相。此后交阯进士黎庸、阮勒、阮文英、王京、陈儒都曾中进士，并在中国做官，陈儒做到右都御史那样的高官。



　　 此外，新罗、高丽、日本、交阯学习中国，在本国也举行了科举。

　　 在中国唐代早期，日本在学习中国各项制度的同时，也模仿唐朝实行了科举制度。日本中枢机构设有式部，其职责之一就是“策试贡人”。《养老令》中的《选叙令》规定，“凡秀才，取博学高才者；明经取学通二经者；进士取明闲时务并读《文选》、《尔雅》者；明法取通达律令者。皆须方正清循，名实相副。”《养老令》中的《考课令》，更加明确地规定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的考试内容和评定标准。与唐朝不同的是，日本进士科渐渐式微，秀才科日盛。而且，由于考生多来自大学寮，而大学寮又多由贵族把持，科举渐渐失去平等的意义。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就不再实行科举了。

　　 在今朝鲜半岛上，新罗王朝于元圣四年（788年）“始定读书出身科”，或称“读书三品科”，这是模仿唐朝科举的明经科而形成的一种制度。

　　 其后的高丽王朝，于光宗九年（958年）决定正式实行科举。其制，常科，有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书、三礼、三传；制科，由王亲试诗、赋、颂、策等。


　　 高丽王朝后期，于1314年，仿效中国元朝，规定明经进士科考试《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并且要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答案。后来又规定了乡试、会试、殿试三场制。在朝鲜（在今朝鲜半岛）李朝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期，全面实行科举制。其制三年一试，有乡试、会试、殿试；中试者有解元、会元，分一二三甲，有状元、榜眼、探花之称。

　　 朝鲜科举还有武科，武科考技击、兵书，还要考“四书、五经”等等。朝鲜还设有杂科，有译科，译语有汉学、蒙学、女真学、倭学，还有医科、律科、阴阳科。此外，户曹有算学取士，图画院有画员取士，昭格署有道流，掌乐院有乐生、乐工取士，反映出鲜明的特点。

　　 交阯首开科举是在相当于北宋时期的李朝。其后在相当于明朝时期的陈朝、胡朝、黎朝、莫朝，相当于清朝时期的黎朝、西山朝、阮朝一直都实行科举制度。其最后一科在阮朝启定四年（1919年），那是在中国清代废除科举之后14年了。在考试程序上，与中国大体相同。不同朝代有不同科目，如进士科、鸿辞科、士旺科、选举科、东阁科等等。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多数情况是三年一试。也有状元、榜眼、探花等名目。考试内容，有儒学的四书、五经，也有本国的典籍。其文体，有诏、诰、表，有骈文，诗则为唐律体，赋则为古体。


　　 清室的维新和预备立宪没能挽救它的灭亡，科举成了它的殉葬品。虽然在科举废除后，新设的学堂还曾授予其毕业生举人、进士等学位，但如同回光返照，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辛亥革命成功后，国人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加之列强不能以平等待我，因而变得越来越激进。衰弱的国力和与列强争胜之心，使人们再次把矛头指向传统文化。人们认定，只有彻底打破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彻底学习西方，中华才可以自强。旧文化、旧制度再次成了批判的对象。

　　 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科举制成了重要的靶子，八股文变得臭不可闻，它与鸦片、小脚、辫子一起被作为垃圾彻底扔掉。尽管这时还有一些学者，坚守着不新不旧之学问，甚或坚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偶尔为传统文化唱唱赞歌，但没有任何人提到科举制，更不要说八股文了。它们已从中国文化体系中被彻底抹去。


　　 然而，在与中国完全不同文化体系的欧洲，对中国科举的看法有完全不同的视角。

　　 早在明朝末年，当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时，曾经对中国的制度发出由衷的赞叹。他在给欧洲人信件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甚至提到了八股文。1621年在英国出版的伯顿的《忧郁症的解剖》，在讲述中国的科举制度时，说道：“他们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出身的高尚。”

　　 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国志》详细地记录了科举的全过程，并且评论道：“从学生头次赴考，直到最后考取博士，是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因为学位和职位带来的名利，都取决于这些考试。”他的言说背景是针对欧洲世袭的贵族特权和教会神权的权威。在中国，人的能力是决定性的。一切荣誉利益都从个人能力的平等竞争中得来。因此，西人几乎无例外地认为科举是最公正、最平等的选才方式。

　　 晚清来华的美国人丁韪良甚至将其与民主联系起来：“有什么能比像这样以提供全体‘公平机会的鼓励’更真正民主的呢？中国这种真正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国中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


　　 这种平等与民主正是西方中世纪所没有的。因此，一旦了解了中国的科举暨文官制度，西方思想界便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种平等的“中国精神”成为西方一系列启蒙思想家，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人的理论武器，在法国以及后来的英国形成一股倾心中国文明的潮流。通过他们，中国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历史进程。

　　 丁韪良1868年10月，在一篇演讲中赞扬了中国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发明后，说：“如果我们采用中国测试候选者能力的办法，来选拔最优秀的人任政府公职，那必将对我们的文官政府产生积极作用，其益处将大于那些技术方面的发明。”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第五大发明”。

　　 他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拔取真才的制度。”

　　 中国是文官制度的发源国，为世界现代文官制度提供了典范，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古老中华帝国长期充满活力，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科举制度功不可没。


　　 民国期间，在一连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中，对科举的批判一直没有间断。但也就是从此开始，已经有人更加理性地研究科举，系统地梳理科举制度的历史，研究科举存在的合理性，追寻科举制度设计的优越性，也包括认真严肃地分析它的弊病。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进，使一些学者得以从新的角度审视中华文化。

　　 一些受过西式教育的学者，将科举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之重大课题加以研究。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为民国考试制度设计寻求历史依据而研究科举；王亚南《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从官僚政治的角度研究科举；卢前《八股文小史》从文学、文体史的角度研究科举；潘光旦、费孝通通过统计分析，申述了科举制对社会流动的促进，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科举。科举开始被重新发现。

　　 与此同时，海外对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蔚为大观。作为旁观者，多数研究者不像中国人那样背负着历史的包袱，因而可以更加开放地研究科举制。日本、欧美都有相当的研究成果。


　　 科举制被重新提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激进主义的退潮和中国经济的崛起，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成为必然。

　　 与改革开放随之而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和普遍的道德缺失，在全球化中民族身份的迷失，都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开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最近更兴起一轮重建国学的热潮。很自然地，科举制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科举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一门显学。

　　 近代以来，中华学人为自强图存，主动吸纳西学，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也形成了一股完全否定国学、彻底抛弃国学的文化激进主义。中华文化被强行纳入西学框架体系，或者被解构、割裂得七零八落，失去了独立性、主体性。我们的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无不是在西学体系下的重新组建。中华自身的学术体系已不复存在，传统文化的固有面貌已不复存在，传统文化的许多价值被淹没而得不到彰显。

　　 在今天，复原中国科举制度的完整面貌，建立独立的科举制度史体系，理性地辨析其成败得失，以更好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其时也。（本报有删节）

　　 毛佩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