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袁世凯以出卖戊戌维新派、复辟帝制成为众所周知的反面人物。其实袁世凯在清末，曾利用手中的权力议废科举、兴学储才，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近代教育思想，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选自：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1月第30卷第1期第95——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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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北洋新军的领导人。于1916年建立年号为洪宪的中华帝国，却未能成功。
袁世凯以出卖戊戌维新派、复辟帝制成为众所周知的反面人物。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大量史实论证了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历史的前进“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P51)。其经济思想和措施“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2](P83)，特别是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较快发展[3](P116)。也有人概略地提出“其教育观点是进步的”[4](P208)，却未加以论证，连基本的史实也语焉不详。其实袁世凯在清末，曾利用手中的权力议废科举、兴学储才，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近代教育思想，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笔者不揣浅陋，就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袁世凯早年接受的是传统的文化教育，曾两度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一怒之下，他烧毁所有的书籍，决心投笔从戎 。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5](卷一P4-7)1881年5月，袁世凯投身于淮军将领吴长庆幕下，在朝鲜“壬午兵变”中崭露头角.朝鲜国王要求清政府派他帮助朝鲜编练新军，“指授一切教练事宜”[6](P23)。袁世凯受命后，“草创章制，编选壮丁”，延请在德国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王得功为教官。经过月余的训练，这些士兵就“技艺娴熟，步伐整齐”[5](卷二P2)。袁世凯也因此深感西方军事教育的先进性，萌发了改革中国传统军事教育的思想。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随军帮办粮台，目睹了清军的腐败无能，认识到：“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指出要改变这种情状况，必须“广设学校，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使将士学会枪炮用法，战阵指挥;同时选派年富力强的将士“出洋游历学习” [7](P218-219)，提高将士素质。1895年12月，袁世凯到达小站后，立即提出应以“设立学堂为练兵第一要义”，并着手建立了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次年5月开学。还每月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1/3(约白银200两)作为奖学金，以奖励品学兼优者[8](P38)。6月，又开办了讲武堂，轮流抽调在职哨官和哨长“听讲行军攻守各法” [8](P88)。袁世凯本人也悉心讲求西法，对军事训练中的每一个号令，“无不心摩手订” [8](P5)，虚心向洋教习请教。他还重用受过系统军事教育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袁世凯任命的第一批队以上38名军官中，武备学堂毕业生占27人，武备学生成为新建陆军的骨干力量。在这些军官带领下，经过三四个月的训练，这支军队就显得“整肃精壮”，“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 [9](卷一)。俄、日等国武官到小站观操后，也“诧其军容之盛”[10](P338)。
军事教育改革初见成效，给袁世凯极大的鼓舞。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后，山东一时成为清王朝的政治中心，清廷和各省督抚的函电都由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转达。“交涉案件沓来纷至，棘手异常，每拟选员分办，辄至无可任使”[11](P105)，使袁世凯倍感培养具有近代知识人才的重要性。指出只有“亟思变计，兴学储才”，使人材辈出，才是“图治根本”，把改革科举制度，兴办学堂，培养人才提到了治国根本的高度。为此，他于1901年4月向朝廷复陈变法新政时，就提出了变科举的主张。他认为：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上千年，几乎和整个封建制度连成一体，已呈“积重难返”之势。如果骤然废止，必有“浮议挠之，锢习蔽之”，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对。建议旧科仍按期举行，“不必一旦全废”，只将“旧科中额，每次递减二成，实科递增二成，以六成为度”，使广大的士子了解朝廷废科举倾向，而且实科取中者也一体给予功名，从而引导广大士子“争自濯磨”，进入学堂读书，“皆渐勉为有用之材”。当学堂渐多，成材的人增加，再将“旧科所留四成帖括中额概行废止，一并按照实科章程办理”，从而彻底废除科举制度。显然，袁世凯考虑到了改革科举制度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关系问题，主张在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逐渐废除科举制度，以实现科举“不废而自废”的目的，而不是“操切以图”[12](上册P271-272)，从而有利于减轻改革给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袁世凯的主张得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两位重臣的热烈响应。1901年6月，刘、张二人在第一次会奏变法事宜一折中提出了比袁世凯更为积极的废科举主张，即“分乡会试中额，以为学堂中所中举人进士之额”[13](卷二十七P23)，逐渐递减科举，以期10年3科减尽。
在朝野上下，一片废科举的呼声中，清廷被迫作出些许让步，于1901年8月29日宣布：“著自明年为始”，乡会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而改试策论 [14](第一辑下册P129)，终于在废科举的道路上重新迈出了一步。但袁世凯对此并不满意，他认为，废八股改试策论，“究非实诣可比”。一些人“泛览翻译之新书，或涉猎远近之报纸，亦能侈口而谈经济，挟策以干功名”，不仅考取者“没有实在学问”，而且“群相率为剽窃抄袭之学”，势必使许多人“不肯身入学堂，备历艰苦”，成为学校发展的严重障碍。鉴此，他于1903年3月联合张之洞会奏递减科举而专注学堂。在奏折中，他们强调指出：“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建议尽快地废除科举制度，“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体现了袁世凯等人要求废科举的强烈愿望。但为了减轻改革的阻力，他们又提出“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并为旧日举、贡、生员“宽筹”出路：建议让30岁以下“易于改业”的，进入学堂学习;30至50岁的，“可入仕学、师范速成两途”;50至60岁和30岁以上不能“入速成科”的，每科大挑或拣发一次，考中者“用为知县佐贰杂职”;60岁以上的，“酌给职衔”[13](卷二十九P7-9)。
日俄战争后，日俄两国由敌对走向联合，重新调整了在我国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范围，对中国构成了更为严重的威胁。袁世凯又一次“主稿”请废科举，于1905年9月，“电商鄂督连衔”会奏[14](第二辑上册P116)，称：目前“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如再迟之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只有毅然决然，先停科举，才能推广学校，“化民成俗，内定国势，外服强邻” [13](卷三十一P57)。表现出袁世凯等人要求废科举以推广学校的急切心情。
从以上三个奏折可以看出，袁世凯废科举的思想，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把科举制度的废除作为推广学校教育的重要手段。在洋务运动中，由于“科举不废，荣途不出，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使得推行了多年的洋务运动成效不着 [14](第一辑上册P603);维新运动中，康有为等人主张“俟学校尽开”之后，才徐废科举[14](第一辑下册P78)，使士人皆有观望之心，同样不利于学校教育的发展。袁世凯在总结和吸取以前教育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力主尽快废除科举制度以推动学校教育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全国上下确见朝廷“裁减科举、归重学堂”的意向，使人人“争自濯磨，相率而入学堂，以求实在、有用之学”[15](P13)。显然，这一主张更有利于推动改革的进程。
当然，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还和袁世凯在清末政坛中纵横捭阖，地位显赫有关。1901年11月，袁世凯调署直隶总督后，旋即参与政务处筹办新政，翌年即实授直督，兼任商务、路政、电报、练兵大臣等头衔，一时成了清廷唯一的畿辅重臣。1904年前后，“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 [16](P468)，以资取决。而恰恰在此期间，袁世凯联合其它督抚请废科举。虽然“朝士攻之尤力” [17](P6)，但清政府还是认为袁世凯等人“所陈不为无见”，并于1905年10月下令自丙午科(1906年)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废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 [12](下册P1191)。从而使废科举这一几代人为之奋斗而未能完成的任务，终于在袁世凯等人的努力下，被废除了。
二
我们知道，废科举与兴学堂是彼此紧密结合的一个问题的两个组成部分。因此，袁世凯在主张废科举的同时，也提出了改革传统教育，发展近代教育的主张：
首先，袁世凯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学堂体制，在学制年限、课程设置、师资建设以及教育的发展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近代学制思想。
自1901年4月，袁世凯就开始筹划学堂的“规制”问题。他认为：“学校不难大兴，而规制实难于初定。”欧美各国的学校体制大都“因时以损益，历久而观成”，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而逐步定形。中国则“古制就湮，事同创始”。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于11月，提出了制定学制的标准，即“要使等级不至相陵，规模于焉大备，庶几人易从学，学易收效，而才彦可期蔚兴”。并据此制定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学制。认为：教育应分阶段进行，孩童“自七岁起至十四岁”进入蒙养学堂，这8年中 “讲读经史，并授以简易天文、地舆 、算术”，然后进入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学制2年，由各蒙养学堂毕业之员选入，除随时温习经史外，再令讲求浅近政治，加习各种初级艺学，如外国语言文字、史志、地舆、算术等。中学堂，学制4年，教授“普通学”，分政、艺两门。政学包括中国经学、中外史学和中外治法学;艺学包括算学、天文学、地质学、测量学、格物学、化学、生物学、译学八科。大学堂，学制2至4年，“习专门学”，开设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政治学、方言学、商学、工学、矿学、农学、测绘学、医学等门类，“学者各专一门”[12](上册P317-319)。按照这个学制，袁世凯聘请美国人赫士(W.M.Hayes)为总教习，创办了山东大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所省立大学堂。由于当时中、小学正在筹办，难以骤成，而省城设立大学堂又势在必行，在学期不备的情况下，袁世凯决定在这所大学堂内附设中学堂和小学堂，并于11月开始招生。同月25日，清廷谕令各省在全国性学制制定出来以前，“仿照山东所拟章程，先行举办”[12](中册P546)，从而使山东大学堂成为各省举办学堂的样板。据统计，在《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以前，全国有近20所省立大学堂，“多照该章程办理”[18](P9)，对全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学制三段共16-18年，即蒙养学堂和小学堂为初等教育共10年，中等教育4年，大学教育2-4年。从年限上看，比起壬寅学制三等七级20年(初等教育10年，中等教育4年，高等教育6年)和癸卯学制三等六级21-23年(初等教育9年，中等教育5年，高等教育7-9年)要短得多，更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快出人才;从课程设置上看，涉及了近代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社会学等十多个门类，有利于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对于师范教育，袁世凯非常重视。早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曾提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9](卷九)但未能引起社会的重视。1902年8月，袁世凯再次提出“育才莫先于兴学，兴学莫重于得师”，并强调指出：中国士人长期囿于章句帖括之间，对西方传入的新学一无所知，“难膺教习之选”，因此兴学堂的最大障碍“不在无地无款，而在无师”，“造就师范，诚为刻不容缓”，把师范教育的发展放在近代教育发展中的首要地位。他认为如果由小学堂、中学堂而大学堂来培养师资，少说也要一二十年，“未免旷日持久”，不利于教育的普及，必须寻找一种通融的解决办法。提出考选各州县“中学已略具根柢”的举贡生员，对他们进行半年的培训，就让他们教小学堂中一年级的学生。而小学堂中二、三、四年级的学生分别由经过一年、二年、三年培训的举贡生员任教，以期小学堂尽快地办起来[12](中册P548)。利用这种方法，袁世凯在直隶地区设立了多所师范学堂和师范传习所，还派人到日本经纬学堂师范速成班学习，“以期多获教员”[20](P9)。当然，袁世凯也清醒的认识到，速成之师，“自为急于造就师资起见”[12](中册P581)，不能备将来之用。因而在调署直督后不久，就“择优续派赴日，留学广岛高等师范”，以备将来教员之选[21](卷十P5)。还先后创设了保定师范学堂、天津高等师范学堂，以培养中等师范人才。
关于教育发展的方式，袁世凯认为，在教育尚末普及的情况下，教育的发展必须兼顾近期需要和长远利益，主张速成之法和循序渐进之法并用。他说，“时艰方亟，需才孔殷，而学堂收效尚迟，目前断难济用。”[12](上册P311)而形势的发展和新政的推行“已缓不及待。故为今之计，诚欲取济一时之急，莫若造就已成之材”[12](上册P482)，对有一定知识基础的人才进行短期的培训，“以为救时之用”[12](中册P543)，以求“捷效收于目前”。如他主张对现有的官吏进行培训，认为这些官吏“中学”素有根柢，对民情和吏治，有较深的阅历，如果又能“博采邻邦良法”，必“于新旧政法，均能融会贯通，若见诸施行，于治理不无裨益”[12](下册P1162)。基于此，他多次奏请设立课官院和课吏院，以培养现有的官吏。但他同时也认识到，速成之法只能备“目下”之用，并非长远之计。主张“多设学堂”，以循序渐进的方法培养人才。如在军事教育中，主张参照东西各国章制，设立陆军大、中、小学堂，“以十二年为卒业程度”，结合中国的国情，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赶紧兴办小学，以为造端之基”，以求“循序成功”，培养“干城之材”[12](中册p543)。
其次，袁世凯在积极筹划学校体制建设以推动教育普及的同时，还对教育行政制度进行改革，制定了一系列普及教育措施。
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等人就开始注意到教育普及的重要性，提出“责令民人子弟，年至六岁者，皆必入小学读书”[22](P81)。但随着变法的失败，他们的主张也随之被淹没。庚子事变之后，袁世凯重新提出教育普及问题。1901年4月，建议朝廷“饬下各行省厚筹经费，多设学堂，务使僻壤穷乡，皆有庠序”[12](上册P270)，随后又提出孩童7岁起，应进入学堂学习的主张。任直隶总督后，更是把教育普及作为“新政大端”，指出必须“使人人有普通之道德、智识、技能，而后国民程度增高，国力亦与之俱进”[12](下册P1138)，把国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和国家的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此，他多次告诫下属，“当前只有两件事重要，即‘学校和军队’”[23](P311)，把教育发展摆在与军队建设同样重要的地位，这在近代还是第一次，充分地反映了袁世凯对教育的重视。当时，直隶新遭兵燹之灾，元气大伤，百废待兴，袁“以兴学培材为已任”[ 21](卷十一P37)，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进教育的普及：
在教育行政方面，袁世凯认为：“科举之与学堂，情事既不相同，则制度亦应稍变。”[12](下册P1249)在1902年8月，他就率先在直隶地区进行教育行政改革，在省城设立学校司，“为通省学务总汇之所”，经营全省学务，下设专门教育处、普通教育处和编译处“分理其事”[12](中册P598)。还设立劝学所，“为厅、州、县行政机关”，总汇各厅州县全境学务，设总董一员，综核管区内的事务。还规定总董要定时巡察各乡村市镇学堂，对学生进行指导和劝诱。各州县还以三四千家为单位划为一区，每区设劝学员一人，负责学区内劝学之责，挨家挨户劝导已届入学年龄的子弟入学，以期学务日见推广。由于这一制度在直隶推行“颇见成效”，1906年，“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通行全国”，以直隶“原章”为蓝本[24](P3144)。
在对教育行政制度进行改革以推动教育发展的同时，袁世凯还制定了一系列普及教育的具体措施：
为了尽快普及小学教育，袁世凯除了以开办师范速成班和师范传习所等方式培养小学教员外，还奏请北洋师范学堂“开办之初兼造就小学教员以期教育之普及”[25](P1)。
针对“学堂之不能遍设……亦因经费难筹”的情况，亲自捐银2万两，藉此表率群僚，同时为捐资兴学者奏报请奖，使直隶“衿富绅民闻风兴起”，由此形成“直隶各属好义绅民捐资设学，见于奏章公牍者，月有所闻”[21](卷十P14)的可喜局面。到1905年，他又认识到：中国“人数甲于全球，若及岁儿童皆资官费，公家安有此力，普及何自实行?”提出对有钱子弟入学应征收一定的学费，“其实在贫苦无业者，或照西国贫民学校之例以教之”[21](卷十P13-14)的主张，并要求直隶提学司拟定各学堂自费与公费章程，在直隶实行。此后，各省纷纷仿效，自费教育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对解决教育经费不足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普及。
袁世凯还注意到“外国文字一端，力求浅显”，“体用简赅，妇孺易解”，有利于教育的推广普及，而中国“文字艰深”，“五方之民，言语不通”，是教育普及的严重障碍 [12](下册P1339)。为此他提出“教育普及必先统一语言，而文字与语言相为表里，故开通多数人知识，但求简易，无取艰深”，认为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等人所编的《官话字母》，“取首善京音为准，实为统一语言之利器”。基于此，1903年11月，袁世凯要求将何凤华等人所编的《官话字母》，“在保定各军营暨蒙养半日学堂内暂为试办”，后又要求“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21](卷十P6-7)，并要求各中学堂学生“汉文根底太浅者应令补习”[21](卷十P24)。
三
综观袁世凯在新政时期的教育思想，主要源于他早年的军事实践和政治活动，基本上围绕着救亡的时代主题，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对整个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政伊始，袁世凯就提出了废科举的主张。作为回应，清政府诏令废八股，科举改试策论。但袁世凯并不满足，他两度提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废科举主张，迫使清政府宣布自1906年始废除科举制度。这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铲除了窒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枷锁，为新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奠定了基石。
在倡导废除旧教育的同时，袁世凯积极探索新教育发展的体制问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学制，对学制的年限和学堂的课程设置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促进了近代第一批省立大学堂的设立;重视师范教育，多方延揽通晓西学的教师，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天津大学堂总教习，任用曾游历外洋的马廷亮、陈恩涛为保定高等学堂总办，还多次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归国后充实师资队伍，与此同时，在直隶设立了各类师范堂90多所，不仅推动了直隶地区教育的发展，而且为鲁、豫、晋、奉天诸省培养了大批师资;在教育发展中，认为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培养人才，固然“法至良而意至厚”[12](上册P482)，但在“治乱安危，间不容发”，“需才孔殷”之际，采用速成之法培养人才，让他们学习“各种切要学术”[12](中册P543)，却可以解决人才消乏的燃眉之急，因此主张在教育发展中，速成之法和循序渐进之法并重。这一人才培养方式的提出和实践，不仅为新政提供了急需的人才，而且也是中国近代人才培养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
袁世凯还积极进行教育行政改革，在直隶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教育行政体制，尤其在学部成立后，“学部新章多采用北洋办法”[21](卷十一P37)，对全国教育行政体制的变革起到了间接的推动作用。值得指出的是，袁世凯还基于学部成立后，地方学务日益繁杂，学政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教育行政差官，已远远不能适应学务改革需要的形势，奏请“裁撤学政，各省改设提学使司提学使一员”，统辖全省学务，归督抚节制[14](第二辑上册P143)，奉旨准行。从而直接推动了全国教育行政机构的改革，为近代教育普及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此同时，他还推行了一些具体的教育普及措施，如对有钱子弟入学收取部分学费及推广拼音字母等，推动了直隶地区教育的发展，同时对全国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外，袁世凯还突破封建教育的藩篱，把女子教育视为“家庭教育之根源，培植人才之基础”[25](卷十一P24)，积极推进女子教育的发展，是难能可贵的。
可以说，正是由于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以实力热心提倡北洋学务”[21](卷十一P31)，才使得直隶地区教育的发展，在1901年至1907年间远远超过了其它省份。到1907年，直隶地区每年在教育费用支出、学务总资产、专门学生人数、师范学生人数、学堂及教育处所、教员数、实业学堂学生数等方面，均居全国前列。特别是在学校体制、课程设置、组织管理、行政体制等方面，直隶地区初步建立了配套的新教育体系，基本上奠定了直隶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而且由于直隶的教育改革成效卓著，各省督抚都纷纷“派员北上考察，皆采用其章程”[26](P16)，适应了全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需要。
当然，袁世凯的教育思想是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是从维护和挽救封建统治出发的，因而难免留有旧社会的印迹。他认为：“课士之道，礼法为先，而宗圣尊王，尤为要义”，把宗圣尊王放在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第一位。在他所制定的许多学堂章程中，都规定：在学堂内供奉“至圣先师孔子暨本省先贤先儒”，每年开学和每月朔望，都必须由教习率领学生行礼;每逢皇太后、皇上和皇后的生日，也必须由总办率同“教习暨堂内学生齐班行礼”[12](上册P327)等等，以此激发学生对先圣先儒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忠义。在课程设置上，袁世凯认为，学生“不知尊经，则虽诸生备谙各种科学，亦仅造成一汜滥无本之人才，何济于用”。主张各学堂“其教法以四书五经为本，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用”[13](卷三十一P58)，使讲经、读经、学礼、修身之类课程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限制了学生思想的自由发展。因此我们在看到袁世凯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因素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侯宜杰、任恒俊.袁世凯“新政”评议[J].河北师院学报刊.1987.(1).
[2]朱英.袁世凯晚清经济思想及其政策措施[J].天津社会科学.1991.(2).
[3]张学继.袁世凯政府振兴实业的措施[J].历史档案.1990.(4).
[4]林阔.袁世凯全传[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5]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M].1912.
[6]金云植.云养集[M].转自李宗一.袁世凯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五册)[M].
[8]来新夏.北洋军阀(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陈夔龙.梦蕉亭笔记[M].
[1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M].
[11]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十四辑) [Z].台北:国立故宫博物，1973-1975.
[12]袁世凯奏议[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3]沉桐生辑.光绪政要[M].
[14]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5]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M].
[16]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八)[M].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17]罗惇曧.记废科举[J].庸言.1913，(2)
[18]丁致聘编.中国七十年来教育记事[M].民国丛书(二编第45册)[Z].
[19]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N].饮冰室文集[C].广州：广益书局石印本.
[20]直隶教育杂志[J].1905年.(12).
[21]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M].北京：益森印刷有限公司，1907.
[22]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23]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
[24]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5]奏定北洋学堂章程[A].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辑)[Z].台北：文海出版社.
[26]章伯锋、庄建平编.晚清民初政坛百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