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流派）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己任——《学衡》杂志纵横谈 [复制链接]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学衡派”及其在上世纪20～30年代所创办的《学衡》杂志在激烈的反传统的氛围中长期遭到否定和批判。今天，《学衡》又重新引起学术文化界的关注，对之进行认真研究和重新评价。
    《学衡》杂志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停刊于1933年7月，1922－1926年为月刊，发行了60期。1927年因战事停刊，次年改为双月刊复刊。1930年再停刊，次年1月复刊，此后时断时续，直至最后停刊。杂志英文名“Critical Review”是“通过批判再思考”的意思，其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据吴学昭所著《吴宓与陈寅恪》披露，吴宓曾说：“当时在哈佛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张君鑫海表示，‘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页)《吴宓自编年谱》记载：梅光迪君“原为胡适之同学好友，迨胡适始创其‘新文学’、‘白话文’之说，又作‘新诗’，梅君即公开步步反对，驳斥胡适无遗。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第177页) 由此可见，《学衡》杂志出版之前，“学衡派”的主要成员在美国留学时，因受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就已经形成了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学衡》杂志的创办，使他们有了一个新的阵地，得以更集中地进行这种针对新文化运动的论争。
    《学衡》设“通论”、“述学”、“书评”、“文苑”、“杂缀”等栏目。办刊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对于国学，该刊的主张是“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则主张“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
    作为主编兼干事的吴宓（1894－1978），是这个刊物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发起人和参与者还有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等，其中吴、梅、胡、汤等人先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归国后又曾经执教于当时的东南大学，称得上是纯正的“学院派”。刊物撰稿人曾经达100多人， 主要撰稿人包括王国维、陈寅恪等，是文学界和史学界的思想学术精英。
    “学衡派”作为一个学术文化派别，其若干成员早在《学衡》杂志创办之前就已对新文化运动展开了批评。那时并没有出现“学衡派”的称呼，后来才因刊而得名。他们既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人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破旧立新的主张，也不认同守旧人士对西方文化所持的盲目排斥态度。他们与新文化运动派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吸收的是西方古典文化；而后者要吸收的是促使西方走向现代化的近现代的文化。“学衡派”确认古希腊哲学是西方文化的精髓，欲以古希腊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中国的孔子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交汇。因此，《学衡》杂志除了注意阐发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之外，还大力推介古希腊的哲学和文学，特别是系统、重点地介绍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全部79期杂志竟有69篇文章是讨论西方文化的论文和译文。
    吴宓早在1920年美国留学时已发表了《新与旧》、《中国的旧与新》等文章，探讨当时在中国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1922年，他在《学衡》中著文指出，真正的“新”，未必与“旧”的冲突，相反地，真正的新，必须本源于旧，由旧中发展而来：“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则尤不可”。“旧中之新，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欺世骇俗、竞奇斗异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而不是真正的新。”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吴宓还明确地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革新派根据历史进化论所提出的“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以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的主张。他认为，应该对物质科学（自然科学）与人事之学（人文社会科学）加以区别：前者以积累而进步，越是晚出的越是精妙；而后者因与社会环境与个人天赋有关，“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他提出了“现代性源于传统”的发展观，指出，进步不是跳跃式的突变，而是“有机生长”。旧者多含有恒久之价值，新者也有真伪之辨。因此，不应拘泥于新旧，“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何况，旧与新还是可以变化的。昨日为新，今日则旧；今日之新，正是从昨日的旧事物中经历了层层改变递嬗而来的。他曾经明确地说过：“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而“西国学问之精华本原，皆出希腊三哲”。（吴宓：《吴宓日记》Ⅱ，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1页）他认为，只有既昌明中国古代的真文化，又输入西方古代之真文化，融合中西两大文明，才能建立中国现代的“真正新文化”，才“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吴宓：《空轩诗话》，见徐葆耕编选：《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38页）
    梅光迪是《学衡》杂志的最早发起者和实际创始人。在关于新旧之争开始前，在给胡适的信中他坦言所持人生观是“保守的进取”，要在吸取“先哲旧思想中之最好者为一标准，用之以辨别今人之‘新思想’。”这样才不致“当众说杂之时，应接不暇，辨择无力，乃至顺风而倒，朝秦暮楚”。（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157页）梅光迪在《学衡》创刊初始时期接连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五四新思潮的提倡者不了解历史，对中西文化源流缺少广博精深之研究，从而带来了偏颇。他指出，对于古今中西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和“明确之评判”的态度，以求达到“融贯中西”的目标。他还说：“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事例孕育而成。”（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1922年第2期）
    胡先骕早在1919年就已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文学改良论》，对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论所表现出来的“因噎废食”的“偏激”，给予了公开的批评。在《学衡》创办后，又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重任当然不是国内顽固守旧的冬烘们所能担当，必须有一批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又有世界文化眼光的“学兼中西”的饱学之士才能胜任。只有以新的方法和新的理念来整理、淘洗旧学，广泛吸收西方价值观念，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符合现代世界潮流的诠释，并使中国文化摆脱困境，寻求新路。（参见胡先骕：《说今日教育之危机》，《学衡》1922年第4期）
    “学衡派”诸君无论是吴宓还是梅光迪、胡先骕都深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并以此为指导思想。白璧德是当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文学教授，新人文主义者。他十分向往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所产生的流弊深表忧虑，想提出“新人文主义”的文化主张加以匡正。他认为，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是有深远历史渊源的，既根植于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传统之中，又与中国古代儒家孔子的“仁学”在精神上相一致。他曾经强调指出，“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白璧德：《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胡先骕译，《学衡》1922年第3期）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保守主义当作一个贬义词而加以拒绝和摈弃。但实际上20世纪中国的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它的历史价值正是在于纠正五四以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所引起的偏激，既非全盘继承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也不是完全拒绝西学、拒绝创新。但《学衡》在创刊伊始就遭到新文化运动健将鲁迅的猛烈抨击。（参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7页）再加上这份刊物倡扬学术与政治、社会分离，又选取了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办刊宗旨，与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批评精神”格格不入，从而决定其后来要遭遇到的历史命运。
    到了8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文化生态的改进，特别是“国学热”的兴起，人们回过头来反思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追求时，“学衡派”和《学衡》杂志的学术主张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理解。1994年7月29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教授在为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丛书”写的“总序”中，就是这样界定的。他明确指出，在二十世纪这一文化转型时期，中国文化所形成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种不同派别，“都是面对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世界文化的大动荡这同一问题而显示出不同的反应和不同的思考层面，正是这三种不同趋向的文化的合力推动着文化的发展”。
    北京大学中文系乐黛云教授等一批研究者在数以百计的文章和若干专著中，从不同的视角阐发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无论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他们都既要向西方寻求真理，又想绕开西方文明所已经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弱点。“学衡派”注重从学术渊源上梳理中西文化的发展脉络入手，进而认清两种文化的本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氛围和思想路径。“把他们置于文化启蒙运动之外，甚至把他们作为对立面而加以抹煞，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乐黛云：《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应当承认，“学衡派的文化取向实则是构成了对新文化运动的补充”。（蒋书丽：《学衡派和新文化派的错位论争》，《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
    近年我国思想学术界不断反思五四，并希望超越五四，对“学衡派”的研究与重估，本身也显示出这种超越的努力。如果我们能以历史主义眼光全面地把握“学衡派”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和他们所持文化观的价值；那么，也就不难以平和的心态，从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正确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既反对复古主义，又反对民族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