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著名语言学家 吕叔湘先生说过:“中小学语文教育效果很差,”“十年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十五年前,北大中文系朱德熙教授说过:“现在的小学(语文)教育简直是摧残儿童!” 五年前,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于漪说过:“语文教育面临一个悲哀,不少学生对语文失去了兴趣。”
“中国语文高峰论坛”与会的许多教师和作家承认:“语文教育效率不高”,“学生对语文的兴趣与日俱减”。
语文问题的解决是愈来愈紧迫了!
语文界的同仁一直在不懈地探讨语文的出路。三十年时间,有关语文的出版物多不胜数,以传统的、现代的、甚至最时尚的理论给语文教学诊治疾病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可是语文还是重病缠身。也许人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汉字、汉语与汉文化的关系。现在通行的文本解析的教学方法是从西方传入的,数十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它不切合中国国情。中国的语文教育应该打上鲜明的“中国制造”标记。为此,我们有理由把目光转向弃置已久的传统教育。
社会上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的传统教育就是语文教育,但实际上两者却大异其趣。传统教育,注重人的道德品行、人格操守培养,秉持“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理念来教育学生,以期最终“化民成俗”,建设一个有利于“建国君民”的社会;现代语文教育注重的是学好语言文字,能够自如地运用这个工具来学习各种人文科目和自然科目,参与社会生活。简单地说,传统教育重在“传道”,而现代语文教育重在“传器”。传统教育有一套沿袭两千多年的主干教材,这套教材代表了中国的主流文化,所以学生从幼儿到成人都接触到系统的文化。而现代语文教育的教材却时时翻新,忽而“姓”政治,忽而“姓”文学;忽而重名文,忽而又讲实用,始终“居”无定所。传统教育,学生是课堂的主人,老师是指导兼督导,学生的主要功课是朗读和背诵,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轻松,不过数年,不但对中国文化能入其门墙,初涉堂奥,而且自然“习得”运用语言文字的功夫。语文教育,老师充当主角,学生是配角,课堂上,老师占用大部分时间,滔滔而讲,学生枯坐堂下,恹恹而听。课下,老师疲于备课批作业,学生题海苦渡,教学双方如牛负重,怨教怨学“蔚然成风”。传统教育以科举考试为驱动力,考题要求学子站在文化的角度解决与修身治国有关的问题,从而引导学生钻研文化。语文教育也以考试为动力,偏重于操作层面的表达能力考核，所出题型大多是文字的片断,引导学生注重语文的细枝末节，这既严重阻碍了语感的形成,又远离了文化。以上所述是两者区别的荦荦大者。最后的结果是明显不过的,传统教育下的受教者语文功底扎实,常常是未到成年,写字、作文、思想已相当可观,传统文化也得以继承。语文教育的受教者,则虚掷年华,十数年过后依然是“大多数不过关”(吕叔湘语)。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学生对传统文化非常生疏、淡漠。换言之,他们对祖国的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产生过认同心理,更别说亲近感、眷念感,由此弱化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因此很大一部分精英学生负笈海外后,便毫不犹疑地选择留居异域。这和过去的留学生是有明显区别的。传统文化缺位的语文教育对此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传统文化的书籍都是用文言记录的,学校教的却是白话文。这是继承的最大障碍。科学地看待文言与白话的关系,恢复文言的应有地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百年前,文言被打入“冷宫”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因为它是记载传统文化的工具,传统文化既遭贬黜,文言也罪责难逃,在一片声讨中被迫逊出历史舞台。二是文言被认为是封建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所以要故意造成它的烦、难,不让民众介入。三认为文言是“僵死”的,难懂、难学,白话是鲜活的。要开发民智,就必须废止文言提倡白文。三种理由看似有理,实则似是而非。文言的形成有悠久的历史因素。中国地域广大,方言复杂,各地的人操不同的口音、用不同的词汇、甚至不同的语法，根本无法交际,只能靠统一的汉字和统一的书面语——文言文来交流。所以是中国的国情选择了文言文,使它成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莫大功臣,把历代统治者推行文言归因于利己的统治,这是滥用阶级分析。其次,旧时代民众之所以不能掌握文言,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政治上无权利、经济上受压迫,教育未能普及,与文言的所谓“难”学风马牛不相及。可见,当年文言的遭贬遭弃,虽然是社会革新浪潮所致,但确是缺乏理性的盲目行为。
对于文言还有论述的必要。这种书面语存在至少三千年了，它的优点在于端庄文雅。传世的文言文几乎都是“思无邪”的,尤其是儒家文章,符合明道、传道的传统,历代都不允许淫思邪念和粗辞鄙语进入它的语用系统。其次是简洁精炼,妥帖适宜、字无可删、句无可削是它的行文标准。其三,它是汉字运用的典范。汉字是单音节的音意文字,在同音字众多,声调不一的语言环境中,汉字的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文言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探讨文言文对白话文的作用是饶有启发的。当年斥文言倡白话的风云人物,如胡适、鲁迅、郭沫若,哪个没受过文言的熏陶?文言给了他们厚实的文字功夫,所以一旦改写白话(注意:他们可没上过新式语文课),个个都是圣手。毛泽东、朱自清、闻一多等人也是这样,他们自幼饱读经史,改写白话,无论政论、散文、诗歌都能盛行当世,垂范后昆。凡从文言这条路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如钱钟书、吕叔湘等人,他们厚实的基础也离不开文言的底子。这足以说明,文言能使白话的表达更简练、更贴切、更精致、更丰富。朱德熙先生曾感叹上世纪50年代后培养的学生“窄”和“漏”,我猜想这与文言的失势失尊不无关系。时下,母语使用的环境很为严峻。传统文化的背景已完全隐去,一些浅显的文言词语已难倒了许多学人;各种粗俗鄙陋的话语堂而皇之地流行于世。大部分人字写得七扭八歪,错别字连篇,孩子造句闹出“我的童年很性福”的笑话,高中生写出“腊炬成灰泪屎干”的尴尬,大学生的语文能力也每况愈下。新一波的语言文字混乱现象正向我们涌来,而且是大范围的、空前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有必要彻底改变语文的生存状态。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语文界和学术界一直在为语文诊脉治病,但收效甚微,似成绝症。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初中央就对整理我国古代典籍发出指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继承寄予厚望。我们何不折回到传统的路子上去呢?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是可行的,它造就了历史上群星灿烂的文化人,其中含有每个时代的文化“大家”,它使得一个悠久的民族有了精神的文化寄托,它使灿烂的中华文明传承至今。新时代的语文教育,我们可以从内容、教授方法上适当改造它,使它更有效、更完善。汉字、汉语、汉文化在世界上都是独树一帜的,我们回归传统,就能使它们并驾齐驱、齐心协力，承续教育传统，再为中华文明铸造辉煌。
中国的文化正在走向世界,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但同时又感到身为中国人自身的文化修养还很不够,这是语文教育造成的。拖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问题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们欣喜地看到,大量蒙学读物、国学书籍已在出版;许多地方自发地出现了私塾式的教学;古代诗歌散文的朗诵活动此起彼伏，使人感到人心思“归”的涌潮已经出现。万舟待发,只欠东风。我们真切希望每一个国人,无论其身处何方,无论其所事何业、无论其所居何位,通过语文教育,都能对中华文化有一份敬畏、挚爱之情,都能受其熏染,明晓其要义,我们寄望于这样的语文教育。我们深信,经过一、二代人的努力,语文的沉疴顽症一定会彻底治愈,一定会为中华文明续写新的辉煌篇章!(马智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