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后，在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教育理论，尤其是他的书院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和教学目的。并且开“会讲”先河，进行学术交流，以书院为基地，著书立说，发展湖湘文化，对湖南、四川等地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张栻；岳麓书院；主教
张栻( 1133-1180) ，字敬夫，一字乐斋，号南轩，“生于西蜀，长于南楚。”其父张浚是抗金名将，自幼受受父亲教育，后又学于庭教，思想上承二程遗绪，中经谢良佐、胡安国，而最直接得自胡五峰传授。张栻是南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主持岳麓书院期间，研究理学，促进湖湘学派的发展，通过讲学和交流，培养了大批人才，对湖南、四川等地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主教岳麓，传道解惑。
岳麓书院享有天下书院之首的美名，然而千百年来岳麓书院历劫不衰，于斯为盛，与张栻全新的教育理念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办学方针和教育思想，还是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不同于以往的书院教育，为岳麓书院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1.教学思想。
岳麓书院重建时，张栻撰写了《岳麓书院记》，奠定了岳麓的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张栻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其办学指导思想。他指出，所以要重建书院，“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早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1] 26他认为兴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决科利禄计”，而是为了“传道”，维护孔孟已失传的道统，这个道就是仁，教人为学就是使人在日常生活中求得自身的“仁心”。他极力反对把理学看作是个人谋取名利的手段，而坚持教育的目的是求仁，“至于孔子，述作大备，遂启万事无穷之传。其传果何与？曰仁也”。[2]42为实现“求仁”以培养人才，这也体现了理学家的教育思想。
唐朝科举取士以后，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和跻身官场的跳板，不重视学生品德培养办学者以科举利禄、功名仕进作为办学的目的，岳麓虽不属于官学系统，但也深受影响。特别是在各州县推行三舍法时，岳麓以潭州三学的特殊方式实现了书院与官学相结合，书院也就成了科举的附庸和跻身官场的跳板。对于当时这种教育现状，张栻明确反对把书院做为攫取功名利禄的场所，抨击玩弄章句，追逐功名利禄的迂儒，他要求把书院教学与治国的经世济民活动联系起来，以实现道德人格的教育和经世济民人才的培养。他很重视给学生们讲授《大学》一书，常在书院，“与论《大学》次第，以开其学者于公私义利之间，闻者风动。”[3] 18他还很重视《孟子说》， 并把它作为岳麓书院的讲义，他提出“学者潜心孔孟，必求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3]19他认为义利之辨不仅贵为个人修身之要，也是经世之关键所在。因此要总结前代学者的经验，避免重蹈覆辙，端正学生对书院的办学态度，培养学生“传道济民”的思想。
他在书院教育实践活动中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他说：“惟民生，厥有常性，而不能自达，故有赖于圣贤者出而开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教，莫不以教学为先务”。[4]又说：“立庠序以谨其教，孝悌为先，申云者，申其义以告也。夫自乡党之间而各立之学，以教民孝悌，熏陶渐渍之深，其君子固有以自得其良心，而其小人亦知畏义而远罪，至于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则足以见孝悌之教行于细民。”[4]张栻十分重视教育对人的教化作用，并强调政治治理也应以教学为先。他还反对空谈性命的“腐儒”强调致知力行，知行并进。在道德修养上，程序上他主张先察义利，后明理居敬以造其极。
2、教学方法。
第一，张栻在主教岳麓书院的过程中，提出了独到的教学方法，如“由近以及远，由粗以及精，学之方也”。[1]28他的这种教学方法深的朱熹的赞赏，这既包括学习上的由粗及精，又包括道德修养上的由近及远。岳麓书院的一些学生急躁不安时，得益于张栻的湖湘弟子，大多都能笃实用功，不务空谈。
第二，张栻提出“博约相须”。自孔子提出博与约这对范畴以来，理学家们无不围绕博约问题阐发自己的观点。但是，理学家们看法向来不一致，还曾有过激烈的辩论。朱熹强调博而忽视约，陆九渊强调约而忽视博。张栻认为“然而博与约实相须，非博无以致其约，而非约无以居其博。……博文而约礼，圣人之所以教人，与学者之所以当从事焉者，亦无越乎此矣。”[1]28他主张，博约相须、博而后约的观点。从目的和手段来讲，约是目的，博是手段，博学是为了求约。从先后顺序来讲，则博在先，约在后，“博而后约”博约不可偏废，是统一关系，这就客服了一些理学家的缺点，正确处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学思并进”。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指出只学习而不思考，是不会有发明创造的，只是感到茫然而已。只是一味的思考，就是研究完所有的道理也不过如此，假若不踏实务实的学习，学问就没有依据，是很危险的，二者都不能偏废，强调学思并进，就可以不偏向其中一方面。
第四，“知行互发”。张栻强调知行“二者互相发之”，即指知行互相依赖和促进。他痛恨当时一些人专务空谈不务践履的恶习。他认为，“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1]29虽然他受“知先行后”的影响，但强调“知行互发”。
此外，“慎思审择”。张栻反对盲目读书，主张独立思考，他认为“所谓观书，当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所在。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 [1]29这种强调独立思考，不因庸人之言而废，不因圣贤之言而草率，十分难得。
3.教育目的。
张栻在教育上还强调“明人伦”。他在《静江府学记》、《袁州学记》、《桂阳军学记》诸篇中反复阐述，他认为办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伦”。使人们懂得如何做人。他说：“其所以学者，何也明人伦也”。[5]何谓人伦，即指人与人之间应该遵循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行为准则。张栻把明人之五伦作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在教育中贯彻儒家的伦理思想，把教育纳入道德教化的轨道。由此，他反对那种只顾追求功名利禄，不明人伦，不讲仁义道德的求学态度，批评不以儒家人伦教民，而去讲求文辞华丽的做法。
在教学上，他倡导培养经世济民之才，强调人格教育和道德践履，对岳麓书院务实学风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此后办学树立了楷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岳麓之会，卓然有见。
岳麓之会的核心人物即张栻和朱熹，也可以称之为“朱张会讲”。“会讲”是书院讲学的重要组织形式，现在看来，就是不同学派在书院举办的学术讨论会，这也是书院区别于一般学校办学的一大特色，这次“岳麓之会”，比之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早八年，比淳熙八年的白鹿洞书院会讲早十四年。在学术史上，开不同学派讲学的先河，显示出自由开放的学术特色，丰富了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
在南宋四大书院中， 岳麓最早以其湖湘理学闻名全国，张栻与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齐名，被称为南宋四大理学大师。乾道三年(1167)，应张栻之邀，朱熹自闽来访，在岳麓与张栻会讲中庸之义，名闻遐迩。从此，朱张之学成为岳麓书院的学统，而且历代以来皆受到尊崇，元代理学家吴澄所称：“自此以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6]184会讲也成为书院重要的学术活动，既丰富了疏远的内涵，又促进了书院制度的成熟。
两位理学家围绕着一些学术上的难题，诸如“中和”、“察识持养之序”、“太极”、“仁”等方面展开了讨论，着重讨论了“中和”问题，这个问题，包含着高深的哲理，湖湘学派和闽学派对它们的理解各不相同，朱张对此问题观点不合，经过激烈的争辩，朱熹大体上接受了湖湘学派的观点。在“太极”问题讨论上，他们很契合，体会颇深。张栻和朱熹对仁所具有的儒家伦理涵义的理解基本是相同的。但由于两人的具体师承和所接受的思想资料有所不同，其哲学又有相异之处。
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会讲”，各自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两人围绕着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在书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促进了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和以朱熹为代表闽学后来的进一步发展，达到了更高的境界。这次张栻与朱熹以“中和”、“太极”和“仁”的讨论为主要内容的会讲历时两月，盛况空前，开创了岳麓书院不同学派的自觉交流之风，促进了理学的繁荣与发展。朱熹离开岳麓书院后，继续与张栻通讯讨论，通过这样的交流，使两人各自丰富和发展了自家的思想，从而使得宋代理学思潮中的两大流派一一闽学和湖湘学的学术联系和交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影响了当时湖南的学术氛围和社会风气，也使整个理学的思想体系和思维内涵更趋完善，这在宋代理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朱熹说：“我昔求道，未获其友，敝莫予开，吝莫予剖。盖自从公，而观于大业之规模，察彼群言之纷纠，于是相于切磋以究之。”[7]66可见，这次会讲对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
张栻与朱熹在岳麓书院的交流讨论，对南宋时期的思想界和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它表现出张栻主教岳麓具有融合各家之长的特点，促进了岳麓书院的学术研究和传播。
三、著书立说，培养人才。
南宋乾道以前的岳麓有三大事业，即讲学、藏书和供祀。张栻主教后除了延续三大事业外，还著书立说、发展学术。以岳麓书院为基地，招生授徒，自由讲学，培养人才，对南宋的政治、文化、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胡宗懋《张宣公年谱》记载，张栻的学术著作多是在乾淳年间主教岳麓时完成的。[8]其中《孟子说》、《论语解》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其宇宙本体论、知行观、义利观以及教育思想等内容。清道光年间，经整合完成《南轩全集》，后人对其评价很高。
张栻还丰富和发展了二程学说，到了南宋，理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张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张栻继承了二程的天理思想，把理作为自己哲学的最高范畴并给予详尽的论述。在义利关系上，张栻“去利就义”的思想固然反映了二程理学重义轻利的特点，但他又提出“仁义之行，固无不利”， [5] 对二程的思想进行了发展。
张栻学说在湖湘熏陶了一大批有成就的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心，张栻的岳麓弟子著名的有胡大时、吴猎、赵方等人。其中胡大时受张栻的影响，以融合道学、心学和事功学派几家的学说为宗旨，吴猎曾任岳麓书院堂长，他发扬了湖湘学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的传统，直接参加抗金斗争，并打败了金军的进攻。他还善于治理，安定民心。全祖望指出，“南轩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而吴猎为其“最显者”，有“宰相材也”。[3]23
除此以外，在岳麓书院吸引并培养了一大批品德高尚、学以致用的优秀人才，《宋元学案》中介绍南轩门人及再传弟子，成器者达数十人，其中有“开禧北伐”的功臣吴猎、赵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鲠之臣”彭龟年；组织抗金、“锐志当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善于理财、整顿“交子”(纸币)卓有成效的陈琦；“光于世学”的理学家张忠恕等，他们被称为“岳麓巨子”，真正践履了张栻“传道济民”的思想，其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湘学派更加流光溢彩。
张栻掌教与岳麓，但其活动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学生来源不仅仅局限于湖南一带，由于生于西蜀，四川的一些士子从学张栻后又回去传学，传播张栻的思想，同时也促进了巴蜀文化的发展，使四川学术发展日益兴盛。另一些四川学者，虽来不及亲赴岳麓受教，但被张栻的思想和学术所吸引，私淑张栻，以学习和传播张栻的思想，通过他们在四川的讲学，也传播了张栻的理学思想，繁荣了四川的学术文化。张栻岳麓之教的蜀中弟子主要有范文叔、陈概、宇文绍节等，其私淑弟子著名的有魏了翁，范文叔晚年讲学于四川。陈概不仅继承了师说，而且带动蜀中士子求学于南轩之教。 张栻学说大行于蜀，陈概的倡导之功不可没。还有一些再传弟子在江西开办书院讲学。此外，湖湘弟子们学成后又在湖湘各地讲学，影响较大，如钟如愚十六岁从张栻学习，晚年主教南岳书院。到元代还有人传习岳麓之教。可见，张栻对湖南、四川、江西等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张栻在岳麓书院的活动，对岳麓书院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以书院为基地，教授学生，与朱会讲，培养人才，为书院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张栻所处的时代及其阶级地位的局限性，其理论已打下了阶级的烙印。他所认为“善政以教育为先”，是直接为其封建统治者服务，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
参考文献:
[1] 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M].长沙:岳麓书社,1986:26-29.
[2] 张栻.张栻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0:42.
[3] 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8-23.
[4] 何英旋,吕锡琛.岳麓书院的道德教育[J].湖湘论坛,2008(6).
[5] 蔡方鹿.张栻与岳麓书院[J].社会科学研究,1991(4).
[6]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184.
[7] 杨金鑫.朱熹与岳麓书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66.
[8] 姚艳霞.张栻主教岳麓书院的特点及其现代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2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