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是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现代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既要具有自主、独立、创新的意识和精神，又要具备一定的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两大内容。对于语文教学来说，传统的、凝固的文言文教学随着我国近代政治的内忧外患，以及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外国经济的冲击，与现代的教育逐渐产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无论是在重视学生主体性的发挥方面，还是在培养能力、注重实用、面向并服务于实际生产和生活的知识与技能方面，文言文教学都无法承担起如此的重任，它与现代教育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与此相反，面向生活、以日常口头语言为基础的白话文正好满足了现代教育的需要，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因此，现代教育的发展决定了我国基础教育最终抛弃了文言文教学而选择了白话文教学。
一、注重学生主体性与文言文和白话文教学
从维新运动所倡导的开启民智到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人的个性的尊重、对个人创造价值的认识。所有这些具体落实到教育理论之中，就是对学生的主动性的重视。我国传统语文教育是教学载圣人之道的文言文，学生穷年继日地极力模仿古人的表达方式，揣摩古人的思想，不敢离经叛道、妄自菲薄。所以，学生的思维方式是遵从古人，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而现代教育注重的是学生主体性的发挥，目的是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于是，模仿、揣摩古人语言和思想的文言文教学就与现代教育目的形成了比较突出的矛盾。而以口头语言为基础、能够充分表达个人思想感情的白话文则符合现代教育发展的这些要求。我国的传统教育，无论是教学蒙学始用的字书，还是四书五经，教学目的和内容就已经注定学生主动性要受到压抑和摧残。只要能够把这些东西原原本本地背诵下来，就算完成了任务，即使到了相对较高的程度，对经书的理解也必须根据一定的注释，学生不能进行主动的发挥。不但所学内容是一成不变的，就是表现内容的形式也必须是固定的。学生所使用的词汇、句式、语气等都是曾经背诵下来的，甚至达到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句无根据的程度。学生经过这样长期的训练，思维的内容和方式也就必然是从古人到古人。下面这段话是对我国传统知识分子思维方式问题的认识，尽管有些片面，但在指出接受四书五经教育的过程中使人们的思维只能局限在某一固定模式，而自身无法进行创新方面是非常中肯的：“传统中国文人运思和构思所用工具是文言文。文言文，尤其是文言文中的成语，凝聚着自古以来代代相传且又因而硬化了的意型。这些意型老早与这个经验世界脱节了。白话文因和口语接近，所以其中的意型与经验世界接近。既然胡适们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那也就是为中国知识分子以旧的思想方式换成新的思想方式。这也就是说，新的语言方式使他们从远离经验世界到接近经验世界。这一内在思想方式的转换，促致中国知识分子走出文字筑成的高楼，而落实到人世间。”①实际上，早在光绪二十五年有人就指出教学文言文不但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更主要的弊病是使人们醉心于浮华藻饰的文字游戏之中，而对现实生活中所亟需的知识经验弃而不顾。“今考试若用浅说，不独不耗人岁月，不费人精神，且可以练人心思也。学习文言之时，费许多精神，耗许多岁月，尚未得到恰可地步。若改为浅说，则从前须识六千字者，今则识二千字可矣。从前须解二千字，今则解一千字可矣。且以此试士，省去涂饰敷衍之陋习，苟见识未充，道理未熟，断难制胜。欲制胜者，不得不留意于博物穷理矣，故谓考试若用浅说，正可练人心思也。虽文言者亦用心思，然用心思于无用之记号。孰若用心思于有用之实事实理也”。②
在新文化运动中，“古人不足法”的思想得到普遍传播，使人们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从原来对古代社会和古人的过度关注，转向对现实、对自我的关注。对于语文教学来说，学生在最初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不再死记硬背抽象的符号，而是更多地把词汇与实际事物和对象本身联系起来。对于文字来说，不仅是音、形、义结合的整体，而且是与真正的事实即学生的实际生活结合的整体。这就促使学生对周围世界进行深入的观察和认识，使语言与事物本质的距离缩短。当学生进入学校开始学习语言文字时，学生在家庭生活中从语言到事物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学校的教学如果不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而是教那些学生从未感知的语言符号，那么在此基础上得到的知识当然会缺乏生命力，因而也就无从谈起在生活、工作中进行创造性的运用与发展。福禄培尔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一个应当以真正有效的方式学习写和读的少年儿童，当他试图了解某些他尚不了解的事物之前，必须预先已经是具有了解这些事物的可能性的东西了。否则，他的一切知识将是空虚的、死的、没有意义的、格格不入的、残缺不全的、机械的。如果基础是死的和机械的，那么以后又怎能从这一基础上发展生命活动和真正的生活——一切努力的高度和最高价值呢？人又怎能真正地实现他的使命，即生活呢？”③
文言文是与学生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语言截然不同的另外一套语言，学生的思维活动局限在古人、古事的范围内，这些人或事是已经发生的，而不是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如果从小接受这样的训练，那么对现实的思考和对自身的认识就很难或很少有机会进行，更多的是从古人古事中逐渐体味、认识，然后再间接地影射现实和自身。相对于文言文，白话文不仅是学生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而且其所承载的内容就是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现实生活总是与人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也就不断地促使学生对自身和现实进行思考。陈独秀在论述文言文和白话文与教育的关系时认为，从学生的想象力发展的角度：“古文——盲从古人的、他人的想象力。白话文——直接能发现的、自己的想象力。”④
下面的这两篇课文，可以清晰地表现出从民国元年（1912年）到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学生主动性逐渐得到切实的重视。商务印书馆民国元年六月出版的教科书《新国文》第三册第一课《读书》有：“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原文仅以句读断句。引者注。）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八月出版的《新体国语教科书》第三册第一课《读书》有：“哥哥问弟弟道：‘你要读书么？’弟弟答道：‘我很要读书。’哥哥道：‘很好，读书是一件最要紧的事。’”这两篇课文，前者是文言，后者是语体。尽管后者有根据前者直接翻译过来的明显痕迹，但从对同样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发现，读书已经从“奉父母之命”这样外界强加给的任务，变成了“我要读书”这样自我的内在要求。无论是当时的编制者有意还是无意为之，后者体现了对学生主体性的重视，其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特点也是不可否认的。另外，前者赋予了读书非常沉重的内涵，使读书与长大之后是否成为具有功名之人产生直接因果关系。读书的目的是这样，那么整个教育的目的当然也是如此了。
随着社会的快速变革，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生产相比，现代工商业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不仅能够独立谋生，而且必须会独立思考，既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又能不断追求自身的发展。这样的社会需要对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促使教育发生变革，原来的教师为本位和只重知识教授的教育也就不可能培养出现实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具体到语文学科来说，如果说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是掌握语言文字这个工具，那么学生对这个工具的学习和熟练，应该与学生反复的练习和使用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需要学生不断地应用。当然这里的应用不仅是生活中的运用，更主要是指课堂里学生把学到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内化为自己的东西，这个内化的过程不只是一个接受信息的过程，同时还是对已接受的信息进行整理加工之后的使用过程。如果从听、说、读、写来简单划分的话，读、听是接受信息的过程，那么说和写就是处理、使用信息的过程。相对于接受过程来说，处理使用信息更需要主观创造性的参与和发挥。现代教学理论认为，教学过程不完全是一个从外向内的单向传导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内向外的能动作用过程，这双向作用过程是以学生自身的活动为基础。所以教学的中心应该时刻围绕着学生，即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的作用也取决于学生主动性的调动。这就要求教师不能以向学生灌输系统的知识为最终目的，重要的是指导学生怎样去获得知识，也就是掌握获得知识的方法和依据具体情况去处理各种信息的能力。
总之，对人的潜在能力的深入挖掘并使之充分发挥，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只有激发、培养学生自身潜在的主动精神，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这是不可置疑的。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衡量文言文和白话文教学，白话文教学在这方面的突出优势自然就显现出来了。
二、注重实用与文言文和白话文教学
自从鸦片战争列强开始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残酷的现实促使当时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深刻的反思。在分析列强为何强大、中国为何积弱积贫时，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索其根源。其中，一些有志之士认为不重视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是重要原因。魏源在《默觚·治篇一》中说：“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彼钱谷簿书不可言学问矣，浮藻?饤可为圣学乎？释老不可治天下国家矣，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诗》曰：‘民之质矣，日用饮食。’”⑤这是对当时脱离现实生活的社会风气的猛烈鞭挞和批判。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迫切需要的是能够面对现实并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才能和知识的人才，而总是空谈心性、钻入故纸堆中不能自拔的人当然不是这个时代所亟需的。到了制定学堂章程时期，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教育思想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所以《奏定学堂章程》中的教育宗旨认为“尚公、尚武、尚实”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这里的“尚实”就是学以致用，“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掌握、培养从事农业、工业、商业的知识和技能，这说明原来具有广泛含义的学以致用思想已经深入到了非常微观的层面。到了民国初年，这种“尚实”的教育宗旨就由此发展成了实利主义教育，使教育和社会生活、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⑥
通过一些仁人志士的努力探索和积极倡导，讲求实用、面向生活、为现实服务的教育思想成了清初教育宗旨的重要内容。随着教育的整体发展，这种思想越来越具体化，它已从宏观的论述深入到每个具体学科之中，指导着每门学科的实际教学。对语文学科来说，“国语国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利，而依准美词学者，属于美感。其内容则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⑦从内容到形式，实利主义都是语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蔡元培对语文科如何体现教育宗旨所作的具体说明，尤其在内容方面其所占比例最多。难能可贵的是，蔡元培从形式方面也认识到了语文教学要符合实利主义的教育宗旨。
在民国初年，倡导实利主义教育最为不遗余力者当属黄炎培。他主张小学语文科的教学内容应该与学生生活、与社会实际相联系。针对当时小学语文教学专重文字、脱离生活、远离社会的弊病，黄炎培提出了这样的改革方案：“国文：读本材料，全取应用的。作文力戒以论人论事命题，多令作记事记物记言等体（记物，置实物于前为题，或令写实景）。尤多作书函（正式书函，便启，通告书均备）。或拟电报（书函兼授各种称谓及邮政章程。电报兼授电码翻译法、电报价目表等。旧时《宦乡要则》，今之《官商快览》以及坊间印售之日记册，附载各种，实包有无数适于应用之好材料）。习写各种契据式。书法注重行书。”?⑧这时期，注重实用的语文教学风气日渐兴盛。据1915年黄炎培发表的《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一年》，到此时关于实用主义的单行著述，已经出版发行的有三种，还有很多在流传使用的稿本，并且一些学校正采用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在此文中黄炎培用亲身的体验来说明当时实用主义的盛行和影响：“盖此四字印于一般教育者之脑海深矣，尝在天津演说实用主义国文作法，既毕，某君亟语余，我校之课国文，皆如先生言。然而四海之遥，不少实行同志矣。”⑨继此文之后，分别在1916年和1917年在《教育杂志》第八、九卷的第一号，黄炎培先后发表了《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二年》和《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三年》，对这段时间的情况作了概括。
另外，当时有的报纸杂志也极力进行宣传。例如，1913年的《教育杂志》第五卷第七期除了刊登黄炎培的这篇文章外，还有庄俞的《采用实用主义》。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在这期的“本社征文”提出了两个选题，分别是《今日学校教育应否采用实用主义》和《实用主义实施法》，面向社会进行有奖征文。⑩值得说明的是，这时期所使用的“实用主义”这个概念与把以杜威为代表的哲学、教育思潮翻译成的实用主义有所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反对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生活、注重形式主义的教育，但黄炎培所说的“实用主义”与清末民初几十年来一直倡导的学以致用，即学习掌握实际社会和生活中所需的知识技能是一脉相承的。
经过这样的鼓动和宣传，这种教育思想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作用已经深入到了非常微观的层面。例如天民的《实用的习字教授》⑾对习字教学的目的、字体、书法、文字之大小、书风、笔、墨七方面分别论述与实用的关系。这时人们不只是停留于理论与实际努力结合的水平上，而且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实际语文教学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也开始进行深入的分析：“今夫，作文为实用起见，固已注意于纪事文叙述文书翰文等，然夷考其实际，则学生之作纪事文，犹之作论说文也。其题材不失之虚拟，即失之不切，即使得矣，而练习不熟，仍不足以应用，实用之旨安在哉？”⑿作为一种教育潮流，从理论的研究到贯彻落实于具体教学的实际中，难免会出现偏差。所以，当时实用主义教育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近世教育潮流，非趋重实用主义乎？研究教育家提倡于前，实施教育家声应于后，于是教材取实用，学科重实用，教授方法亦渐次趋合于实用二字。此非教育界之好现象乎？……而盲人瞎马不审实用之实际徒效实用之皮相者，亦复多多。”⒀尽管出现和存在各种弊端，但是这并不能掩盖或抹杀其影响和作用，尤其是教育内容、方法在符合学生认知心理和社会需要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对于1920年之前的实用主义教育，有人曾作了这样的总结和概括：“至于实用教育原为当时书本教育的一种反动，在小学教育颇发生一些效力，最显著的第一是教科书渐与儿童能力与社会需要接近（可于比较民国三四年以前与以后之小学教科书中得其实证）。第二是理科之教授逐渐注重实验（如江苏小学理科实验竞赛）。第三是植立了职业教育、科学教育的基础。”⒁
总之，注重实用、注重现实成为当时教育改革的主流。“言教育者，必以研究目前之人事，为真正之教育”。⒂即提倡研究现实，研究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学习掌握衣食住行等生活所需要的本领和能够自立于社会中的一技之长。这样的教育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弘扬和光大。在反对尊孔法古汹涌澎湃的浪潮声中，人们认为圣人之言、圣人之行是古代社会环境的产物。时代变化了，社会向前发展了，如果还遵循古人的言行，必然与当今时代和社会产生矛盾。因此，崇拜圣人的绝对权威，肯定读古人之书、学古人之行的传统教育遭到鞭挞和讨伐，起而代之的是面向现实、面向生活的新教育。因此，从教育目的到教育内容、方法都要发生变化。“吾国之旧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材为目的。科名仕宦，必经考试，考试必有诗文，欲作诗文，必不可不识古字，读古书，记古代琐事。于是先之以《千字文》《神童诗》《龙文鞭影》《幼学须知》等书；进之以四书、五经；又次则学为八股文、五言八韵诗；其他若自然现象，社会状况，虽为儿童所亟欲了解者，均不得阑入教科，以其于应试无关也”。⒃新的教育宗旨不是为了科举考试，而是培养实际生活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掌握有关自然、社会方面的基本知识，具体到语文学科就是现实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不能像旧教育培养出来的文人那样，虽然可以下笔千言，写出程式化的八股文章，却不能作记事文与寻常家信。“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往往有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者”。⒄“五四”前夕，注重实用的教育主张不但在普通教育中如火如荼，并且已深入到大学预科的国文教学。例如，刘半农在北京大学预科进行教授应用文的实验，实验的宗旨是：“只求在短时期内使学生人人能看通人应看之书，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人人能作通人应作之文，及其职业上所必作之文。”⒅
由此可见，崇尚实用的教育思想，到了“五四”时期已在基础教育直至高等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为基础教育的语文教学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变革铺平了道路，准备了条件。
清末民初，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向传统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已经僵化了的传统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只有发生彻底变化，才能适应正处于激烈变革的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向现实，面向大众，培养具有自主、创新意识和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的人才成为现代教育的主要目标。以揣摩古人思想、模仿古人语言为特征的文言文教学，不但禁锢了学生的思维方式，使其不能充分发挥自主意识，而且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口头语言严重脱离，不能为学生的生活及服务于社会作好准备。在传统的文言文教学与现代教育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的同时，以日常生活语言为基础的白话文因在各个方面都与现代教育的要求和谐一致，其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因此，作为主要以学习、掌握书面语言读写能力的文言文教学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现代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必然选择面向现实生活和面向大众的、以学习掌握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听说读写能力为主的白话文教学。
注释：
①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册，第370页，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8年版。
②陈子褒《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作于光绪二十五年，《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1952年版。
③福禄培尔《人的教育》第16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④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引自《陈独秀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⑤魏源《古微堂内集》。
⑥⑦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引自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⑧《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载《教育杂志》第五卷第七号。
?⑨黄炎培《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一年》，载《教育杂志》第七卷第一号。
?⑩当时《教育杂志》经常就某一焦点或新问题进行征文，征文奖金较优厚，一般一等奖一百元，二等奖五十元，三等奖三十元。
⑾载《教育杂志》第七卷第十二号。
⑿⒀张显先《实用主义潮流中之作文教授》，载《教育杂志》第九卷第八号，民国六年八月二十日发行。
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九章实利教育思想与实用教育思想》，中华书局民国十八年四月初版。
⒂《教育泛论》，载《游学译编》第十期。
⒃蔡元培《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引自高叔平编《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⒄⒅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