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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语文”？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语文”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出现的概念。之前，小学的汉语课程是《国语》，中学的汉语课程是《国文》。这种情况在台湾延续至今。 什么是“语文”？今天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简单说，存在4种看法。 第一是“语言和文字”。“语文”概念是叶圣陶先生1949年以后提出的。叶先生说，语文者，口头为语，书面为文。语文课，是发展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课程。语文界的“三老”叶圣陶、吕叔湘和张志公先生，对于语文都持类似的看法。台湾小学的《国语》课，主要是学习语言和文字。 第二是“语言文字和文学”。关于《红楼梦》，鲁迅曾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补编》）《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路遥的《平反的世界》的主题是什么？这些，不属于“语言和文字“，不属于听说读写能力，属于文学。梁启超先生不赞成在中学课程中包含太多的文学内容。他1925年在清华学校演讲时说：“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文学家……老实说，凡绝好的文学总带几分麻醉性，凡有名的文学家总带几分精神病。……诸君啊！我绝不像老学究们的头脑，骂《红楼》《水浒》为诲淫诲盗；我是笃嗜文学的人，这两部书我几乎倒背得出，其他回肠荡气的诗词剧曲，几于终日不离口。但为教中学生起见，我真不敢多用这种醉药。……我们教中学学生作文，不但希望他识字及文理通顺便了，总要教他如何整理自己的思想，用如何的技术来发表他，简单说，我们要教他以作文的理法。”（此篇演讲的手稿保存至今。可参看2002年8月7日刊于《中华读书报》的《中学国文教材不宜采用小说》）。 我国的语文教育学者冯钟芸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冯友兰的侄女）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改革的参与者，她主张“语言”和“文学”分科教学。她说：“语文教学的内容是包括语言与文学两个部分的，二者所担负的任务不同，不能相互代替。文学教育的任务是使学生从文学作品中了解生活，去感受命运，体验痛苦与幸福，并引起对文学的兴趣，爱好文学。……语言教育的任务，是使学生懂得语言的规律，能正确地掌握和运用这个规律，正确地说，正确地写。……语言和文学是两种东西，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可以相联系，但不可混淆。……文学与语言混在一起讲，容易两败俱伤。”（可参看2002年11月20日刊于《中华读书报》的《“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 台湾中学的《国文》课程，包含了很大比重的文学内容。到了高中阶段的《国文》课程，更是以古汉语为主，古代文学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第三是“语言文字和文化”。中国人爱喝热水，西方人爱喝凉水。中国人结婚穿红，西方人结婚穿白。中国人喜欢劝酒，西方人通常不劝酒。中国人很看重“孝”，西方人这方面的意识很淡薄……这些，属于中华文化。语文课不仅要教语言文字，还要帮助学生了解中华文化。 第四是“语言文字和人文”。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包含“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社会义荣辱观，培养良好思想道德风尚”，“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健康的审美情趣”，等等。这些，属于“人文”，属于思想品德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的表述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种看法在今天中国语文教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台湾的高中课程中，包含《高中国文》和《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两门必修课。《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是讲“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此外，为那些准备读大学文科的学生提供一门选修课《国学概论》，主要讲经、史、子、集。关于什么是语文，建国以来已经争论了65年。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可能被别人说服吗？被说服的可能性很小，被说服的情况很少出现。 未来，各种不同的看法仍然会继续争论下去，至少还会再争论65年，也可能还会再争论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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