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三青团成立后，新生活运动即作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社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蒋介石在《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青年书》中，提出青年欲完成六大任务，必须“涤除旧染，振作生机，”“彻底改造其生活”。“于日常生活之中，养成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之习惯，革除凌乱、繁复、奢侈、迟钝、虚浮之恶习。务使社会风尚，皆能因吾青年实践极端的节约与劳苦的新生活，而焕然丕变，”并带动全国同胞，“而进为现代国民”。1941年，三青团编印《团员生活须知》，对于《团员守则》、《新生活运动纲领》及《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所规定的规约，都详加说明，要求团员遵照实行，并规定各级团队举行小组会议时，团员应一律进行生活检讨与批评。到1944年初，蒋介石指示，各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书记，由各该地团的书记兼任，各地新生活运动，也由团试行兼办。于是新生活运动的推行，成为三青团各级团部及团员的主要任务。
七、婚礼的变迁
透过集体婚礼（集团婚礼）现象，可以更进一步了解新生活运动给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对我们全面认识新生活运动大有裨益。
1935年2月7日，上海市社会局公布了以简单、经济、庄严为宗旨的集团结婚办法。4月3日下午3时，全国首届集团结婚典礼在上海江湾的上海市政府大礼堂举行。参加者共57对新夫妇。这之后，上海市政府确定每年举行4次集团结婚，是年全市即举行了5届，参加者达300余对。 上海首届集团结婚这种隆重、热烈、简朴、文明的做法，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一时要求参加者甚众。
上海的集团结婚举行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南京、杭州、芜湖、北平、天津等地纷纷仿办，甚至在一些边远省区也尝试举行集体婚礼。1935年初，浙江救济院举办集团结婚，院长沈尔乔主婚，郁达夫曾写白话词《西江月》以贺：“昔日章台弱柳，今日南国佳人。鸳鸯乱点谱翻新，太守名乔姓沈。红烛西行几对，春宵一刻千金。婚姻何必定条陈，缛礼繁文好省。” 在广西，1935年5月，省政府颁布《集团结婚办法》。1936年l月1日，邕宁县首先举行，以作示范。随后便开始在全省各县陆续推行。1937年2月，广西省政府颁发集团结婚《须知》，指导各地实施。在云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指导举办昆明集团结婚”。
l942年2月，湖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制定了《湖南省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其主要内容为：(一)新生活集团结婚由湖南新运会与民政厅责饬各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暨县(市)政府举办，并督促各乡镇公所及其他机关普遍仿行；(二)新生活集团结婚日期、地点由主办机关先期公告；(三)申请登记应向举办机关索取申请书，以墨笔正楷填写；申请人应各备3张二寸半身照片，一张自行粘贴于申请书上，其余二张粘贴于结婚证书上；申请书填就，经家长或监护人及主婚人署名盖章后送往举办机关呈核；(四)举办机关对于申请人所填申请书经审查合格后，应将其姓名、年龄、籍贯登记公告；(五)新郎穿蓝袍黑褂或中山装，新娘穿长旗袍或短衣长裙；(六)结婚时，双方亲友均须凭观礼券入礼堂观礼。l942年6月23日，长沙举行了抗战以来全国首届集团结婚。此后，湖南又举办了数届，各县也开始举办。
1942年l1月1日，在各省举办集团结婚及制定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布《集团结婚办法》，其主要内容为：（一）集团结婚在城市举行者由市县政府或其所属机关主办，在乡村举行者由乡镇公所主办；（二）量次之日期、地点应参照当地习惯、环境酌定，并应于举行婚礼前2个月公告；（三）每对婚姻当事人应于规定期间向主办机关申请登记，未成年之婚姻当事人井应由法定代理人共同申请登记；申请书内应由男女双方之家长或监护人，双方之主婚人共同签印；（四）男女双方均应缴验合格医师所出之健康证明书，凡患有“花柳病、肺结核、精神病、麻疯病及性器官尚未发育完全或有畸形而不能矫正者，暂不发健康证明书。（五）主办机关于申请登记截止后，应将每对婚姻当事人之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于举行婚礼前一个月公告；（六）在城市举行者由市县政府长官证婚，在乡村举行者由乡镇长证婚，主办机关发给结婚证书；（七）礼服依服制条例之规定办理；（八）当事人就缴纳费用，其数额由主办机关酌量；（九）当事人之亲友得凭券观礼。
国民政府内政部对推行集团结婚十分重视，l943年12月31日，内政部在致各省市函中要求：“将办理集团结婚经过情形报部备查”。上海举行集团结婚次数达40次之多，159对新婚夫妇参加了婚礼。1941年11月和1942年5月，福建省新生活运动会也举办了两次集团结婚。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各地再次掀起了举办集团结婚的热潮。1945年12月25日，上海市社会局举办了抗战胜利后第一届集团结婚，定名为“胜利纪念集团结婚”。接着又于次年3月3日、10月l0日、l2月12日、l947年4月4日举行了2-5届集团结婚典礼。各区和一些团体也举办此类婚礼，就连市郊较为偏僻的浦东高桥之二十一区也制订了《集团结婚简则》，报市政府批准后施行。1946年10月l0日，南京新生活运动会与市社会局合办了国民政府还都后的首届南京市新生活集团结婚。到1947年12月，南京已举办了6届集团结婚，参加者共有700多对。
集团婚礼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只是新生活运动改变人们生活的一个侧面。诸如此类的变化，还有很多。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新生活运动的巨大影响力。
八、新生活运动中的戒烟
在新生活运动中，一些群众团体、卫生机构、新派文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广泛宣传吸烟的危害，许多地方、许多学校号召禁烟。其中以浙江省最为激烈。
在新生活运动中，浙江省首倡禁烟。 1934 年该省政府呈请行政院，提出“令全国禁吸卷烟，令内（务）、财（政）、实（业）三部会同研究并拟禁吸办法”。此事发生于 1934 年运动初期，轰动一时。浙省政府既如此坚决，其所辖“各地方党政机关竟多擅订罚则，实行禁止人民及商贩吸售卷烟者更多”。如浙江省桐卢县中国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会以农村经济衰落，市面萧条为由，召集各机关团体讨论戒烟办法，决议组织戒吸卷烟会。与此同时，浙江省镇海县亦于六届行政会议议定公务人员禁吸卷烟，该县县长徐用首先奉行，并通令所属戒吸卷烟，1934年6月2日，宁波《时事公报》曾作报道：“迩来世风奢靡，人心竞趋时尚，不特虚掷金钱，往往戕贼身心。其间流毒之最普遍者莫若卷烟，上自绅士官员，以至于村妇走卒，莫不口衔一枝，自以为时髦。社会虽不乏有识之士，然大都不能免俗同污合流，举凡亲友酬酢，宴会议场，皆有无此君不欢之概，殊不知害己及人，大背乎养生之道者。溯自香烟为祟以来，民族精神之牺牲已无能统计，即就金钱言，其数目尤堪惊人。本邑三十余万人口，每人每日吸卷烟十枝，最少须费银二分，全邑则每日需银六千元，全年则需二百余万元，其中溢于海外者约居十之七八，影响于社会经济宁浅鲜哉。诚能集腋成裘，滴水为泉，移此巨款为国内生产之用，则农村何患破产？商市何患凋敝？不仅此也，即国民体魄亦能日臻强盛。故此习不除，实足以败吾国家而有余。......可见此种恶习之存在与否，实为吾国存亡攸关。本县六届行政会议曾经议定，公务人员禁吸卷烟，其原意以公务人员为民众表率，一言一行潜移世俗至深且巨，故欲戒除上项恶习必先由公务人员庶得上行下效，互相劝勉，一举而成，其意至深且切。”
1934年9月，浙江省柴桥地方每逢集市，即由当地军警散发传单，禁止人民吸食卷烟，并令各零售烟店停售卷烟，将所有存货退还经销家。又长街镇也有劝禁吸卖纸烟委员会者，要求推行新生活运动，禁止售吸卷烟并订立处罚章则。浙江省宁海县的茶院、庙岭、古渡、竹口、薛岙、溪下等处，群众都起而相率戒烟，并对吸食卷烟者处以五元的罚金，至于贩卖各户则罚款演剧，以示警戒（该地演剧一次约需 15 至 20 元）。又黄溪口、冠庄、南溪及梁隍各地亦禁吸卷烟，并已限令各烟店于九月半起停止售烟。
此外，浙江的遂安县、分水县、宁海县、兰溪县、仙居县各乡镇保甲也都制定了不得运输贩卖及吸食纸烟的规约。其中遂安县禁烟组织由县行政会议议决后由各方面人士组成，禁烟活动较为激烈，以至引起卷烟厂商（包括英美烟公司）的强烈反对和政府的干预。对此，该县呈复省政府，对县内开展禁烟活动作解释，称该县戒吸纸烟会“其宗旨纯为集合有志人士实施戒吸纸烟，并劝告亲友共同戒吸，并非以强制手段禁止卷烟之售吸，故会员加入均出各人自动，毫无强制性质，劝戒规律仅在制裁会员，与不入会者毫无关系。”
遂安县戒吸纸烟会还制订《遂安县戒吸纸烟会简章》和《遂安县戒吸纸烟会规律》。并以传单形式向社会散发，从吸纸烟有害身体，损失金钱等方面宣传戒吸烟草的意义和好处。遂安县宣传戒烟传单：
“诸位同胞，今天是六三禁烟节日，省教育厅训令我们民教机关，要在今天做烟的普遍宣传，所以兄弟利用机会特来和大家谈谈纸烟害处。一有害身体：纸烟里面有一种很毒的东西名叫尼哥丁，他的毒性比较砒霜还要厉害，幸亏一部份的毒质于燃烧时焚毁，所以吸纸烟成癖的人一时不致损命，然面黄饥瘦常易发生脑筋麻木，呼吸短促等病症。尤其是未成年的小孩吸纸烟就会阻碍身体的发育，多么的危险啊！二损失金钱：吸纸烟不但有害身体而且还要损失金钱。比方金鼠牌一封，照遂安现在的市价须大洋五分。假使每人每日吸一封，那么一年下来不是要靡费大洋十八圆吗？如果每日吸两封，那就要三十六圆了。在目前农村经济崩溃的时候，想赚二三十块钱是多么的一件难事。如果讲省俭的话语，差不多可以维持一个人一年的生活咧。再查前年（二十二年）我国贸易入超七万万二千万元，其中纸烟要占到二万万元。诸位想想在这样贫穷的国家，因吸纸烟而使国内大批的现金流到外国去，这又何等的痛心啊！我们遂安县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的诸位同志，因为感觉到纸烟的害处很大，已于去年四月间联合组织戒吸纸烟会，实行戒吸纸烟；各兼售纸烟商店也志愿此后不进纸烟，实行登记，将陈货售完为止。这样一来街市上的纸烟逐渐减少，三个月后居然绝迹了。一般发起戒吸纸烟的人都很欣欣然有喜色，以为我们遂安从此可以挽回无益而有害的消耗费十万金钱了。不幸九月间共军窜扰，客军过境，兼之少数奸商乘机从中渔利，少数意志薄弱的会员也阳奉阴违的破戒吸食。总之，因为戒吸纸烟非政府明令，不便过事强制，以致无形弛禁，街市道路故态复萌，有心人看见这种情景真是伤心哪！幸亏张县长以身作则，厉行新生活，凡遇行路吸烟者，无不力劝戒除，严厉阻止，所以街市中口吸纸烟摇摆往来的人较之从前已减却不少，这也可以说是我们遂安复兴农村经济的一线曙光哪！诸位，纸烟的害处兄弟已经讲过好几次了，现在并奉厅令从事宣传，希望大家为爱护身体和节省金钱计，赶快下个决心，把那有害无益的纸烟戒绝吧！最后，兄弟还要希望我们教育界的同志，一律奉行教育厅的训令共同努力宣传，如果有纸烟嗜好的请从今天起一律戒断，来作一般民众的表率。
在浙江省禁烟活动的推动下，其他各省多有响应，安徽省舒城劝戒纸烟会的活动就是一例。该会宣传部人员每日手执旗帜、传单，巡行街市，警告人民毋吸卷烟。该地兵士亦参加禁止民众在街衢吸烟，所有卷烟招贴广告均在被禁之列，墙壁上的广告牌也要揭去。
从舒城劝戒纸烟会传单宣传的内容来看，舒城发动的禁烟运动是很激烈的：“叮当！叮当！叮当！这是救火警钟，大家一听到这钟声音，没有不惊慌失色的前往救护，就是焦头烂额亦所不顾。现在有一种火比一切的火都毒，烧了许多年，烧了许多钱，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受了这火的害也不知道有多少。这种火焰一天比一天大，大家总是不觉得，所以我们不得不出来喊救。这是甚么火呢？就是一寸多长的纸烟，比阿房宫三月的火、日本地震大火还大了千万万倍以上，因此种火无人不烧，无时不烧，无地不烧，烧得雾气狼烟，天昏地暗，大家看见均不之救，这是甚么道理呢？因为习焉不察，以致烧到这步田地。即以舒城一小县而论，每年要烧去二百多万元，平均每天要烧去伍千多元，合计全国每年要烧去三万万元，你看害怕不害怕呢。我们舒城能留这每年二百多万元散在民间，我想这么多年来大家都成财主了，何至今日弄到借贷无门呢？在吸烟的人以为所费无几，不知一日不多，十日许多，一人不多，十人许多，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渐渐消耗最为酷毒，这就叫皮里抽肉啊！
现在农村破产，社会经济枯竭，每日省吸纸烟一包，可以买米一升，三数口之家能得一饱。聚积一个月吸纸烟的钱，可以做件大褂，到人面前摇摇摆摆，多么阔气！一定要吸这饥不可以为食、寒不可以为衣的纸烟，到底有甚么益处？还有一种人，衣烂鞋破，子女饥号，他还衔了一枝纸烟在街上摇摆，以为很时髦的，你看可笑不可笑。
本会为亡羊补牢，计发起劝戒纸烟，已得大多数同情。惟尚有少数人仍然在吸，谅系未能澈底觉悟。我们所以不惮烦言，再来劝劝，聊作一警钟报告，望大家急起救护，以免有用的金钱为这无情之火无端烧去，并望永远戒除才能够扑灭这毒焰。请大家戒了罢！”
福建省于1934年5月2日召开会议，成立福建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许愿学、张占春、黄达京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后当即发布《通告》，声明“本周为不吸香烟运动周”，并限定二日以后，摊贩不许贩卖香烟，行人不许在路上吸食香烟。福建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后，省内一些县市也相继建立相应的群众组织，其中东山县分会成立后，即发布通告。其通告为：
“查香烟流毒远过鸦片，东山一隅，月销五六十箱，每月消费约在万元以上，到处烟雾迷天，习为时尚。鸦片虽属毒害，尚不如香烟之普遍而猛烈。据兹商业凋零农工破产之秋，人民谋生尚觉困难，何得任此无谓之消耗。此次新生活运动风行全国，不要吸烟一事早刊公约之中，此种运动切中时弊。本会成立伊始，鉴于纸烟流行贻害社会非浅，因本良心作用，尽力劝导，当场宣传，并行分发宣传书，盖不愿整个社会深受无形祸害。不期日来尚有不少贪图小利的香烟摊贩罔顾公共弊害，致使街上之行人小孩亦各口含香烟不稍敛迹，似此情形良堪痛惜。本分会为推行新生活运动务冀实践起见，于四月三十日第二次执行委员会决定，本周为不吸香烟运动周，并定宣传纲要中心准则，凡贩卖香烟之商界中人，务应休念时艰，共相奋勉，各本良心，以维社会，幸勿趋逐蝇头，贻害桑梓。本会为缩小香烟之区域起见，自通告之日起限期二日以后摊贩不许贩卖香烟，行人不许在路上吸食香烟，小孩吸烟决将其家长取罚。凡知识界及各机关社团服务人员，务应以身作则，誓勿吸烟。嗣后于宴会场中更不得以香烟敬待宾客。合行通告全邑民众一体知照，特此通告。”
1934年12月间，河南省郏县第五区薛店镇、临汝县（即汝州）第二区龙王店镇及纸坊街等地区长在当地禁止人们吸烟和商贩售烟，拘获卷烟商贩10余人，将他们所售卷烟“悉予焚毁，并处以重罚”。有商贩韩天福买烟一条，被区部罚购买砖块5车；姚山成因买烟二条，被罚购砖块3车。活动已从沿海发达地区推及到了偏远内地。
禁吸纸烟运动影响所及，以至南京地方警察都出面参与其事。南京警察对人民在街衢步行或乘车时出现的吸食者，均予干涉。与此同时，政府与军队出面号召禁烟也颇成气候，如湖南大庸县政府和陆军第八团联合开展禁烟，并于城乡各地张贴禁烟布告：
“照得吸食纸烟毒质极重，妨害卫生，消耗金钱，莫此为甚。且纸烟属外货，利权外溢，尤应挽回。政府有鉴于此，迭经通令严禁，各省市县遵照办理者均著成效。乃查本县市面纸烟一物，仍然到处销售，自应严切查禁，以利权而重卫生。兹经本府、部规定，限期禁绝办法于严禁之中，仍寓恤商之意，属贩卖纸烟之商户统限于八月底以前一律赶售尽净，以后绝对不准再贩卖。倘敢故违，一经查觉或被告发，定予查抄焚毁，决不姑宽。除令商会遵照办理外，合行布告，仰令县商民人等一体遵照无违，切切此布。团长何翰丞、县长彭干强，民国廿三年八月七日。”
新生活运动中的禁烟举措，致使卷烟销量明显减少，直接触动中外烟草商的利益，华商卷烟业公会尤其是英美烟公司纷纷致函当地政府和国民政府财政部，要求“迅予设法分别切实查禁，以安商业而维税政。”
1934年9月17日，华商卷烟业公会和英美烟公司致函财政部税务署，“函请贵署再行呈部采取严重办法，切实查禁，俾维税政而安商业。”
与此同时，英美烟公司还要求本国政府出面干预中国各地的禁吸纸烟运动，以保护他们的利益。1935年6月1日，英国驻中国大使贾德干致函蒋介石委员长，列举浙江温州、海门两处抵制外国卷烟情形，要求蒋出面干涉。其函说：
“近数月来，某某与颐中烟公司为竞争者藉口推行新生活运动，在浙省温州、海门两处，企图对英商货品造成排斥运动。曾忆上年承您接见我的时候，我提及此事，承您确定地对我说，倘使有人把新生活运动导向排货途径，那是把这一运动完全曲解了。现在该处局势很为严重，抵制外国卷烟运动继续进行，并且使用暴力，威胁英商代理人及职工......。所以我不揣冒昧，请您出面干涉。我很以为倘使您指示温州、海门两处的新生活运动代表人，禁止对英国公司营业的一切干扰，并命令当地军事当局制止一切暴行为和混乱的表现，那么局势会立即恢复正常，可使这有关中英利益的巨大事业得到很大的裨益。”
其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旋于6月19日及20日连续致函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雄，分别就所谓温州、海门、泗安、崇德、余杭、临安及临海发生排斥打击英美烟商及代理人事件表示抗议，并要求赔偿。为此，1935年9月21日，由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雄回函上海英国领事，对温州、海门等地发生的事件作出说明和反驳。黄绍雄的回函，其大意为：本省政府对正当外商营业一向根据过去及现存友好原则予以保护，并随时训令所属严格控制戒烟运动不使引发纠纷。领事来函述及温州方面售货经理及码头工人均曾受到很大压力不得出售或搬运颐中货物，关于此事，第三特别区行政专员据永嘉县公安局报告称“已派员到售烟店询问，据答曾有烟兑业同业公会前往征收会费是实，惟并无被迫签据不出售颐中卷烟之事”。又许志宏氏在县公安局作了如下证明：“扣永嘉县烟兑业同业公会会员真有强迫经售颐中卷烟之商店签具空白保证书之事，该店负责人等早已前来申诉，何待英领到温始行声述。况所称曾受到压迫之商店之名称为何，其业主姓名为何，均未透露，可知所谓一切全属虚假”。
码头工人的不愿意卸烟原因是公司（永泰和）扣除他们的工资。此事有县码头工会林清根（译音）之呈文以及运输业工会代表余联庆（译音）的谈话记录可以证明。从这一点可以明白看出，颐中烟公司所称恐赫的店不许出售外烟及干涉工人卸货等事均属无法证明。
领事函对在温州被强取焚毁之烟件要求赔偿88225元。查本案原告温州永泰和经理鲍庭葆（译音）已将控诉撤回，因此永泰地方法院已判决声明本案不受理（即不追诉焚烟事），因此不能归咎当地政府人员，殊难令负赔偿之责。
泗安提倡国货会是由各公众团体联合组织于5月30日举行中外各货大检查一次，当时并无任何排外活动。崇德方面，崇德县县长报告说，在检查香烟之前，有密报说方荣瑞（译音）在兜售香烟之藉口下，秘密出卖红丸麻醉品。奉令进行检查之警察，在拆开十条香烟之后，报告并无红丸或麻醉品发现。以后本人即命停止进行。既无再次或多次的复查，则首次的检查即不能认为故意实施压迫政策。况当时检查的目的是防止偷售麻醉品，自始即未考虑被查烟件是否国货亦不问该货属于何公司。不幸所搜之香烟是英商颐中公司之出品并由此而产生误会。此事纯属偶然发生，绝无意引起颐中公司直接损失。其他如余杭、临安、及临海方面，各县县长报告为本县等市民自动停止吸用纸烟，动机纯系出于节约，与排斥外货绝无关系。境内并无对外商有何纠纷事件。上述报告各项，经本省政府调查属实。关于行政方面，各地当局已尽保护之责，自不能再令负赔偿责任。
在推行新生活运动中出现的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惊动了国民政府最高层。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为确保国家税收，又要贯彻新生活运动的旨要，曾出面召集财政部等三部审议，决定“对吸食卷烟，暂缓禁止”，但对于未成年人禁烟和限制公务员于办公时间内吸食卷烟，以及禁止机关团体以卷烟供客，作出明令禁止。孔祥熙以三部一致的决议，上报行政院，请批准以训令下达各地执行。1934年10月5日，行政院训令批发后，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即签署文件，转达行政院训令，并令部属各机关知照遵守。
行政院第五一九○号训令说：
“前据浙江省政府呈请实行全国禁吸卷烟一案，经交该部及内政实业两部研究。旋据上海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代表以浙江省政府呈请禁吸卷烟，厂商闻讯惶骇，请勿予采纳等情，复经交该三部并案研究。嗣据该部以浙省既有提倡禁吸卷烟之议，各地方党政机关，竟多擅定罚则，实行禁止人民及商贩吸售卷烟，商业税收，均受影响，请令饬该省政府，在中央既征卷烟统税，未经明令禁吸以前，不得一省独倡禁吸等情；又经密令浙江省政府查明详情具报，仍一面依照该部所请办理，并据该省政府查明呈复各在案。
兹据该三部先后研究具复前来，经详加察核，该部以我国卷烟，已办统税，迭次增加税率，即属寓禁于征。现在此项卷烟统税，已为国库大宗收入，军政各费，均赖挹注，在未抵筹补以前，该省政府请将卷烟由中央命令禁吸，碍难照准。实业部以我国各省，向产烟叶颇多，制烟工业，近渐发展，每年杜塞漏卮，为数颇巨，若骤予禁止，则赖以生活之种烟制烟之农工商民，均将有失业之虞，在对于因禁吸卷烟而致失业民众，未能预先筹有救济办法以前，该省政府请将卷烟由中央命令禁吸一节，未便照办，与内政部主张，在鸦片红丸等毒物，尚未澈底禁绝之前，对于吸食卷烟，暂缓禁止，均系为顾全事实及权衡轻重起见。鸦片红丸白面等烟毒之祸，十百倍于卷烟，国家现在聚精会神于烟毒之厉禁，各省宜先期烟毒之禁绝，然后再推及于卷烟之吸售。该三部所议，尚无不合，应准照办。又限制公务员于办公时间内吸食卷烟，已列为新生活运动规律之一；其未成年人不得吸食卷烟，业于禁止未成年者吸纸烟饮酒规则中，明白规定，并早经内政部通行在案。现内政部主张，由政府行文各机关团体学校等，禁止以卷烟供客，并限制公务员于办公时间内吸食，暨严禁未成年人不得吸食卷烟各节，均应准予照办。除令饬浙江省政府遵照，并分令内政实业两部知照外，合亟令仰该部知照。”
显然，当时的行政院“因正聚精会神于烟毒（鸦片）之厉禁”，并为维护卷烟统税，对吸食卷烟仍“暂缓禁止”。但在行政院训令之后，各地为推行新生活运动虽仍发生一些禁烟余波。1935年5月，安徽蚌埠等地仍发生“浴室、饭馆、民众居家一律制止吸纸烟。密查迭出，雷厉风行。”致使“纸烟营业方面影响至巨”，为此，财政部于6月15日再下文称“查纸烟一项，自改办统税，为国库收入大宗。既未经中央明令禁售，则凡国内烟厂完纳统税运销各省烟件，政府当任保护之责。”“至人民购吸与否，纯系个人自由，各地方党政机关更不应越出常轨，强行干涉。”并令行各省省政府及函请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令各省省党部转饬所属，嗣后“任何团体，如有假借新生活运动名义，禁止人民吸售纸烟，务应立予纠正，以维国税而安商业。”
九、新生活运动中的教会
由于蒋介石本身就是基督徒，加之新生活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改变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吸引教会的参加是蒋介石一直考虑的。事实上，在对人性的关照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厚仁爱和基督教义博爱、平等的指归是一致的。在政治层面上，国民政府得以建立的一套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思想来源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又都来自于基督教的教条和信义。因此国民党的立党思想之本和建国的思想之基，与基督教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因此，基督在这一运动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以这么说，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在新生活运动中找到了共同的契合点。
1934年2月11日的日记中：“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纯一精神，五曰奋斗精神。”他对耶稣的崇拜，更多的体现在耶稣之人身属性。新生活运动伊始，国民政府就向教会呼吁 “要求各地传教士，赞助我们的新生活运动”。 同时，宋美龄也积极奔走，呼吁传教士支持新生活运动，发挥基督的服务精神和牺牲精神。作为蒋介石的代言人积极地向基督徒宣传，“剿匪和新运工作，两者都是扫除愚昧、卑污、散漫和人类一切败德的开创工作”，“它和耶稣基督的计划差不多，也是拯救贫苦者、被压迫者”，这“乃是教会所应尽的义务”，‘它和我主殊途同归“，”新生活运动“如能成功，”那真是天国的降临了“，并高呼：“我愿以我夫妇的热情，邀请西方教会参加新生活运动，作更密切的合作。”抗战爆发后，为了获得教会人士支持，蒋介石于1938年发表了《为什么要信仰耶稣》的广播词，他比如道“耶稣是民族革命的导师”，“社会革命的导师”，“宗教革命的导师”。蒋介石以基督徒的身份鼓励教徒配合国民党‘党化教育'参与新生活运动。
对于此举，传教士们大都是赞同的。在传教士牧恩波看来，新生活运动是“一个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使中国的家庭成员获得平等权利的运动，并以此使中国不断进步，获得国际上的平等权。”的行动。1934年5月，教会刊物《教务》杂志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伦理道德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新生活运动则是“中国人自信的一种外在表现，他们相信他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好自己国家的事情”。福建基督教大学的罗德里克·斯科特曾说道：新生活运动之所以如此重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它已成为了一种民族复兴的标志，二是成为了中国人追寻科学精神的标志”。基于这样的认识，传教士们对于新生活运动的热情不断高涨。一些传教士于是在教会决定前就开始与政府合作，参与社会实践。也有一些传教士对新运进行广泛的宣传。
当然，教会内部也曾对新生活运动产生过分歧，致使一个时期内呈现首鼠两端的观望状态。直到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吸引了大批青年后，他们才在1935年回复新生活运动总部的信中明确表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决定接受新生活运动总部的请求”。
国家的重建方为教会提供了开展社会服务的大好机会，而乡村建设正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事业的重要领域所在，‘将道德原则和新的社户经济与实践理念灌输给中国人民的思维里面去的一种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为教会人士拓展福音事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于传教士而言，通过参与新生活运动，也为他们传播福音、吸引信徒、扩大影响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缘因此，传教士参与新生活运动，是双赢的。
传教士参与新生活运动，无疑是一件耐人寻味的历史事件。关于这段历史，留给我们思考和探索的空间还很多。
十、轶事
在新生活运动中，有不少轶事，颇值得玩味。韩复榘下令恢复旧俗，下令把大街上所有烫发、穿高跟鞋的女性当妓女抓起来；他还说过：“新生活运动规定靠右走，左边谁来走呢？”龙云在云南十项规定，其中就有禁止学生骑自行车；河南西华县则是放灯、游艺、唱戏，热热闹闹提前过年。广泛流传在民间的还有一则并无恶意的笑话-湘西的农民一直以为“新生活”是个钦差大臣一样的官员，要到穷乡僻壤来盘剥一通，所以紧张了好一阵。有人生动地回忆过老百姓当时是怎样钻“新生活运动”的漏洞的。例如，当八个人在餐馆里就餐时，他们要的东西不能超过四菜一汤，但餐馆用大盘子盛菜，这样一来一盘就能装两个菜，饭店禁止喝酒，他们就把酒装在茶壶里。人们用这种办法来欺骗监督员--其中大部分是童子军。当时有一幅反对新生活运动的著名对联：上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忘八）”，下联“忠孝仁爱礼义廉（无耻）”，骂政府王八，无耻。
新生活运动亦提倡简朴风俗。有激进分子热烈响应，遂组织“摩登破坏团”，标榜“爱国”传统，以“排洋兴华”、“提倡国货”为行动指针，到处手执利剪，对过往行人身上所穿西服“动刀”。最初以杭州、北平活动为频繁，后逐渐蔓延到南京。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推行，显示了蒋介石的用心良苦。然而，下面的办事人员却曲解蒋介石的意图，认为既然”新文化运动“提倡简朴风俗，那么是男人就应该穿长褂，是女人应该穿旗袍。男人不应该忘本，穿洋味实足的西装。为”排洋兴华“，杭州，北平，南京等大城市纷纷成为了”摩登破坏团“。这些团员们手拿剪刀走在大街上，看见穿西服者就上去”咔嚓“一刀，把对方的衣服剪上一个洞而幸灾乐祸。名曰：这是爱国行动。那时穿西服者有钱人较多，”摩登破坏团“这种行动无疑损害了有钱人的利益。那些人闹到了上边。为此，作为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不得不通令全国各省市，要求严惩那些”摩登破坏团“分子。汪精卫认为，西服可采用国产呢绒原料，那就是爱国表现。显然，上面想的是一套路子，下面执行的却又是另一套把戏。
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冯玉祥将军批评说说：“（新生活运动）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冯玉祥又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
十一、尾声
对于新生活运动，胡适很温和地评论说，这场运动很难指望能达到政府的期望；告诉人民系好上装的扣子，刷子，勿在公共场所吐痰，这都不错，但是真正的进步不应与这种使中国人培养起最低限度人的样子的努力混淆起来。相反，国家的拯救与民族的复兴，完全取决于最高水平的知识与技术。政府必须明白什么是它能做的，什么是它不能做的。
美国学者芮玛丽把国民党这场复兴儒学思想体系的运动称为”同治中兴“模式的行动，她还说：“不能把国民党的中兴学说当成一种玩笑而加以忽略。尽管这种学说荒谬可笑，然而它却是惟一一个有机会与共产党进行竞争的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而这场竞争的性质却由于坚持礼教而严重地受到影响。虽然国民党远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在此点上，无论是与之合作的小党派，还是在局部地区独立的军事领导人几乎都无异议。”这说明蒋介石所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致利益要求。
新生活运动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回归、弘扬和提升。作为一个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和基督教教义的启发，熟稔中国传统哲学并虚怀若谷地汲取强国经验的政治家，蒋介石为这场运动所确立的基本思想、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等无疑是应当肯定的。没有信仰，没有思想，就会失去前进的指引。他所倡导的以理性和秩序，是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所必须坚持的方向。
新生活运动的实施，对于改善百姓生活状况、提高民众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众团结，乃至最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等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们也应当清楚，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在人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仅凭一场简单的运动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素质之类的实质性问题。因此，这一运动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苛求新生活运动是十全十美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从新生活运动的实践来看，传统的礼义廉耻和西方的纪律性、佛教的慈悲为怀、基督教的博爱平等等并行不悖，而且有机融合。
我们也应当看到，新生活运动是服务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对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力量的迫害，为这一运动蒙上了浓烈的功利主义色彩。
或许，你觉得这只不过是一出哗众取宠的闹剧；或许，你觉得这只不过是浮光掠影的过场；或者，你觉得这只不过是蒋介石推行政治统治的手段......。其实，我也曾和你一样对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不屑一顾，但当全神贯注地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全面的审视后，我不得不承认曾经的肤浅和简单。
因为历史的进步只能是渐进的，企图一劳永逸地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习惯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都应当感谢新生活运动在改变国民性方面所进行的尝试！我们同样不能忘记，新生活运动对于抗战胜利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忘历史长河，六十多年前点亮的烛光，仿佛还在轻风中摇曳......
2007年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