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第一讲：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 [复制链接]

2014年7月30日上午9点30分，由岳麓书院、凤凰网联合主办的“致敬国学——2014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第一讲活动现场。 付志勇摄
7月30日上午，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的第一场活动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开启。著名学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刘海峰教授登上岳麓书院讲坛，纵论“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现场致辞：
尊敬的刘海峰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麓书院朱汉民，非常感谢各位冒着炎炎酷暑来到岳麓书院，希望这座千年庭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清凉和智慧，首先让我介绍一下来到岳麓书院讲坛的主讲嘉宾刘海峰先生，刘海峰先生现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专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等等，他在教育学和科举领域里面，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作为研究科举史的权威专家和教育部高考改革专家，刘海峰教授将畅谈中国科举的历史兴衰，评解中国国学的历史和出路。出席今天讲座的有凤凰网，电台、电视台，以及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对大家的到来，一并表示特别的感谢。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大家已经注意到，在7月份以来，我们的岳麓书院讲坛以及整个岳麓书院，正在和凤凰网的一个合作，我们刚才看了一个PPT，我们正在主办一个“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的活动，在刘先生讲学之前，我想利用这样一个时间，把大典的情况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华人国学大典，是一项大型国学的推广活动，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年是首届。7月11号在中华世纪坛举办了一个启动仪式和新闻发布会。我们邀请了著名学者李泽厚、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等学者和各界名流，共同见证了这场中华文化史上的国学盛事。


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是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史学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共同提供学术支持。那么这个活动将从7月开始，一直延续到9月底，在这个期间，我们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全球华人国学奖评奖，这是我们的一个重头戏；岳麓书院讲坛，就是我们今天开展的这样一个活动，是一个开端；岳麓书院祭孔大典，以及国学盛典的颁奖仪式、典礼，其中还包括全国国学院长高峰论坛等等，这个活动在今年9月29号在岳麓书院举行，届时将现场揭晓国学终身成就奖、国学研究成果奖、国学传播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国学大典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设立了这样一个终身成就奖和国学研究成果奖以及传播奖三大奖项，希望通过这三个奖项，表彰在全球范围内，为国学的研究和传播，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界人士，其中国学终身成就奖的评选对象，为长期从事国学研究，在国学研究领域里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德高望重的健在前辈学者。这两大奖项，我们邀请了国内外200多名在国学领域的，或在汉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组成一个推举委员会，我们已经把推荐信发出去了，而且正在陆陆续续收到这些专家的推荐。


国学传播奖的对象是在公共传播领域或者基层讲学领域，为传播国学作出重要贡献的政府、单位和个人，单位包括媒体、企业、公益组织，采取推委会提名+网友提名+表决的形式，评选出这样一个年度大奖，我们将共同期待在9月29号，这样一个颁奖的典礼。应该说这种大规模的国学评奖，在过去还没有过，官方也没有过，民间也极少见，但是我们认为国学是我们当代，非常重要的学术领域，因为它要承担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国文化的建设这样一个重大使命。一个民族只有文化自信，才能雄视于世界之林。现在中国的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但是我们认为，在文化上、在价值观念上，这些伴随着我们整个中华崛起，只有中华文明的崛起，才是我们整个中华崛起的完成，国学的地位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所以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提出来的，我们希望秉承人文和道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打造国内最具影响力、国际上最具知名度、华人世界最有公信力的文化盛典，所以我们弘扬国学，就是要唤起国人对国学的崇敬感，凤凰网总裁李亚先生和我们提出：致敬国学，就是要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摇旗呐喊，就是要向全社会乃至全球华人，续接我们的文化，为我们躁动的心灵找寻精神家园，为我们的世界留下一片纯净的天空，一个民族只有对传统文化充满温情、心生敬意，才能够接续文化血脉，才能够提升文化生活的品质，继而加强整体社会的凝聚力。

今天我们举办的岳麓书院讲坛，将会在长沙、北京、上海继续举办，我们是一个流动式的讲坛，今天是第一讲，那么从今天开始到年底，我们将会邀请国内外的一批著名学者，面向大众开坛布道，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学问，除了分享精彩思想以外，我们还会针对大家关心的一些话题，尽可能地让国学走进生活、走近大众，真正让国学落地，让不同年龄的人群，在不同年龄的人群中生根发芽。希望有更多的同道、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共同参与国学，延续我们的文化血脉，呵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我在这里要特别说一下，这次岳麓书院讲坛，得到了国家电网的特约支持，我代表主办方向他们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学者、厦门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刘海峰院长为我们做精彩讲座，他演讲的题目是《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现在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刘海峰教授。

二、国学大典岳麓讲坛第一讲
主讲人：刘海峰教授
内容：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一）
科举制选择了中国1300多年人才


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岳麓书院，参加我们首届全球华人大典，我有幸来做第一讲，汉民院长和岳麓书院对我的信任，其实我跟岳麓书院，是有非常深的渊源的，以前也多次来过岳麓书院、来过湖南大学，你看我这个PPT里面，这里面首张就是湖南大学报，2003年发表过我的一篇随笔《岳麓之会感怀》，因为我在1994年以后就陆陆续续来过岳麓书院多次，曾任岳麓书院的兼职教授，1996年年底来岳麓书院，受教育部之命，来论证湖南大学的校史，当时有两个专家来参加，也就是在岳麓书院这里开会，后来陆陆续续还来几次，所以我在这篇文章的最末谈到，我终于意识到岳麓书院已经成为自己精神的一处文化家园，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岳麓书院，来做这期讲座。我和凤凰卫视集团也有一定的特殊关系，除了接受过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些采访和一些陆陆续续的，零星的采访、访谈以外，还在2006年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世纪大讲坛，做了一次专题演讲，也就是在当时的6月份，也是高考或者说招生考试的季节做了一场讲座，我们今天这个讲坛，实际上给我出的命题就是《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岳麓书院这样一个千年庭院、千年学府来讲千年科举，我觉得有特别的意义，讲讲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我们的国学有最直接的关联。

科举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并且反映了中国整个帝制社会后期文化的主要特征，因为科举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同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又产生了非常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或者说科举既是中国传统文化这片土壤中的生成物，反过来它又改造了中国这个传统文化之地，使中国的文化更具特色。那我今天谈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谈一下，我认为科举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第二是科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第三是谈废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这样三个问题。

先谈第一个问题，科举制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创造之物，有人把它称之为四大文明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发明，我曾经把它概括为，它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在精神文明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发明。科举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为什么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产生这种制度，当然像韩国、越南也曾经仿照中国。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在我们中国文化环境里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生成有特定的文化积淀，实际上已经奠定了科举制度产生的思想、文化。这种制度产生了“举贤才”的理念，特别是儒家的文化、儒家的理论产生精英治国，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论语·子张》，讲到孔子的弟子子夏说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典型地反映了孔门师生主张贤能治国的理想，按中国古代最通俗的（理解），学就是学习，仕就是当官，对于学习好的人应该去做官，反过来做官的人必须要经过教育，这个“仕而优则学”在其他国家里面没有这种，至少在近代以前就没有，而我们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比如现在当官有局限性，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在没有世袭制的体制下，或者我们说在“学而优则仕”的情况，所以它不靠跑官、买官，不靠其他的手段，靠学习来当官，这是一个很先进的理念，就是说不在于出身的高贵与否，而是看自己的学问、能力、高下，来决定是否能够从政，这是一个很先进的理念，孔子也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学也，禄在其中矣。”禄在其中，这个理念跟仕而优则学实际上是一码事。

在孔子之后其他的一些儒家代表人物，比如孟子、荀子这些人也还提倡，跟我讲的“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是相同的一些看法，比如说《荀子·王霸》里面就讲道：一个人的出身，不管你出身高贵与否，如果你懂得礼仪、即文学，就是说品学兼优的人，他就应该做，也就是说应该给他高位，但是如果卿相士大夫的孩子，如果你没有学好，品行不够好，就不能再读。（《荀子·王霸》：“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为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社会阶层，上下是可以流动的，这些理论实际上跟科举制度是完全相符的，中国传统社会遵孔子为圣人，当然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其他诸子百家理念，有部分也涉及到“学而优则仕”的概念，比如《墨子·尚贤》篇，还有百家的学者提到这个观点，特别是墨子提到“古者圣王之为政，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他有能力就应该给他提出来，他特别提出来，他特别提到“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官，有能力的人就应该上来，没能力的人就应该下去，这个在当时是很直截了当的提到，社会阶层流动的理念，等于说是人人生而平等，没有谁生来就是应该当官的，应该根据人的才学、才能的高下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准，这个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贤能制”，我说科举制度在中国出现了，它实际上有前面的理论文化基础。

人们生来就有为官、当老百姓的各种可能，根据一个人的才学。也就是说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正是因为有举贤才、尚贤这些观念，所以到汉代开始才出现“察举制”，体现在他的笔试，来测他是否能当官，后来在地方的察举中，也加入了考试的因素，从魏晋到南北朝逐渐加大，后来到隋代的时候才加大到科举。这个考试制度为什么会产生？科举以考试作为选拔的主要证明依据，那么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也是和我们中国社会的特性相关，就是中国人向来讲究人际关系的协和，有中华制度的背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向来重视人情、关系，中国社会从古代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实际上到现在还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社会特别重视人情关系和面子。在东晋的时候，葛洪在《抱朴子》中说到中国的科举制度的产生，就是体现在考试举制，就是跟我们的人情有关，他必须要用刚性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考试的因素逐渐加大，到隋代才出现了科举制。如果从隋炀帝公元605年开始设立进士科算起，严格意义的科举是从605年开始，科举制度在中国经过了1300多年，它的完善到了宋代以后，制度化完善以后，特别是到明清进入鼎盛以后，科举制已经成为“至公”的。从明代开始，各个省的贡院，包括我们以前湖南的贡院，人们认为用科举这种选拔人才的办法，是最公平的方法，在明代甚至有人这么说，“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甚至有人说“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科举变为天下最公平的事，就像我们现在，像今年高考出现个别省份的舞弊现象，有很多人认为高考差不多是我们现在中国，最公平的制度之一，跟几百年前人们谈的话题类似，如果大家都作弊，科举就没什么制度可言，科举是通过公开报名、公开竞争，虽然它有一定弊端，但是在1300年间，选择了我们民族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或者是学者，包括我们岳麓书院在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大部分都是通过科举制度，包括朱熹也是进士，岳麓书院大部分都是进士，科举制选择了我们历史上1300多年大部分的人才。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一书，在谈到中国的科举制时说：“这些官员是经由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所选举出来的，这个方法柏拉图会很感兴趣，虽然这个方法已经失败，今天已不再采用，但是柏拉图一定会因为中国这套办法而喜爱中国。就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法最能调和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作官的机会，但只有那些适合做官的人才有机会作官。事实上，这个方法实施一千多年来，给中国带来好多好处。”他还认为“这个制度是有缺点的，凡由人类所构想和推行的政府机构，有哪个是没有缺点的？所以这个制度的缺点是人为的，而不是制度本身的，至于世界其他各国，则比中国还差！”因为在传统社会，其他西方国家或者其他各大洲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这种通过考试公平竞争的制度，这是我谈第一个问题，就是科举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么一个环境里面产生的。



刘海峰教授：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二）
科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广义的科举是从汉代就开始，不是严格意义的科举，从西汉开始，朝廷举行笔试来选拔，通过对策的办法来选择人才，已经算是一个广义的科举。但是狭义的科举从605年开始，就是从隋朝到明清时期，1300年间科场成为中国人文活动的首要之地，千年科举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中国从隋朝到明清的官僚制度，包括社会的历史进程，包括我在后面讲的儒家的经学、史学、文学都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我从几个方面来谈。

第一点，科举是儒学的制度支撑。因为我们这里是岳麓书院，对儒学研究特别多，它的关系应该是最密切的一个学问，那么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或者思想的主要部分，它为什么会形成？最重要是因为有科举制度支撑，儒学才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干或者说主体。从汉武帝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只有董仲舒的对策中最出名，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次不像之前的对策还录取了其他学问的人才，这次只录取儒家学说的，它当然从我们中华文化的多元化来讲，是有它的局限，但是对于儒学的发展，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儒学在诏举取士和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中都占据着正统独尊的地位。实际上儒学在中国这么重要，广义的科举跟诏举是有重要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实际上是由于董仲舒此次对策所发端，我说这两者的观点从开始就有独立关系，儒家经学向来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包括从汉唐开始，它有一些测试，汉代总体来讲是以经学为主，当然在唐代和汉代还有文学体制，在整个1300年历史上，经学与辞章是最重要的考试内容。而且从中唐到南宋期间，科场中存在着经术与文学之争，实际上后来大部分都是两者融合。从王安石改革科举“试以经义”之后，经学慢慢取得主导地位。特别是元代以后，经学就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虽然后来考八股文，它的形式是文学，但是实质内容是经学。

从唐代开始，经学就是一个必考科目，唐代为了统一全国的经学注疏，唐太宗命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就是因为科举考试需要一个统一的教材和标准。原来的经有各种全称，有很多，唐高宗永徽四年，也就是653年颁行天下，此后每年明经依此考试，自唐代到宋代，都是根据明经取士的方法。有的科目在考试期间，专考的内容比较多，一直到宋代，还有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等等很多科目，王安石改革以后，基本上把这些统一成进士一科，虽然后来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科，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进士科，而且进士科也必须要考儒家思想，比如说《诗》、《书》、《易》、《周礼》，但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主要是其自撰《三经新义》。从元代到明清期间，无论哪个阶段的考试都必须要考，比如元代的汉人、南人应试都要考，《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必须要考，特别是《四书》学特别盛行，术业有专攻，但是到了乾隆21年，清代乾隆21年以后，开始逐步过渡，到公元1793年以后，所有人要考验科举，一定要五经必试，就是春秋礼一定要考。当时考科举的人，把四书五经都倒背如流，它把五经里面任何一句话都拿出来，参加科举的人都能够做出来，实际上八股文是古代标准化的作文，皇帝为什么可以随意命题，他就是随便把经书里面取两个字也行，取一句话、一段话也行，你就按照八股文的套路来回答。

当时的人只要是18岁以上，进举以后、当秀才以后，大部分人能够把《四书五经》背下来，多数人能够把这么多内容背下来，记忆力非常好，所以中国人的记忆力现在遗传下来了，当然它也存在弱点，就是对求异思维不够，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也是很不简单，受科举考试的推动，儒家经学不仅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造成所有世人去钻研经典。各种关于儒家思想的阐释层出不穷，量非常大，明清时期流传极广的神童诗，谈到一个人身上的宝物，我们讲金钱、房子、汽车都是身外之物，包括官位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什么是身内之物？学问是身内之物，因为你走到那里，它就跟到那里，我们讲的肚里有墨水是身内之物，还有健康是身内之物。《神童诗》中便有“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还有一种说法是“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这个说法也就说明儒家经典多么重要，你给子孙后代多少黄金，都不如教育他一经，当然科举考试，造成全民读经，有一个缺点，就是造成应试教育，很多人是为了考什么去学什么，《四书五经》里面什么容易出题，他就去背这些，所以也有一些死记的应试弊端，经学可以不断的传承和繁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举的倡导和历练。我认为1300年间科举以经术取士，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读经运动，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儒学社会，而且只要读书人，他一定要攻读经书，这个是第一点，谈得稍微详细一点。

第二点，科举与教育的关系。科举制度主要是选择文官，当然还有选择武官，但是武官是一个支流，我在论著里面专门分析了，它还可以具体分支为比较高的考试细则，学位考试细则和智力测验细则，它是一种取士制度，学校是一种养士制度，当时两种是互为依存的，两者不可分割，在科举时代总的来说，各个学校的办学目的统一，尤其是官学，学而优是为了仕，可以说1300年间，唯有通过科举，才能够走上仕途，所以科举考试，成了学校教育的，我们讲类似于现在高考的指挥棒，指导和操纵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学校的目标是根据科举的目标来设定，所以你考什么，我就教什么、学什么，不考什么，我有不教什么、不学什么，考试内容就成为学校的教育和培养内容。很多学校重点注重“及第率”，当然也有个别学校，比如说早期有部分学院不是那么功利，但是后期也类似，总的来讲不要说官学，唯一的目的就是及第，民间的书院也以进举为目标，实际上千年书院与千年科举，头尾虽然略有不同，但是总的来讲是相似的。我认为科举与书院，在中华文明史上到近代的时候，别人认为是一对姐妹花，我认为是难兄难弟，从1000年间来看，基本上是同时被废的。清代一些大书院也有洞学科举的人，纵观千年书院，它是长期不变的，而在座的李兵教授，朱汉民院长是他老师，我也是他的老师，作为他的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他既研究了书院，又研究了科举，有非常详细的数据来说明，千年科举跟千年书院的关系。发给大家的这个材料里面也有，我放了一张图片。岳麓书院实际上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出了那么多人才，这些人才大部分都是通过科举出来的，而且岳麓书院也以培养出很多进士和举人为荣，像我们现在讲的及第，他们就很高兴，岳麓书院培养的众多人才都是政治家。

第三点，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从考试内容来看，科举制具有文学性质，科场中产生的一些考试文体，有些是专用文体，像八股文这些，都是具有各种各样的考试文体。但是八股文专门考试，其他的不也是因为科举而产生的，这些考试文体与科举制度有直接关系，但是从其他非考试的，在非科场上产生的文学科举来看，很多都跟科举有密切关系，虽然在科举时代，考试要考儒家，但是很多时候要靠文学、经学。它的表现方式是文学，当然科举制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选拔文学家，它是为了选拔从政人员，虽然既不是考诗赋或者八股文，他们是为了测试他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养，这些考试文体，比如说诗赋，它可以延至家事国事天下事的个人抱负，这个是纯文学的一种题材，但是像策和论，我们平常不常用到的一些文学体裁，它的考察标准一般是两个方面，就是文和礼两个标准，文就是文学，礼是不是符合当朝政治和法律的要求，不管什么文体里面，含有众多的内容，因为有的科举为促使人们努力读书，增加了许多文体，对中国的文化积累和文明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中国以文取士，导致1300年间官员人文化，人文官员化，差不多以前的所有官员都会作诗，大部分还会作赋，特别是唐宋，这是一个诗歌的社会，每个人都会吟诗。到乾隆21年之后，科举考试又要考诗歌，每个读书人都会作诗，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除了极少数，比如他是和尚，他作的诗可能跟科举无关。我做过统计，在《辞海》的中国古典文学里面，有50%到60%是科举（出身），要排除的是宦官、和尚、理性的文学家以外，在科举时代，许多人都将科举、及第作为一生追求，对科举的向往、对科举的无奈和怨恨的情感，往往表述在文学中，或者发泄自己的喜怒哀乐，包括《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都跟科举有关。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浓得化不开的科第情结，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传统社会，是大多数读书人能够吟诗作对的文学社会。

第四点，科举与史学的关联。科举考试作为儒家考试的经典，科举考试1300年间，所有朝代的考试都必靠文学题材，一种考试形式叫策，回答问题就叫对策，我们现在这个词就是从科举的对策过来的，任何时候考科举，它都要考对策。这个策分成几类，笼统地讲叫做经、史、时务策，它出的题目都是从经里面出来的，有的是从史出来，或者是时务策相关的来问，还有科举考试中，往往在唐宋时期，有一种论的题材，往往是以实论为主，因为科举考试，比如说《春秋》是分量最大的，古经里面有大经、小经，《春秋》实际上是儒家经书中，占有的分量相当大。还有唐宋时代，专门考一个历史科，叫做三传、三史，它就专门以此设科，另外到1901年8月改革科举以后，就是在清朝末年改革科举以后，曾经规定科举考试，头场考政治、史论五篇，重视以史取士的直接后果，便是保证了入仕的政府官员具有一定的史学素养，知晓历代兴衰成败得失，有助于鉴古知今、鉴往知来，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第五，科举与出版业。古代印刷业的兴盛，也和科举推动文化的普及有关。科举考试促使读书人大量增加，致使对书籍需求极具增长，印刷术在强大的社会需求下日益发展，书籍广泛流布，这也是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正面效用之一。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在近世以前，用中文记载的文献数量比任何别的文字的文献都要多，我在1993年就专门研究科举对西方考试制度，当时在伦敦学院的图书馆里面，只要是除了英文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文字，一定是中文最多，现在到研究其他国家大学的文字，你去看除了英文以外，只要是这些东方的国家，一定是中文的最多。在1855年前后，有位西方学者就曾指出，中国现存的各种著作很可能比欧洲的著作多得多，这还是他的感觉，来华的西方人的感觉，就觉得中国的书籍怎么那么多。1948年2月，英国汉学家德和美，在担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职务时，他的就职演说叫做《中国——人文学术之邦》中谈到，“至少到1750年为止，中国的书籍数量超过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那这个是非常可观的，非常惊人的数量，而他这个说法，在美国与英国的史书里面得到普遍的认可，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书，和印刷术的普及与科举制的推动是密切相关的，从宋代直至清末废科举前，中国书籍印刷量最大的还是有关科举考试的教材，这些书商希望尽量多一点，能够尽快卖掉，当时的出版物的量很大，这个在清代以前中国书籍量最大的都是中国科举制度考试，像我们现在一般的书院，你看那些教辅书最大，很多学书的书都不如这些教辅书卖得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关于《钦定四书文》的提要中就指出，“时文选本，汗牛充栋”，我这里讲的策学，这只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文学，应对策问的一种考试文学，当时称为是策学浩如烟海，这些词经常用到印刷中，而且现在还看得到很多科举读物里面，都有讲到“版权所有，翻科必究”，我都找到一些书，它说“版权所有、千里必究”。以前的交通很不便，我们湖南的一些偏远地方走到长沙来，都要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千里必究都要去追，它当然就是威胁，甚至有本书，我手头都有证据的，可惜PPT没有放出来，他说“翻刻此版，世世娼孙”，就是诅咒人，他的这些书都很畅销，就是说你的子孙会不得好死，当时一般的学术著作很少，很多书都是民间没有，就算有也翻译不了，他真正追究你很少，但是会威胁或者诅咒。

第六，科举与书法。唐代当时的读书人，楷书都写得很好，北宋中叶以后，考官看不到书，但是在殿试里面，看得到书法，包括殿试和朝考，形成朝野重视书法，就是书法写得非常好，尤其很多状元流传下来的书法，我在中学的时候练小楷，明清时期甚至流传大楷颜真卿，小楷刘春霖，唐代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楷法名家，到清代为什么有这么多小楷名家，这个就是和注重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足球明星，要有相当的足球人口，以前大家都在练书法，在这种风气、传播下，会产生特殊才能的人，除了对这些方面的影响以外，科举制实际上还对1300年间的社会习俗，民俗文化等等方面也有深刻影响。



刘海峰：千年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三）
废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


第三个方面，谈一下废科举与中国文化的断裂。到了清代，尤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在西方坚船利炮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包括科举制度，都进入风雨飘摇的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革，很多东西都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出现了大转换，包括科举制度。尤其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以后，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都变了，戊戌变法虽然只有百日，但是它曾经要废除八股文，主要考策问和中外政治的关系等等内容。虽然没有成，但是在1901年，因为八国联军打进来，我们打输了，慈禧太后要把戊戌变法的其他方面改了，1901年下诏不考八股文，第二是不再注重楷书，后期一系列的改革，包括要考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按我们讲就是内政外交之势，1901年8月下诏废弃科举考试，包括很多外国的，很多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教育、军事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清朝末年最后几科的科举，已经朝近代文官考试转化，它的内容已经脱离了八股，它这些题目都要求联系实际。但是，尽管要改这些内容，可是改得太迟了，中国社会因为内忧外患太明显，当时的社会有识之士都要求废除科举，开始是改革，后来先进的改革来不及，所以在1905年9月2号废除了科举，科举制度的废止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严复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写道：“不吝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其实科举的改革方案是经过多时期，在1902年制订的改革科举方案，到1911年才废除，慢慢减少了科目，三年一科，但是后来因为内忧外患和其他原因，就提前到1905年实施了，当时由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联合上奏废止科举，废除这个科举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在1300年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认为废科举是革命的，极具很大影响力的事件，但是过了一百年以后，人们对废科举的看法也更加全面，包括很多学者也产生了思考，比如美国学者罗兹曼，他认为科举制是维系中国地位的正统手段，从而在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意义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和象征意义而言，科举的废止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罗斯曼认为这两种是可比的。

有很多学者做过反思，比如萧公秦认为，科举制的废止，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期文化发生最重要的断裂，而知识分子在科举被废以后，在政治舞台上上演一幕幕令人辛酸的悲剧，从此以后不得不面对悲惨的命运。他讲过在新政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学者，成为对社会政局稳定的游民阶层，废科举导致了文化的断裂，特别是群体性的社会心理，产生心理挫折之后，聚集为成为强大的反体制的力量，正是这些在新政改革中产生的社会势力和青年团体，成为这场重要改革的主要掘墓人。余英时先生在2005年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他认为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与政治权利的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多面互动的整体，甚至可以说科举是传统政治、社会文化整体结构的核心部分，所以光绪31年（1905年）废科举之后，持续了2000年的帝制体制也就全面崩解了，1905年的科举废止，在中国传统的现实中间，画下了一道清晰的界限。

我在前两年还发表了一篇论文，谈到在过去科举废止之前，年复一年的举行科举，周而复始，形成一种周期性的变化，人们都习以为常，一旦科举真的被废止了，读书人一时很难适应，大家的失落感和幻灭感都非常强烈。因为到清炒，科举一度被一百多万人提供了生活方式，一旦这种生活方式照片倾覆，他们就会很彷徨，比如清代的一个举人叫刘大鹏，他一听到废科举的消息，就心如死灰。当时的媒体没法记载，但是你现在去分析那些记载当时他心路历程的文字可以看出来，废科举会使得人们对社会的向心力降低，即使是主张废科举的人士后来也发现，促使儒家的制度已经产出，它所带来的政治振荡和文化断裂的后果，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而且在科举制度中起最大作用的张之洞，他在1905年废科举后，在后面几年很惊恐，而且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了悔意，包括袁世凯当皇帝的时候，一度恢复过科举，现在被称为“红线科举”。总之废科举等于动摇传统社会的制度，这是导致辛亥革命帝制被推翻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说张之洞，他提出要存古，就是保存旧的国学。在1907年，他就上奏要求创立存古学堂，而且清朝政府也批准了，在不少省份实行，但是在当时的整个社会，对旧学的看法非常负面，包括书院也是这样。

1901年改书院为学堂，大家都认为书院和科举是落后的象征，纷纷废弃，虽然这些科举制度改了、废了，但是原来的清朝政府很想保留书院，中国传统的学校制度转为八科，当时叫七科之学，就是文、理、商、工，我们不是传统的七科，而是叫经学科，而且划分为经学科，存古学堂堂也支撑不了多久，其实当时的学部也想保留，就是当时的教育部废科举以后建立的学部，它也发布了章程，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儒家经学迅速衰落。甚至在1908年曾经有一个大臣奏请过，能够再恢复部分推行科举，设立三科，叫经、史、文学三科，就是在科举制废止以后，传统儒学被迅速边缘化，现在科举制已经被废止将近110周年，明年就110周年。对非科举的评价，我们从教育视角跟从社会政治视角，会有明显的不同，因为科举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具有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但是在教育方面是很好的，因为学堂的兴办受到科举制的阻碍，当时的说法叫做废科举新学堂，科举废止以后，学堂大量的办起来了，包括岳麓书院在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学堂大量增加，但是从其他方面考察，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和文化失衡，我们今天的人在评价废科举影响的时候，往往看法就会比较多元，比较多样，而不是单一的评价。当然从我们今天来看，废科举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西学东建的大潮中，我们传统的很多方面都逃脱不了被废止的可能，翰林院没了，包括后来的其他方面也一样，线装书被现在的书籍所取代，帆船被蒸汽机取代，我觉得书院科举，包括这些国子监这些都在大潮中，逃脱不了灭亡的宿命，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待这些传统社会的，重要制度的时候，就应该更为客观、全面、冷静地分析，而不是像废科举之后相当长时间一样，片面地看待、以偏概全地看待。因为科举是长期实行的，它依靠儒学，使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东亚世界都含有深刻的影响，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儒学，包括以科举文化为制度根基的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传统文化对现代还有影响，包括科举时代形成的教育价值观，对当今的教育还有深刻的影响，比如我们现在重视教育，或者是过度重视教育，对于当今社会具有深刻影响，即使移民到美国去，华人也还是一个最重视教育的区域，东亚也都是这样。

总之无论科举制的是非功过如何，它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要素，或者是中国历史文化一个重要的存在，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科举制度照样存在过，因此深度论证科举制度文化，在今天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经历了一系列的迷茫、否定、反思的过程，20世纪又是西方文化大行其道的时期，中国从“西学为用”变为自用，在强大的西方文化面前，很多人唯西方马首是瞻，对我们的儒学科举都出现过全盘否定，从以前的东方国子监转变为西方的大学，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尤其是中华的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我们国人也具有更多的自信，清朝末年在西方文化强势的冲击之下，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被时代所淘汰的科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主体内容之一，而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三、观众提问
主持人朱汉民院长：非常感谢刘海峰教授的演讲，他用宏大的视野来看待中华历史上，也可能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科举制度。他从历史的形成过程，就是为什么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会产生这样一个制度，这样一个独特的制度，我记得他在几个场合跟我说过，这是中华的第五大发明。我们常说中国有四大发明，特别是对欧洲的影响很大，但是他提出科举制度是第五大发明，我也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明，而且我认为这在历史上，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性，因为它绝对不是一个考试制度的问题，它涉及到一个广泛的文化价值观念，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设计，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一个追求的制度和一种文化。它是把官用文化、制度文化和社会文化融为一体的东西，它确实是为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它能够在晚清废科举，看起来好像仅仅是一项选试制度的变革而已，但是它整个根本动摇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根本性的动摇。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一个现象，所以刘先生带领我们穿越2000多年的文化史、文明史，来思考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认为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启发。

大家知道这个科举制度对于中国确实是有一个非常久远的贤能治国的传统，在中国的早期社会，过去所谓中华制度、封建制度，基本上都是以血缘来决定你的社会深度、社会制度，也决定了相应的文化。所谓上朝，特别是西代的制度，我们的社会由谁来管理，既然不是靠血缘，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全世界文明都要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选拔什么人来作官，基于高层管理整个社会，后来中国有这样一个贤能的观念，然后通过一个什么制度，来保证选拔制度。在逐步地演变过程中，从鉴举制度到科举制度，而且通过科举制度，这样一个非常详密和严谨的制度，把我们举贤的制度结合起来，确实它是代表了我们中国，在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发明，西方的选拔制度都是社中国选拔制度的影响。

但是它另外一方面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刘教授正好也是研究高考，当今社会谁能发明出一种比高考制度更好的制度出来，这种思考确实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带来一个很深入的思考。我自己的体会非常多，我今天也有幸跟大家一样，在刘海峰教授的引导下，对于科举制度产生的文化原因，对于科举制度产生之后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整个社会的深刻影响，包括他讲的经学、文学、书法各个方面的影响，以及废科举制度所带来中国制度的一个重大变革，。我们岳麓书院讲坛的第一讲，一起来思考这个制度，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而且会引起大家的兴趣，现在我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仍然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进一步向刘老师请教，我们留10到15分钟时间提问。

观众提问：我想问我们科举制度，包括现在国学的兴起，包括对于我们家庭和小孩，老板和员工在现在这个社会，时下如何更好地运用国学？想听听您的建议，谢谢。

刘海峰：现在读经运动风起云涌，国学运动在我们中国的势头很好，毕竟经济发展以后，在民族复兴、文化自觉的背景下，我们从哪里来，要向哪里去思考得更多，更有文化自信以后，对国学更为尊重，更为重视。所以现在读经，在不少地方开展得不错，当然在整个人群里面，整个人口里面其实还是非常小的比例，国学研究现在在很多大学也会开展起来，包括分别在我们湖南大学。虽然岳麓书院不叫国学研究院，但是比那些国学研究研究得更全面、更系统，我昨天来到长沙，就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来论证湖南大学校址的时候，湖南大学要和传统学校接起来，而我们传统学校确实还需要更多的材料，如果真的是一脉相承，中间没有断，就像韩国有成均馆，他们可以举办620年校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接起来，为什么不能举办1000年校庆，如果我们真改名叫做岳麓书院大学，就真的可以接起来。韩国叫成均馆，岳麓书院虽然也会中断，成均馆大学也有中断，甚至企业也有不少人，对这个有兴趣，比如北大办的国学班，面对老总这些，当然有些学校的出发点是提高国学，提高国学的素养，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国学对所有人都是有好处的，小孩子读经，他琅琅上口以后，很多道理等他大起来，可能就很有用，对成年人有什么用？我觉得肯定还是很有用，一个自身的人文素养提高了，因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那腹有诗书气自华，他学了这些之后，可能一举手一投足透露出来的气质就比较高雅，另外国学中，尤其是儒家经典中，那么最主要的经典中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对我们做人、做事很有好处。我们整个社会要真的建立诚信的体系，能力与自信这些，包括孝道这些，都是我们国学的这些内容，比如百善孝为先，现在我们社会的孝道，其实是崩解得厉害，现在大家很多都在讲，我们传统伦理道德，都受到了很严重的冲击，但是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的精神家园、理论的支柱，除了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民族的根本的东西原来都很好，但是我们曾经把它唾弃了，包括刚才讲的儒学，包括对汉字在20世纪初，也有人要把它废弃。以往这些打翻在地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民族的血脉，那对国学的研究者，我们当然很了解他的作用，但是你要对人家普及，说孩子读经有用，企业家读经有用，我想概括的说，就是增加知识、变化气质，还有即使国学里面，《孙子兵法》读书以后，对商战也有用，因为国学内容很丰富，不单单是儒学方面，当然对中国建立诚信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谢谢。

观众提问：有考试就有标准，有考试的内容，我想它的根本原因也是在于它的考试科目和我们的价值取向，现在的高考同样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大家的批评很多，我们现在的高考通过设置，当然理工科非常标准，它相对客观一些，像文科类的，有些实质性的标准答案，我提出来我们高考的改革方向问题，就是考试有标准答案，它是对人的思维模式有约束，或者是我们的应试教育是怎么来的，现在的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初中阶段，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它是异常难做的，我们现在的学生到了中学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去读课外书了，他就是在训练题海战术，就是在记住标准答案。

刘海峰：确实科举以前的教材评卷有标准答案，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最初像我们的填空题一样更加刻板，给你去去掉几个字，你要填回去，这一定是有标准的，但是有的是有标准的框架，但是具体到八股文，它只是有答题的一种要求，就像我们现在的作文，可是它没有具体答案，有些题型是没有具体答案，但是不管怎么说，总体上来讲，因为科举跟我们现在的高考一样，它是一种大规模的选拔考试，一旦是大规模选拔考试，就需要公平客观，具有可比性，要有可比性就要有标准，不像面试那样，一旦有标准就会压抑，比如朝廷有个标准的考试，你就得按这个标准来，如果不按这个标准来就不给分，当然考试是以提高文化水平，但是它就像压路机一样，把路给压平，它有天然的局限，包括我们现在的高考，有人其实说高考改革应该怎么改？能够考出学生的特性和特长，我跟他们讲，如果你要体现特长，不要通过高考，全国有1000万或者900多万人的情况下，他一定要有标准，如果没有标准，公平性会受到很大的障碍，要追求个性、特长，不要指望大规模考试的改革，有的省曾经改过，比如说巡考科目，但是最后实施不下，比如广东省是3加X加1，有的拼命挤到生物去，他因为考了不同科目，所以就不能调低，你的分数跟我的分数不同。

比如1994年，现在中国有一个典型的三南改革，湖南、海南、云南，分成4个科目，而不是文理两个大科目，4个科目组合了，我们湖南当时也算改革的先锋，但是改下去以后，有的科目组很容易，有的科目组比较难，没办法调细，有的细分度高，就没办法实行下去，科目组越多，就分得越细，这个是一大问题，如果高考要改革、要体现人的个性，就应该像现在的自主招生，我面试可以五花八门，这个题目可以很多样化，我们现在的高考改革，现在也想朝多样化、多元化方面发展，但是它还是受公平的制约，因为老百姓不管理论化、多元化，一般的家长、学生最关注的东西，你其他科学性，注重效率他不管，公平如果丧失的话，那很难得到群众的认可，我就简要回答这些。

主持人：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这是一个困境，如果把两者发挥出来，包括现在很多大学自主招生的专业，就是想弥补那些缺陷，其实我们在高校也经常面临这些问题。

观众提问：感谢朱院长和刘教授，提供这么宝贵的一个机会。我是一个书法爱好者，应该来说我也在教育系统，工作了十多年的时间，确实现在的这个大学生毕业以后，国学这一块的底蕴，包括写字，从简单的一个方面，就是汉字书写这一块，确实都出现了问题，我现在想请教咱们刘教授的就是，咱们作为书法爱好者，要增强自己的国学底蕴，有哪些书？想听听您的建议或者是意见。

刘海峰：这个问题没有难度，提高书法要读什么书，最直接当然是读法书，欧阳询楷书的字帖，颜真卿的字帖，这些书不是严格意义的这种书，它是广义的书，就读字帖，读这些书法家的文章、传记，你可以体会到他的这些成长、思考、人生态度等等，我觉得字帖以外的如果要读，最直接关联的就是书法家相关的书。

第二，提高你自身文化修养的书，有的学者不怎么练书法，到一定时候就觉得，感觉里面就有一种文气在，你感觉这个是有文化的学者写的书，我觉得提高文化素养的书，我认为还是读经典，包括《四书五经》，读完以后有很多道理在里面，提高了文化素养，它这个对于书法的无论是结构，还是框架、比例，我觉得理解起来会不一样，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是要看美术方面的，因为书画之间是共通的，我们中国书法实际上是汉字、方块字，外国人不认识方块字，每一个汉字就像一副图画，所以他认汉字很难，我首先要记住3000幅图画，我觉得你的美术素养提高的话，对于欣赏书法和协作有好处。你前面提到的小孩子，包括现在大学生的书法，很多名以上还有书法课，但是实质上没有，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书法，比日本人的书法要好，虽然钢笔字写得不多，但是日本的框架都很好，我们现在的框架一看就是没有结构的，这方面确实还需要提高，简要回答，谢谢。

观众提问：我也是一个国学粉丝，我想问有关教育的问题，目前我通过工作感觉，我们是重教轻育，教育的意思是栽培的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关于这方面，说教多，对学生育的方面比较少。我看了一个调查数据说，目前学生厌学比例40%左右，中学的比例可能更高，还有一个现象，我跟一个企业家有来往，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他们普遍觉得学生不好管，招进来的难得管，然后留不住，我想问问刘老师，你们是否在这方面也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

刘海峰：实际上你这些讲起来，是德育的问题，就是不仅要学知识，还要重视素质，我们的教育部单单是教授知识，还有培育能力，关于做人怎么来提高。我们现在的应试，确实和高考有关系，基本上是考什么学什么，你看全世界学习的测试，上海连续几年获得第一，也就是说我们基础教育的水平很高，但是我们的时间学习是全世界最多的，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最重，在德育方面，现在我们理论上重视，但是实际上不太重视，这方面很欠缺。尤其跟古代的教育相比，古代的教育是在培养人怎么做的方面，其实在儒家的理论里面体现，而且大部分不是说教的，而是你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培养，为国为民，包括孝敬父母、师长，它是很浅显、很简单的。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确实很缺乏，怎么在我们正规的教育体系里面，能够贯穿这种德育，德育不要太多大道理，虚无缥渺的空的，大家都知道很难做到，你讲一些实打实的，能够做到，应该做到的一些基础的东西，我们现在的基础方面这方面，基本的还是做得不错，但是德育方面还需要慢慢改，这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谢谢。

主持人：尽管今天大家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没有多少时间给大家，我想还是有机会，继续向大家请教，今天是我们国学大典系列活动的，岳麓书院讲坛的第一讲，我们请刘海峰教授讲千年科举、中国传统文化，那么这个系列，我们还将继续开展下去，请大家注意关注，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国学大典，还有很多活动，这是文化大餐一个接一个，在近一两个月之还会有很多，最后我要对刘老师表示感谢，因为他首先确实是在这个季节，我们请他过来，他马上就过来，而且他今天开场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想法，他说岳麓书院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一直在讲，我长期在岳麓书院工作，我也把它当做我的重要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我也在跟很多文化人交流的时候，当他们知道我在岳麓书院工作的时候，他们也和刘老师一样，把岳麓书院看作自己的家园，我想这种家园的归属感，之所以我们今天要做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的原因，这也是我们敢提出这样一个，按道理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小院子，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事情，很多人也来问我，因为岳麓书院在历史的纵向上，是一年多年的延续，它就做了一千多年的国学。

刚才说废除科举、废除书院正好是一百周年，事实上在历史上有6000多所书院，但是现在作为一个古书院到今天为止，延续仍然在传播国学、研究国学、培养人才，做这个事情的真的只有岳麓书院，所以我们必须要承担这样一个文化的使命，不是说我个人，或者是岳麓书院的老师，就是说他本身具有这样一个身份，他要承担这样一个能量，特别是刚才刘老师还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千年学府的问题，讲到千年学府，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我们曾经请一个专家论证过，作为一个千年学府，当我们讲我们的校史有一千年的时候，要得到全国普遍学者的认可，要得到论证的，这个论证一个是实，一个是名，刚才刘老师已经讲了名和实，我在想我们今天在做国学这一块，至少在实这方面，我们是在传承一千年的血脉，这个血统。最后我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国学大典岳麓书院讲坛，来表达我们的一个期望，我们的冠名是全球华人，我们要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最后刘老师表示衷心感谢，也对大家来参与这次活动，也表示衷心感谢，圆满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