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读写基础训练
传统的语文教育，在启蒙阶段的集中识字和进一步的识字两个教学步骤之后，大致在儿童入学的第三个年头（有的还早些），进入以读写基础训练为主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一般的作法是：开始教学生读《四书》《五经》;配合读经，教学生阅读简短的散文故事和浅易的诗歌，教学生学对对子，有的还教给学生一点极浅近的文字、音韵的知识。前边说过，读经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进行语文教育，并且为时仍然过早,对于培养语文能力，客观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大;因此，我们还是不把读经包括在当前这个题目之内。这里所要探讨的是其余的几个方面。
（－）阅读散文故事
经过第一个阶段的教育，学生认识了两三千字，知道了一些名物、掌故，应该说，已经初步具备了进行阅读教学的基础。然而，从三字头、四字头的整齐韵语到内容复杂、词句错综的文章，这中间仍旧需要一个过渡。前人让散文故事担负了这个过渡的任务。
散文故事已经用散体，不再用韵语，不过内容都很简单，一则只讲一个小故事(有的并且是读蒙求书的时候学过的),篇幅很短,最短的只有三四句话,二三十个字.可以说,这是一般记叙文章的一种雏形。
散文故事书的起源也很早，下边举两种有代表性的为例。
1．名物掌故
这是为儿童编写的故事书中最早出现的一类，以介绍常用的典故、成语中所包含的故事出处为主。揆其用意，最初可能是为的给蒙求书作注解，以便查考，同时借此使儿童初步接触一点文言散文。
（1）《书言故事》。宋胡继宗编（参见图12），倪灿《宋史•艺文志补》著录，现存明刊本和清初刊本，按天文、时令、地理等类，先举出典故或成语，有的直接指出出处，微引原文，有的叙述几句，不引原文，也有的先加解释，后引原文。引原文的，有时稍加修改、删节，并加注释，使之比较易懂。如：
[忧天崩堕] （列子）杞国有人，忧天堕，身亡无所寄，废寝食者久。有晓之者日：“天，积气也，奈何忧崩堕乎！”于是其人甚喜。
[守株待兔] （韩子）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之，折颈而死。因释耕守株，冀复得兔。冀，音计，希望也。
[桃李之言] 李将军名广，恂恂如鄙人，恂恂，信实之貌，如鄙野之人口不能出辞，及死之日，知与不知，皆为流涕。谚俗语也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蹊，音溪，径路也。桃李不能言，但花开子熟，人自至其下观花摘子，以踏成径路也。
[吠日] 罕见而惊曰“吠日”（韩文）蜀中少日盖为山高，日难出而易没也。每日出，则群犬吠之。
（2）《白眉故事》。大致与《书言故事》的性质相同，不过包罗更厂，分类更细，几乎成了一种成语典故辞书，可备查考，不能作为初学读物了。
2．人物故事
这一类以介招历史人物故事为主，是专为作为儿童读物编写的。大致起于元代。
（1）《日记故事》
朱熹《小学》引杨亿的话，说：
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人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绩怀桔，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朱嘉：《小学》，外编，《嘉言》第五。）
杨亿、朱熹倡导教给儿童一些故事，目的在于向孩子们进行封建思想的教育，而客观上，他们的倡导对于进行语文教育起了一定的作用。元代人虞韶，根据杨亿的意思编了一部故事书，并且就用他的话，定名为《日记故事》。虞韶的书，《补辽金元艺文志》和《补元史艺志》都有著录，不过今天所见到的都是明代以后的人改订过的本子。最早的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熊大木校注本（参见图13），其次是万历十九年（1591）郑世豪刊本，再就是芝兰室刊本（参见图14);清初又有尺木堂本（附在康熙《御制百家姓》后边）和王相增注本。所有后起的本子大致都以虞韶原本为基础，不过所收故事的数量不同，编排不同，注解详略不同而已。嘉靖本的分量比较大，共分五十多类，将近三百个故事;芝兰室和尺木堂的比较少，大约有嘉靖本的半数;王相增注本又多些，共分三十一类，二百三十入个故事。故事内容，宣扬封建礼教的居多，如“二十四孝”故事，每种本子都有，后来并且有单印这一部分的；其次是劝勉力学的故事，如《三字经》和《蒙求》都讲到过的囊萤、映雪、负薪、挂角等等；此外，也包含一些比较有趣、能启发儿童智力的故事，如司马光破瓮救儿之类。故事都很短，大部分在百字以内，多数是编者自己写的，不是照抄古书。如：
磨杵作针
唐 李白，字太白，陇西人。少读书，未成，弃去。道逢一老妪（音于，去声，老妇曰妪）。磨铁杵。白问：“将欲何用？”：“欲作针。”白感其言。遂还卒业。
颖梧非常
元 许衡字仲平，号鲁斋。年七八岁，受学乡师，书过目辄不忘。一日，问于师曰：“读书欲何为？”师曰：“应科第耳。”复曰：“如斯而已乎？”言读书不但应科第已也。师大奇之，谓其父（衡之父）曰：“此儿颖悟非常，他日必有大过人者，吾不能为之师矣。”固辞而去。
神色不异
后汉 刘宽字文饶，弘农人。温仁恕爱，虽在仓卒，急迫之时。未尝疾言遽色。桓帝朝为廷尉。夫人欲拭宽，令恚，（怒也）。乃俟当朝会时，装严已讫，穿朝衣整齐己毕。使侍婢捧肉羹，翻污朝衣。宽神色不异，乃徐言曰：“羹烂汝手乎？”
（2）《蒙养图说》《日记故事绩集》和《二十四孝图歌》。这是几种专讲封建伦常故事的书。《蒙养图说》，明陶赞廷编，用白话解说故事，每个故事有一幅图，这种编法原是一个进步，可惜它的内容使它丧失了价值，《日记故事绩集》，清人编，署名寄云斋学人，内容比前者更糟。《二十四孝图说》，清慎独山房刊本，不题编者，插图技术很工细，而内容只是“二十四孝”，一无足取。这些，可以说是只取了《日记故事》的渣滓，是古代儿童故事书的糟粕。
（3）《童蒙观鉴》。清丁有美（丁有美;字磊山，宁都人。书首陈辉祖乾隆三十六年序称：“宁都丁磊山先生，行孚乡里，学采原本，著远基富。以名诸生屡应征聘，皆以亲老不就。杜门著书，训迪群子弟，卓然有成者不胜指数。《养正》七种，搜罗富而决择精。”该书封面确题“养正第一种，七种嗣出”，但其余六种未见。）编，有乾隆三十六年（1771）刊本。全书分“志学”、“孝友”、“高洁”、“智识”、“才力”、“颖敏，六类，总共六百四十九个故事，多数取之于史传，也有不少取之于小说等文学作品，有的经过改写，字数一般比《日记故事》略多，但也在百字左右，超过一百五十字的很少。有注释。庞杂，是它的缺点，但是总的说来，内容确比《日记故事》丰富。下边举几则作例。
李斟，字定臣，幼孤。年十岁，好学不倦，拾薪自，夜无灯火，即闭目默诵日之所记。
管宁幼与华歆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歆辍书出观。宁与割席分坐，古人席地而坐毡毯席垫之类。曰：“子非吾友也。”
虞寄，少聪慧。年数岁，客有造请谒也其父者，遇寄于门，嘲之曰：“郎子姓虞，音同愚。必当无智。”寄答曰：“文字不辨，只虞为愚。岂得非愚！”客大惭。
上述各类故事书中，流行较广、影响较大的是《日记故事》。唐彪说:
日记故事，俱载前人嘉言懿行，以其雅俗共赏，易于通晓，讲解透彻，不独渐知文义，且足启其效法之心。（唐彪：《父师善锈法》）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教学散文故事的意义和效果。《日记故事》和《书言故事》，不论哪种版本，大都有插图，有的并且相当精美，很有助于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帮助儿童理解故事的内容。用故事书教育儿童，在西洋各国很盛行，我国从清末以来也广泛运用。因此，阅读散文故事这一填，并不能算是传统语文教育中特有的经验。但是我国插图故事书的起源那么早，走在世界各国之前，前人的成绩还是十分值得称道的。此外，把古代的许多故事加以选择，整理，改编，汲取那些优秀的部分来充实我们今天的儿童读物，这也是一填不应忽祝的工作。
（二）读诗
儿童认字之后，一方面读些散文故事，同时读些优美而浅近的诗歌，这是唐宋以来一直实行的办法，后来逐渐成了蒙学中一个固定的教学内容。明人吕坤说：
每日遇重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分之歌颂，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吕坤：《社学要略》。）
清代的沈龙江义学有更明确的规定：
放晚学讲贤孝勤学故事一条，吟诗一首。诗要有关系的，如“二月卖新丝”“锄禾日当午”“青青园中葵”“木之就规矩”等。……次日放晚学时背讲。（《枕龙江义学约》，见张伯行辑《养正类编》）教学诗歌所用的教材，有过一些发展变化，其中也有些值得研究的阔题。下边分别探讨一下。
1．教材
蒙学用的诗歌读本，最早的是胡曾《咏史诗》,因为它的主要用途在于介绍历史知识，已经并在前边历史类蒙求书里谈过了。这里要介绍的是宋代以下的几种。
（1）《千家诗》。清人曹寅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刊行的
《栋亭十二种》收有《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题“后村先生（按，即宋刘克庄（1187－1269），字潜犬，自号后村，莆田人，出启豪门，官也作得不小，早年还有耿直之称，后来寅缘亘似道，作过一些阿谀奉承的文章，颇为后世所不齿。能诗，有《后村集》，《后村诗话》）编集。”全书二十二卷，分为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共十四类。这部诗集是不是刘克在编选的，编选的好坏，前人有不同的看法。阮元说：
案，后村大全集内有唐五七言绝句选，及本朝五七言绝句选，中兴五七言绝句选三序，或锓板干泉州，干建阳，于临安。则克庄在宋时，固有选诗之目。此则疑当时辗转传刻，致失其缘起耳。……所选亦极雅在，多世所膻炙之针。惟中多错谬，如杜甫、王维、赵嘏诸人传诵七律，往往截去半首，改作绝句，甚至名姓不符。然……古人多有此例，不足以掩其瑜也。（阮元撰，傅以礼重编：《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四）
宗廷辅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在列举了集中许多错误之后，说：
后村先生在南宋季年虽为江湖宗主，然其集实足成家，所为诗话颇具别裁，何至纰陋如此！殆陈起江湖小集盛行之后，游士阔匾相望，临安、建阳无知书贾假其盛名，缘以射利，故至是欤？观卷首标题，其不出先生手了然矣。（宗廷辅：《重振干家诗读本•跋》）
不论这部诗集是什么人编的，它的影响则确乎不小，后来风行全国，被用为蒙学诗歌读本的《千家诗》，就是明代人从上书选录编订的，所以有的仍题刘克在编选，有的改题别人的名字。通行的《千家诗》分上下两集，上集收七言绝句约八十五首，以程明道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打头，下集收七言律诗约三十八首。所选的诗有些很不好的，也有些偏深的，但是大部分是浅近易懂，于儿童有益，或者无害的，其中包括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杜甫的《两个黄鹂翠柳》，范成《四时田园杂兴》中的《昼出耘田夜绩麻》，杜荀鹤的《时世行》，谢枋得的《蚕妇吟》等等。，清人王相又选编了一种《五言千家诗》，也分上下两卷，分别收五言绝句和五言律诗各四十来首，以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打头。选材的情况大致跟七言的那一本差不多。后来许多通行本把七言和五言合印在一起，总称《千家诗》。有各种不同的注释本，还有各种不同的所谓“增补”或者“重订”本，都是以上述两种为基础，多少增、删一点，换上个名目而已。前边提到的宗廷辅《重编千家诗读本》（参见图16）是比较严肃地作过一番校钉整理工作的。清乾隆固又出了一种《国朝千家诗》（参见图17），专收清人作品，选编的办法大致与《千家诗》相似，只是选材范围缩小了。“云淡风轻近午天”和“春眠不觉晓”这两种《千家诗》，几百年来风行全国，家喻户晓的程度，简直不亚于“人之初”“赵钱孙李”和“天地玄黄”。因而在“三，百，千”之外又有“三，百，千，千”的名称。清末刘鹗写东昌府书店掌柜的话，说：
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刘鹗：《老残游记》，第七回。）
在进行语文教育方面和传播文学遗产方面，《千家待》确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2）《训蒙诗》《神童诗》《绩神童持》和《小学千家诗》。这是另一路的蒙学诗歌读本，性质跟《蒙养图说》。那一路故事书一样，完全着眼在向儿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这一点上，对于语言文字的艺术，基本上不加考虑。
朱熹《小学》引程颐的话：
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之作，如《关睢》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见《小学》。外编，《嘉言》。第五。）
大概就是由于这类倡导，从宋到清，相继出现了如上所举的一系列以训诫为主的诗歌读本。
关于《神童诗》，明人朱国桢有这样的记载：汪沫，字德温，觐县人，九岁善诗赋，牧鹅宫，见殿宇颓圮，心窃叹之，题曰：“颜回夜夜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上官奇而召见……世以其诗铨补成集，以训蒙学，为《汪神童诗》。（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十四。）
但是据清人翟灏考证，汪洙的诗很少。他说：
其前二三叶相传皆汪诗，其后则杂采他诗铨补。（翟灏：《通俗编》，卷七。）
不管这本诗出于何人之手，反正它的内容是非常低劣的，开头的一首就是：
天子重英豪，文章救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思想的腐朽，写作的庸俗，于此可见一斑。《续神童诗》，不知撰者何人，署名梁溪寄云山人。这是一篇很长的五言打油诗，首尾一贯，不分首。文字极浅陋，不仅充满了封建说教，还夹杂着许多因果报应的迷信。可以说，完全不成其为诗。
《续千家诗》,后又改称《小学千家诗》,两书有些出入,编者大概跟《续神童诗》的作者是一个人，署名剡溪西樵氏，序跋里又说是“寄云山人”或“梁溪晦斋学人”。（前边提到的署名“寄云斋学人”的《日记故事续集》，很可能也出自此人之手。）书里有少数诗是选的，大部分是编者自己写的，跟《续神童诗》一个调子，无可观。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也由于这一类读本里的诗都极肤浅庸俗，冬烘夫子们容易对付，所以也颇有不少蒙馆采用，在社会上散布过一些很坏的影响。但是，这种本子绝对没有力量跟《千家诗》相抗衡，群众的选择，终于淘汰了它们。
（3）《小学弦歌》清李元度编，有光绪间李氏家刊本。这部诗集，也是本着程颐的意旨编选的，所以把全书分为“教”和“戒”两大类，所教的有孝、忠、夫妇之伦、兄弟之伦等十六门，所戒的有贪、淫、杀、争竞等十二门。不过，由于他主要是选诗，并且总算还有一定的尺度，所以尽管也有不少无聊的坏诗，倒也收罗了一些好诗，反而显得他的归类有些牵强了。例如，他选了《木兰歌》放在“教孝”一类，乐府诗的《孔雀东南飞》和《陌上桑》，还有杜甫的《新婚别》，都放在“教夫妇之伦”－类，选了白居易的《杜陵里》。《缭绫》《观刈麦》以及聂夷中、李绅、谢枋得等好些人的同类的诗，放在“教困农桑”一类，选了李白的《战城南》，杜甫的《三吏》和《兵车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等，放在“戒黩武”一类，选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无家别》，皮日休的《橡媪叹》，白居易的《新制布衣》，李思衍的《鬻孙》。等等，放在“教恻隐”一类。尤其是在最后所谓“广劝戒”一类，颇选了几首很别致的小诗。全书总共选诗九百三十多首，作为童蒙读物，显然分量过重，如果从中精选一下，把所有的坏诗都去掉，倒未始不能选出一本过得去的儿童诗歌读本来。
2.经验和问题
古人对于教儿童读诗，大致有三种主张。一种是赞成教一点，但必须是有关洒扫应退、忠君孝亲那一路的。程颐、朱熹都是持这种主张的。王守仁更进一步，简直要用教诗作为蒙学中主要教育手段之一。他税：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鸟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萧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王守仁：“《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他既这样重视歌诗的作用，于是很具体地规定了教诗的办法：
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稠，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人刚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输一般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王守仁：《教约》，同上书。）
再一种也主张利用诗歌教育学生，不过尺度宽一些，不一定是直接讲孝悌忠信那一套的，只要有激发儿童向上的作用的就行，所以象“青青园中葵”，乃至“二月卖新丝”之类，都算是合格的教材。还有一种是不主张教儿童读诗的。如陆世仪就明白说：
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刚多记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人凡有所当读书，皆当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读。不但《四书》《五经》，即如天文、地理、史学、算学之类，皆有歌诀，皆须熟读。……今人材塾中开蒙多教子弟念诗句，直是无谓。（陆世仪：《论小学》，见张伯行辑《养正类编》，卷二。）
总起来看，古时对教育工作影响最大的道学家或者主张不教诗，或者主张只教伦理训诫诗，倡导教一般的诗歌的（就象《千家诗》那样吧，）是极少极少的。然而，在这一点上，群众的实践否定了道学家的主张，蒙馆里愿意教一般的好诗，孩子们也愿意读那些诗。《千家诗》可以说是在完全没有官家支持，没有大学者倡导之下，自己在群众中成长生根的。这跟“三，百，千”的情形大不相同，跟好些种蒙求书的情形也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教儿童读一些好诗，对于进行语文教育有什么作用呢？
诗容易念，容易背，琅琅上口，适合儿童的爱好，这当然是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无需多说。儿童认字之后，就要正式读书了。在这个当口，培养读书的兴趣是很重要的。十来岁的孩子，当然已经懂得一些道理，但是，要求他们充分认识读书、学习的意义，从而自觉地、主动地努力读书，还是不很容易的。如果一开头就给他们一些比较干板枯燥的东西去读，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兴趣。前人在这个时候指导孩子们读些故事书，读些诗，这是很有见地的。爱听故事，是儿童的特点；爱大声讽诵，也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诗的语言，音调和谐，押韵，念起来给人以很大的快感；浅近的好诗，尽管儿童不一定字字都懂得很透，也很足以启发想象，开拓胸襟。多念一些好诗，孩子们逐渐会觉到语言的美，感觉到书有念头，有学头，从而培养了他们爱好语言的感情，促进了他们求知的愿望，增长了他们思考、想象的能力。诗的语言精炼，一字一词都带着显著的色彩，组织配合又十分严密，因而揣摩起来，一字一词往往象是有丰富的蕴含。惟其如此，如果老师的指点得体，读些好诗最容易培养对语言的敏感，而这一条正是学习语文的重要基础。对语言缺少敏感，理解意义必然模糊浮泛，对语言的色彩、含蓄感觉迟钝，对语言的正误美丑不能辨别。在这种情形之下，读书的收获必然打很大的折扣。
在广泛阅读之前和同时，指导学生读些诗，看来对进行语文教育是颇有意义的。
前人的实践经验又说明，教给儿童的，必须是好诗。思想内容要健康，至少要无害，而语言必须优美，必须琅琅上口。只管内容，不管语言用拙劣的诗（如《续神童诗》之类）重重复复地向儿童说教，时刻不停地训诫那种办法是行不通的。
至于教多少，教到什么时候，这是一个问题。从前人各种教材流行的情况看，五、七言《千家诗》合起来一共是一百二三十首。百首上下，这个数量仿佛大体合适。《唐诗三百首》，已经是再后一个阶段的读物；《唐诗合解》之类，就只能挑着念了。开头的时候，可以多念些，《沈龙江义学约》竟至规定每天念一首。往后，恐怕就得逐渐减少，终至以读散文为主。
（三）属对
在这个阶段里开始教学生学对对子（从前叫做"属对"），这是更值得注意的一种教学方法。
我国古代有过一段散文、骈文的发展过程。到了唐宋，近体诗仍然部分地运用对偶，赋体文学也还存在。教儿童学属对，最初大概是以学作骈文和学作近体诗为目的的。发展到后来，属对成了启蒙之后一种必修的课程。苏洵的文章里说：
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苏洵：《送石昌言使北引》，《苏老泉全集》，卷十五。）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到，在宋代，属对已经是同句读、声律相提并论的一种基础课程。它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专为学作近体诗，而是作为语文基础训练的一种手段了。程端礼说：
大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九经正文，皆是此弊。但令习字演文之日，将巳（原文如此）说《小学》书作口义，以学演文，每句先逐字训之，然后能解一句之意，又通解一章之意，相接续作去。明理，演文，一举两得。更令记《对类》单字，使知虚实死活字，更记类首"天、长、永、日"字，但临放学时，面属一对即行，使略知轻重虚实足矣。（见《读书分年日程》，卷一。）
这段话把属对的作用说得很清楚。教学生属对的目的是配合"习字演文"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字的"虚实死活"，掌握阴阳上去四声。属对教学，大致就依据这样一种目的，一直实行到清末。这中间编出了好多种指导属对的课本，其中最基本的一种是《对类》，里边不仅编列许多属对的材料，并且还详细地讲了属对的方法。这本书可能是宋元之际编印的，现在明初刊本。以后有好些种都是以它为基础增删修改的。此外，广泛流行于书坊，不见著录的有关属对的书，种类就更多了。（流行较广的是《诗腋》《词林典腋》《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多半附在《诗韵合璧》《千家诗》等书里，也有单印的本子，大都只列出一些对子，供人查考或背诵，不讲属对的方法。其中人们最熟悉的是《笠翁对韵》，就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那一种。再就是《声律启蒙》，就是"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那一种。另外，又有清章庆辑的《对语四种》，赵暄辑的《三字锦》等等，大都是从古书上辑录一些对语，供学生背诵的。
根据对课本的内容来看，属对是一种实际的语音、词汇的训练和语法训练，同时包含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因素。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的语文基础训练。
学属对首先要正音，同时学会阴阳上去或平上去入）四声，这是基本的语音训练，自不待言。属对课本大都是分类编排的，分天文、地理、人物、器物等若干类，学属对的时候是一类一类地练，如天文对：“天”对“地”，“雨”对“风”，“天地”对“山川”，“清风”对“皓月”"；花木对：“山茶”对“石菊”，“古柏”对“苍松”；等等。这是一种词汇训练，也很明显。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属对的语法训练的作用。属对课本一般把字分作"实字""虚字""助字"三大类。实字下附有“半实”，虚字分“活（或生）”“死（或呆）”两小类，并附“半虚”。定义是：“无形可见为虚；有迹可指为实；体本乎静为死；用发科乎为生；似有似无者，半虚半实。”把分类和例字排列一下，大致如下：
1．实字：天，地，树，木，鸟，兽，……
半实：文，威，气，力，……
2．虚字（活）：吹，腾，升，沈，奔，流，……
3．虚字（死）：高，长，清，新，坚，柔，……
半虚：上，下，里，外，中，间，……
4．助字：者，乎，然，则，乃，于，……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所谓实字，都是名词，半实是抽象名词；虚字（活）是动词；虚字（死）是形容词；助字包括现在所说的连词、介词、助词等各类关联词和语助词。只有所谓"半虚"比较杂乱，除了上边列的那些方位词之外，还包括一些意义比较抽象的形容词和时间词。半实，一般就并入实字用，半虚并入虚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关联词和语助词。这显然是一个很简要的语法上的词类系统，同现代语法学了分类基本上吻合。
进行训练的时候，首先作"一字对"，要求实对实，活对活，死对死，也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这显然是基本的词类训练，作得多了，学生可以逐渐树立起词类的观念。
第二步作"二字对"。用实字、虚（活）字、虚（死）字两个两个地组织起来，可以成为好几种结构，如下：
1．上实下虚（活）：风吹，云腾……名词+动词，主谓结构。
2．上实下虚（死）：天高，风急……名词+形容词，主谓结构。
3．上虚（活）下实：凿井，耕田……动词+名词，动宾结构。
行云，流水……动词+名词，偏正结构。
4．上虚（死）下实：微云，细雨……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
5．并实：父子，兄弟……名词+名词，联合结构。
虎背，熊腰……名词+名词，偏正结构。
6．并虚（活）：弹唱，歌舞……动词+动词，联合结构。
7．并虚（死）：敏捷，迟钝……形容词+形容词，联合结构。
这就表示，要学生练习二字对，也就是训练学生运用主谓、动宾、偏正、联合这几种基本的造句格式。经过反复练习，能够敏捷地对上二字对，那就意味着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基本的句法规律。
进一步作“三字对”和“四字对”，这时就可以把助字加进去。三字和四字的结构，在文言里，已经可以表现绝大部分造句格式，包括复句在内。例如：
1．推窗邀月，出户乘风……“邀月”是“推窗”的目的，“乘风”是“出户”的目的，这
是一种复杂单句的格式。
2．月缺月圆，花开花落……“月缺”“月圆”，“花开”“花落”，都是两个主谓结构并
列，这是一种联合复句的格式。
3．水清石见，云散月明……“石见”是“水清”的结果，“月明”是“云散”的结果，这
是一种偏正复句的格式。
再进一步作“多字对”（五字，七字，九字等），那就不但可以练习种种基本格式，也可以练习种种变化格式和特殊格式了。
总起来看，属对练习是一种不讲语法理论而实际上相当严密的语法训练；经过多次的练习之后，学生可以纯熟地掌握了词类和造句的规律，并且用之于写作，因为从一开始就是通过造句的实践训练的，而不是只从一些语法术语和抽象定义学习的。
除了语音训练、词汇训练的作用之外，属对还有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作用。“星光灿灿”对“水势滔滔”，“如烟”对“似火”，“一川杨柳如丝袅”对“十里荷花似锦铺”，这些显然都能训练学生运用形容、比喻等修辞方法。再如，“飞禽”，是类名，必须仍用类名如“走兽”去对；如果用“鸣蝉”去对，虽然也是“上虚（活）下实”（即动词+名词）的结构，这个对法应该算是不合格的，因为“鸣蝉”不是跟“飞禽”相当的类名。这种练习得多了，显然能训练学生注意概念、分类、比较等等逻辑关系，从而收到逻辑训练的功效。
清人崔学古介绍他指导属对的经验，说：
一曰训字。先取《对类》中要用字眼，训明意义。戒本生勿轻翻对谱，须先立意，方以训明字凑成。勿轻改，勿轻代作。一曰立程。语云：“读得古诗千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须多选古今名对如诗话者，细讲熟玩，方可教习。一曰增字。假如出一“虎”字，对以“龙”。“虎”字上增一“猛”字，对亦增一字，曰“神龙”。“猛”字上再增一“降”字，对亦增一字，曰“豢神龙”。“降”字上再增一“威”字，对亦增一字，曰“术豢神龙”。“威”字上再增一“奇”字，对亦增一字，曰“异术豢神龙”。从此类推，自一字可增至数字，为通文理捷径。（崔学古：《幼训》。）
从上边介绍的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属对这种训练的确不单是为了作诗（虽然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而是涉及方面很广的一种综合性的语文基础训练，对于培养学生读书、作文的能力能起一定的作用。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对于这一点曾经这样说：
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海”字或“水”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或“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功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蔡元培选集》。）
把属对看作“作文的开始”，崔学古说属对是“通文理捷径”，这是很有见地的。当然，过去教学生属对，要求过高，过于复杂，练习的内容又不好，产生不少副作用，甚至束缚儿童的思想发展，那是应当批判的。然而作为一种基础训练的方法，的确不无可取之处。我们往往以为学对对子只是为了学作诗，这种看法应当改变。属对练习能够通过实践，灵活地把语法、修辞、逻辑几种训练综合在一起，并且跟作文密切结合起来，这一点很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多年来，语文教学中存在着一个教不教语法修辞等知识的问题。不教，学生显然需要得到一些这方面的训练；教，又觉得只是一堆术语、定义，并不能解决实际应用的问题。如果我们能从前人进行属对吝这个办法之中得到一些启发，研究出适合于我们需要的训练方式，再配合上简要知识的讲解，也许能为我们的语文基础训练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
（四）知识书和工具书
经过启蒙阶段，学了两千多字，开始接受读写基础训练（并且已经开始读《四书》）的学生，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首先，由于学的字多起来，并且是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相当集中地学习的，对于好些安的字形、字音，可能记得不准，对于好些字的字义，可能还不理解，或者理解得不确切。于是念错字音，写错字形，误解字义的现象必然发生。其次，学生既已学习属对，必须能够辨别平仄，这对很多学生会有困难。此外，学生以前读的大都是三言、四言的韵语读物，现在开始读文言散文，对于句子结构弄不清楚的情形，当然也有。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是靠读写实践，就说，在读故事、读诗、写字、属对的实际训练中，逐步提高学生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不过，前人似乎发现，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在加强种子种实际训练的同时，教给学生一点人关文字、声韵乃到语法的基本知识，能够提高他们学习语言文字的自觉性，这对提高读写基础训练的效率是有帮助的。此外，前人似乎也发现，如果提供学生一些简单的工具书，教他们学着自己去解决读书、写字、属对中遇到的困难，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既使读写基础训练容易进行得好，也为下一阶段的训练打下更牢固的基础。因此，在前人留下的大量蒙书之中，我们也发现为娄秒少的讲解基本知识的书和小型的工具书。下边分别作些简略的介绍。
1．文字、声韵、语法书
文字、声韵之书，在历史上起源很早，见于著录的，种类很多。不过隋唐以前的，除了少数重要的、学术性较高的几种之外，多已佚失，其中哪些是为蒙童用的，哪些不是，已经不易判断。现在所知道的确是蒙学用的有关文字、声韵、语法之类的书，大致有下述几种。
（1）文字知识类：《文字蒙求》等。专为蒙学编写的，讲解文字知识的书，宋元以下颇有几种，如元代楼有成的《学童藏字》等。比较系统、完整的，是后起的《文字蒙求》《文字蒙求》，清王筠（王筠（1784___1854），宇贯山，号箓友，山东安丘人，道光时举人。在文字学方面造颛诣很深，能综合前人的学说加以分析批判，提出自己的见解。著作有《说文句读》《说文释例》等。）撰，现存多种版本。这本书是根据作者对识字教育的见解编写的。首先介绍纯体的象形字二百六十四个，每字举出篆书的样子，说明所象何形;其次介绍纯体的指事字一百二十九个；然后介绍合体会意字一千二百六十个;最后介绍基本的形声字三百九十一个。全书总计介绍了二千零四十四个基本字。作者认为，学生学会这两千个字很容易，而学会了这些字，懂得了这些字的造字原理，“全部《说文》九千余字，固已提纲挚领，一以贯之矣”。王筠编这本书的用意是作为初步的认字课本用的。让六七岁的孩子用这样的书作认宇教材，显然是有困难的，所以当时在启蒙阶段用这本书的很少。但是，在第二个阶段，乃至在更后的一个阶段，用它来教给学生初步的文字知识的很多，并且确能收到相当显著的效果。
（2）正俗、辨误类：《字学举隅》《文字辨》等。这类书的特点是，排比实例，辨正易混易误的字，不系统地讲知识，例子的排列或按音序，或按笔画，或者不按什么次序，总之也不拘知识系统。早的如唐代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就是辨别正体字、俗体字、通用字的。晚些的如明末李登的《六书指南》清人易本的《字体蒙求》，都用四言韵语编写，前者侧重辨正俗字，后者侧重辨别偏旁形体，编法都象李登的《正字千文》。《正字千文》,就其内容性质而论，也可以归入这一类。《字学举隅》，这是清代后期流行鞍广的一种，龙启瑞（龙启瑞《1814一1858），学翰臣，广西临桂人，道光进士，督学湖北、江西，迁布政使。通文字声韵之学，著有《古韵通歌》等。），现存多种刊本。书的分量不大，是根据《辨正通俗文字》增补改编的，分“辨似”“正说”两部分。“辨似”是辨别形体相似的字，分“二字相似”（如刀、刁，爪、瓜，泊、泪，奕、奕等），“三字相似”(如漫、慢、谩等），“四字相似”（如戊、戍、戌、戍等），“五字相似”(如辨、、辩、瓣、瓣等），“偏旁相似”(如抒、杼，诀、快，菅、管等）几类。“正”是辨别错别字和俗体字。这本书从道光间编出来，不数十年间就出了好几种校订增补的本子，一再翻印，并且还有铁珊在原书基础上扩充的《增广字学举隅》。可见它很能适应当时的需要。
《文字辨》，清吴省兰（该书乾隆五千四年（1789）自序，末题“湖北督学使者南汇吴省兰韦于使署之三余堂。”）编，有乾隆固刊本（参见图19）。这本书的特点是重视正音，首先列举了很多“平仄异义”而容易误读误用的字，如“难”字，注明：“难易，平声，寒韵；患难，去声，翰韵”，“分”字，注明：“分寸，分别，平声，文韵；安分，分际，去声，问韵”等等。然后又列举若干一字异音异义的例子，如“差”字：“参差，不齐也，支韵；使也，择也，佳韵;错也，麻韵”等等。后半本也是辨正错别字的性质。这本书编印比前一种早，流行也相当广泛。
（3）声韵类：《切字捷说》《平厌易记略》等。历代讲声韵的书很多，但是专为蒙学用的比较少。有的，也往往因为讲得不够通俗，不好懂，而且过去的文人多半视声韵之学为畏途，教蒙学的塾师多半不敢碰它，所以这类书在当时大都流行不广，后来也就逐渐佚失不传了，如胡宗绪的《等切开蒙》，寇鼎的《启蒙韵略》，程启鲲的《启蒙韵学》等等，就是这样。
《切字捷说》，不知撰者，见于元代出版的通俗类书《事林广记》。这本书讲反切的基本知识，首先举出反切“七十字诀”，次以杜甫的《春夜喜雨》诗为例，把每个字都用反切注出音来，再下去是辩十四声，最后讲双声叠韵。篇幅很小，讲得非常简略，供蒙学入门之用，也还可以。
这里需要岔开一下，说一说通俗类书跟语文教育的关系。《事林广记》，除了《切字捷法》、还收入了皮日休的《速成法》，相当全面地讲了蒙学教学方法的各个方面。此外又有一卷辨正错别字的材料，《字当正讹》。另一部通俗类书《万宝全书》。里有《字学须知》，讲写字的基本知识。再－部通俗类书《翰墨琅》。里有《千文字义》，用《千字文》的字作主体，每个字下边列几个同音字，分别注上字义。《万象全编不求人》列举了不少《千字文》《千家诗》《蒙求》的酒令游戏。这种通俗类书是专供蒙学用的，但是对蒙学有很大的影响。每一种类书都包含历史、地理、医药等各方的常识，以及书信格式、公文格式、喜庆丧葬的仪节、各种场合应用的对联等等，并多日用备查的材料，这些都是适合当时蒙馆塾师迫切需要的东西。因为那时候的一个塾师，往往是一个村落、一个地区里最高的甚至唯一的读书人，乡邻们只要有了需要动笔杆的事，就去精教“学里的先生”。所以几乎每个蒙馆塾师都得备一部通俗类书，才应付得了。这样，书里包含的有关蒙学的材料，也就成了他们教学的“本钱”。因此，尽管通俗类书里包含的这类材料很少，很浅，但是它在蒙学教育中起的作用是值得重祝的。
《幼学平仄易记略》是一本用具体材料教学生学习平厌的小书，清代中叶苏云从（苏云从，事迹不祥，书首嘉庆十九年（1814）自序，末题”堰邑借亭氏”。）编。书用四言韵语，上下两联成对，上联都用仄声字，下联都用平声字，并且作到全书一贯，从天地山川，自然名物讲到社会生活，最后还有些龟勉儿童努力上进的话。下边摘引一些，以见一斑。
浩浩碧落 悠悠苍穹
有象易见 无言难穷
日月照耀 阴阳交融
汉挂永夜 星排长空
好雨瑞雪 祥云和风
霜阵节冷 雷鸣声同
草色雨碧 枫林霜虹
共爱物阜 群歌年丰
极目岭畔 遥瞻山巅
曲径怪石 层峦飞泉
碧峭远峙 青岩遥连
壁峭蟑叠 冈崇崖悬
洞口近水 桥门冲烟
草木并茂 林花争妍
古柏翠若 长松苍然
柳舞乱絮 榆摇青钱
竹实风集 桑枝鸠迁
杏蕊十里 桃龄三千
宴客敛酒 呼儿煎茶
避暑引扇 乘凉披纱
启脯听鸟 推窗看花
涉水击楫 于田乘车
实意应物 虚心从师
舍利取义 从公违私
恶恶好善 疏奸亲寞
敬老恤幼 开来承先
每个字的旁边还注上属某韵。此外，书的上栏把《三字经》。等书里的有些话，用歌诀形式说明每字的平仄，帮助儿童记忆。如：
三才“夭”“人”二字平，（天地人）
三光“星”字是平声。（日月星）
四方四时几个平，
惟有“北”“夏”是仄声。（东西南北，春夏秋冬）
这本书编成于嘉庆十九年，到光绪初还有翻刻新印的本子，可见是曾相当流行过的。
（4）语法类：《虚字说》等。前人不怎么专讲语法，编给蒙学用的书当然更少。后来有一些讲虚字的书，如《经传释词》《助字辨略》等，不适于蒙学之用。只有袁仁林（袁仁林，宇振干，三原人。书首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自序，末题“书于东渠小学”，所著尚有《古文周易参同契注》八卷，四库人存目。）的《虚字说》是为蒙童编写的。作者在序言里先说了说虚字的重要性，然后批评当时人对虚字的忽视，末了说：
闲尝为童子说书，约其一二，俾垂髫者目焉。是亦末之末也。然困末而畅其所言之本，本且获矣。末云乎哉！
书的分量相当小，扼要他讲了几十个常用的虚字，有的是一组一组他讲，略加比较，一般举《四书》的句子为例，少数的用《五经》的句子，个别的也用子书和古文的句子。看来大体上还适合基础训练阶段的需要。
清代末年兴办新学之后，陆续出了一些讲语法的书，大都是照《马氏文通》的系统讲的，例如光绪二十九年朱树人编的《蒙学文法教科书》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这已经不是纯然传统蒙学的作法了。
（5）综合性的：《宜略认字》《字学汇海》等。清代书坊里也出过一些综合性的基本知识书，在上述几类书里选辑一些材料，汇编在一起，《宜略识字》就是这样的一种。书的分量不大，但是包罗的方面不少，计有：
六书大义（伍泽梁），字体诀（许汉昭），辨似，正伪，帖字，俗音正误，宋•王 （“雨”下一“方”字）字书误读抄，释适之金壶字考抄，联字考义，韵字辨同辑略，一字数音，平仄借读，韵略通叶
十三种材料。
2．工具书
蒙学用的工具书主要有三类。
（1)一般字典：《字汇》等。通俗字典，较早的是明代梅膺祚编的《字汇》，按部首骗排，把《说文》的五百四十部简化为二百十四部，每一部又按笔画多少的顺序徘列，共收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字，内容虽庞杂，但不收生僻的字；注音，反切与直音并用；释义比较通俗。只是分量太大，不很适于蒙学使用。随后相继产生了以梅编为基础，压输、精简的本子，如清康熙固陈子改编的《同文字汇》（后印者有的改称《增串字汇》，也有的改用别的名称），不但内容有所精简，并且改用小字，印成所谓中箱本的形式，以便携带和翻检。缺点是收字仍嫌庞杂，而解释有的不够确切。用直音，注释简明，合乎初学的需要，这是它的优点。如：
栽音哉。种莳也。
矢音始。箭也。叉，誓也，正也。又，姓。
薮音叟。大泽也。
酈音孚。地名。
大概就是由于它有这点好处，这袖珍小本的《字汇》，一再翻印复刻，广泛流行在蒙馆和市井之间。
此外，还有一种通俗小字典，直音、释义之外，特别标明声调和所属的韵部，显然是照顾初学属对和作结之用的。清乾隆间华纲编白《增注学类标韵》和嘉庆间姚文登编的《初学检韵》等，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如：
函音含。包也。乎声，罩、咸韵。
掩音淹，上声。猛盖也。俭韵。
（2）专书字典：《养蒙针度》。这是清初潘子声编的一本小字典，专注蒙学所读各种裸本里的生字，按书排列，一种一种地分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生字，基本上全收；《神童诗》《千家诗》的生字，大部分都收；《四书》《五经》的生字也收一部分；《左传》《国语》《国策》历代古文中少数几篇的生字，也略收一点。每个字注音，扼要地释义。由于它是密切针对蒙学的需要编的，所以流行极广。光绪元年重刊本的序文里说：是编于雍正十三年付梓，元和孙苍璧容文氏书序于平乐郡斋，迄今百有余年，刷印不下数十方卷。
即使这个说法有夸大之处，总也可以约略见出它流行广泛的程度了。
（3）名物园典：．《小学绀珠》和《家塾蒙求》。这也是两种流行很广的工具书。《小学绀珠》，宋王应麟编，自序里说：
君子耻一物不知，讥五谷不分，七穆之对，以为洽闻，束帛之误，谓之寡学。其可不素习乎！乃采掇载籍拟锦带中，始于三才，终子万物，经以历代，纬以庶事，分别部居，用训童幼。
这几句话很可以概括说明这本书的编法，简言之，就是把见于古书的许多名物，按“天道”“律历”“地理”“人伦”“性理”“人事”“艺文”“历代”“圣贤”“名臣”“氏族”“职官”“治道”“制度，“器用”“儆戒”“动植”这些项目，分类编集，每一类之中，又以数目为线索排列，例如艺文类开头的次序是：六艺，五经，六题，九经，七经，四术，三史……。每条注明包合的内容，有的略加解说，注明出处。这样的书，很象一个小百科辞典，无论编者原来的意图怎样，实际上当然只能备查考，而不能作为课本来念的。
《家塾蒙求》，清人康墓渊（康基渊，字镜溪，临泉人。道光复刊本有宋绍跋，称康“有《霞堂文稿》,传诵艺林”。）橱。书分天、地、人、物四部，每部举出有关的名物，加以简要的解释。也象一个分类的百科小辞典，例如人部中间的一部分，实在就是一个历代名人辞典，下边举两条为例：东晋祖逖字士雅，范阳人，元帝时渡江击楫，誓清中原，尽收河南地。元帝以为豫州刺史。俄卒于雍丘。宋胡寅字明仲，安国弟淳之子也。从杨时学。著《读史管见》数十万言。学者称致堂先生。抗阻和议，为秦桧所诎。论文忠。这本书比《小学绀珠》通俗简要，所收的名物大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流行相当广泛。书成于乾隆三十四年，初刻于嘉庆七年，以后有过几次复刊本，至光绪二年，张叔平又复刊一次，改称《万卷读余》。从书的流传情况，可以看出它在群众中间是相当受到欢迎的。
上边简单介绍了基础训练阶段所用的语文知识书和工具书。这些书，就其内容而论，不仅在见解方面有不少坏东西，就是在方法方面，今天看来，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现代语言科学的发展，早已把它们远远地抛在后边了。这里用相当的篇幅来介绍，觉得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我们常常有一种印象，认为传统的语文教育只是教学生死念书，死背书，丝毫没有科学，完全不讲知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并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诚然，当时许多私塾先生是那样作的，但是，那只反映旧社会师资水平之低，并不足以代表传统的经验。真正的传统语文教育经验是，在以读写实践为主的前提下，在适当的时机需要教给学生一些必要的知识，教给他们使用基本工具书的方法，使他们把不自觉的学习逐渐转化为自觉的学习，从而提高其学习效率。这从为数不少的语文知识书和工具书的出现及其流行情报，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这一点传统经验，对我们还是多少有些参考意义的。
第二，基础训练怎样进行，教学生作什么样的练习，学哪些知识，二者怎样配合，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本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前人的作法是，文字方面用的工夫特别大，首先用种种办法教学生识字，然后又用种种办法帮助学生巩固已识的字，接着教学生一些有关文字的基本知识，特别着重在造字原则，字的结构，帮助学生辨音、辨形;语法方面，创只讲一些虚词用法，此外很少讲词法、句法的知识，而是着重采用属对练习这种方式，帮助学生实际掌握词的运用和句子结构。这些作法未必都对，对的也未必适合于今天的情况。然而，其所以逐渐形成这样一套作法，显然同汉语汉字的特点有密切关系。在这一点上，传统的经验对我们是颇有启发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