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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888年秋，醇亲王通过李鸿章，向一些沿江海省份的总督、巡抚授意，要为孝敬老佛爷修颐和园。但顾及自身形象，当年的执政者也觉得这事不光彩，醇亲王于是就想出以海军的名义筹款，最后共集260万两白银。这260万两，除一部分用于修建颐和园，剩下的都投入到铁路建设。由此看来，修颐和园的钱和海军经费没有半点关系，这份钱原来也不属于海军。不仅如此，战争开打后，慈禧太后还从私房钱里拿出了300万两贴补海军。本文摘自《沈阳晚报》2014年4月22日第37版 作者：闻达 萧林熙 原题为：甲午战争中的那些悬念与误区海军军费曾被挪用修颐和园吗水师炮弹里究竟装了什么清军败因是否应都推给制度之败
说起甲午战争，大部分中国人都能说几段，除了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还要痛骂几声清政府腐朽无能。以往，受到一些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影响，民间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认识和观点，但深入到历史中，很多看似成立的认知往往容易流于简单甚至失之公允。近年来，回顾甲午一战，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尝试从新的角度认识这场战争，对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观点进行重新梳理。那么，究竟有哪些“史实”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呢？本文罗列几点，权作抛砖引玉。
慈禧太后挪用了海军哪部分军费？以往探讨甲午战争失败原因，说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无出其右者莫过于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一事。一些历史课本讲，为讨慈禧欢心，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结果导致清朝政府无钱提升军备水平。这种观点应声的一个逻辑是，慈禧太后当初如果励精图治，严格控制“三公”消费，不建楼堂馆所，清军便可有足够的经费与日军周旋。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难道大清国真是因为一个园子就失掉了整场战争？
考察历史，清军在海军建设方面的投入并不比日本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修颐和园占用海军经费，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也是不成立的。慈禧修颐和园的经费名义上挪用北洋海军的军费，但实际上却是各地督抚孝敬的钱，只是挂靠在海军军费的名义下。1888年秋，醇亲王通过李鸿章，向一些沿江海省份的总督、巡抚授意，要为孝敬老佛爷修颐和园。但顾及自身形象，当年的执政者也觉得这事不光彩，醇亲王于是就想出以海军的名义筹款，最后共集260万两白银。这260万两，除一部分用于修建颐和园，剩下的都投入到铁路建设。由此看来，修颐和园的钱和海军经费没有半点关系，这份钱原来也不属于海军。不仅如此，战争开打后，慈禧太后还从私房钱里拿出了300万两贴补海军。
虽然修颐和园没影响海军经费，但海军经费短缺却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清日两国海军在建设方面投入不分伯仲，但在战争前夕，投入却有很大差距。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在甲午开战前，军费支出已经占年度财政总支出接近30%。大清当时的财政收入与日本差不多，但军费支出却只有1.6%左右，海军每年实际经费只有100余万两，仅能满足基本开销。甚至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李鸿章请求户部拨款二、三百万两以作战费，结果竟然只取出来18万两。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更是手忙脚乱，关键时刻应变不力，这是铁定了的。那么，修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的说法从哪里来的呢？翻检史料发现，这个说法最早出自梁启超的文章，“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梁启超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数字考证，基本是为了反对慈禧做的舆论造势，不足为信。
炮弹里装沙子影响战斗力吗？“沙子炮弹”也是关于这场战争经常被提及的一个细节。1962年的《甲午风云》，李默然扮演的邓世昌命令士兵将弹头拔下，结果炮弹中倒出的竟然全是沙子。炮弹不装火药，装沙子，这么虐心的镜头真让人看得火冒三丈。关于沙子的来源，过去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炮弹为国内兵工厂制造，厂长贪污腐败，以次充好；二是说炮弹为进口，黑心外国军火商见清政府愚昧无知，故意缺斤少两。
但这两种说法似乎都缺少足够的事实证据。从逻辑上讲，做炮弹毕竟不同于做食品，按照当时的物价，一发炮弹成本差不多能抵得上一头耕牛，这么贵的东西生产出来，肯定要层层把关，岂能光天化日往里兑沙子？
2012年，有学者著文谈到，这个“沙子炮弹”真是大家一个误解，“沙子炮弹”不仅不是假货，还是当时一种舰载常用炮弹。原来，当时北洋海军各舰使用的炮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花弹，另一种则是实心弹。开花弹的弹头内填充的是火药或炸药，击中目标后会发生爆炸；而实心弹的弹头内则很少装药或不装药，更多时候是填充泥土、沙石来配重。实心弹击中目标后当然不会爆炸，其作战意图是凭借重力加速度击穿敌舰引起进水。
影片中，邓世昌泣血控诉的“沙子炮弹”就是实心弹。当时，由于科技实力有限，北洋海军的开花弹都需进口，国内有实力的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只能生产工艺相对简单的实心弹，后期开展开花弹研究，里面装的也只是普通的黑火药，而不是更具杀伤力的黄火药。战争开始后，北洋海军由于经费不足，开花弹严重短缺，战前只补充了55颗国产普通开花弹，平均一门炮顶多分得十几枚。在海战中，仅一个半小时这类炮弹就打光了。剩余的三个多小时里，定远舰的305毫米巨炮只能发射根本不会爆炸的实心弹。相比之下，日本在战前投入巨资研制新式火药，很快，其自主研发的“下濑火药”已经可以达到欧美水平。结果，大东沟海战上，经过5小时鏖战，参战的12艘中国军舰4沉2逃，其余被重创以致难以修复。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组建海军较早，人员更新较慢，当时北洋水师炮手年龄普遍比较大，虽然体力不支，但由于经验丰富，命中率要比日军好得多。但纵使如此，却无奈炮弹不给力。
制度之败还是综合因素作用使然？最后一个问题，反思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目前普遍的结论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一战功成，正式进入帝国行列。经此一役，清政府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宣布破产，在康梁等人的推动下，举国上下开始反思制度之败。
关于是否为制度之败，近些年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近代史学家马勇推出的新书《重寻近代中国》一书中专门有一篇文章探讨这个问题。马勇先生认为，“洋务新政确实存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内在缺陷，但由此而让洋务新政承担甲午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由此而全面怪罪中国的既往传统和体制模式，似乎不仅于情理上很难说得通，而且事实上也超过中国社会的承受力。”
事实上，经过洋务运动的努力，19世纪90年代时，清政府的实力已经有目共睹，其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虽然不能与欧美列强抗衡，但在亚洲仍然具备领导力，是头号强国。然而经甲午一战，在日本的苦心酝酿下，中国刚刚复苏的国力再次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更让国人尴尬的是，堂堂天朝上国最后竟倒在一个弹丸小国面前，其耻辱绝非历次侵略战争所能比拟。
按照马勇先生的观点，战争并不能代表真实的国力，历史上兵强国不强、国强兵不强的例子比比皆是，单以一场战争成败来自我谴责，显然过于极端。外国人当时就有评论：“日本素修战备，待时而动。中国则以宽浑为量，平日绝无疑虑日本有窥伺之心，以友邦相待。日本乃遣人四出侦探中国情形，以为今日用兵张本。如中国早知日本素蓄此心，亦修备战，恐日本亦不能得志也。据此而言，则今日胜负情形，并非中东强弱之实证。”
打了败仗就应该先反思战略层面的问题，比如情报、军备、战法等，这些具体细微的事项，均是一场战争过后应该优先摆在案头上的。然而，蒙受奇耻大辱的国人已不能再有这样的耐心，甲午一战之后，戊戌变法、宫廷内斗紧接而来，平静的中华再次迎来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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