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民族的天下使命
当整个世界都在期待“中国时刻”到来的时候，中国准备好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讨论所谓的中国时刻究竟意味着什么。关于中国时刻的出现，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那一刻，还有一种是中国文明的崛起，重新定义世界历史的时刻。
如前所述，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中国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就被迫全球化，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但在21世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始终处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之边缘，甚至一度在世界历史之外。自从邓小平时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进入世界历史，经济高速发展，经过30多年终于从边缘走向中心，在综合国力上赶超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预计会在不远的将来压倒美国，成为头号经济强国。然而，即使这一刻到来，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时刻的出现。因为世界秩序并没有随中国的崛起而改变，而反过来倒是中国被世界秩序所改变。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自己也成了欧洲的一部分，到了今天，中国甚至比欧洲更欧洲，中国人甚至比今天的欧洲人更像19世纪的欧洲人：野心勃勃，勤劳节制，充满着贪婪和欲望，相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与重义轻利、懒散中庸的传统中国人大异其趣。简单地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只是富强的崛起，还不是文明的崛起。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成为模仿西方文明的模范生，而且还是一个偏科的模范生。
严复、梁启超都发现了欧洲崛起的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所谓富强，指的是近代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俗化与工具理性化，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一整套理性化秩序与制度设置，还有永不满足、无限追求的浮士德精神。而所谓文明，乃是指一套启蒙价值观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化建制，即严复所说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富强是中性的、去价值的，从世界实践来看，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嫁接，产生不同的现代性制度类型。而文明则有着确定的价值内涵：自由、平等、民主，以及相应的制度建构，包括现代的法治、责任制政府等。
在富强方面，中国不仅学得惟妙惟肖，而且在有些地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欧洲还欧洲。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崇尚的竞争法则，如今在中国已经到了上面“赢者通吃”、下面“末位淘汰”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当下的成就和享受，不惜破坏生态环境，对老祖宗留下的地下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预支子孙后代几代人的红利。然而，在富强崛起的同时，中国却面临着文明价值失落和制度改革空缺的巨大危机。传统的中国文明已经解体，与此同时，现代的法治、政府的合法性权威和广泛的民主参与——这些政治秩序的基本建设，依然有待于清扫地基。
今天的中国，是否会重蹈13、14世纪蒙元帝国的覆辙？古代的世界由军事力决胜负，今天的世界则是经济力定乾坤。今天中国的崛起，所凭借的也是横扫世界的中国产品和中国投资。各大洲都可以看到中国商人的活跃身影，还有涌入众多国家的中国热钱。然而，中国商人给世界带来的只是金钱和商品，却不像当年的西方列强那样，还有更厉害的软实力——文明的价值观和先进的制度。实力所能征服的只是国家，唯有文明方能俘获人心。一种缺乏文明导向的实力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只是恐惧、不安和误解，而不是世界的新希望。中国不是一般的民族，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是有着天下主义胸怀、对世界精神有担当的民族。轴心文明的核心国家，都有这样义不容辞的世界历史使命。
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帝国，中国到了19世纪之后，被全球化的资本—权力体系边缘化，开始了民族国家化的历程。然而，作为一个有着庞大人口、国土、资源和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其文明内部一直有着再造帝国的原始冲动。拿破仑所称的这头“东方沉睡的狮子”，要么不醒来，一旦苏醒，就不会甘于仅仅作为一个边缘性的民族国家存在，她一定会走向世界的中心，天生就是一个帝国的命。在邓小平决定打开国门、加入世界体系之后，中国逐步从世界资本与权力体系的边陲走向半边陲，随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进入了世界体系的中心。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在国际社会已不再是受屈辱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个世界帝国被尊重和对待。
世界帝国之间的争霸，不仅是看实力的高下，更取决于文明的制度和话语的较量。迄今为止，全球的文明话语权依然在西方手里，西方也继续显示出政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崛起的中国无论是在文明话语的塑造还是制度的合法性建构上，依然处于不稳定的过渡状态。中国步入了全球的经济中心，但尚未成为国际事务的政治中心。30年的闭关锁国和30年的韬光养晦、改革开放，中国对全球事务依然不那么熟悉，对国际法则和普世价值还有相当隔膜。在文明的意义上，中国并没有准备好扮演一个世界性大国的角色。一个拥有世界第二实力的大国，陷入了文明的迷茫之中。
美国汉学家白鲁恂说中国是一个用民族国家伪装的文明国家，按照中国的本性来说，这话不错。然而伪装得时间长了，“假作真时真亦假”，今日的中国真的忘记了自己的文明本性。文明国家考虑的是天下，而民族国家想的只是主权；文明国家追求的是普世之理，而民族国家在意的只是一己之势。自晚清以来，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势力打怕了，越来越重视势，而不在乎理，以势代理、势就是理，在中国似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基辛格在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和会谈时，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在中国人看来，国家利益胜过其他所有的原则，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是由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决定的，再无其他。今天的中国从上到下，从政府到媒体、知识界，所熟悉和操作的都是民族国家的话语，从主权政治和地缘政治角度观察世界、为中国定位，唯独陌生的是超越国家利益的普世文明。我们不再用世界通行的文明话语为自己辩护，也不明白对国家利益的最好守护乃是站在文明的制高点上。美国之所以持续强大，不仅在于军事、金融的统治力，更重要的是掌控了文明的话语权。难怪北京一位学者如此感叹：毛泽东解决了中国的挨打问题，邓小平解决了中国的挨饿问题，但至今中国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挨骂。为什么挨骂？因为普世文明的话语权不在中国这一边。
中国在富强方面的崛起，其潜力已经基本穷尽，要进一步发展，成为改变天下的世界民族，下一步就是文明的崛起。拿破仑曾说过，最好不要唤醒中国这头睡狮。这是拿破仑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深谋远虑，中国这个帝国一旦苏醒就不得了，一定会震撼整个世界，改变世界历史。但这一切仅仅是“应当”，要将“应当”转变为“可能”乃至“现实”，首先要改变的是中国自己。如何从民族国家的思维回到文明大国的天下主义思维，如何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内化到为人类贡献的世界民族当中，如何从全球的世界工厂走向文明的思想工厂……这些问题都值得今天的中国人重新思考。
今日的世界精神，就是各轴心文明和民族国家所公认的普世和主流文明。对于至今还迷茫于“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中国来说，在“外在成就”辉煌、综合国力崛起的今天，在内在的文明建构上，究竟是要当主流文明的追随者还是反抗者，抑或发展者？
如果中国仅仅扮演主流文明追随者的角色，即使学得再像，即使从一个只知富强、不懂文明的偏科生进步为德艺双馨的模范生，那也不算是中国文明的复兴，而只是西方文明的胜利。世界精神的中心依然在大西洋，世界依然是一个一神教的无趣世界，或者用科耶夫的话说，是一个“普遍同质国家”的世界。世界精神即使回到东方，东方对它也毫无贡献，甚至以牺牲自己文明为代价成全了历史的终结，窒息了世界精神向更高阶段的提升。
那么，充当主流文明的反抗者行不行？这几年，一些“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鼓吹者试图将主流文明简单混同于西方模式，视之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邪路，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殊性以及近代以来中国反抗西方、探索强国之路的“伟大意义”，似乎中国为天下开辟的，将是一条与之前的世界精神迥异的现代化道路。正如前文所说，时殷弘的研究表明，国与国之间的世界争霸战，较量的虽然是实力，但背后是对世界精神的争夺，是对普世文明的态度：凡欲挑战主流文明的，最终难免失败，比如曾经是那样野心勃勃、发动“二战”的德国。而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曾经是当年世界霸主的同盟与伙伴，它们尊重主流的普世文明，又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上有所发展，最后取代老霸主，成为世界精神的领导民族。
对于世界主流文明，追随没有出息，反抗终将头破血流，唯有在顺应主流文明的基点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才是中国文明崛起的正道。黑格尔说过：“个别的民族精神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融会贯通才能实现自己的任务，才能完成自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民族原则之间存在着一个前进、发展的连续的关系。世界历史哲学的哲学就是要在这种运动中发掘其内在连续性。”一个伟大的世界民族，不应是固守自家文明传统的民族，而应是将民族复兴的大业融入世界历史中的民族。中国需要一种新天下主义精神，将全世界优秀的文明遗产（包括自己的文明传统）都包容进来，一方面融入世界的普世文明，另一方面又保留中国文明的自身主体性；一方面将普世文明转化为中国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将中国的特殊性提升为普世文明的一部分，如此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民族，中国文明对全人类才会有伟大的贡献。
一段新的世界历史即将来临，它将改变过去几个世纪大西洋文明的一神教历史，开始太平洋文明的多神教历史，而黑格尔所说的世界精神，将存在于被现代文明所内化了的各大轴心文明的共享之中。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生存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边缘，到了21世纪，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那是各大世界民族展现普世精神的舞台。中国的返场，东方睡狮的苏醒，将重新定义并改变世界历史本身，那将是“后轴心文明”时代的来临。
摘自学者许纪霖《中国，何以文明》一书，中信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