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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之下，清廷开始推行新政，随后的10年里，清廷撤六部，废科举，改税制，办新学，练新军。其改制变法的幅度之大，比维新派有过之而无不及。 凤凰卫视3月31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解说：1894年，甲午一战，古老帝国命运骤变，不可逆转地卷入历史大潮。120年斗转星移，大国兴衰变化，世界走过战争与和平，120年国运沧桑，“甲午”二字，早已印刻在中国人的骨髓之中。两甲子的轮回，我们又站在了时代的十字路口上，中国人是谁，中国的崛起之路指向何方？身处不同时空的人们，各自寻找着答案。
陈晓楠：甲午，恐怕是所有干支纪年当中最让中国人有切肤之痛的一个。1894年，中日甲午一战，大清朝输得丢人，仿佛是巨人本就走在下坡路上，又被人狠狠地推了一把，连滚带翻地跌到了谷底。120年过去，又到甲午马年，除了苦难，这段历史还为我们留下些什么呢？本周的《凤凰大视野》，我们就将一连五集，从五个方面，来回首120年来的国运兴衰、世界潮流。
大清国在甲午年这个跟头跌得很重，可是也疼醒了中国人，再不变怕是不行了，而怎么变，中国输给日本，不在武器，而在制度，其实从那时候起，中国人对于道路问题的思索，就没有停过。
解说：公元1644年，一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跨过长城入主中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王朝，大清。这曾是名副其实的天朝大国，极盛时期，国土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全球贸易中产生的白银，80%都流入了这里；这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蒸汽机、钢铁和煤炭，将西方带入了工业文明，紫禁城里的皇帝却没有意识到，一个转身之间，天朝大国已经落在了时代的后面。
当大清王朝进入200年的时候，西方的商船与战船，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近代，就这样以满清皇帝，措手不及的方式开始了。
拉纳·米德（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19世纪下半叶，许多西方人把中国看作是另一个将被帝国主义政府的国家，这实质上是两个世界观念的冲突。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的力量，不断膨胀。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帝制已经危机重重。
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稳定（的政权）它能够拖就拖，这是统治的惰性，它的问题发生在哪儿，就发生在两个时代的错位。工业革命时代来到了，中国还停留在一个农业社会，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拖了差不多几十年的时间，就是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照样可以拖下去。
解说：直到第二次反抗英法联军失利，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朝廷中的一批能臣，率先意识到了危机，以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首的洋务派，打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1861年一场引进西方工业的改良运动开始了，这是中国的统治阶层第一次放下身段向西方学习。洋务运动之下，中国有了第一个外交机构，第一家新式军工厂，第一所外语学校，派出了第一批留洋学生，建起了第一条铁路。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好像中国在洋务运动时期，已经貌似全面改革了，其实不是，不改变中国整体这个结构的情况下，引进一些西洋的工厂、设备，它是很突兀地嫁接在中国这种原来的市场里，小农型的市场经济里边，它是这样的一种改革。
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很畸形的这么一个状态，你看它好像是在改了，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真的动起来。
解说：大清国一只脚迈向了现代化，脑袋却还是满清皇帝的家天下，而与此同时，在东邻的岛国日本，一场巨变正在发生。这是德川幕府掌权的末期，日本内外矛盾激化，危机重重，在中下级武士阶层中，渐渐形成了一股革新的力量。
汤重南（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他们这一批人，已经在西方入侵以后，逐渐地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兰学、洋学这样的一些思想，这样就觉得应该学西方，要改变自己的国体。他们选择的办法，就是要把原来的已经失去实权的天皇，这样一种势力给抬出来。
解说：1867年，年仅15岁的明治天皇即位，次年，明治新政权发布政治纲领《五条誓文》，号召“求知识于世界”，开启了全面的西化改革，史称“明治维新”。
汤重南：首先在政治上进行各种改革，它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原来是幕府，然后是260个藩，它逐渐地废藩置县，建立现代的政权，加强中央集权。
张鸣：他们那个时候的口号，是“尊王攘夷”，恰恰是封闭的，打着天皇的旗号把幕府干掉，然后把外国人赶出去，结果它发现一旦幕府打掉之后，它要想推翻，想要赶出外国人这个事没戏，于是它马上就转过头来去接受，去接受这个西方文化。
解说：1871年，日本派出使节团向欧美各国取经，岩仓具视为正使，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为副使，浩浩荡荡百余人，堪称日本行政部门全体出动，使节团访问了12个主要国家，绕地球一周，历时一年又十个月才回到了日本。
汤重南：开始是非常吃惊的，然后就陶醉在西方这种工业化的发展中，最后他们狂热地要求学西方，所以他就开始回来以后，大久保利通专门写了一个叫《殖产兴业建白书》，我们翻译出来，建议日本应该推行殖产兴业。
解说：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构成了明治维新的三大政策，日本近代化高速启航。而在民间，一场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也在发酵。1874年，日本民间向明治政府提交了一份《民选议院设立建议书》，呼吁让纳税人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自由民权运动由此肇始。
依田熹家（日本早稲田大学名誉教授）：这个自由民权运动持续十几年之久，而且非常激烈，最后导致明治政府承认制定宪法和国会，日本因而成为拥有宪法和国会的近代国家。
解说：1889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根据这部宪法，1890年7月，日本举行了第一次大选，产生了第一届国会议员，亚洲第一个立宪国家诞生了，这一年距离大清国开始洋务运动已经过去了30年。
马勇：到了18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的国力有了很大的恢复和提升，因为30年的洋务新政嘛。这个确实当时国际的观察家给出来的数据，都确实说明当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真的达到了，不是拿今天开玩笑说话，真的达到了当时就是世界第二第三的程度。
解说：清廷尝到了洋务的甜头，却始终没有在政治改革上做文章，紫金城内光绪皇帝已经亲政，但这个帝国的重大决策，仍旧掌握在慈禧老佛爷手中，一个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一个是喷薄欲出的近代国家，历史的洪流，把中日两国，推向了那个甲午马年。
依田熹家：甲午战争当时，日本和中国在国力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不如说中国的国力更强大，虽然有这种看法，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日本在当时已经形成了近代国家体制，而中国却没有走到那一步。
解说：甲午一败，大清朝露了体制的怯，洋务运动30多年的成果毁于一旦。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1200多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政治改革的呼声已势不可挡。
马勇：到了1898年的春天，它又有什么呢？这个时候谁呢，就是原来一直在坚守住中国不能走上政治变革这条路的恭亲王奕?，到了1898年的5月份，5月底死了。他这一死一下就导致了什么，就是这种政治的变局，他死了第13天，光绪皇帝就宣布政治改革。
解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表明变法的决心，变法的终极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其参照蓝本正是日本的明治维新。然而不同于明治天皇，光绪头顶之上，还有一个太后老佛爷。
张鸣：她对权力的依赖是很强的，她不到30岁就守寡了，一辈子就嫁给政治了，嫁给权力了，你突然之间不让她干了，她非常难受，光绪如果干成了，变法干成了，那么她一点权力都没有了，那么你不能指望这个女人有这么高的觉悟，说她可以完全无视自己的权益，所以这种二元结构，产生这个矛盾是很明显的。
中国就是这样，只要领导分成一线二线，只要是出现这种二元结构的时候，肯定会出事。
解说：变法仅仅维持了103天，1898年9月13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杀六君子，囚光绪，重行训政。慈禧的这记回马枪代价惨重，紧接着，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杀进了北京城，太后西行，在体味了一番落架的凤凰不如鸡的逃亡滋味后，终于明白了，大清国已经退无可退。
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之下，清廷开始推行新政，随后的10年里，清廷撤六部，废科举，改税制，办新学，练新军。其改制变法的幅度之大，比维新派有过之而无不及。
马勇：清廷一觉悟了，就中国很多事就是领导一觉悟了，什么事都真的并不是很难的事，关键这领导不觉悟你就没办法。整个近代100年的历史，早期这个历史我们明显看到，统治者只要他醒悟了，中国往前走起来也是很快的。
解说：帝国沉重的齿轮开始转动，然而革命的种子已经悄悄埋下，这依旧与甲午有关。1894年，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留学归来，起草了一份《上李鸿章万言书》，期待自己的改革建言能够获得这位朝廷的第一权臣的注意，而这个年轻人名叫孙文。
马勇：作为海归回来以后，他的目标是想进入体制内，结果他不知道的就是这也是他在一个历史人物小的时候，他不知道全局。他来的时候是6月下旬，6月下旬就是中日之间要开战的日子。战争前夕的这么，就是最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就没有见咱们这个孙中山，孙中山在这个时候他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半年不到的时间他就去闹革命去了。
解说：1894年年底，孙中山在夏威夷组建兴中会，1905年中国同盟会于东京成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纲领，在留日学生中叫响。
也是1905年，日俄战争尘埃落定，日本在打败大清10年之后又战争了俄国，这给了清廷一个救命稻草般的启示。
郑师渠（北京示范大徐历史系教授）：俄国是专制，君主专制。日本是君主立宪那么日本人打败俄国就可以解释为君主立宪优胜于君主专制，那么用这个观点反过来看国内，清政府你必须搞君主立宪，不搞君主立宪只有死路一条。
解说：1906年，慈禧宣布即将立宪。1908年8月，《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大清国计划用9年时间筹备宪法，完成日本用了20多年走过的路。 郑师渠：1905年以后，所谓新政进入第二阶段，它真正才涉及到了深水区，现在叫做改革的深水区。涉及到了政权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说深入了，这样的结果第二阶段就使它在内部的深层矛盾凸显，改革的风险也加大。
解说：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清廷内部的权力结构再次发生了变化。1911年5月，清政府实行政府改组，指定了一个“内阁”。郑师渠：13位内阁大臣里面有9位是满族，9位里面有7位是皇族。只有4个人是汉族。那你的权力，是归在了皇室和满族亲贵手里，显而易见嘛。本来新政是个有意义的改革事业，它居然后来把它变成一个，内部争权夺利的一个权力争夺的盛宴。这样的结果就使立宪派完全寒心。最后弃去清政府，转向革命，清政府就会被革命洪流所吞没。 解说：延续了268年的清王朝，绵延了2132年的帝制灭亡了。问题是，用什么来替代它呢。
柯伟林（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许多孙中山这样的人认为，中国应该建立当时最先进的政治体制。为什么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如果共和国制更加现代，为什么不跳过君主立宪的阶段像法国、美国那种。哈佛大学的校长被袁世凯委托，推荐一位宪法顾问来中国帮助新的中华民国写一部宪法。他推荐了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前任校长，这位先生帮助起草了两份宪法。第一份让袁世凯当一辈子总统，第二份能让袁世凯当皇帝，要不是他先死了。
解说：这位美国政治协会会长古德诺坚信，中国缺乏自由民主所应具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古德诺因为从理论上支持了袁世凯的复辟而落了个坏名声。所幸的是复辟的闹剧并未维持太久，中国人自己清楚中国已经不再需要皇帝了。此后的历史可谓是泥沙俱下，苦难与希望并存，中国艰难地走向了下一个甲午年。
1954年，是一个凯旋的甲午马年，朝鲜战场上奋战了三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终于归来。9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经过投票表决，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了。也是在这次的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两年之后，中国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比原来的计划提前了11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已经有了奇迹般地增长，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年代，一切本应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接踵而来的确是一波波的运动，以及现代化道路上的又一次顿挫。
邓小平：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计划地大胆下放。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成功的革命很难，成功的改革更难。成功的改革要有很多必然的因素和偶然的因素。像这些因素很难凑到一起的，如果没有文革中间那么多的人倒霉、吃苦头，很难让说服，现在的这些干部，过去那一套你不能完全继承。你都要改，你要不改的话弄不好过若干年又要出事。解说：改革开放的大幕终于拉开，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以来朝着改革迈出最坚定的一步。
时间行至上世纪80年代末，世界潮流再一次发生转变。1989年，将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分割了半个世界的“铁幕”出现了第一个缺口。在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干涉政策下，苏联卫星国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
赫尔穆特·施密特（前西德总理）：从某种程度来上说，那是由于人民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东德共产党的虚弱，它已经濒临崩溃。他们已经没有力量来使用他们的武器，在以前他们是会开枪的，但是当时他们已经失去了力量。
埃贡·克伦茨（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我们原则上说错过了在80年代进行改革的机会，就像中国那样及时改革，我们民主德国错过了这个机会，于是在1989年秋天我们必须要为此而买单。
1991年，苏联爆发“八一九事件”，苏共中央随之解散。12月25日，苏联解体，庞大的红色帝国顷刻之间烟消云散。
杨继绳（原新华社高级记者）：苏联巨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有危机感。危机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个看法就是认为苏联没有改革才出现这种危机，另一种认为苏联没有反“和平演变”才出现这种危机。反“和平演变”就是针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和平演变”，就是要推翻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决定呐。这当然很危险，邓小平不干。
邓小平：中国这时候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开放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能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解说：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了党章。同意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干部退休制度正式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稳妥而小心地展开。进入新世纪，中国以大国姿态崛起，回首120年，中国走过的是一条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求索之路。
柯伟林：如果回顾20世纪初至今的历史，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各种国际政治模式的实验，君主立宪制、议会共和制、军事化共和国、摆弄法西斯主义的观念、斯大林主义，这些都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选项，即使到了现在也很难辨别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什么是历史上中国所固有的。 拉纳·米德（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我认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很难在其他地方见到的政治体制，经常能听到这个说法，“有中国特色的”我认为这是当今中国的现实。我想很难在其他社会中应用，类似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结合。
陈晓楠：梁启超说“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陈天华说“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对于中国道路的解读，身处不同时空的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漫长历史当中人们各自所熟悉的年代最终也不过是长路上的一个路标，不管指向何方，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没有回头路。二是，自己的路，终归只能自己来走。明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讲一讲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和精神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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