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冬华：读甘安顺《中国文化创新论》
文化维系着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命脉，而文化的面貌和精神价值也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实力。在全球化的总体情势之中，文化业已成了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进行争夺和厮杀的角斗场。正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所认为的，当今的文化不是以彬彬有礼，心平气和的姿态呈现出来，它毋宁说是一个战场，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其中交锋和对抗。可以说，当今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不再是经济、政治、军事的竞争，而主要是文化的竞争。如何在这场文化对抗赛中立于不败之地，那就必须依靠文化自身的不断创新发展。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探讨文化创新问题确实是必要的，其意义重大，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甘安顺先生的近著——《中国文化创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就是这样一部富有探索性和现实意义的力作。
什么是文化创新？在中国当代文化的整体现实中，创新如何可能？对于这些问题，要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看来，谈论中国的“文化创新”容易陷入下面几个误区：一是无视当今中国的文化实际，凌空蹈虚，从概念到概念，表面上理论性很强，实际上没有触及根本性的问题；二是以主流文化代替文化整体，以意识形态问题遮蔽其他文化形态的问题现状，比如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等，忽视这些文化在文化创新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割断了它们之间的血脉关联，使得主流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三是过分关注科技层面（工具理性）的创新发展，而忽视了人文理性价值的重估与刷新，文化的发展失却了精神原动力。
甘安顺先生的《中国文化创新论》充分注意到了上述“文化创新”研究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该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全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创新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对现代文化发展的意义。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本书的写作宗旨是：“根据中国文化创新的理论资源和史实，总结文化创新与文化传统、文化流布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探索当代文化创新的方向和途径，推进国家文化创新体系的建设。”（第279页）。该著的关注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文化深层的精神价值；二是中国文化的身份问题（第279页）。而这两个问题又是紧密关联，缺一不可的。作者持论高远，并能以一种阔大的学术胸怀和理论魄力去熔铸自己的思想利器。单就这一点来说，就显得殊为可贵。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思想、制度、信仰、艺术等人文理性层，而不是体现在科技、经济等工具理性层。因此，要想在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留下自己的踪迹，那就必须明确并坚守自己的文化身份。毫无疑问，文化身份的确立必须从文化最深层的精神发源处获取力量与方向。
中国文化要在全球文化的多元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深度开掘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总结并提升文化创新的经验。正是本着这样的写作意旨，该著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重要维度——思想层、制度层和艺术层，深入到文化的腠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轨迹做了一番细致的描绘，并在这个基础上，针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实际，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文化创见。作者没有流于一般的理论述说，而是在充分掌握史料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史料爬抉，可谓披沙拣金；由史出论，自然水到渠成。
更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轨迹作散金碎玉式的印象描绘，而是要绘出一幅中国文化创新的“清明上河图” ，该著“从对个体生命尘世漂泊灵魂的安顿和终极关怀，到思维方式的转换，再到学术争鸣的撞击和流派的争锋，以及各文化构件的蜕变，形成了伦理道德、统治思想、文学艺术、医药保健、教育变革、文化交融等一个完整的体系。”[1]这个体系既有富于洞见的思想贯穿其间，又有丰富翔实的史料作地基，虽然这个体系尚有可商兑处在，但对于全面展示中国文化创新的经验，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以下从四个方面具体谈谈对这本著作的感受。
一、刷新主体思维，葆有文化原创力 文化创新说到底是人的观念和思想的变革与创新，而观念思想的变革有赖于思维方式的常变常新。中国文化传统五千年来绵延不绝而且至今充满生机，说明传统文化本身存在着自我更新的生命机制。这种机制的完善离不开文化思维的自我更新功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就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求变求新思想。《易经•系辞上》曰：“生生之谓易”，在这里，“易”的最本质的含义就是变化、创生，可谓生生不息，日新其德。《庄子•大宗师》有言：“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则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庄子从山泽推演到天下，指出创化新变是无可避免的。南齐史学家萧子显也提出了“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论点，这句话所包含的，是对一切现成性的突破与颠覆，对一切新变创化的肯认与吁求。
正是对于传统新变思想与文化创新之间关系的充分体认，该著重点分析了逆向思维对于文化创新所起到的重大作用。逆向思维是一切新变思想中最具批判性的一种思维。它具有“反传统、反惯例、反常识、反流俗、反从众的特性。它在反叛的基础上，表现为对常规思维的否定和挑战。”（第76页）
作者选取了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最具批判性的几位思想家作为个案，论述了逆向思维对文化原创的独特贡献以及文化新变发展的独特意义。比如老子、荀子与主导思想相异的反向思考；王充、李贽对于主流文化的批判；王夫之对于中国两千年文化的总结和清算；鲁迅对于传统文化弊端尤其是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等等，“都显示了逆向思维具有击浊扬清、创新文化的巨大作用。”（第77页）作者没有停留在对于这些批判性思想家的简单胪列上，而是结合当今中国文化中所存在的问题，论述了逆向思维对于文化创新的重要性。
他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偏向于情感的意向性思维，这种思维以主体为中心，更多的是表达了主体的需要、态度和价值观，因此，“它所解决的是价值选择问题而不是真假问题，是意义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第78页）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造假行为，形成了一种不良的文化氛围。比如科研造假、作家写作造假等等。作者呼吁，必须打破传统的意向性思维，倡导一种求真的外向性思维，形成求真的习惯和风气，以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由于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进行空疏的说教，此论让人读来颇有同感，其间的论述细节也多显创见，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与创新思维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文化葆有持久的原创力？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经历了几次大的文化创新。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各派自由争鸣，申说自己的理论主张。二是汉代，出现了黄老道家与董仲舒的儒学，影响很大；三是魏晋玄学，“老”、“庄”、“易”这三部思想原典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四是宋明理学，传统儒、道、释得到进一步的融会与揉合，理性思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这几次思想文化的高峰来看，文化的创新发展最终取决于这种文化是否具有原创力。所谓文化的原创，它包含着两种情景：一是某一文化成果出自某个国家和民族，该成果显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精神状况与文化创造力；二是某一文化形态具有永不枯竭的文化创造的活力源泉。[2]从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文化创新来看，中国文化完全具备这种原创力。但是，该著的目的不单是为了描述这个文化再创造的过程，而是为当今中国文化再度辉煌摇旗呐喊。
在作者看来，中国目前正期待着一次大的文化再创造。那么，如何进一步推动这个文化再创造的时期到来呢？他认为，可能的方法和途径是创建一批学派，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最关键的就是要在学界、文化界形成具有自觉反思意识的学术领军群体。这种自觉的反思意识表现在对自己所处的位置非常清楚，并且能够做出适应社会需要的文化抉择；同时，它还表现为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确认，以及用中国方式回应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挑战。但也应看到，目前创建原创性的学术流派存在一些困难，一是人文理性空间在萎缩；二是同一性话语影响很大；三是语言文字的隔膜。（第22—28页）这样的论述，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当代中国学派创新的极大信念，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当今中国学术文化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文化的崛起需要一批原创的大师和原创的经典出现，而大师和经典的出现又需要良好的文化土壤和人文地基作保障。当今文化学术界的大师，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也不是博而不渊的文化名人，而是学贯古今中西，能自由吐纳一切学术思想并能化解现实困境的文化精英。什么时候人们不再唯西方的马首是瞻，不再对传统文化意存隔膜，什么时候学术大师也许就会悄然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二、文化创新的旨归在于个体生命精神的自由 以往一些谈文化创新的文章或著述更多的是从国计民生、民族历史、社会现实等大的角度来展开，而少有著作将文化创新问题同个体的生命精神关联起来。一种文化是否有生命力，是否能引起其他文化的关注，不光是看这种文化在整个国家、民族中的表现形态、外在形象和现实功用，还要看这种文化怎样渗透到每一个文化个体的精神生命中，怎样影响到他（她）的生存样态、世界观和价值观，怎样陶铸其人格、安顿其灵魂，使其得以在自由的精神王国里遨游。甘安顺先生的《中国文化创新论》专辟一章探讨这一问题，单从思路的取径来看，就比同类著述稍胜一筹。
甘安顺先生写道：“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创新的目的，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应该是人。离开对尘世漂泊灵魂的安顿和终极关怀，离开对现实疲惫身心的卫护和关爱，离开对个体生命精神的激发和张扬，文化创新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第29页）诚哉斯言！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又是怎样去关注个体的精神生命的呢？该著认为，作为原始道家的老庄哲学对个体生命问题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并且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思想观点。比如，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原则，以及“节欲”、“守静”、“谦德”等完善个体生命的方法。庄子发展了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追求精神的自由逍遥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超越生死、是非、名利，与道通为一。
当然，在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谱系中，不光只有老庄关注个体生命，在后世的思想派别中，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个体生命始终是诗人哲学家无法绕开的一个元问题。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等等，他们铸伟词、酌新声，其奏响的仍然是个体生命的最强音。但是，如果细细考辨其思想来源和精神养料，恐怕还得追溯到原始道家的老庄哲学。由此，甘先生尽管只分析了老庄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但并不影响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创新。
三、文化创新的实践性品格与当代意义 文化是否创新，创新的意义何在，不是由文化的理论形态本身决定的，还必须经由文化的实践环节的检验，被证明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这种创新才是有生命力的创新。比如我们目前谈的比较多的生态问题，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也有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思想、老子回归自然的思想、后世文人的山林意识和田园情趣等等，都可以看作是生态观念的具体体现。尽管生态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还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我们的问题是，怎样将传统文化中的这项思想资源与当下的现实问题有效的嫁接起来，并在实际的解决过程中真正发挥成效。而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构成了当代文化创新中的一个瓶颈性难题。因此，在什么向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突破这一瓶颈，是衡量一项文化创新研究成果价值高下的重要指标。通读甘先生的《中国文化创新论》后不难发现，中国文化创新的实践性和当代性始终是该著正面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甚至可以说，正是对当下中国文化现状的深重忧虑，正是要化解这些现实问题的执着和勇毅，直接构成了作者写作此书的初衷和动力。
比如，在谈到文化创新与德治文化的关系的时候，著者就为自己提出了这样的实际性问题：“当下，我们要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充分利用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伦理文化中饱含社会理性的理论资源并予以创新？这是创造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关键。”（第83页）该著重点分析了孔子的仁与中庸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并对儒家德治文化的社会作用以及存在的弊端作了相应的论析。更重要的是，著者将儒家的德治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关联起来，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文化新见。比如德治文化的伦理亲和力有助于祖国的统一；借鉴德治文化完善法德相济的治国方略；重视道德建设加强领导干部的垂范作用等。这样的观点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再比如，作者针对当下有些人肆意贬低中医，并将中医说成是“伪科学”的文化现象，系统论析了中医药文化的精神内涵，认为中医将“致中和”作为它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生命文化”。（第195页）作者围绕中医元典系统梳理了中医理论的演变过程，并列举分析了三个创新阶段的主要成果。针对目前中医所面临的困境，作者认为将“中医体系融合到基因科学中，利用西医手段，提升中医医疗水平，将是中医的创新方向。”（第216页）这些论述来自对中医文化的深刻理解，来自对中医理论自我创新能力的正确估量，也来自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自信。
象这样的例子，在该著中还能找到很多，可以说，文化创新的实践性和当下性贯穿了全书的每一个章节，作者在论述的时候，首先描绘文化创新的大概过程，再摆出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创新的思路方向以及解决的办法。虽说这些思路办法未必全面或者全然正确，但都做到了尽可能的对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交代。这比那些先构筑理论体系，再找一些问题现象进行填塞的所谓“研究”要来得实在的多。
四、文化创新期待着良性的文化互动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形象，它表征着该民族的性格、心理以及整体气度。因此，怎样展现我们的文化，展现什么样的文化，这一问题直接关涉到我们在世界中的形象和地位。但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的文化被误读甚至被妖魔化了，其它的民族对中国文化并不十分了解。季羡林说：“今天，中国人民对西方的了解（知）远远超过西方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有一些平民老百姓对中国毫无所知；有的人甚至认为今天中国人还在裹小脚，吸鸦片。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懵懂无知。”[3]这正是王岳川先生所说的“文化赤字”问题，也是中国文化被误读的一个深刻原因。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是拿来，我们还要输出，源源不断的输出，只有这样，才能让西方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消除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误读。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他编辑的《中国近事》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不仅要派遣传教士去中国，而且中国也应该为正确地处理和实践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派遣传教士到西方来。”[4]莱布尼茨热爱中国文化，是中德文化交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尽管这位300多年前的中国文化爱好者无法预料日后中国文化的一度衰弱，但他提出的文化互动思想无疑是非常有远见的。
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切关注，甘先生在《中国文化创新论》的最后一章提出了要“确定外来文化本土化的互动模式”的主张。他认为，文化互动是双向的，既要坚持文化拿来，更要坚持“文化输出”[5]，只有坚持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互动，“中国文化才会找到创新的立足点和着力点。”（第269页）具体来说，文化互动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拓展中国文化空间；二是有利于确立文化辩证态度；三是有利于增强民族忧患意识。（第268—270页）可以说，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文化创新问题的题中之义，它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参照物和强大的驱动力。
甘安顺先生多年来从事文化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一百多万字的相关著述问世。他利用到北大中文系作访问学者的机会，与王岳川先生就文化创新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这在《中国文化创新论》中多有体现。可以说，这本书是他多年来对文化创新问题集中思考的结晶。全书视野开阔、材料翔实，论证严密，创见迭出。毫无疑问，这部凝聚了作者无数心血和智慧的学术著作，一定会在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发挥它的影响与效用。（詹冬华）
作者简介
詹冬华，男，1976年生，江西都昌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为江西师大文学院副教授、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诗学、文艺批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见陈学璞为该书所作的序言。
[2] 参见李燕：《论人类文化的原创精神》，《哲学研究》2002年第7期。
[3] 见季羡林为《东学西渐丛书》所作序言，季羡林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转引自安文铸等著：《莱布尼茨和中国》，第8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 “文化输出”和“发现东方”是王岳川先生近年来提出的文化战略思想，有关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看王岳川先生所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