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传统）中国古代教育 [复制链接]

一、教育的定义
　　广义的教育是指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目的的社会活动。狭义的教育是指由专职人员和专门机构进行的学校教育。进行教育活动，要遵循每个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原始社会的教育局限于年轻一代，在生产和生活中进行。现在普遍提倡终身教育，因为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社会发展进步的速度也很快，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就得不断学习。中国古人说的“活到老，学到老，还有很多学不了”，这是符合客观情况的实话。除道德修养之外，主要应学习的是专业技能，一个人不可能把什么都学会，有一项能安身立命和为社会服务的本领就不错了。
　　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教育进行不同的分类。按年龄和教育程度有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学、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等；按专业有不同学科门类的教育；按教育环境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特殊教育和研究单位教育等。
二、中国古代很重视教育
　　①办学形式。古代中国，视教育为民族生存的命脉。由于我们的祖先很早便知道教育的重要，所以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教育活动。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西周以前。传说中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都十分重视教育。据《尚书·舜典》记载，虞时即设有学官，管理教育事务，如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负责对人民进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命夔“典乐”，即负责对人民进行音乐和诗歌教育。由于中华民族具有重视教育的悠久优良传统，所以四五千年来，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文化不仅能一脉相承，历久弥新，而且其内涵也较世界上其他古老民族更加充实而光辉。
      西周时不仅有国学，还有乡学；不仅有大学，还有小学；不仅有宫廷教育，还注意幼儿教育，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到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作为一种新兴散文教育形式开始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民间私学大师，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他们在教育思想上都有所建树，这是私人自由讲学带来的成果。不仅《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的教育资料，而且还出现了像《礼记·学记》、《礼记·大学》、《荀子·劝学》、《管子·弟子职》等教育专著。《学记》与《大学》就是这一时代丰富的教育经验与教育理论的总结，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古典教育学专著，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

孔子像

　　到西汉，中国已有专门传授知识、研究学问的大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开创太学，设在京师长安的西北城郊，规模相当可观。它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学府，与西方的雅典大学、亚历山大尼亚大学等同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高等学校。太学选聘学优德劭者任教授，称为“博士”；招收学生，随教授学习，称为“博士弟子”。太学的课程以通经致用为主，学生分经受业，经考试及格，任用为政府官吏。政府给予“博士弟子”以极优厚的待遇。西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为太学学生始建校舍，能容纳万人，规模巨大。东汉大学学生曾达3万多人，京师形成了太学区。东汉太学有内外讲堂，讲堂长10丈、宽3丈，同时听讲人数在数百人以上，出现了“大都授”——集体讲授的教学形式。汉代的学校，是官学与私学并举。官学除中央政府所办太学之外，地方政府所办的学校，郡国曰“学”，县曰“校”，乡曰“痒”，聚曰“序”。私学则分两种，小学程度的称为“书馆”；而由著名经师设帐聚徒讲学的，一般具有大学程度。班固赞颂汉代“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可以想见当时学校教育发达的盛况。
　　晋代中央学制分为两种，一为国子学，一为太学。前者限五品以上的贵族子弟入学，内设祭酒一人，博士一人，助教十余人。后者为平民子弟而设，立博士员十九人。太学的规模很大，晋武帝时，太学生曾超过7000人。北方少数民族所建十六国中，不乏仰慕汉族文化而兴学者，如前赵刘曜、后赵石勒都建立了太学及小学。南北朝时期，学校教育以北朝为盛。北魏太学亦设五经博士，学生为洲郡选派，多达3000人，南朝宋文帝时，在京师设立四学：儒学、史学、玄学、文学，称为“四学制”，打破了儒家一统教育的状况。到梁时，学校教育渐渐有了合儒、佛、道于一堂的做法。魏晋南北朝的选士制度，除了察举孝廉、秀士仍沿两汉旧制外，又新增一种旨在匡正两汉选举制度之流弊的“九品中正制”。
　　唐代建立了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学制体系。中央设国子监总辖各学。国子监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大学，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此外还有弘文馆、崇文馆。地方官学——府州县和专门学校也很发达。唐代出现了律学、书学、算学、医药学、兽医学、天文学、音乐学等门类多，范围广的实科专门学校。
　　唐宋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机构——书院。书院原为藏书、校书之地，或私人治学、隐居之地。宋代书院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成为著名学者授徒讲学、培养人才的地方。当时著名的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江苏江宁德茅山书院等。元代政府也大力扶植书院。书院院址多选于山林名胜之地，主持人称“洞主”或“山长”。建制有民办、管办、民办官助等多种形式。

鹅湖书院	岳麓书院
白鹿洞书院

　　明代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及宗学（贵族学校），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边疆及特殊地方则有卫学（军事学校）。地方学校规模虽有大小，但彼此不相统属，学生皆有送至中央国子监资格。此外，地方性专科学校还有军事、医学、阴阳学等。清代学制，大抵沿袭明制。地方府、州、县学计有1700余所，学生27000余人。明清科举沿袭宋元，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种。考试内容，第一类为经义，出题限于五经四书，文体多为八股；第二类为诏诰律令；第三类为经史时务策。清代科举除常科外，又有特科，如山林隐逸、博学鸿词等，以网罗不愿应试的学者；还有翻译科，鼓励满人翻译汉文；还有武举之设。
　　　②提倡尊师和读书
　　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重视教育，除上述主办各种学校及考试外，就是突出教师的崇拜地位，提倡全社会尊师。《礼记·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严师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意思是说，在教育问题上最难的是尊师，只有尊师，才能重道；只有重道，才能使人重视学习。荀子在《礼记》中进一步突出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把天地、先祖、君师三者相提并论，认为君师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亡，必贱师而轻傅，”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可以认为，荀子是从战略的高度肯定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后来，韩愈又在《师说》里具体地加以论述，指出教师的作用在于“传道、授业、解惑”，强调只要有知识和真理存在，也就有教师的存在。这些思想无疑影响了社会风气，促成了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孔子所以在封建社会具有全局性的影响，也正是历代尊师的缘故；而封建社会隆重的尊孔祭孔活动，也包含了尊师的意义在内。旧时的学校，在建校或开学之初，都要举行“释菜”、“释奠”之礼，以祭祀先师先圣。“释菜”，即只供奉蔬菜，礼比较轻；“释奠”，即又供奉牲牢布帛，礼比较重。不管哪一种，都表示“为学，尊师在前”。强调读书的神圣地位，引导全社会敬学。旧时有一句话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固然有轻视农、工、商、兵的一面，但其主旨还是强调读书的崇高。此外，过去许多人家的门口，挂有这样一幅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里把耕读当作传家的两件大事，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两大特点：重农和重教。所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无论帝王和臣民都把读书当作神圣事业，不允许有任何的轻视和亵渎行为。旧时代的广大读书人，尽管经济状况都不太好，被人们称为“穷秀才”，但在知书达礼这一点上，普遍受到人们的尊敬。而封建国家也以科举为手段，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吸引一部分读书人参与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敬学的文化心态。
　　清末以降，我国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吸收西学成为第一要务，学校建制、教育思想大不同于古代。百多年前，就开始有了近代化的大、中、小学。从此，中国教育走向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三、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点是重视道德的培养，而忽视才能和技能的训练；重视师生间的承袭而忽视创造和发明；它的基本目的是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各级官吏，而不是建设国家的各种人才。归纳起来说，怎样去开拓前进，怎样去改造社会。这样一种教育思想可说是源远流长。拿“教育”二字的构成来讲，“教”是会意字，它的甲骨文写法，意思是一手拿一根棍棒打一个孩子，孩子的头上还有被打的的两个记号，说明“教”的本意是以棍棒训子，令其遵循长辈的意志，所以《说文解字》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说文解字》说：“育，养子使作善也。”由此可见，“教育”二字的古意就是培养人的良好品德，当然，培养的手段离不开棍棒政策。最早把“教育”二字连起来使用的是孟子。《孟子·尽心篇》说：君子有三种乐趣，其第三种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里，“教育”二字的含义跟今天已没多少差别，都是“教导、教诲、培养、培育”的意思。
　　中国古代产生了无数著名的教育家，从孔子到朱熹到黄宗羲、颜元，由如群星灿烂。他们各自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代表着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发展中的各个阶段。他们为传播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中国古代教育是人文主义教育。他以做人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注重教人以德行与智慧，而不只是单纯的知识。它尤其重视道德教育和德性培养，注重气节与操守，崇高的精神境界，提倡发奋“立志”，强调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弘扬那种孜孜不倦、临事不惧，不计成败利钝、不问安为荣辱，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气概与宽广胸怀，把个人担当的社会责任与个人道德的自我完成统一起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长远深厚的教育传统，上起孔孟老庄，中经佛教禅宗，下迄宋明理学，都特别注重道德教育与自我修养，重视启发学生的自觉性、主动性，立志有恒、克己内省，改过迁善、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道德教养的原则和方法。中国古代教育家重视德性培养，树立道德风范，其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他们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教育、感人、薰陶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繁荣，陶冶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与智慧。
　　总的说来，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大致有以下几个鲜明特色:
　　① 综合观，即大教育观。中国古代教育家很早就认识到教育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许多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解决。而教育问题的解决，又必然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把人口、财富、教育当成“立国”的三大要素，认为在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之后，唯一的大事就是“教之”，即发展教育事业。他从“国之本在家”的思想出发，重视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孝弟忠信”的教育。他看到了教育对于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所产生的重要所用。这种把教育放在治国安邦的基础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礼记·学记》把教育的作用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的作用包涵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一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这是中国先哲关于教育功能的概括和总结，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② 辩证观，即对立统一观。中国古代教育家强调要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同时也不忽视知识教育的作用。如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同时他又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未知，焉得仁？”（《论语·公治长》）董仲舒也说过：“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智而不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德智统一观：首先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主要地是为德育服务；德育与智育之间、“行已有耻”与“博学于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道德教育也是这样，道德观念的认识与道德信念的建立以及道德行为的实践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如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这即是说，道德观念如果只是停留在认识阶段，而不能转化为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那么道德就失去了规范的作用。知识与才能之间也存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唐人刘知几说，一个人如果有学问而无才能，就好比拥有巨大的财富却不会经营它；如果有才能而无学问，则像本领高超的工匠，没有刀斧和木材，也无法建造营室。


　　③ 内在观，即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中国古代教育启发每一个人的内心自觉，提出了一套“做人”的道理，“做人”的要求，“做人”的方法，让人从中得到“做人”的乐趣，表现出人的崇高的精神追求。与西方基督教和印度佛教不同，中国古代教育不是“罪感教育”，而是“乐感教育”；不需要依靠宗教信仰和祈祷，不主张离开社会和家庭，而是强调在学校、家庭及日常生活中积累道德行善，加强自我修养，即此岸即彼岸，“极高明而道中庸”；不用到上帝和佛主那里而是在自己心中寻找寻找美丑、善恶的标准，追求道德的“自律”。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强调人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地能力，自省、自反、慎独，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其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不是倾听上帝的召唤，亦不是等待佛的启示。重视启发内心的觉悟，相信主体内在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中国古代的教学方法
　　中国古代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中反映了教学思想和教学经验的积累与总结，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和值得借鉴。
　　①因材施教，启发诱导；
　　②温故知新，学思并重；
　　③循序渐进，由博返约；
　　④长善救失，教学相长；
　　⑤言传身教，尊师爱生。

　　　古代教育

隋以前，与选官制度相联系，读书人仅限于大地主阶层。隋炀帝创建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开始和任官制度的改革，为庶族地主参政开辟了门径，读书人扩大到了中小地主阶层。永州各地亦是。唐宋以后，永州各地设立了府学、州学、县学，各种书院相继建立，并出现了义学、社学等形式，使接受教育的面不断扩大。

一、科举

科举是隋唐至清代，封建王朝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后备人员的制度，同时又与教育制度紧密相连。在这近1300年的时间里，永州中小地主的后代，都在科举制度下发愤读书，以搏取功名，步入士途。从湖南的情况看，永州历届举子在科举考试中的成绩，名列各州前茅。据《湖南通志·选举志》载，从唐初至清光绪九年（1883），湖南共考取进士（包括特科）2305人，其中永州487人，占21.3%；状员11人，其中永州3人，即：唐代李郃（今宁远人，太和二年即828年廷试第一），为湖南的第一个状员，也是唐代湖南唯一的状员；宋代吴必达（今道县人，淳祐元年即1241年进士第一）、乐雷发（今新田人，宝祐元年即1253年特科状员）。据道光《永州府志》载，尚有明代邓起鸿（零陵人）系明代进士廷试第一。这样，永州历史上的状员应为4人，占湖南状员总数的33%。此外，尚有5人名列进士一甲，即榜眼或探花。在历代科举考试中，永州举子曾二十届囊括湖南全部进士名额，曾于南宋四年（1134年）一届考取进士10人。分朝代看，永州在唐宋时期考取的进士比较多，在湖南进士中所占比例大。到元明清时期，永州进士人数呈下降趋势，在湖南进士中的比例也大幅下降。唐宋时期，湖南共考取进士966人，其中永州为384人，占39.75%；元明清时期湖南共考取进士1339人，其中永州103人，只占7.27%。这些情况说明，唐宋时期，永州是湖南教育最发达的地区；到了元朝以后，永州教育则逐步落后于湖南教育的发展步伐。

二、学宫

为古代官办教育机构。秦汉以来，郡（州府）、县均建学宫（州学、府学）。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唐代以前永州学宫建于何处，已经无从考证。见诸记载的永州学宫，建于唐大中年间（847—860年），由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宙创建，宫址在今芝山区潇水西岸红旗渠旁。后来迁往愚溪，宋庆历年间（1040～1054）迁移到郡城东门内高山之麓，即今零陵宾馆内。后又几经重修。民国31年，学宫被日本侵略军飞机炸毁。道州学宫始设于城东。唐元和九年（811），刺史薛伯高迁建于城西营川门外（今道州宾馆所在地），柳宗元作记。宋绍兴十三年（1143），又迁至城东。后州守赵志之仍迁回城西原址。永明、宁远、江华3县县学亦建唐，零陵、祁阳、东安3县学宫兴建于宋代，新田县学宫则建于明末。

三、书院

多为私人创办，或半官方学校。湖南境内创办最早的书院为岳麓书院，始建于宋开宝九年（976年）。永州境内创办书院始于宋。宋代，永州境内建有4处书院，即：永州东丘书院，建于宋元丰四年（1081），院址太平寺。道州濂溪书院（濂溪祠）始建于宋绍兴九年（1139），位于道州学宫西面（今道县教委所在地）。景定年间（1260～1264），宋理宗御书“道州濂溪书院”。还有道州的甘泉书院、宁远县濂溪书院，亦建于宋代。到了明代，由于王守仁等大力倡导，私人书院大增，当时永州的书院共有17所。清代，永州的书院进一步发展。到光绪年间，永州境内共有各类书院46所。其中名气较大的书院有：蘋洲书院，由江华王德榜、东安席宝田以及黎宜轩、何子安等出巨资，于光绪13年修建；泠南书院，宁远绅士刘元方、田登仕倡建。

四、社学

元、明、清时期的地方学校。元制50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故称社学。明、清时，府、州、县亦设社学。明朝时永州府共有社学14所，其中零陵、东安各6所，祁阳、永明各1所。到清道光年间，永州有府社学1所，县社学15所，乡社学数目则不详。

五、义学

亦称“义塾”，一种免费私塾。永州境内的义学兴于明代，盛于清代。到清道光三年（1823），永州有府义学1处，州义学6处，县义学7处。值得一提的是，道州有2所新义馆（学），一所在马江瑶丰村，1所在顾村，专授瑶族生徒，为永州最早的见诸文字记载的瑶族学校。

古代教育机构有哪些

   古代徽州的教育机构主要有府学、县学、书院、义学、社学、家塾等。
    府(州)学、县学为官学，教官由朝廷委派。歙州州学始建于唐代，是徽州最早的地方官学。当时，民间私学也已纷纷出现，其办学形式主要有村塾(村民自愿组合，共同聘请和供奉塾师)、家塾(某户独资聘奉塾师在家教育子弟)、学馆(塾师在家设塾招生)、义塾(以氏族祠堂、庙宇地租收入或私人捐资办学，不收学费，家境贫寒子弟亦可入学)等。
    进入宋代，人文郁起，名臣辈出，教育更加受到重视。尤其是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中原士族第三次大规模徙居徽州，使徽州经济文化在原有基础上又获得较大发展。为应科举及传播朱子理学思想的需求，学校教育发展迅速。各县县学相继设立。其中祁门县学建于北宋端拱元年(988年)，休宁、黟县、婺源县学建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绩溪县学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歙县县学建于南宋淳?十年(1250年)。县学的学习内容主要是服务于科举的四书五经。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既是独立于官学之外的学校制度，又是与教育密切结合的学术研究机构。有官办和私办两种。徽州书院始建于北宋，至宋末发展到17所，除?所为官办外，其余皆属私办。
    元代除设州、县官学外，还以乡里每50户为一社，每社设社学一所。当时民间的书院和私学也颇兴盛。
    明清时期，随着“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徽商的兴起，其雄厚的资财，对促进家乡教育的繁荣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传统的徽州教育进入鼎盛时期。社学遍及城镇及众多山村。据清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当时徽州共有社学562所，另有县塾5所。少数社学的费用来自官方，大部分社学的经费均出自乡族捐助。明清时期书院也更加兴盛，6县明代创建书院45所，清代创建19所，大部分也均属私人创办。与书院名异实同的还有精舍、书屋、会所、庵、堂、学会等。其时徽州文人学者以书院为基地，聚众讲学研讨，学术风气炽盛，贤才辈出。同时，蒙馆、经馆、义塾、家塾等私塾遍及四乡，直至民国时期仍有大量的存在。  

中国古代教育

　　这一章较抽象，主要是记住第一节的内容，可以出一些小题目；第二节将备考重点择其要而记住就行了。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化是靠教育传递下来的

　　1、中国古代教育是中国古代文化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化不断创新的的动力，因为中国古代文化是靠中国古代教育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

　　2、中国古代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西周以前。

　　3、学官：是虞时设置的管理教育事务的官员，负责对人民进行伦理道德和音乐诗歌的教育等。

　　4、国学，西周时出现，同时还有乡学。

　　5、商周时代，我国不仅有宫廷教育，还注意幼儿教育，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

　　6、私学，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民间教育形式，以私人自由讲学为主。如孔子、墨子、孟子等。

　　7、《礼记》中的《学记》和《大学》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总结教育经验和教育理论的教育学专著，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教育学专著。此外还有《荀子。劝学》《管子。弟子职》。

　　8、太学，西汉时期出现的专门传授知识、研究学问的机构，汉武帝时设在长安，是中国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的课程是通经致用为主，学生分经受业，经考试及格，任用为官吏。

　　9、博士：是指汉代太学里选聘的学优德劭者担任的教授，其学生为博士弟子。

　　10、汉代地方政府办的官学在郡国称“学”，县称“校”，乡称“庠”，聚称“序”。私学中小学程度的称为“书馆”。(学校庠序)

　　11、两汉教育以儒学经典为教材，主张教育要明经修行。其教育设施、教育思想和汉代的选举制度是互相配合的。

　　12、晋代中央学制分国子学和太学两种。国子学限五品以上贵族子弟入学；太学为平民子弟而设。

　　13、隋唐时期建立健全了科举考试制度，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官员任用、均服从或从属于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和培育人才的标准和要求一致起来以后，促进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当时的政治革新。

　　14、唐代取士之法：一是生徒法，即从各地学生中选成绩优良者到尚书礼部受试；二是贡举法，即从非在校学生通过州县试后送到京师复试。三是制举法，是指特种考试，产生非常之才，试于殿廷。

　　此外还有武举。

　　15、国子监，是唐代中央兼大学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双重性质的组织。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此外还有弘文馆、崇文馆。

　　16、书院，出现于唐宋之后，原为藏书、校书之地，宋时将书院与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成为著名学者授徒讲学、培养人才之地方。主持人称洞主或山长。建制有民办、官办、民办官助等多种形式。其讲学以义理修养为核心，可以弥补科举制度之不足。

　　17、明清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及宗学(贵族学校)，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边疆及特殊地方还有卫学(军事学校)。地方各学校互不隶属，皆有送学生到国子监的资格。

　　18、明清科举制度分乡试、会议和殿试三种。

　　19、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对传播中国文化，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20、中国古代教育是人文主义的教育，它以做人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注重教人以德行与智慧，而不只是单纯的知识。

　　21、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鲜明特征：一是综合观，即大教育观。把教育看成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基础，主张教育一要培养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二要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二是辩证观，即对立统一观，强调德育与知识教育要有机结合起来。三是内在观，即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

　　1、2001年江苏卷：晋代中央学制分为两种，一为国子学，一为(太学)。

　　2、学记和(大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古典教育学专著。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教学思想

　　1、中国古代重要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教学相长；言传身教尊师爱生。

　　2、因材施教是公认的优秀传统教学思想之一，是孔子提出来的；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要强调教学方式的变化。

　　3、孟子的“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的基本意思：教师如同射手，张满了弓却不发箭，作出跃跃欲试的样子，以启发和诱导学生，激发学生有进无退的学习积极性。

　　4、学记的“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则和，强而弗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矣”的含义：教师要善于启发诱导学生，让学生自己思考求得理解。

　　5、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含义：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只有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牢固地掌握所学的知识；只有对所学知识熟练了，融会贯通了，才可举一反三。

　　6、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意思：学思并重，以学习为基础，在学习的基础上通过思考把所学的东西融会贯通。

　　7、孔子循循善诱人的含意：教学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既不能松懈或间断，也不能流于急躁。

　　8、学记的“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的含意：

　　9、荀子提出教育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教师要有尊严，能使人敬服；二是教育要有崇高的威信和丰富的教育学经验；三是教师需具备有条理有系统地传授知识的能力而且不违反师说；四是了解精微的理论而且能够解说清楚。此外还要具备广博的知识。

　　10、2001年江苏卷：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出自(A ) A论语 B孟子 C墨子 D管子

中国古代教育的优点

1．“德教”与“修身”合一
中国古代的教育以“德教”为主。许多思想家、教育家认为，“德教”的关键在于启示人们内心的“了悟”、“自觉”与“修养”，“德教”的目的的实现，必须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坚持“德教”与“修身”合一，这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

“德教”是外在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对人的教育、熏化与影响，而“修身”是重视主体内在的道德理性自觉，进行自我品行的冶炼。把“德教”与“修身”过程结合起来，突出了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自觉性要求，有益于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道德教育落到实处。儒家十分重视把“德教”与“修身”统一起来的意义，提出了一套在道德教育中，促进人们“修身”、“养心’的方法。孔子倡导“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提倡“养性”，扩充内心的“善端’。《大学》则进一步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于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麦是皆为修身为本。”而“修身”之道，又在于“正心”，“诚意”，“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所谓“正心”即调节自己的道德情感，好善惩恶，端正认识，所谓诚意，即在主观意志中趋善避恶，对仁义道德真诚信服，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贯彻自己的善良意志。“正心”、“诚意”是“修身”的重要方法。坚持“德教”与“修身”的统一，是儒家道德教育论的一贯主张。道家尽管对道德与道德教育有与儒家不同的观点，但也强调把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与“修德”一致起来，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道德经》第五十四章）把修身的过程，看作是一个道德提高与普及的过程，这是很有见解的。如果把“德教”与“修身”割裂开来，道德只是口号、教条，不能改善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品德，“德教”是虚浮的。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强调“德教”与“修身”合一，是一种面向道德生活实际的优良传统。

2“知道”与“躬行”合一
“知道”是指道德认识；“躬行”是指道德实践。强调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一致，“知道”与“躬行”合一，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另一个明显特点。在中国古代，“知”与“行”的问题，主要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汤一介先生认为：“知行合一”要求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原则的问题，或者说是人对于社会的责任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家、教育家大多认为，“知”与“行”必须统一，否则根本谈不到“善”。“知道”与“躬行”合一，不仅是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而且是道德教育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孔子认为，道德教育应当增进人的道德认识见之于道德行为实践的自觉性。只说不做，言行脱节。知而不行，只是道德虚伪，毫无实际的道德价值而言。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还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躯之不逮也。”（同上）荀子认为道德教育是要人们学习仁义道德，心中明理，表现行动，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劝学》）朱熹认为，道德上的“知”与“行”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王守仁更是强调“知行合一”的重要性。他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他认为，道德上的知与行是“合一并进”的关系。“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虽然从道德认识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有些哲学家、教育家有以行代知、合行于知的缺陷，但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强调“知道”与“躬行”的合一，重视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有益于激发一种道德真诚精神，有利于人们道德生活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