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拜读过《楚辞》的人都不会陌生，屈原所作《楚辞》中透出的文化艺术特色――即巫文化的特色，贯穿始终；是巫音废墟上开出的一朵绚丽奇葩；是楚巫文化与屈原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个性品质相结合的产物。
关键词：地域；文化；风俗
一、巫及巫文化
《说文解字》云：“‘巫’：女能事无行，以舞降神者也，象人舞形”。巫师的出现，最早以女巫为多，这是因为女性多善舞，两且以阴阳分类来说是属阴类。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历代女巫祭祀之事进行了回顾，指出“周礼女巫舞雩，但用之旱之时，使女巫午旱祭者，崇阴也。礼祀檀弓岁旱，穆公召县子而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天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证也。汉因秦灭祠礼，用女巫，后槐郊灭之礼，女巫升坛摇鼓……所以郊礼上帝六宫及女巫预焉。” 可见女巫最早多用于天旱祈雨及郊礼的场合。后来也有了男性巫师，称为“觋”。《说文解字》：“觋，能齐肃事神明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觋”是男性巫师的统称。由上文推测，男巫似乎更近于祭神之礼仪等比较正式庄重的场合，比女巫也广泛一些。汉•王符《潜夫论• 正论》云:巫觋祝请，亦其助也。关于“祝”字字义的解释首见于《说文解字》一书，《说文解字》对“祝”的解释是：“祝，祭主赞词者”，并从形符音符分析，认为：“兑为口，为巫。”“巫”通过女巫以舞蹈降神，又通过“巫祝”以语言与神鬼建立了联系，这都为进一步发展巫术打下了基础。早期巫术虽然没有整套理论，但其思想却无疑是建立在以《易》为代表的古代有神论的基础上的。
二、楚地独具一格的――楚巫文化
楚贵族至其祖先熊绎受封南迁后，便逐渐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融合的局面。史籍记载的最早生活在这里的民族是三苗。《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 《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三苗，即苗蛮，南蛮集团亦称苗蛮集团。而有学者则认为，三苗就是指“蛮、濮、巴三个民族。”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采藏蚌蛤，食物常足。故酱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 这说明，在原始初民阶段，当地的土著入还没有足够的知识来理解环境和人本身，尤其是他们身处深山大林之中，大自然既赐绘他们丰富的食物，又让他们感到敬畏，在这种情况下，难免要产生各种巫鬼崇拜的现象。巫祭活动不仅是他们的心灵寄托，更是制约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所以“信巫鬼，重淫祀”可以代表江南部落民族的主要文化习俗。然而这种“信巫鬼，重淫祀”不同于商代的宗教祭祀活动，它更少社会内容而多自然崇拜，它是部落公共事务而少等级之分，其祭祀方法是纵情的而缺乏庄严的气氛。
1973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一幅人物御龙帛画，引起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这幅帛画属于战国中期的作品。帛画的正中，是一位侧身而立的中年男性，他危箍束发，腰佩长剑，身穿长袍，身材修长，形态自若，手执 缰绳，御一飞龙，龙的顶上为一宽大的华盖，华盖上下垂的飘带随风飘拂，男子的服饰衣袂也飘飘拂动，使画中人物显得飘逸潇洒。一般研究者认为，根据此男子的装饰与形象，墓主人当为楚权贵，是地位显赫的士大夫。尤其是其生活年代与人物身份、装饰等，均令人油然想起《离骚》中的主人公灵均的形象。《楚辞》中多涉及与巫文化相关的内容；《离骚》、《九章》、《天问》等篇章。同时，出土于湖南长沙郊外陈家大山楚墓中的人物仕女图，还有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软侯妻)墓的一张“T”字形旌幡等也都是很好的证明。它对于我们理解《离骚》作品后半部中有关升天下地的想象，无疑具有启示作用。由上可知，楚地的巫风习俗可见一斑。而诗人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之中，所受巫文化的熏陶也不奇怪了。
三、独特的地域环境――孕育楚巫文化的皋壤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云“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实府。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可见，屈原所作《楚辞》中所体现的巫化的特点是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分不开的。
其一、从南北地理的差异来看
北方地域辽阔，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较快，文明程度高。南方是河泽、高山地理，深山大川本身就是对文化的一种阻隔，原始氏族传统仍顽固保留。因而北方礼乐制度与儒家势力难以波及，使南方受影响不大。当殷人极盛的巫风被周人逐渐抛弃，中原的理性精神逐渐突破巫术的束缚之时，而远在长江流域，尤其是沅、湘之间及较僻远的山区，则仍然保存和发展着带确丰富神话色彩的巫风。再如楚国之西，崇山峻岭，幽壑深谷，地僻民贫，历来贮存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事实上，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五岭，是一条古代文化沉积带。在这条文化沉积带中，楚巫文化遗风至今犹存。从这个角度来说，楚国的巫风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着自然地理的影响。
其二、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文环境的差异来看，先秦时期，中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快，一般重人事疑鬼神，重实际而黜玄想，他们对神话、神鬼多采以存疑乃至否定的态度。楚地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之中原相对落后，以至于人神杂糅之俗久存，巫、觋祀神之风不衰。这样，形成了南方人与北方人不同的气质和精神。清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曾评价“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因此，南北两地之人对巫的卜筮和祈祷并不完全相同。北方人直接从巫的行为中领略超人意愿，而南方人除信巫以外。还相信鬼神外巫的真实存在。这使南方人比北方人具有更多的幻思玄想。他们相信自己是神的意愿的体现者，足以获得神的庇佑。如楚灵王、楚怀王所为就是最好的例证。以理性洞照，这不免有滑稽之感。楚族地处江汉，物产丰富，山高林深，云烟多变。客观环境造就了楚人奔涌跌宕 ，神秘浪漫的心理结构。如洪亮吉《春秋十论》所云： “盖天地之气盛于东南，而楚山川又奇杰伟丽，足以发抒入之性情，故异材辈出……”。但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只能是一种启迪，真正决定这一社会文化面貌的，是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
南方既是山川相缪之区，又是夷夏交战之域，在楚国强盛起来后，从典章制度到风土人情，无不参差斑驳。蒙昧与文明，自由与专制，乃至神与人，都奇妙地组合在一起，社会色彩比北方丰富，生活节奏比北方欢快，思想作风比北方开放，加上天造地设的山川逶迤之态和风物灵秀之气，就形成了活泼奔放的风格，而活泼奔放的极点便是怪诞以至虚无。加上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后人概括楚国的文化为“信巫鬼，重淫祀”，这种崇尚巫风的习气，既有着夏商文化，又有当地土著民族的风俗习气。巫风在楚地无处不在，如楚灵王，史称其“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当吴人来攻。国人告急之时，犹“鼓舞臼若”。不肯发兵。楚怀王亦是“隆祭祀，事鬼神”，把破秦的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最终为秦所败。贵族阶层崇信巫祭，在南方土著聚居的“南郧邑、沅湘之间”，更是巫风浓烈，“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巫文化对楚国审美风气的影响是明显的。楚地巫文化的特色即可以从《九歌》中反映出来，《九歌》共11篇，原是民间祭神的歌词，除了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曲，每篇祭祀一个神。我们可以通过《东君》来了解楚地的巫风巫仪：东君是一位能给人带来光明与温暖，象征幸福与胜利的伟大天神。首先代表东君的巫仪出场，先唱东君降临前的景象，接着代表人们的群巫开始歌唱表达人们欢迎东君的心情，希望代表东君的主巫出场来接受人们的祭拜，再接着代表东君的主巫开始退场。这种人神共处，繁华热烈的祭祀场面代表了楚地的文化特色。
其三、楚人的精神散发出浓烈的原始神秘气息。他们解释自然现象的种种变异，惯于用超凡的想象弥补知识的缺陷。楚人信鬼神是有史可证的，据《列子•说符》载： “楚人鬼，而越人机”，《吕氏春秋•异宝》和《淮南子•人间训》也有类似记载。此俗不仅在民间。而且在统治阶级中也十分盛行。楚国历代君王信鬼祀神，提倡巫风，对巫风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楚成王信巫，曾以大神巫咸质，与秦穆公“齐盟”；楚共王立太子，卜之神；据桓谭《新论•言体》载，楚灵王本即一大巫，他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祀群神，躬羽绂，起舞坛前。吴师来攻，王鼓舞自若。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神佑焉，不敢救。”吴兵遂至；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可见，楚人举国上下均迷信鬼神。楚国的大巫往往身为国家重臣，如王孙圉答赵简子云： “楚之宝者为观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观射父和倚相都是当时楚国的大巫，他们被奉为国宝，可见巫在楚国的地位何等尊贵和显赫。
同时也由于以上诸种主客观因素，导致了楚巫风久盛不衰。至今，湘西苗族等民族聚居地区，仍长期保持着，因为苗人相信人间的祸福全由鬼神来掌控。至今也仍可从湘西苗民酬傩神的宗教仪式中得到反映。可知，古楚巫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积成深厚的文化层，这便是独具风采的楚巫文化。
参考文献：
[1] [汉]：刘向.《战国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p201.
[2] [东汉]：班固撰《汉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p591.
[3] [7] [8]《楚辞补注》同上.
西南民族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CX201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