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杨柳街应该是起于较场口，向南延伸至八一路好吃街，长约100米。在老人们的记忆里，他们的长辈讲，杨柳街原称八坊，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改为二十九坊，辖重庆著名的佛教胜地――能仁寺，当年也算得上是条人来人往的繁华街道。如今，我们要寻访杨柳街却是不易，因为除了从能仁寺大门到临街面的短短10米街道还能隐约窥见一点历史原貌之外，它的古老厚重感大多已随风飘逝。现在的杨柳街，早已没有了依依绿柳，更没有想象中那铺满青石板的小巷和一间紧挨着一间的木板房，目光中掠过的只是时装店和火锅馆。这条街道的昔日风华已湮没在都市商圈的繁嚣烟火之中。
幸而，老街的风华流逝并不影响我们对这条街道的追忆。杨柳街的故事，早已通过先辈们的口口相传与泛黄的历史书籍，流传下来。
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张献忠率反明起义的农民军第二次进入巴东，大军直逼巴东枢纽――重庆。金戈铁马即将兵临城下，重庆城里的明朝官吏和守城将士闻知此事，无不心惊胆战，弃城而逃。一时间，城中谣言四起：“张献忠杀人如麻，攻陷重庆后，将大开杀戒，剿灭山城！”
当张献忠率兵抵达重庆城时，城中各大街道上尽是携家带口逃难的百姓。这些难民中有个中年妇女，背上背着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手上拉着的却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张献忠看见后十分纳闷，立即勒马相问:“大嫂，为何背大的而拉小的？”妇人回答：“大王，背上的是我哥哥嫂嫂的孩子。他们都已去世，只留下这个孩子，我自然要十分小心，所以背在背后。自己的女娃嘛，牵在身边就行了！”
妇人的几句话令张献忠慨叹不已。他沉思片刻，便让妇人赶快回家，在门口插上一支杨柳，并告诉她，义军会以此为记，决不会加害她和她的家人。同时，张献忠传下军令，告诫各营将士，凡是在城中见到门插杨柳的人家，要予以保护，不得侵扰。回家后，妇人将这个消息告知左邻右舍，于是妇人家住的这条街上，家家户户门前皆插着一枝杨柳。当“屠城”开始后，这条街上的所有人家都得以保全，因此，重庆人最为正统的血脉留存延续下来。为了纪念这段血色往事，人们便叫这街为“杨柳街”。
值得一提的是，史料记载的杨柳街故事和民间传说大相径庭：明末崇祯四十年的盛夏，张献忠率兵攻下重庆要塞――佛图关，大军直取渝州城。此时正值烈日当顶的三伏天，整座城池就像一座火盆。口渴至极的将士竟然找不到水井，于是便四处寻人要水。不过，百姓们早已逃命去了，城中哪里还有人的踪影？将士们好不容易在百姓逃难出城的路上追得一落伍的妇人。一问得知那妇人姓牟，丈夫去世，只身带着两幼子，落在逃难队伍后面。张献忠见状，顿生恻隐之心，嘱咐部下将他们带回城中。一行人路过通远门，看见一口水井。将士们大喜，正欲汲水而饮。妇人立即前往阻止，说城中的水井大多被填满了，来不及填的均投下了毒药，唯有她家的水井因在屋内而例外。妇人把张献忠和部下带到自己家中，掀开隐蔽的井盖，并亲自为张献忠盛了三大碗甘洌的井水，随后叫将士们尽情畅饮。张献忠为报答妇人恩德，除亲赠白银一锭外，还砍下一支柳枝插在其门前，并下令，凡门外插有柳枝的住家，任何人不得有丝毫侵犯之举。战乱期间，牟家母子凭这一支杨柳得以安宁，因此，后人便在屋外栽种杨柳，以求平安，而牟家母子所住的街道也被命名为杨柳街。
时过境迁，如今的杨柳街上已经看不见一棵柳树了。春暖花开之时，我们漫步在杨柳街上，视线所及之处，只见破旧建筑隐没在高楼大厦间，唯有曾经属于杨柳街管辖的能仁寺，还在渐行渐远的历史深处眺望，引得人们一遍遍地讲述那段发生在杨柳街的血色往事，回味其中生离死别、悲喜交加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