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耻记）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阵型考 [复制链接]

    所谓阵型，简而言之就是海军作战、航行时所采用的特定组合形式的战术队列，其中尤以接战阵型最为重要，即“舰艇战术编队或战术群内各舰按照战斗需要的关系位置展开后所形成的队形。”[1]海军舰队作战中，将多艘舰船组合到一起，使用恰当的阵型队列，有助于发挥集群的力量，使得军舰的生存力、战斗力获得倍增效应。正因为具有这种效果，阵型自古以来就是海军界极为重视的基本战术，也是各场海战中，对胜负结果起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

    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十艘主力舰的编组主要出现了两个阵型态势。其一是北洋海军主力在鸭绿江大东沟口外锚泊待机阶段，以及发现日舰踪迹后，起锚航行初期的阵型。另外一个，则是北洋海军主力军舰经过起锚航行阶段，逐渐从待机阵型展开而成的一个阵型，即对海战而言最为重要的接战阵型，本文即以后者为关注的中心。

    关于黄海海战北洋海军究竟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阵型，国内外学界论见颇多，几十年来，涌现出了不少各具特色的观点、设想、推理，使得这一课题呈现出热度很高的状况。然而这些讨论中，存在一种明显的缺陷，即遗忘了一点基本知识，就是解答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选用阵型的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参战当事人，参战当事人所作的报告、回忆也理应是研究这一课题最具价值的基础史料。以往的一些讨论中，对这类一手材料出现了令人不解的忽略，反而过多的采信二手甚至三手材料。实际上，北洋海军在海战中选择了何种阵型的问题，早在海战结束后不久，北洋大臣李鸿章转引的一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呈文中，就有十分简洁、明了的说明。“十八日午初，遥见西南有烟东来，知是倭船，即令十船起碇迎击。我军以夹缝雁行阵向前急驶，倭人以十二舰鱼贯猛扑。”[2]

    看似纷繁复杂的阵型问题，其实最直接的答案在丁汝昌呈文中早已经明确指出，就是“夹缝雁行阵”。联系该呈文的上下文加以分析，丁汝昌所说的“夹缝雁行阵”，就是指对海战进程具有重要影响的接战阵型。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是黄海海战中方舰队的最高军官，也是舰队战时进行阵型选择这类高度重要的军事行动的决策者，他对自己选取何种阵型所作的说明，显然具有最高的史料价值。

    既然有本次海战中方最高战役指挥员自述的直接答案存在，那么对阵型研究的首要工作就不应当去搜罗并非一手史料的文章、以及与战事无关者的回忆资料，用这些材料进行闭门式推演，而是应当首先对丁汝昌所述的阵型予以高度重视，严谨分析。倘若经过仔细的分析，确实证明丁汝昌所述的“夹缝雁行阵”与黄海海战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偏差，那才能再重新考虑其它来源的材料。否则，绕过海战最高指挥者乃至阵型选择决策者的直接发言不管，而偏信一些史料价值贫弱的材料，去探讨求证根本没有可靠依据的阵型采择样式，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研究作风了。

    丁汝昌所说的“夹缝雁行阵”一词，最有可能就是北洋海军的一例专业阵型名词，在1884年天津水师学堂编译印行的《船阵图说》中即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完全一致的名词，及对这一阵型的说明。《船阵图说》属于规范海军阵型编列的军队操典规章，“《船阵图说》自清末至民国初年，一直是我国海军舰队操演和战斗所取阵法的主要依据。”[3]更为重要的是，就在甲午战争中，日军还曾缴获过该书，进一步证明了这套操典在当时北洋海军中确实实际运用过。[4]用《船阵图说》来解读“夹缝雁行阵”，具备了其可操作性和权威性。

    《船阵图说》共开列有118种阵型变化条文，与“夹缝雁行阵”直接相关的阵法演变，分别是“说第一百零三，六船双叠雁行阵变为夹缝雁行阵”、“说第一百零八，六船一字雁行阵右转变为夹缝雁行阵”、和“说第一百零九，六船一字雁行阵左转变为夹缝雁行阵”。[5]从中都可以直截了当地获得“夹缝雁行阵”的特征信息，所谓的“夹缝”指的是军舰阵位相互交错，后列的军舰排在前列军舰右后或左后方，二船之间呈现45度角的基本战术组合状态。“夹缝雁行阵”，就是军舰横向展开，前后两排的各艘军舰，一一对应呈现错列“夹缝”态势的阵型。（参见：图一）



[1] 张序三主编，《海军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7页。

[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

[3]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0页，注1。

[4] [日]《世界の舰船》杂志1965年9月刊，登载有一篇名为“日清战争黄海海战の今日の回顾”文章，作者称“今笔者の手许に《船阵图说》と题すゐ一册の书物がぁゐ。‘天津水师学堂’すなわち天津海军学校といぅ印が押してぁゐ。洋式でなく昔の中国风の体裁で汉文，图解入りの本でぁゐ。てれな一部分烧け焦げがぁつて，日清战争当时の战利品と推定さゎてぃゐ。”《世界の舰船》，1965年9月刊，第39页。

[5]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5、1259、1260页。

      （一）机动战术（乱战战术）
        确定了接战阵型究竟是什么，只是完成了讨论北洋海军大东沟海战阵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因为阵型本身，只是军舰排列组合的一种外在形态，再优秀的阵型，如果布置完成后就静止不动，或者发挥不当，也并不会在战斗中起到什么积极的效果。由此，要深入考察阵型，除了掌握第一步的布阵形态外，还需要详细了解这种阵型在实战中应该怎样才能发挥其效用，即了解阵型的真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北洋海军在实战中的阵型运用情况。
        世界海军的阵型发展，战法选择，与海上兵器的发展水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9世纪前的风帆时代，火炮主要配备在军舰两舷，军舰自身依靠风帆航行，战时机动能力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受欧洲海军采纳使用的阵型战法，是以纵队为基础的战列线战法（line of battle）。这种阵型、战法，其基本模式是，敌我双方都将军舰编组为一个纵队，敌我两个纵队采用并列方式，或同向而行、或对向而行、或干脆锚泊不动，利用舷侧火炮进行互相射击，以决胜负。[1]“其要点是：舰队编成单纵队，先抢占上风位置，再接敌至舰炮射程以内，采取与敌方航向平行运动，各舰对指定的敌舰实施炮击，直至决出胜负或一方撤退为止。”[2]虽然在诸如1666年英国——荷兰四日海战等战役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新的战术设计，1781年4月17日英法西印度群岛海战中，英国舰队还曾一度排列为酷似夹缝雁行阵的阵型进攻法军的纵队，但总体上战法仍较为简单、呆板。适应这种作战样式，当时的海战中，舰队均以司令官旗舰的命令马首是瞻，各舰也都缺乏自由发挥的能动性。[3]
        直到1794年6月1日，68岁的英国海军战术专家豪勋爵（Lord Howe）指挥的英国舰队与海军上将维拉雷·德儒瓦尔（Villaret Joyeuse）指挥的法国舰队，在大西洋阿申特岛附近进行了“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the Battle of the Glorious First of June），近代海军阵型战法的走向终于出现了重大变化。

图十、“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形势，图中黑色标识的是英国舰队，可以清楚看到其从纵队变阵，以及试图冲击敌阵的过程。[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中卷，明治二十七年版，第54页。
        这场海战起初，拥有25艘风帆战舰的英国舰队和拥有26艘风帆战舰的法国舰队，都排列成纵队阵型，双方舰队呈同向平行姿态。然而豪勋爵下达了令法国舰队，乃至英国的很多舰长都始料未及的命令，纵队态势的25艘英国军舰突然间全部阵前转向，整体变成军舰舰首指向法国军舰舷侧的漫长横队，计划从25个点上全面切入法军的纵队阵型，多点突破，冲乱法国舰队，进行近距离混战。虽然受限于风帆时代军舰的机动能力，以及部分军官对命令的理解不够，英国舰队实际并没有能够全部实现战术目标，仅有几艘军舰成功突破法军纵队，但是这场海战的结局是法军旗舰被击沉，六艘军舰被俘，损失3000余人，英国舰队获得了重大胜利。[4]（参见附图十）
        由1794年“光荣的六月一日”成型出名的这一作战样式，被后世命名为机动战术、混战战术等，清末许景澄编著的《外国师船图表》中将其称为乱战。这种战术的最大特点就是打破了单调的纵队作战形式，大胆采用横向编队，突击敌方，“数群攻敌，或一群分应，求乱敌阵”。[5]现代人民海军组织编写的1993年版《海军大辞典》中也有关于这一战术的词条，“舰艇机动战术。亦称‘打破敌方战线’的战术。19世纪，帆船舰队时期的主要海战战法。要点是，在海战中，舰队编成数个可独立行动的战术群，以纵列战斗队形穿插分割敌方舰队的战斗队形，钳制其一部，包围其另一部，集中火力打击被包围和孤立的敌舰，并倾全力攻击敌方指挥舰，使敌方舰队指挥瘫痪，再将其各个歼灭。这种战术在18世纪末期已出现。”[6]总体叙述非常精当，唯一的一点用词不严谨是“以纵列战斗队形穿插分割敌方舰队的战斗队形”一句，改为以纵向的战斗队形穿插分割敌方舰队更为妥当。而正是因为这一点用词不严谨，使得某些海军技术史知识基础薄弱的研究者对机动战术的真正含义产生理解混乱，甚至在对黄海大东沟海战进行解读时，凭着自我混乱的理解，做出言之凿凿的离题分析。[7]

图十一、特拉法尔加海战形势图，图中黑色标识的是英国舰队。[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中卷，明治二十七年版，第71页。
       1805年10月21日，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爆发，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Horatio Nelson）指挥舰队在该战中再度采用乱战。31艘英国军舰被大致分为2路纵队，横向从侧翼切入突破排成纵队阵型的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与纳尔逊各指挥－路纵队的英国海军上将科林伍德（Collingwood）对乱战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下令自己率领的那路纵队完全变阵为一字横队，以增加对法、西舰队的突破点。最终，整个战局如英国人所愿，进入了乱战局面，法、西联合舰队的纵队在英军的突击下彻底崩溃，英国获得了海战的全面胜利。[8]由此战的影响，机动战术更加受到各国海军的注目。（参见附图十一）

图十二、利萨海战形势图，图中黑色标识的是奥地利舰队。[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中卷，明治二十七年版，第77页。
        19世纪，世界海军开始逐步进入蒸汽化时代，很长时间都并没有一次真正的大规模海战来检验海军的兵器装备和战术。直到1866年7月20日，奥地利舰队与意大利舰队在地中海利萨岛附近爆发了著名的利萨（Lissa）海战。此战，奥地利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冯·特格特霍夫（Wilhelm von Tegetthoff）将属下舰只编成了三个前后排列的“人”字阵型，以此进攻海军上将佩尔萨诺（Count Carlo di Persano）指挥的编成纵队的意大利舰队。战斗中，特格特霍夫的旗舰列在第一个“人”字阵型居中突出的位置，带领舰队成功突破了纵队阵型，进入乱战，采用近距离射击以及撞角等战法，彻底击败了意大利舰队。（参见附图十二）这次难得的蒸汽时代海战，犹如一盏引航灯，对19世纪中后期海军兵器、战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引导指向作用。[9]“利萨战役是在铁甲舰时代开端以及以对马海战为标志的时代结束这段时间中发生的涉及面最广的舰队决战，其中每个人，从舰队司令到水手、司炉，他们面临的拿不定主意的情况非常普遍。是使用火炮还是使用撞角；是采用传统线性阵列还是先发制人把战斗引入混战……所有这些对那些打算研究和利用这些机遇的人的启发都是显而易见的……特格特霍夫是榜样，他简单而且直接的指挥方法和技巧获得了丰厚的回报。”[10]“这场战役后，让战术家们苦苦思考的什么才是最良进攻阵型的问题有了答案，奥地利舰队以总体呈现为横队的后翼梯阵作为攻击阵型，成功击败了纵队阵型，由此多数海军将校认为这一战标志着横队阵型的胜利。”[11]
        诞生于风帆时代末期的机动战术，被证明在军舰机动力倍增的蒸汽时代，运用起来更为自如。早期蒸汽军舰上仍然布置在军舰两舷的火炮逐渐被取消或减少，改为在舰首方向布置大口径火炮，以此适应船头对敌的突击机动战术的需要。同时，利萨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撞角战术也得到重视，各国大小军舰上纷纷将撞角作为必备武器，甚至还出现了以撞击为专门使命的舰种——撞击巡洋舰（即黄海海战中参战的北洋海军军舰“超勇”、“扬威”）。[12]随后，新出现的海上近战利器——鱼雷被认为是进行乱战的绝佳武器，也开始广泛装备上军舰。海军硬件发展，出现了向机动战术倾斜、让路的势头。“大口径火炮和撞角战术盛行后，海战攻击法也发生了转变，其主要原因是随着军舰上出现火炮口径增大、数量减少现象而产生的必然结果。火炮口径增大后，出现了只装备几门大口径舰炮的军舰，舷侧炮被取消或减少，因此海军界海战战术思想为之改变，纵队阵型被各国海军界排斥，转而热衷于研究横阵、梯阵、群队阵、方阵、鳞次阵。”[13]
        在海军战术领域，有关机动战术的战法也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可以满足机动战术作战需要的以单舰、二舰或三舰为基础战术组合的阵型排列，开始受到重视。无论是采用雁行横阵，或者是鱼贯纵队，阵型的根层目的都在于，以接战阵型接近敌方阵型，而后即可以犄角、夹缝等形式的军舰基础战术组合作为战斗单位，与敌实施全面乱战。其中横向排列组合的阵型，因为有利萨海战胜利的先例，是其中最受推崇的优异阵型，“此阵型为兵家所称颂，曰今后战斗必以冲击为第一主义。”[14]在横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梯阵，即北洋海军《船阵图说》所称的夹缝雁行阵，被认为修正了横队的诸多不足。“其优点如下，一、炮火线全部开通；二利于军舰相互支援；三利于快速组成，适合于近距离发现敌舰队时。”[15]这种阵型在实战中的发挥方法，是以多个整体上排列为横队的二舰夹缝战术组合，以雁行阵的整体阵型态势冲向敌舰队，而后以二舰为单位各自冲乱敌阵，与敌舰进行近距离的炮击、撞角、鱼雷等乱战交战，以使战局进入混战状态，乱中取胜。
        采用乱战战术，就是夹缝雁行阵的真义。

[1] Robert Gardiner、Brian Lavery，The Line of Battle，Conway Maritime Press，1992，P.181－183.
[2] 张序三主编，《海军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战列线战术”条。
[3] [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下卷，“第一 帆走船战斗例及结论”，明治二十七年版，第1－5页、16－20页。
[4] “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是海战史上的经典战例，西方几乎各种涉及海战史的书籍都会提及此战。如Robert Gardiner、Brian Lavery，The Line of Battle，Conway Maritime Press，1992，P.184－185.Richard Humble，Naval Wareare，Time Warner Books，2002，P.104－106.[美]托马斯·本菲尔德·哈博特，《简明世界战史词典》，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阿申特岛海战”条。[英]安德鲁·兰伯特，《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155页。但是国内编着的《世界海战大全》（赵振愚主编，海潮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却遗漏了该战。
[5] 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光绪十二年柏林使署石印本，卷十，第14页。
[6] 张序三主编，《海军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舰艇机动战术”条。
[7] 其显著例子见，苏小东，《甲午中日海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书中根据《海军大辞典》“机动战术”条中出现的“以纵列战斗队形穿插分割敌方舰队的战斗队形”一句，想当然地认为只有纵队阵型才能使用机动战术。见该书第99页，称舷炮战术、战列线战术和机动战术“上述三种海军战术均采用纵队队形作战。”
[8] Gregory Fremont－Barnes，Trafalgar 1805－Nelson’s Crowning Victory，Osprey Publishing Ltd，2005.
[9] Richard Humble，Naval Wareare，Time Warner Books，2002，P.166－167.
[10] [英]安德鲁·兰伯特，《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11] 译自[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中卷，明治二十七年版，第80页。
[12] “‘超勇’级撞击巡洋舰”，见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13] 译自[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中卷，明治二十七年版，第72－73页。
[14] [日]岛村速雄，《海军战术一斑》第二篇，第9页。
[15] [日]岛村速雄，《海军战术一斑》第二篇，第11页。

       1、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训令
    根据北洋海军总查汉纳根的报告，提督丁汝昌在下令从双纵队阵型变为夹缝雁行接战阵型的同时，还补充了三条至关重要的命令，分别是：
       1.In action，sister ships，or sub-divisions of pairs of ships，shall as far as possible remain together，and support one another in attack and defence..
       2.A ruling principle should be to keep bows on to the enemy.
       3.All ships must，as a general rule，follow the motions of the Admiral.[1]
  
    粗译为：
       1，姊妹舰或者同小队舰，应尽可能协同，互相配合进行作战。
       2，基本战术法则是舰首保持朝向敌方。
       3，所有军舰必须尽可能跟随旗舰运动。

    这三条命令，如果每条单独拿出来分析，都并看不出多少特殊的意义，但是将三条组合到了一起，就恰恰与乱战战术的要求完全对应。

    其中第一条，是宣布二舰战术单位的基础要领，表明北洋海军采用的夹缝雁行阵是以二舰组合为基础单位的。由二艘军舰组成的夹缝战术组合，相比单舰单位战斗力和生存力更强，相比三舰犄角战术组合则更为简便，编组要求和阵位保持的难度都小。日本海军翻译的战术经典《海军战术一斑》对这种组合做过简明的叙述，粗译为“二舰组合的分队战术，需要注意选入的二艘军舰在航速、机动能力等方面必须接近，其中一艘作为队长舰领导运动，二舰必须本着一心同体、力量集合的原则。虽然这种战术组合通常以二舰一前一后左右错列，队长舰在前，僚舰在侧后的方式排列，但是在一些提倡战斗主义，冲锋至上的主张中，也有认为将其改良成二舰直接横向排列进行冲锋是最上策的意见。”[2]丁汝昌的第一条命令，主要强调二艘军舰必须互相配合作战，而没有说及夹缝形态的组合，从后来战场实际情况看，北洋舰队诸舰也没有出现刻意保持夹缝形态的教条举动，这恰好与“提倡战斗主义、冲锋至上”的战术改良意见类似。

    丁汝昌训令的第二条更是至为重要，规定该战北洋海军各舰的基本战术法则是将舰首朝向敌舰，即以舰首对敌作战，而这刚好是乱战战术的一大特点。无论在特拉法尔加海战，还是利萨海战中，都能找到这种经典的场面，舰首对敌的态势利于发起撞角近战，是旨在突破冲乱敌方阵型的乱战战术的有机组成部分。John Ingles的《海军战术讲义录》中，述及舰队战术、舰队运动时，对总体上呈现出横阵态势的各种阵型进行推演讲解时，无一例外都是将舰首对敌作战作为基础战术法则，而且相关的多舰基本战术编组的样式也都以能够迅速调整阵位，保持舰首对敌作为重要要求。[3]此外，岛村速雄编译的《海军战术一斑》中，也不乏类似内容，舰首对敌战法，也被当作是以冲锋至上的乱战战术的最佳实施手段。

    训令的第三条是对舰队战时指挥方法的补充规范。众所周知，在无线电发明和投入实用之前，海战中的主要指挥手段无外乎旗语、光电信号、声响信号等，其中能够在白天使用，且能传达较为复杂的命令条文的，则只有旗语信号。但是在海战中，军舰的信号索具是最易被攻击损毁的设备，而且列成横队时，处于横队正中央的旗舰升起的旗语号令，往往因为舰影阻隔，或者距离过远，不容易被两翼的舰只看清。即使没有出现上述这些不利因素，过于复杂的旗语，在战时紧急状态下能否被所有军舰很好理解也是个极大的问题，大东沟海战实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出现的因对旗语理解错误而导致编队混乱，就是典型的负面例子。北洋海军的旗语体系共由28种方形旗和16种三角旗构成，各种关于舰队运动的旗语，都是由5种方形旗和3种三角旗组合而成，相对较为复杂。[4]而采用丁汝昌训令第三条的规定，即作战中直接以旗舰的运动作为指挥信息，则是非常务实的做法，尤其适用于敌我进行近距离混战的乱战战术。在乱战战术的几大经典战例中也都能看到，均存在这种以旗舰或标兵舰的运动直接作为行动指引的现象。

    由三条战法指导性训令可以清晰地看出，均与乱战战术的要点相符，可见北洋海军选择夹缝雁行阵，所预备进行的下一步战斗发挥，就是乱战战术。即五个二舰夹缝组合，以总体上的横阵态势接近敌阵后，在五个位置同时出击，突破敌方漫长的纵队，而后反复冲进杀出，以舰首对敌作为基础作战模式，彻底搅乱敌方阵型。当敌方阵型大乱时，己方则可以利用二舰组合这一机动灵活的编组各自为战，或单队行动，或多队协同，互相配合，寻机攻击落单或处于劣势的敌舰，之中夹杂以鱼雷、撞角等近战兵器的运用。对此，北洋海军总查汉纳根也有非常清楚的阐述：“我认为，以十二艘军舰组织的我舰队，不能看作是一支舰队，而应该把它看作各个独立的战舰。这个理由的根据是，平时（舰队）是在提督一人命令的统辖之下，而战时则会变为冒着危险各自为战”[5]

        2、大东沟海战实战中北洋海军试图发起乱战的迹象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发现联合舰队之后，很快从双列纵队的待机阵型变阵为夹缝鱼贯阵，以五个大体横向排列的二舰战术组合向日本联合舰队接近。中午12时50分，在6000米距离上，因为与敌相距尚远，短时间内无法发起乱战，而敌方的第一游击队正以高速向己方右翼运动，很快就要脱离发起乱战的最佳目标区，北洋海军旗舰“定远”被迫首发主炮，远距离攻击正在驶离目标区的日本第一游击队，揭开了大东沟海战的序幕。[6]远距离射击开始后，北洋舰队以正在从自己阵前通过的日本联合舰队本队作为主要目标，舰首指向日本本队，不断接近，针对日本本队也意图绕向北洋舰队右翼的举动，应时地进行了几次航向调整，努力保持舰首对敌，以占领发起多点冲击的最佳阵位。

    海战打响约20分钟后，北洋舰队终于与日本联合舰队的部分军舰接近到了足以发起乱战战术的距离。下午1时14分，从联合舰队本队中央的位置，北洋舰队成功突击，扰乱了敌方阵型，导致自“比睿”之后的数艘日本军舰被从本队中分割出。进而出现了“比睿”、“扶桑”、“赤城”三舰先后遭到北洋舰队军舰攻击，日本联合舰队指挥一度陷入混乱的情况。[7]黄海海战战场上出现的这一幕，造成了日本联合舰队运动的混乱，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详见下文）北洋海军未能获得大的战果，没有能够进入全面的乱战，但已经足够清晰地表现了其意图实施乱战的强烈愿望。

    对北洋海军想要进行近距离乱战的意图，作为敌手一方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也有非常清楚的判断，其在战后的报告中称，“敌以各舰首指向我本队的态势，试图向我发起冲击，并不断开炮”。[8]

    黄海大东沟海战下午1时14分之后发生的局部冲击，是整场海战中北洋海军难得的一次发起乱战攻击的实践。在此后的海战中，北洋舰队陷入日军的腹背合围中，乱战战术无从发起，仅有的另一次努力尝试则是下午3时过后，“致远”、“经远”小队单独发起的冲击。这些战场活动，都充分显示了北洋海军夹缝雁行阵的真实作战意图。


    分析了乱战/机动战术的由来、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对比北洋海军在海战中的训令，以及战场实际迹象，可以看到北洋海军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排列的夹缝雁行阵，其延伸的作战意图就是发起乱战，与这种战术历史上的几个经典范例都存在相似之处。本着这一理解，很多以往黄海海战史研究中难以廓清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同时，明白了北洋舰队接战阵型的延伸意图，更有助于积极、建设性地分析海战中北洋舰队失利的原因。

    由于对北洋海军接战阵型的真实意图缺乏理解，过往的研究中一些针对北洋海军阵型所提出的品评，实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盲目性，以下仅试举二则流传广泛，影响较大的意见进行分析。

       1、阵型正面宽度过大，布阵散漫，中央的铁甲舰无法支援两翼的军舰
    现代研究中，这种意见的代表性观点为“……其二，是编队的跨度过大，致使定远、镇远舰首的重炮无法有效地保护右翼诸舰。”[9]

    这一说法的最关键错误在于不知道北洋舰队究竟采用的是何种作战战术。按照乱战战术的要求，无论是类似北洋海军采用的夹缝雁行阵，还是其他组合形式的横队，其实都并不是战斗中将始终保持的阵型。采用这样的编组，只是为了己方各军舰战斗组合尽可能在同时间或短时间内先后接近敌阵型，同时间或短时间接连实现对敌舰队的突破，如此多点切断、扰乱敌阵型，可以获得全面使敌陷入混乱的理想战境。否则，一旦己方多个军舰战斗组合接敌时间参差过久，往往会陷入被敌各个击破的窘境，即使有部分战斗组合实现了成功突破，也容易出现敌方阵型断而不散，散而不乱，甚至敌方主动顺势演化为几组战斗组合，与我纠缠的不利局面。

    由此可以明了，北洋海军采用的夹缝雁行横队，只是一种为了实现阵内各个二舰战术组合能够多点同时、或者接连突破敌阵型的接战阵型，一旦接敌后，整体的横队就不复存在，其理想的最终演变形式是分散成各个二舰单位各自为战的混战局面。采用这样的战术，中央的二舰组合与两翼的二舰组合实际处于同一地位，都会进入与敌舰队犬牙交错的混战，以我方有组织的二舰组合，攻击敌方落单混乱的单舰，在这种状态下，就不存在中央军舰用炮火支援两翼军舰的设计了。

    具体到黄海大东沟海战中，之所以出现北洋海军很长一个时段是以横队在与日本联合舰队作战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北洋海军各舰在最佳时段没有能够贴近日本舰队，散开二舰战斗单位发起乱战，从而陷入被迫以横队接敌阵型转入防守的劣势。以这种战前根本无法预知的战场形势中，位于右翼的北洋海军二舰组合遭到日本联合舰队优势兵力聚攻，而处于横队中央的“定远”、“镇远”无法以船体中部的主炮实施火力支援为由，就认为这是北洋海军夹缝雁行阵的缺陷，显然是一种外行的，而且类似事后诸葛式的问责。以实现乱战战术为第一要务的横队阵型，充满了积极进攻的特征，设计时根本不会去考虑用这种阵型与敌纠缠，甚至用这种阵型防御敌方进攻，利萨海战中特格特霍夫指挥舰队冲向意大利舰队时，又何曾要去想以处于阵型中央的主力舰炮火支援两翼弱舰呢？

    此外，关于北洋海军的夹缝雁行阵跨度过大，布阵散漫的批评，也是局外之谈。

    采用横阵接战阵型，接近敌舰队时多点突破后，己方军舰冲入敌阵型展开乱战，实施的是一种反复冲进杀出的战法。即冲过敌阵后，再转向再次冲过敌阵，来回冲击，不断扩大战果。这种战法要求己方每个基础战术组合内的组成军舰，必须尽可能在转向半径（军舰长度）、航速等方面接近，以便协同动作。同时，另一项重要的要求就是，布阵时各基础战术组合间的横向间距必须要大，“如群船平列，应有宽地，相距太近则虑自触”，“如两军对近，或撞敌船，或避敌撞，进退之间即不能仍合行列，如我之船群不及敌船之多，乱战时亦无所虑，盖我船少则布阵疏，敌船多则布阵密，疏则任行而能整，密则迁次而即紊。”[10]

    横队各二舰组合间的相距设定得比较疏松，正是为了冲过敌阵转向旋回时避免自相误伤的预防措施，完全符合乱战战术要义。

       2、战场指挥僵硬，不懂得设立代理旗舰

    这派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丁汝昌的三条训令过于简单僵化，而且因为不懂得战前设立代理旗舰，导致北洋舰队战时随着旗舰的信号索具损坏，而陷入混乱。“由于丁汝昌事先没有指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北洋舰队失去了统一指挥，从而陷入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固然说明丁汝昌确实不懂海战指挥，但也说明各舰管带的军事素质同样存在缺陷。”[11]

    事实上，考虑到乱战战术发起时战场将会进入彻底的混乱状态，旗语信号的观察难度变大，可靠性降低。而且在这种各自为战状态，统一的指挥调度意义已经不大，因而从这种战术诞生开始，就要求海战中的命令发布尽量简明扼要。

       1805年英法特拉法尔加海战开始前，英国舰队司令纳尔逊给舰队下达的命令就非常之简单，仅仅是一句“Engage the enemy more closely”（尽量靠近敌舰作战）而已。[12]作为这条简单命令的补充，纳尔逊另外向各舰舰长下达了“万一看不到或看不懂信号时，尽管把战舰靠近敌人，这样做的舰长是不会打错的”的指示。[13]此后，在这场闻名海军史的大海战中，英国舰队旗舰再没有发布过一条命令，只是通过旗舰以身作则式的带头作战，指导着舰队走向胜利。

    同样，1866年爆发的意奥利萨海战中，奥地利舰队司令特格特霍夫下达的命令也极为简单。因为当时奥地利军舰的涂色是黑色，意大利军舰涂成灰色，海战开始前特格特霍夫给舰队的命令为“Close with the enemy and ram everything grey！”（靠近敌人，撞那些灰色的家伙！）[14]此后的整场海战中，奥地利舰队也再没有得到任何一条命令，就是凭着这样口号式的命令，加上旗舰的带头冲锋，奥地利舰队在混战中击溃了意大利舰队。

    返观丁汝昌的三条训令，与特拉法尔加和利萨海战中的著名口令相比，其实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放诸乱战战术的标准中看，这三条训令足以指挥舰队遂行乱战。

    关于代理旗舰的指责里，论者称战前指挥官预设代理指挥者和代理旗舰是“基本常识”，但实际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依据。仍然选19世纪著名的特拉法尔加和利萨海战为例，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旗舰“布桑托尔”（Bucentaure）在英国军舰猛攻下投降，之后法西舰队并没有任何一艘军舰主动站出来重挑大局。利萨海战中，意大利舰队旗舰“意大利国王”（Re d’Italia）被奥地利舰队旗舰“斐迪南德·马克思”（Erzherzog Ferdinand Maximilian）撞沉，此后意大利舰队也并没有任何一艘军舰代理指挥。

       19世纪及之前，因为海上通讯手段过于间接、复杂，舰队司令官很难在战火中直接与每一艘军舰建立单独有效的联络，特别是传达过于复杂的命令，海战进行中临时指令代理旗舰或者指令不在本舰的军官担任代理指挥官基本不存在可行性。至于战前预设代理人和代理旗舰的做法，在那个时代也鲜有例子，因为指挥者无法预知他所选中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是否会再出事，也无法预知预设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是否会先于自己遭遇不幸，如果再为代理人和代理旗舰继续选择替补，再为这些替补再选择替补，这种繁琐无聊的活动将没有尽头。海军通常的方法远远比上述纸上谈兵的“妙计”要更可行，是直接以舰队内或一艘军舰上军官官衔的高低作为天然替补阶次，而不会专门再行重申，只要舰队内或一艘军舰上最高阶的军官失去指挥能力，或是他所乘坐的军舰失去指挥能力，那么舰队内或一艘军舰上官阶次于他的军官就应接替指挥，舰队内官阶次于司令官的军官所指挥的军舰就应成为新的旗舰。就是这样更可行的默认接替办法，实际在实战中也很难找到很多例子，一旦旗舰损失，往往战局天平就出现严重倾斜，正因为此，这个时代的海战里，都以敌方的旗舰作为首要攻击目标，以此来摧毁敌方的士气和指挥，赢得海战的胜利。

    具体到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尽管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开战未久，前桅上部桁索遭到破坏，但并不能以此认为北洋海军失去了全面的指挥。按照丁汝昌训令的第三条，即“All ships must，as a general rule，follow the motions of the Admiral.”只要旗舰还能自由运动，就不能说北洋海军没有了整体指挥。事实上，就在“定远”信号索具遭到一定程度破坏后，北洋海军几个二舰战术组合，仍然以旗舰为标杆，进行了针对日本本队“比睿”、“赤城”等后续军舰的乱战尝试。

    这场海战里，如果非要找没有指定代理人和代理旗舰的例子，日本联合舰队难逃其列。海战进行到下午3时30分，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的火炮甲板被击中，堆积在火炮甲板上的炮弹和装药引爆，发生剧烈爆炸。因人员、设备损失惨重，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在下午4时7分下令挂出不管旗，宣布放弃指挥。在这种失去统一指挥的情况下，日本联合舰队也并没有出现任何一艘军舰来代理旗舰。直到晚上7时15分，海战结束很长时间后，因“松岛”需要紧急返回本土吴港修理，才改定“桥立”为旗舰。[15]按照某些现代论者的逻辑，是否可以认为“由于伊东佑亨事先没有指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日本联合舰队失去了统一指挥，从而陷入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固然说明伊东佑亨确实不懂海战指挥，但也说明各舰管带的军事素质同样存在缺陷”呢？依照这一逻辑推演下去，论者由代理旗舰进而转移到丁汝昌出身问题的问责，是否也可以用到伊东佑亨的早年藩士出身上呢，是否也能说“毫无疑问，联合舰队在海战中出现指挥中断，责任主要在伊东佑亨。伊东佑亨本不是海军统帅的合适人选。他以陆军转而统帅海军，没有也不可能精通海军业务”呢？

    所谓代理人和代理旗舰的问题，其本质实际是某些现代论者提出的一则伪问题。和很多针对北洋海军黄海海战战术的品评一样，这些论者在无法使用当时的军事技术知识来分析海战胜负原因的情况下，仅仅因为这场海战中北洋海军是败者，于是认定败者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必然是错误的。而日本联合舰队因为获得了胜利，于是它们所作的任何行为都是正确的。本着这种原则，在根本没有可信史料依据的情况下，捡寻一鳞半爪的现代海军知识来解析近代的海战，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把战争失败原因简单化。这种脸谱式的粗浅解读只会为本就纷繁复杂的黄海海战史实考证，凭空增加无谓的干扰。


[1] Thomas Allnutt Brassey，The Naval Annual 1895，P.110.日文译本见：“汉纳根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其二），1894年9月17日的海战”，日文译本底稿影印件。

[2] [日]岛村速雄，《海军战术一斑》第二篇，第5页。

[3] [日]海军文库《海军战术讲义录》上卷，明治二十七年版，第4－26页。类似道理在John Ingles著作中还有很多，不一一枚举。

[4] [日]《清国北洋海军实况一斑》，海军参谋部，明治二十三年版，第52页。

[5] 原文见：“汉纳根给李鸿章的海战报告（其二），1894年9月17日的海战”，日文译本底稿影印件。

[6] 关于大东沟海战开始的时间以及“定远”射击时的距离，很多资料记载存在差别。日方资料大致认为“定远”开炮时间是中午12时50分，但对射击距离的指认有5000米、6000米等多种说法。而北洋海军总查汉纳根给李鸿章的报告中显示，“定远”开火的时间是在中午12时30分，敌我距离5200米。本处暂用传统说法。

[7] 详见1894年9月19日“赤城”代理舰长海军大尉佐佐木广胜“明治廿七年九月十七日盛京省大孤山泊地南方战斗记事”，[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一。1894年9月20日，“比睿”报告，“大孤山冲战斗报告”；廿七年九月廿二日，军舰“扶桑”报告，“九月十七日大洋河口大鹿岛冲战斗报告”；[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二。

[8] 译自：“联合舰队第十五回出征报告中的清国盛京省大孤山之战”，“大海报第九号”，[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一。

[9] 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

[10] 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光绪十二年柏林使署石印本，卷十，第13、14页。

[11] 苏小东，《甲午中日海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类似的指责实际首见于许华、杨志本“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44页，苏小东的观点与此雷同。

[12] [英]安德鲁·兰伯特，《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13] [英]安德鲁·兰伯特，《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14] Richard Humble，Naval Wareare，Time Warner Books，2002，P.167.http://www.biographybase.com/biography/Garibaldi_Giuseppi.html 2009

[15] 廿七年九月廿五日，军舰“松岛”报告，“明治廿七年九月十七日大羊河冲战斗报告”，[日]《海洋岛海战报告书》卷一。

三、横阵优劣谈
（一）现代国内外学者对北洋海军阵型的代表性意见
黄海大东沟海战，最后以北洋舰队损失四艘舰船的失利局面告终。有关这场海战胜负因素的讨论，是甲午战争史和近代海军史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除去后勤供应、人员素养等诸多讨论题目外，阵型被认为是对这场海战胜负影响较大的问题，而倍受关注。但是在对北洋海军所采阵型的评价上，国内外学者总体上却出现一种极不寻常的截然不同现象。

1、国外学者对北洋海军所采阵型的代表性评价

    英国海军史学者Richard Hill在其著作中谈及黄海大东沟海战，称“他（丁汝昌）选择了楔形阵列，这让人想起利萨海战的特格特霍夫，而且战斗中丁汝昌采用了和特格特霍夫相同的撞角战术。但是，他面对的是一支组织良好，队形紧凑的舰队，在接敌机动的过程中中国战舰已经伤痕累累，其中几艘已经起火。而且，当双方的距离进一步缩短后，中国舰队进入了日本舰队占绝对优势的武器——速射炮的射程……日本舰队共装备66门速射炮，而中国战舰上仅有2门。这确实能像这种武器支持者所说的那样产生‘弹雨’的效果，这对剩下还有战斗力的中国战舰而言是毁灭性的。”[1]
    
    熟谙近代海军技术史的研究者，清楚地判断北洋海军采用的是类似利萨海战中奥地利舰队使用的阵型，以及类似的乱战战法。之所以遭受损失，是因为遇到了一支远比利萨海战时的意大利舰队强大的舰队。而且认为北洋海军“超勇”、“扬威”等弱舰中弹起火，是发生在接敌机动的过程中，更说明了其对乱战战术的理解。最后认为日军在炮火方面的绝对优势，是北洋舰队实施乱战战术的巨大阻碍。

    日本海军史学者外山三郎在其所著的《日本海军史》中，尽管涉及甲午海战场的部分篇幅极有限，但仍然表达了其对北洋海军所采阵型的认识。“日军致胜的原因，在于采用了能自由机动的纵队队形，充分发挥了速射炮的威力。这表明日军的战术优于丁汝昌采取的、当时受到世界重视的、靠楔形队形实施冲击的战术。当然日本海军采用纵队队形并非经过理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而是从技能的角度去判断，认为只有采取纵队队形日本海军才能充分进行战斗机动。这个战术是‘知己’的选择。”[2]

    同样，外山三郎非常明白北洋海军所采的意图使用乱战冲击战术的横队，是当时世界流行，受海军界推崇的阵型。而日本海军所采的纵队，是根据己方军舰的特点和日本海军的编队能力，同时从能够发挥速射炮的威力出发，选择的一种简单阵型。在战斗发生前，并无法预料和北洋舰队的阵型相比，哪种更为优秀。



2、国内学者对北洋海军所采阵型的代表性评价

    国内学者对北洋海军所采阵型的评价，明显分为两种类型。戚其章先生的结论为“总之，北洋舰队在黄海与日本联合舰队交火之前，先布为犄角鱼贯小队阵航进，及发现敌舰的企图后，立即改布犄角雁行小队阵相应，并终以燕翦阵（人字阵）冲向敌阵。其布阵是基本正确的，但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和错误：（一）未能始终保持攻势；（二）编队跨度过大，中央之铁甲舰无法保护右翼弱舰；（三）阵中的小队排列有不当之处；（四）强调全军合队而未能在战斗中适时分队击敌。所以，完全肯定或否定北洋舰队的布置都是不恰当的。”[3]

    以苏小东先生为代表的评价为，“日本舰队在黄海海战中采用的就是典型的机动战术……相比之下，北洋舰队由于占有一定数量优势的大口径重炮均为前主炮，而舷侧大炮和速射炮较少，所以选择了以横阵迎击日本舰队的纵队。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北洋舰队采用横队意在所谓充分发挥火力，完全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想法……北洋舰队为了并不存在的火力优势而以横队迎敌，竟付出了丧失自由机动的沉重代价。横队不仅保持队形难，做整体的转向更难，远不如纵队机动灵活。”[4]

3、评价异同的原因
    比较国内外一些现代研究者对黄海海战北洋海军所采阵型的评价，很容易发现存在一个突出的现象。即国外研究者的评论，都是将北洋海军所采的阵型放诸世界近代海军技术史的大视角下进行衡量，很清晰地指出其所采阵型的真意是为了实施类似利萨海战、当时还属于世界海军战术主流的乱战战法。之所以这一战术未能再出现利萨海战那般的辉煌，在于北洋舰队遭遇了完全不同的敌手，日本舰队无论在火力还是机动力方面都更优异，导致北洋舰队的乱战战术未能得到发挥。

    而国内一些研究者的评论，明显属于根据黄海大东沟海战的胜负结局，从中刻意努力扒理失败原因的做法。论者对北洋海军所采的阵型所具的时代背景含混处理，根本不谈及这种阵型在当时世界海军技术中的地位、意义，和其实施的具体方法，也根本不知道机动/乱战战术，或者是对机动战术产生了错误理解。只是因为北洋海军失败了，所以认定这种阵型具有不足和错误，但其所列出的错误的原因，放诸19世纪乱战战术，和黄海大东沟实际的双方力量对比中进行研讨，实际大都无法称之为阵型本身的错误。（详见下节）

    造成中外评论的质量出现如此悬殊情况的原因，无外乎是清末之后，因为长时期的社会动荡，中国海军学术和历史研究并没有获得一贯的继承发展。到了现代，对于19世纪的海军学术，更是缺乏了解，由此导致对一些原本按照近代海军知识很容易理解的事物产生理解偏差。
[1] [英]理查德·希尔，《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

[2] [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9－50页。

[3] 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4] 苏小东，《甲午海战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0页。相同的意见还有许华、杨志本，“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清末北洋海军创生于19世纪80年代后，这一时期在世界海军学术领域，恰好是乱战战术大行其道的时代。利萨海战的经典范例仍在持续地影响着世界海军，北洋海军延请的英籍总查琅威理（Lang William M），即把横队，尤其是夹缝雁行阵，这种在利萨海战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的优秀攻击阵型，作为北洋海军训练的重点，定为作战时应采用的唯一优良阵型。[1]直到黄海海战爆发前，采用这种被普遍认为是最利于进攻的阵型，仅从海军战术史角度看，并没有任何不妥。至于脱离时代，以黄海海战的胜负结果，甚至以1905年日俄对马海战的战术，来批评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的战术，无异于关公战秦瓊般滑稽。[2]

    除去战术思想的时代背景外，每一种海战阵型也都有其依存的兵器技术时代背景，脱离这个而去大谈阵型的优劣、意义，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国内学者杨志本认为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排列成横阵，火炮射界受影响，不利于发扬火力，应该也采用纵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实施战列线炮战。[3]戚其章先生对此予以反驳，认为北洋海军采用横阵，“在海战中能够左右开弓，发挥了舰首重炮的最大威力。”[4]苏小东先生又提出不同看法，“北洋舰队采用横队意在所谓充分发挥火力，完全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想法。”[5]实则这三种流传甚广的观点，都存在错误，尽管互相间是一种渐次的辩论关系，但是放到近代海军兵器技术视角下看，简直犹如隔空打拳。

    1、横阵不利于发扬火力？
    该说的详细观点是，“军舰装备的舰炮，分为舰首炮，舰尾炮和副炮。舰首炮的射击舷角左右各为0°－135°；舰尾炮的射击舷角左右各为45°－180°（两者均为其最大值）。因而，全舰所有主炮、副炮能同时发扬火力的射击舷角，即全舰火炮最佳的射击舷角为左右45°－135°（在此射击舷角内，舰首重炮火力是可以得到充分发扬的），也就是说，全舰最佳射击舷角的最大射击扇面，是以左、右舷正横中线为中心的90°（该中线为其分角线）之扇形区域。凡小于45°或大于135°的射击舷角，军舰就只能有一部分主炮可以射击，这无疑是不利于充分发扬全舰火力的。”由此认为，“就火力而言，横队是最不利于充分发扬火力的。例如，各舰对于位于己方队列线前方的敌舰，其最佳射击舷角的扇面就只有25°，这是因为左、右舷方向均需为邻舰留出20°的安全界……”[6]

    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一篇关于黄海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阵型的讨论中，论者通篇堆砌莫名其妙的数字和术语，而竟根本没有涉及北洋海军参战军舰的实际情况。用虚无飘渺的“军舰”的炮火射界，来证明北洋海军选择横队是错误的，应当选择纵队，让人有不知所云之感。以北洋海军的弱舰“超勇”、“扬威”为例，其舰首、尾主炮的射击舷角实际只有70°而已，而舰首方向的射界明明是44°[7]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则根本没有尾炮，铁甲舰“定远”、“镇远”的主炮更是根本不在军舰首尾。在连北洋海军各舰各自火力配置都没有搞清的情况下，凭什么来大谈舷角、射界？犹如解一道数学题，在连题目都还没看懂的情况下，就胡乱套用一个莫名其妙的公式，这样的做法怎能得到正确答案。要想通过射界角度来分析北洋舰队以何种形式发扬火力为最优，就应当搞清所有参战的北洋海军军舰每门火炮（退而求其次也应该是100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的安装位置、性能诸元、炮门大小、射界角度，在这些数据都不掌握的情况下，就贸然作题，只能是无谓的空谈。

    2、舰首方向射击舷角大，就证明军舰利于发挥火力优势？
作为反驳，戚其章先生首先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其详细观点为，“北洋舰队的最佳射击舷角不可能只有25°。以定远、镇远二舰为例，舰首重炮为并排配置的双炮，而且是四门大炮二二排列，则各侧炮火的最佳射击舷角，应是以舰首尾线与左、右舷正横线成直角的分角线为中线的90°，再去掉为邻舰所留之20°安全界，尚有70°。因为北洋舰队‘始终以舰首向敌’，左、右两侧合并计之，其有效的最佳射击舷角则为140°。正由于北洋舰队主炮最佳射击舷角的最大打击扇面为140°的扇形区域，故在海战中能够左右开弓，发挥了舰首重炮的最大威力。”[8]

    该论陷入了和第一种论调相同的奇怪逻辑，希望从计算火炮的射界角度上，来反驳前者。

    火炮的射界，是指一门火炮水平方向能够旋转射击的角度有多大，即能够瞄准多大范围内的目标。大型火炮和现代机枪不一样，不能进行大范围的密集扫射，射界再大，其实也说明不了能够很好的发扬火力。在射击指挥仪尚未出现的19世纪中后期，单纯看火炮的射界面积并没有任何意义，真正起作用的是看能否在单位面积内投入更多的火炮。举例而言，1门射界180°的火炮，与10门密集布置射界只有20°甚至更小的同口径同型号火炮对抗，前者的火力肯定不能压倒后者。不考虑军舰上火炮的具体配备情况，只是费力去计算火炮射界，对火力发扬效果根本产生不了任何说明作用。

     3、北洋舰队舰首方向没有火力优势？
    作为对戚其章先生异议的再质疑，苏小东先生认为“北洋海军采用横队意在所谓充分发挥火力，完全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想法。其实道理很简单，北洋舰队最初参战的10艘军舰共有120－305毫米口径炮42门，其中23门前主炮（包括首炮）和7门后主炮（包括尾炮）不论是单炮还是双联装炮，均可作左右旋转（‘定远’、‘镇远’两舰各有两座双联装前主炮，可分别向左右旋转射击）。采取横队以舰首对敌，全部23门前主炮均可射击，其中305毫米炮8门、250毫米炮2门、210毫米炮10门、150毫米炮3门；若取纵队以舷侧对敌，则有大部分前主炮（包括首炮）、一侧舷炮、全部后主炮（包括尾炮）共32门可以齐射，其中305毫米炮4门、250毫米炮4门、210毫米炮12门，150毫米炮10门，120毫米炮2门。两相比较，横队可以发挥的火力较纵队虽多出4门305毫米炮，但少了2门250毫米炮、2门210毫米炮，7门150毫米炮和2门120毫米炮，孰优孰劣已不言自明。然而北洋舰队为了并不存在的火力优势而以横队迎敌，竟付出了丧失自由机动的沉重代价。”[9]

“来远”
“靖远”	“广甲”

图十三、北洋海军“来远”、“靖远”、“广甲”舰照片中的耳台局部，可以十分直接地看到，安装在耳台内的舷炮，炮口都是可以转向舰首方向的。(图略)






[1] 日本大本营战时情报，“清国舰队阵型”，采自1894年10月11日西文报刊。

[2] 以1905年日俄对马海战的经验来批评1894年北洋海军黄海海战阵型的论点，见杨志本，“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内称如果丁汝昌采用类似对马海战中日本舰队的T字战法，“黄海海战的过程和结局就可能大为改观了”。

[3] 杨志本，“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4] 戚其章，“论北洋海军战役指挥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54页。

[5] 苏小东，《甲午海战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0页。

[6] 杨志本，“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7] Richard N J Wright，the Chinese Steam Navy 1862－1945，Chatham Publishing London 2000，P.49.

[8] 戚其章，“论北洋海军战役指挥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54页。

[9] 苏小东，《甲午海战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0] 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光绪十二年柏林使署石印本，卷一，第14页。

[11] 北洋海军参战各舰的火炮数量参见，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增订版，附表“北洋海军主要舰艇性能参数一览表”。

马幼垣：《奥意利萨海战及其对北洋海军黄海海战布阵的影响》（《靖海澄疆》，页23~32）摘录：
        在那近三十年的日子里，利萨海战的典范作用被极度夸张，主要是因为当时西方的海军领导人物在激赏弱胜强的罕例之余，忽略了器械规限战术的道理。铁吉豪拥有的器械虽殊不理想，奥方所采的战术倒与这些器械配合得仿如天授。这不等于说意方不采用同样的战术就必定错了，更不能说假如意方逥避混战，而与奥方平衡而驶，以舷边炮火猛烈攻击的话，铁吉豪所采的战术仍会是正确的。
        正因为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所布以主舰居中的人字形横针与铁吉豪所采者如出一辙（一排与三排之分出于参战舰只数目之别，如果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有二十多艘舰只投入战阵，他也无可能全部排作一行的），模仿得很明显，因此有人援引铁吉豪之功来试证北洋海军选阵够正确。今人采此解释者，其食古不化的程度较北洋海军的主导将领还要严重，因为今人能看得到的利萨海战的讨论绝大多数都是甲午战争以后，甚至晚至二十世纪的刊物，此战役的真义早已大明。如此偏颇的去引证还涉及基本治学法——考据不容引用自己不理解之事去实证。
        ……
        甲午战争前清廷海军学生往英国学习虽有三届之多，归国后居要职，可以向掌海防事宜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统率北洋海军的丁汝昌等大员提供意见者还是限于首届者。该届学生刘步蟾、林泰曾（1851-1894）等在英国学习时，正是舰首撞击法、横阵、舰首直射那一套处处深受利萨海战影响的时候。后来西方海军界对那场海战渐趋冷静，异议纷起，对上举三端的诚信程度遂颇不一致。其中舰首冲角视为不可或缺确长久流行，数十年间，世界各国较大的外海舰只（中日舰只自不例外）几全装配突显的冲角（ram）。三者之中，很快便遭辩倒者就是横阵。这是舰速普遍增高、主炮射界扩大、舷炮作用提升、速射炮和机关炮世面等等因素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最值得留意的是，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连奥国海军也认为横阵不可以再用了，要复以纵阵为本（注2）。那时距甲午战争爆发尚有好一段时间。看来自英归国至甲午启衅，世界海军思想的转易、西方海军热烈争论的问题，刘步蟾辈都觉得无关痛痒，并无留意（丁汝昌最倚重，委任为总兵的刘步蟾和林泰曾，以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的身份在英学习期间，根本未入海军学堂修读过，难怪对这类学科性之事不感兴趣），到头来不管七十年代流行的一套是否早属明日黄花，更不顾对方舰只性能如何（或应说知道极有限），舰首撞击、横阵、舰首直射这些古董战术便照本宣科，全体上阵。晚至在欧二十世纪长期当职业海军者，仍有人不但懵然不知，还振振有词的强调横阵如何正确。
        （注2）Lawrence Sondhaus,The 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1867-1918:Navalism,Industrial Development,and the Polities of Dualism(West Lafayetteurdue University Press,1994),p.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