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中医乃民国历届政府之共识
近年来，“中医”之存废已成常态热门话题，甚至出现了“美国承认策划了消灭中医的阴谋”这般匪夷所思的谣言
…[详细]。其实，无须美国“策划”，揆诸历史，民国历届政府，已无一承认“中医”。
“废除中医”，是民国知识界的共识最早提出“废除中医”且产生一定影响者，当属晚清国学泰斗俞樾。俞氏于1879年撰成《废医论》一文，明确建议废除中医；晚年又增补一篇《医药说》，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俞氏生活的时代，西医在中国影响力极微，俞氏本人对西医也无多少了解。其提出“废除中医”，并非以西医为参照，而是基于其个人对中医赖以依存的“理论经典”如《黄帝内经》等著作的深入考据。譬如：在俞氏看来，中医所谓的脉象与脏腑的关系，各种“理论经典”众说纷纭，并无一致意见，甚至连脏腑的具体名目，也不尽相同，天下中医却无不以脉象为诊病依据，这实在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但俞氏不否认某些中医药方对治病有效，所以，在批评中医“医道”乃虚幻之物的同时，也保守地认为“药不可尽废”。
俞樾的弟子章太炎、章太炎的弟子陆渊雷，均曾深入研究中医的各种“经典理论著作”。二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中医”的口号，但其对中医的基本态度，与俞樾其实完全一致。譬如：章太炎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根本就是扯淡，《尚书》、《周礼》中拿五行来配五脏，只是为了祭祀，跟治病没半毛钱关系。《黄帝内经》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在大谈五行与脏腑的关系，进而推演出种种治病之法，完全都是谬论，其书乃是垃圾。故而，章氏告诫门下弟子，若学习中医，千万不要去学什么中医的医理医道，那都是骗人的，只可去学中医的药方，而且对这些药方的有效性，还需重新进行验证。陆渊雷是民国年间提倡“中医科学化”的领军人物，与中医界关系相当密切，曾与主张彻底废除中医的代表人物余云岫激烈论战，但即便是他，也同样认为，中医的所谓“理论基础”，完全是“凭空结撰”而来，只有药方，因有数千年不断试错的经验在其中，尚值得学习总结。
康熙皇帝画像。1693年，康熙罹患疟疾，宫内御医束手无策，后赖耶稣会传教士使用西药金鸡纳霜，方才好转。
其实在晚清民国，并不止俞樾、章太炎等国学泰斗对中医的理论基础持否定态度。事实上，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许多知名学者都曾努力钻研过中医的“经典理论著作”，试图找出其中的合理之处，以建立一种科学的学术体系，但结果无不铩羽而归。如严复认为中医的理论基础，“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乃是自我臆造，并无临床实证为依据。梁启超则认为，中医建构在荒唐的阴阳五行学说上，“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态度最激烈者，当莫过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抨击，在陈看来，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又“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动辄拿“古方”说事，“其术殆与矢人同科”——“矢人”，即造杀人之弓箭的工匠。在陈独秀看来，所谓中医，与杀手乃是同义词。此外，一心欲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寻求民族自信心、寻求救国之道的梁漱溟，同样对中医表达了激烈的难以认同：
“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概而言之，除了中医界，批判中医、废除中医，实乃民国知识界的共识。
…[详细]废除中医，也是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终民国之世，无论中医业界如何抗议，如何运动，中医始终无法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无法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可以说，否定中医、废除中医，乃是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北洋政府治国16年，一直坚持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中、西医之争，自晚清始，至民国已在政、学两界基本形成共识。1912年7月，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制定新的《壬子癸丑学制》，首次明确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11月， 当局又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其中医学、药学两大学科各开设有数十门课程，中医、中药不在其中。
民国史学大家陈寅恪。陈先生对中医之无科学性深恶痛绝，曾谓：“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此种设置，曾一度引发当时中医业界的恐慌与抗议，并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增设中医课程。当局不但无视此种抗议，更于1913年由教育总长汪大燮出面，否决了中医界申请注册“北京中医学会”的要求，汪大燮并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事情最后闹到国务院，国务院的回复比汪大燮柔缓，虽声称未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但同样明确表示，正规教育系统所定课程，须“先其所急，（对中医）致难兼采”，换句话说，中医界自己愿意怎么玩都可以，但当局绝不会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基于当局的此种态度，1915年，曾有中医界人士自行创办中医学校，要求当局立案注册。北洋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将此类学校视作卫生机构，划归内务部管辖，教育部则仍持拒绝接纳之立场。此后数年，中医界自行创办了不少中医学校，但没有一所中医学校，得到过教育部的承认。中医界曾在1925年发起过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但教育部的回复是：“（中医）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概而言之，北洋政府时代，虽处乱世，教育总长如走马灯般不停更换，但当日的教育界人士，坚定反对中医的立场，却始终未变。历届政府，对教育部的这种立场，也一直是支持的态度。
…[详细]国民政府直到1949年，始终顶着压力，未让中医进入正规教育系统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民国进入国民党执政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立场上虽然是北洋政府的对立面，但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却始终如出一辙。此前偏安时，已出台过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及禁止中医进入大学法令。北伐完成，迁都南京后，中央卫生会议又一度作出“废除中医”的决定——事件的起因，是国联1928年来华考察，发现偌大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提出批评；政府及国人也深受刺激，决定成立“全国卫生委员会”。要成立该机构，首先就需要解决“谁有资格算医生”这个问题。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商讨这个问题，委员们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故而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故决定不搞一步到位，而以40年时间为限，来逐步废除中医。
中央卫生会议“废除中医”的决定引发了全国中医界的大恐慌，随之掀起大争论、大抗议。虽然国民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解释称“废除中医”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时不会执行，然而另一方面，不久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又有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并将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中医医院须改称医室。1931年，在冯玉祥等落魄政客的投机性支持下，南京曾一度设立过“中央国医馆”，但始终未获教育部及卫生部的明确支持，与“中央国术馆”（也是冯玉祥投机性支持设立，收拢了一批民间武术界人士，曾上演过一场少林大战武当的闹剧）一并迅速衰微。
左：民国反对中医之领军人物余云岫(1879-1954)；右：余氏批驳中医之名作《灵素商兑》目录。因余氏深通中医“理论经典”，故该书对中医医理、医道的批评入木三分，以至于中医界只得破口大骂余氏做了“洋人的孙子”。
1933年，中医界再度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医疗地位。但被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否决，汪氏认为：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后虽在冯玉祥等失意政客的投机运作下，于1936年终于颁布了《中医条例》，但其中规定：中医资格的认定，须从中医学校毕业获取证书；而中医学校，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鉴于教育部自北洋时代以来，始终坚持将中医拒之门外，实际上意味着按这一《中医条例》，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都不可能获得中医就业资格。当局在条例上玩弄这种花招，正可说明其废除中医的坚定决心。
此后抗战爆发，当局虽出于战争救护需要，对中医界多有言辞褒奖，但在实际措施上，仍坚持之前的既定政策，不许中医设学校、办医院、登广告之外，并成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由政府组织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此种审查，一度使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丧失了从业资格。1943年，中医界曾一度取得“短暂的胜利”，终于在国民参政会上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合并成一部《医师法》，但该法到1946年，又被卫生署否定，新《医师法》重新规定：中医一律只能称“医士”，不许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西药。同年，教育部还取缔了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和上海中国医学院等三家机构，理由是这三家中医学校未经教育部批准，系“擅自设立”。中医界再度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承认中医有办学的权利，但遭到冷遇，无功而返。此后，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大陆，中医始终未能获得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正式认可。
…[详细]需警惕的是：民国政客对中医常持两面派立场，公开认同，内心实则未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代，中国已步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国民党政客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多持两面派立场，其言论往往不足以说明政府对中医的真实态度。远者，如孙中山虽多次公开发表尊重中医的言论，但也曾屡次明言，“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病重之际，反对中医的胡适来劝他对中医“不妨一试”时，孙的回答则是：“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后世中医多以孙中山临终前夕曾看过中医为根据，称孙支持中医，但这其实不过是孙被西医确诊为肝癌晚期，已无可救药之后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罢了，并不代表孙对中医的真实看法。
冯玉祥。冯政治失意后，屡在“传统文化”上做文章。冯虽对外推崇中医，但其本人屡受中医戕害，如1905年腹部生疮为中医所误，后转至北京教会医院，方才治愈。
近者，如汪精卫，因同意孙中山临终时“病急乱投医”去看了中医，曾招致学者汤尔和的抨击。为廓清责任，汪氏公开刊文反驳汤尔和，骂他“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但汪精卫内心里对中医其实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1933年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医条例》时，汪氏公开讲：“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主张纯采用西医西药，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准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便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最典型者，莫过于蒋介石。1929年“废止中医风波”中，蒋氏曾对前来请愿的全国中医代表们明确表态支持中医，但这种表态并不代表蒋对中医的真实看法，更多的代表了蒋的现实权谋——据林森讲，此次中医界到南京请愿，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牵动中央地方许多利益，为此，“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叶楚伧也讲：“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蒋既不能单纯从学术层面考虑中医的存废；中医请愿代表又别具心思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民族主义旗帜，并祭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招牌，高呼中医就是“三民主义”，就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等口号，将学术问题扯入政治领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的蒋介石，也就只剩下支持中医这一种选择了。但有意思的是，蒋对中医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虽时常发表支持中医的公开言论，但直到1949年败退大陆，中医也没能如愿以偿进入国民政府的正规教育系统。事实上，蒋晚年在台湾的医疗小组，乃全部由西医组成。
…[详细]结语毛泽东在1949年说过：“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但到1954年7月9日，刘少奇转而指出：“歧视、排斥中医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自此，中医的存废已与学术无涉，完全成了政治问题。迄于今日，关于中医的种种争论，实不过是政治铁幕消失后，民国往事的翻版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