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让日本深感“失望”的对华借款
段祺瑞执政期间，曾对日“西原借款”，后世多以此指摘其卖国。但鲜为人知的是：1、该款于民国外债中条件最优，日方主持者曾蒙卖国之讥；2、段氏出于民族情绪，自始即不打算还款。
西原借款是民国以来中国对外借债条件最优厚的一次日方借款，其经济目的，在于“确保在华之经济优势”西原借款是日本以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名义，于1917至1918年间秘密或半公开8次借给段祺瑞政府款项的总称。这些借款总额为1．45亿日元，由当时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特派代表、段祺瑞的日本顾问西原龟山经手办理，故称西原借款。
该项借款，就北洋政府而言，实乃维系中央政权之必需。自辛亥革命以来，由袁世凯时代始，民国中央政权之维系，即始终不能脱离外债的支援。远者，如孙文南京临时政府无力供养“革命军队”，袁世凯接盘后，亦只能向四国银行团借款；该项借款，虽被后世指责为“卖国”，但就当日情势而论，无此项借款，民国即无从诞生，南北势必碎裂。西原借款之情势，与之大同小异。段祺瑞政府上台之前，中国、交通两大中央银行为支持洪宪帝制而不惜牺牲储户，宣布停兑，国家财政实已濒临崩溃；各省应解之款，则全为督军扣留；旧国内公债尚未整理，政府信用丧尽，新公债无人认购；借外债，又受五国银行团约束，缓不济急，且债信不好，不易磋商。
就日方而言，该项借款之促成，与日本民间学者西原龟三关系极大。西原素以知华闻名，而以亲华为其一贯政治立场。1916年西原第一次访华，其感受是：“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甚为微弱，据闻比利时的在华投资已达八亿以上，而我国尚不满五千万元(东三省除外)。以目前之现状观之，日本之所谓在华经济势力，实尚未达最起码之条件”；“就目前的日中关系看来，两国之间连一个小小的经济基础都没有。恰如建筑房屋必先打好地基一样，目前首先打下一个经济基础，实为当务之急。”至于如何打下日本在华的经济基础，西原氏的提议是：“日本之财力远不如欧美各国雄厚，以此薄弱之财力，与欧美各国角逐，确保在华之经济优势，其唯一途径，实为日华货币之并用流通并辅以王道主义之贯彻实行。若此举得以实现，则日本之在华经济势力当可自然发展，以至百世不衰。”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借款，帮助中国整顿即将崩溃的金融、财政体系，改革中国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使中国国民开发其国土，享受其实惠，同时与振兴帝国工业契合一致，使日华成为一体，谋求自给自足之道，经济上、国防上如胶似漆地结盟”。此策实不过效仿英人投资北美之故智。
…[详细] 当然，日本投资中国并获得回报，放在今天看来，这是国与国经济投资往来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放在当时帝国殖民扩张的时代背景下，问题并非如此单纯。西原龟二希望通过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国的国家银行诸如交通银行，通过“帮助”中国整顿金融，改革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更在交通银行所在地开始上述业务的同时，以保护资金为名，由我国派遣宪兵驻守，实属顺理成章，中国方面亦将无法拒绝。上述步骤既可实现日中货币之并用流通：又可扶植我国在华之经济势力，实为捷便之途径。”由此可见，寺内内阁企图通过西原借款，不仅要通过资金，而且通过军事控制，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的金融，进而控制整个中国国家的命脉。
日方借款，其政治目的，在于主动示好，“以求改善中日关系”上述系日方提供西原借款时在经济层面的考虑，此外尚有政治层面的目的，即改善当时中日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寺内内阁前任大隈内阁惯于以武力入侵、外交恫吓等手段对待中国，招致中国民众对日相当反感，尤其是在二十一条之后，中国民间对日恶感陡增，尤其是中国上层人士，对日恶感尤甚，连亲日派人物曹汝霖、张作霖等，莫不对日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和警惕。西原氏访华期间，对此深有体会。曹汝霖在借款商谈过程中，曾“突然改变声色”，质问西原氏：
“寺内内阁所标榜的中日亲善，远东持久和平的宗旨和纲领我已充分了解，并认为是十分良好的。但是，这些想法倘若不能如愿以偿，是否还准备了第二套政策呢？”“寺内首相的第二种政策是吞并东三省吧？！”
曹汝霖。谈判时曹曾质问西原：“日本想吞并东三省吧？”
西原氏当时感觉“曹氏的话好象不是说出的，而是喷出的。”不由感叹道：“由此可见：日本对华的那些不义行为，究竟是怎样地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刺伤了他们的感情，加深了他们对日本的猜疑心。及今思之，犹觉不寒而栗。”张勋曾竭力反对中日合作，认为“中国与日本合作，犹如与虎同眠。目前日本虽然戴着一个假面具，但不久就会无疑抛除假面，露出它那豺狼的本性。”西原氏亦不得不承认：“从张勋本人的立场及日本过去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这种看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详细]基于上述目的，西原借款所开具的条件相当优厚因西原氏与寺内内阁在对华政策上有上述转变之考虑，故而与民国时期历届“革命”抑或“反动”政府所借外债相比，西原借款所开具的条件最为优厚。西原氏曾明确建议寺内内阁：“对华借款避免过去那种以获取权利为主、赤裸裸地强迫中国接受的态度。先以稳妥的条件提供贷款，在增进邦交亲善的同时，采取促其主动向我提供有力的权益的手段。”，故而，当时中国政府一切所借外债，均附有手续费，独西原借款“自始至终没有手续费，参与此次借款的人谁也不得要求手续费，也不给与任何佣金。”在受日本政府之托前往中国劝告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之前，西原氏还曾建议日本当局：“只要政府能改变过去那种似是而非，自欺欺人的日中亲善关系，诚心诚意地和中国携手合作，本人亦愿欣然前往。但日本必须努力对中国付出最大的善意与支持”，随即提出如下条件：(一)归还约二亿日元的庚子赔款。(二)怂恿列强承认中国提高关税。对此，中国停止征收扰民病商的厘金税和阻碍产业发达的其他苛捐杂税以及棉花，羊毛、铁等项物资的输出税。(三)废除治外法权和租借地。(四)提供约三千万日元的援助，以为参战和建军之用。”
当时的财政部官员周叔廉也承认：日方“对借款的条件并没有十分苛求，对于押品尤为空泛，铁路垫款则铁路并没有进行兴建，其他押品只在借约上空言指定，并没有实行接管。”有意思的是，西原借款在日后国民党的“革命语境”里被指责为“卖国”、“以投资手段使中国殖民化”；而在日本国内，该借款亦同样蒙受“卖国”之指责，恰如王芸生所言：“自另一种意义言，亦可谓彼等之卖国。
盖以二亿巨资，一无切实之抵押，二无高息回扣，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之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这种尴尬，恰恰说明该项借款条件之优越，已不免引起日本国内部分人士的极度不满。
…[详细]但段祺瑞自借款伊始，就没打算向日本还款西原借款的65%用于直接性财政开支，不难窥见民国财政之实质西原借款名义上虽“以实业为名，不涉内政”，但该项借款实际上乃北洋中央政府之命脉所在。日本人依据北京政府财政部的存档数据，得出一组西原借款开支不完全统计，该统计显示，直接财政性支出占西原借款总支出的65.22% ；军费占总支出的25.40%。（见《西原龟三对西原借款之回忆》）曹汝霖在其回忆录里，也详细记载了资金的用途走向。“余摄财政十个月，经手借款为一亿零五百万日元。此外参战借款等，均为陆军靳云鹏经手，与财政部无关，余亦未尝顾问。而我经手借款之中，除了二千五百万日元为交通银行所借，二千万日元为东海所用，财政部实用者只有六千万日元，合之银元尚不足五千万元。而余在任，官员无欠薪，军警无欠饷，学校经费月必照发，出使经费月必照汇，即清室优待费用四百万元从未积欠，至交卸时，库存尚有三百万元，此皆财政部有帐可稽……”亦佐证西原借款大部分用在了内政和军事上，其中尤以内政为最大开支。（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见《兼长财部西原谈借款》一节）。
西原借款大多用在了内政开支上面，恰恰反映出了民国财政体系的脆弱性。自袁世凯时代开始，至国民政府败退至台湾，民国中央政府之财政开支始终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其原因固然有地方军阀截流等客观因素，但一个传统农业国家之税负水平，无法支撑一个现代国家的规模，更无力支撑一场乃至多场现代战争，更是其主因。故民国中央政府，无论“反动”抑或“革命”，均不得不仰仗外债渡日，绝无例外。
…[详细]段祺瑞一心只想利用日本，“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段祺瑞之西原借款，虽被后世目之为“卖国”，但就当日中央政府维持基本财政必须借款，而又以西原借款之条件最为优厚而言，段氏实无拒绝日方借款之理由。况且，据曾任冯的公府秘书长，时任段内阁的秘书长恽宝惠披露，段氏自借款伊始，即不打算向日本还款：
“一天，细雨初晴。冯国璋（时任代总统）打电话到国务院，约段祺瑞（总理）到公府去，有事面谈。恽宝惠（曾任冯的公府秘书长，时任段内阁的秘书长）告诉段时，段说：‘好，咱们去，开开柜子，带着点钱，大概是冯老四又想赢我几个。”他认为是冯约他打牌。”
“当恽陪着段到了公府见到冯后，才知不是那么回事！段刚一坐下，冯就说：‘现在外面都说你竟向日本借债，打内战搞武力统一，你要慎重啊。’段问：‘谁说的？是谁在发这种不利于国家的谬论？’冯说：‘你别管是什么人说的啦，事情不是明摆着吗？’段说：‘政府经济拮据，处处需要钱，入不敷出，不借债怎么办？打内战搞统一，谁愿意打内战？可是你不打他，他打你，就拿湖南的情形来说吧，是我们要打仗，还是他们要打我们？主持一个国家的人，没有不想统一的，难道说你当大总统，愿意东不听命，西不奉令，跟中央对抗吗？’冯说：‘可是债借多了，将来怎么还哪？打仗又没有必胜的把握，枉使生灵涂炭，实在叫人痛心！我看还是都慎重点好。’段说：‘慎重是对的，可是不能不干事呀。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王毓超：《北洋人士话沧桑》,P45)
此段资料，系恽宝惠本人于“文革”前所述，由王毓超所记。
曾在段祺瑞公馆长期工作的王楚卿亦证实：“段祺瑞掌握政权的时代，曾向日本人大量借款，购买日本军火，在军队里还聘用了若干日本教官，所以大家都说段祺瑞亲日。不过老段也有他的一套想法。他常说：‘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就完了。’”(《文史资料选辑第14卷第41辑》；P224)
…[详细] 段祺瑞有自己的算盘，日本也有自己的打算，实际上日本在政治上收获还是颇丰的。虽然段祺瑞未能完成统一，未如日本所愿；但是日本借西原借款得以巩固和扩张日本人在东北的势力。山东济顺、徐高铁路借款，目的是把他们在胶济铁路的势力，延伸到京汉线和京浦线。而参战和军械借款，实际上使得日本把手伸到了中国军队和军械制造层面——这是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那时候，日本以武力威胁没有让袁世凯政府接受的东西，现在凭借日元，有的内容也都实现了，段祺瑞编练的参战军，军械全由日本提供，而且一色用的是日本教练。因此，从这层面上看，段祺瑞确实出卖国家的利益，日本借款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大概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大借款背后的问题，跟曹汝霖齐名的亲日派陆宗舆，从一开始就对经手借款心怀疑虑，缩手缩脚，很是不安，担心被人视为“卖国贼”，据西原回忆“在本备忘录签字时，陆宗舆害怕将来被诽谤为卖国贼，在战战兢兢中署了名。
1919年6月3日，五四运动中街头演讲的北大学生；曹汝霖因五四而成举国皆知之“卖国贼”。
西原借款最后变成一笔烂帐段氏本人既无意归还，加之政局动荡、借款担保又不可靠，段氏倒台后，后继之中央政府更无意替段氏还债，西原借款之绝大部分遂都打了水漂。时任财政部库藏司出纳主任周叔廉在回忆中毫不避讳说：“西原借款的主要目的，是寺内内阁改变前内阁的强暴外交路线，想拿大量借款以结好中国政府，同时力求扶植段祺瑞的势力，希望壮大他的实力来统一中国。因此，对借款的条件并没有十分苛求，对于押品尤为空泛，铁路垫款则铁路并没有进行兴建，其他押品只在借约上空言指定，并没有实行接管。到了后来，除了交通银行第一次借款日金五百万元在1920年正值日金汇价低落的时候已经还清外，其余各借款到期本息，到了中国政府（（指1925年成立的国民政府，当时国民政府坚持“对于贿选总统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债概不负责偿还”的政策，编者注））的时候，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的担保品无法处分，变成了一笔大滥账。”（《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2卷第35辑》，P19)
…[详细]条约如废纸，日方“释放善意”政策遂绝“日华合作”破产，“中国到处都陷入了任何借款、任何事业一律完全停止的状态”条约既如废纸，西原借款无法得到归还，其预设的政治、经济目的亦未获实现，日本国内指责该项借款实乃卖国之举者遂日益增多。
参与借款计划之关键人物胜田主计，曾反驳指责者，说他们“只顾眼前的区区小利，而不顾将来的大利”，但日本国内舆论并不买账。寺内内阁对华“释放善意”的政策路线——改换日本军阀、政客所惯于用之赤裸裸军事威胁以攫取利权的作法，注意与欧美各国在华协调关系，避免矛盾及斗争，坚持对华“领土完整、机会均等原则”——在日本亦愈来愈没有市场。
原敬内阁上台后，“就对华借款及财政援助采取严加管理的方针，其中，废止了寺内内阁时代的援段政策”，暂停了对华贷款。对此，奉胜田之命任驻北京财务官，小林丑三郎解职回国后表示对原内阁的政策的不满。“本年(1919年)二月间，中国排日亲美的空气勃然兴起，……一见到这种形势的急转(注：巴黎和会的经过、五四运动、英美人对于中国抗日运动的支援)，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遇事即加以辩解，越来越明显地趋向于退缩……先是抑止参战借款的提供，制铁借款的谈判也在暗中被葬送，援助中国组织国防军一事也被谢绝，其他政治的、经济的所有借款都停止了。同时，日华合办凤凰山铁矿问题未予批准，广海兰铁路借款的申请也没有得到认可，满洲中央银行借款的申请也被驳回。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到处都陷入了任何借款、任何事业一律完全停止的状态。……同时，被称为亲日派的中国的名流们一起垮了台，或是断送了政治生命，或是遭到迫害，以致陷入再没有人提倡日华合作的状态”小林丑三郎如此大动肝火当然并非欲援助中国而不得，而是日本在华“权利”落于人后，“英美方面，这时候则已达到惊人的飞跃发展。”（《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P787)
事实上，应当指出的是：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无论北洋政府，抑或国民政府）所借之大部分外债，最后都以不了了之告终。
…[详细]结语西原借款过程中，中方之无诚意归还，徒增日本少壮派军人口实，使其“华人无诚意，向彼表示诚意，等于为娼妇守贞节”、“徒辜负血战死难将士之灵”一类说辞，有了所谓的“事实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