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认为,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主要在自己,一大关键——罪在36岁的东北小伙张学良,当然附带西北老汉杨虎城。
许多东北爷爷和奶奶出生于20世纪初,跟张学良,还有日本天皇裕仁同龄。四个人的命运在而立之年发生戏剧性的最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是那个30岁的裕仁发动了针对东北的侵略战争,导致30岁的东北统治者张学良无家可归,而30岁的东北爷爷和奶奶只能把粮食交给30岁的裕仁,而不是30岁的张学良。
长期以来,中国人都深信所谓蒋介石给张学良发去命令其“不抵抗”的电令:“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中国人还以为9月12日蒋介石密约张学良到石家庄:“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多处历史记载云9月18日当晚,蒋介石连发十多份电报,要求张学良坚决不抵抗,结果张学良背黑锅,被诬为“不抵抗将军”,这些一度成为史家定论。我国许多文艺作品中都有这种刻画,蒋介石极端的丑陋,张学良极端的爱国;蒋介石极力主张剿共,张学良极力主张联共抗日,并发动西安事变,这也是许多人对他感情深厚和敬佩之所在。
笔者王锦思注意到,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说:“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不能把责任推到中央去。我自己是不想把这件事扩大。”
当然,张学良幡然悔悟后也出资支持义勇军,梦想收复失地。但是被迫率东北军围剿红军,多次向蒋介石哭谏停止剿共,联手抗日,却被置之不理。1936年12月12日,他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日本和苏联抨击张学良兵谏是效仿其乃父土匪张作霖绑票的恶习。
毫无疑问,再过一万年,人们都认为西安事变是壮举。但是张学良再次判断错误,与他低估日本侵略野心一样,他低估了蒋介石。蒋介石在死亡威胁、大难临头之际,拒绝进食,两次写遗书。
其实,蒋介石有详尽的抗日计划,只是时机选择不尽如民意。在九一八后的9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立誓:“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要求部队“确实准备”,令二十九军增援华北,各地皆令戒严。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1936年6月16日的日记中说:“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
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张学良原来在中共眼中是比蒋介石还要坏的反动派。西安事发,毛泽东独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苏联指出,中国急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
张学良在九一八中不是那么无辜,在西安事变时不是那么伟大。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共存亡比民族存亡更加严重,张学良挽救了中共危机和民族危亡,因此周恩来称赞他“千古功臣”,这句评价决定性地影响了后世对张的认识。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只是提供了国共合作抗日这样的契机和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周恩来等人的调停。况且中共立场也有所退让,放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纲领,同意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一致抗日。即便如此,也没有对日本产生足够的威慑,未待中国人收复失地,半年后七七爆发,日本人卷土重来。
抗战期间,共产党集聚壮大,国民党相对削弱,最后败退台湾。蒋介石在总结大陆失利的教训时,往往归罪于张学良毁了剿共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