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在今山东省境内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包括道家文化、兵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以及阴阳、纵横、方术、刑、名、农、医等。其中，最为璀璨夺目、最核心的是儒家文化。进入秦汉以后，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演变为一种官方文化和主流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精神特质，并以自身的不断交融、创新、升华，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一、齐鲁文化是融合发展的文化
齐鲁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从时间上来概括，可以表述为“一个重心，双向延伸”。“一个重心”，即齐国和鲁国的文化。“双向延伸”，即向前延伸至东夷文化，向后延伸为山东区域文化，也叫齐鲁区域文化；从空间上说，可以概括为“两个主体、一个圈”。“两个主体”，就是齐文化和鲁文化，主要是先秦时期齐国和鲁国文化。“一个圈”，是指齐鲁文化圈。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在齐、鲁立国之前，包括史前时期，也包括夏代、商代时期的文化，学术界称之为“东夷文化”。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的年代，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周武王把姜太公和周公分别封到了齐和鲁这两个地方。由于这两个地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先齐和先鲁文化的差别，特别是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齐文化和鲁文化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
齐鲁文化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鲁文化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仁者型文化系统；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智者型文化系统。孔子曾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这实际上是分别对齐鲁文化本质特征的概括。这有孔子自己的话为证：“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同上）朱熹在注解孔子这一段话时提出：“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馀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论语集注》）二是鲁文化属大陆型，齐文化属海洋型。从地理上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人采布帛鱼盐。”（《史记·贷殖列传》）鲁国属内陆丘陵平原地带，多贫瘠土地，适宜农作。从主观上说，齐重视发展商品经济，重霸道和法术，民风则为足智好斗、机利尚武、宽缓阔达，鲁则重农业经济，重王道，尚仁义，实行礼治，民风则为俗好儒，备于礼，俭啬，畏罪远邪，上礼义，重廉耻等。文化上，齐国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国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受不同类型文化的影响，齐鲁两国形成了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学术文化。齐国学术文化偏重智慧型和功利型，理智理性或科技理性较为发达，因而涌现出了兵家（孙武、孙膑）、天文学家（甘德、邹衍）、医学家（扁鹊）、逻辑学家（公孙龙）、修辞学家（邹奭），以及道家、名家、阴阳家、法家、农家、纵横家等偏重于实利型的诸子百家。而鲁国学术文化则偏重仁德型和理想型。儒墨作为当时齐鲁文化的“显学”虽有不同，例如儒家讲“有差等的爱”，墨家讲“兼爱”，儒家主张“听天由命”，墨家倡导“非命”，但在非攻、尚义、节俭等尚仁德方面二者又是共通的。鲁国异于齐国的独特文化还通过对孔子弟子的形塑而进一步左右着儒学的承传、分化与发展。孔子生前，其弟子就为儒学的创建做出了杰出贡献。孔子去世后，其言论由弟子辑录成《论语》，使之成为儒学的圣典。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随着孔门弟子的增多，儒家学派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子路之儒尊贤者实众，子思之儒阐扬中庸之道，颜氏之儒尊师守道，孟氏之儒高扬仁政，漆雕氏之儒刚直兼勇，乐正氏之儒阐发修治。特别是在儒学大发展的战国时期，孟子集诸子百家学说丰富发展儒学，完成了对孔子学说的第一次改造，从而较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儒学。”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较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春秋、战国和秦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两支不同特色的文化逐渐交流融合，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前主要是在鲁国讲授儒学思想，其门下有72贤人、3000多个弟子来学习传播儒学。儒学首先传播到齐国，之后又传播到到全国各地。到了战国时期，儒学获得了极大地发展。首先从鲁国的一种学术文化，走出了鲁国的国境，也就是说从“一国之学术”成为“天下之学术”，号称“显学”。齐国之所以成为儒学传播的重镇，一是从战国初期，一直到秦始皇，齐国均在临淄设立学术基地，最著名当属稷下学宫。正是齐国这样一个条件，或者这样一种政策，儒学才有条件在齐国得到传播。在著名的儒家学者里面，齐人是鲁国之外的最多的。二是孔子之后两个最大的儒学大师，一个是孟子，一个是荀子，都和齐国的关系相当密切。齐国是孟子实现自己理想的理想之地，他相当一段时间是在齐国。另一个儒学大师荀子，长期在稷下学宫传播儒文化。在荀子的书里面，也第一次出现了齐鲁并称，说明当时齐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已经得到了大大的推进。三是齐国管仲学派的推动。他们把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融合起来，其中儒学占了很大部分。在战国时期，儒学实际上已经占据了鲁国、齐国两个国家，实现了儒学的齐鲁化。秦汉时期，董仲舒吸收了齐国和鲁国的新的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儒学从此由“齐鲁之学”发展到“独尊儒术”。
二、齐鲁文化是特质鲜明的文化
齐鲁两国为近邻大国，相对于其他诸侯强国，二者有相近的自然条件。两者的始
封之君都是周初重臣，以后，两国在政治、经济、婚姻等许多方面往来频繁，交流不断，使得两国文化在许多方面有相同或者相通之处,也使齐鲁文化具有鲜明的精神特质。
1、兼容并蓄，胸襟博大
齐鲁文化从其来源上讲就是多源的，这就决定了齐鲁文化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其表现出了兼容并蓄的博大胸襟。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国不仅是东方文化的中心，甚至成为当时整个东周文化的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国文化表现了宽广能容的博大气势，鲁国是有名的礼乐之邦，齐国更具怏怏大风，不同的文化因素交汇融合，不同的思想火花激荡碰撞，这里诸子蜂起，名家辈出。魯国产生了被称为“显学”的儒家和墨家，齐国的稷下学宫中更有儒家、到家、名家、阴阳家、法家等汇聚在一起，他们著书讲学，又相互切磋辩难，推动了思想的解放，也发展了各家各派的学说。齐鲁文化的开放气质，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文化的构成上讲，鲁国文化全面继承宗周文化，但决不排斥其他文化，在魯国，周朝礼乐文化以外，还保留了许多其他的文化因素。
2、刚健有为，积极进取
在齐、鲁两国，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思想家，都表现出了刚健有为和积极进取的文化品格，这是齐鲁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在孔子所作的《易传》中，“刚健”和“自强”的观念十分清晰。《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彖传》有“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刚健而文明”；“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文言》有“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等等，这实际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齐鲁文化的刚健品格。
齐鲁两国人民的积极进取也是齐鲁文化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自两国始封时，无论是对当地风俗进行因循还是变革，都是根据本地实际，力图政治稳定和尽快获得发展的积极措施。以后，两国的政治家不断努力，为了自身的富足，不断采取措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谋求变革，以图国力增强。在魯国，公元前495年实行的“初税亩”是春秋列国赋税制度改革的先声，以后又“作丘甲”、“用田赋”，不断更新，以求变革。齐国的改革自管仲相齐开始，很快取得了国富民足，国力强盛的良好效果，以后，不少政治家都反对固步自封，他们招贤纳士，任用贤才，接受谏言，尽职尽责。这些变革给国家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使国家的发展充满勃勃生机。
刚健有为和积极进取更是齐鲁思想家们共同的特征。无论是魯国的孔孟儒家、墨家，还是齐国的管仲、晏婴或者稷下各家，他们大都积极入世，致力于治国安邦的事业。他们洞察列国大势，分析世态发展，从而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他们是齐鲁文化的重要代表，是齐鲁文化中一朵朵鲜艳的奇葩。
管仲力行改革，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取威定霸。
晏婴事君以忠，谏君以智，强公室，抑私门，薄赋省刑，施行仁政，从而在内外形式复杂的境况之下，内安社稷，外靖邻邦。齐国的兵家同样卓越，他们总括历史与现实，透析政治、经济与军事之间的联系，在列国纷争的复杂形式下，写出一部又一部不朽的兵学圣典，不愧为先秦兵学的顶峰。
孔子自幼好学，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他到处奔走，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希望实现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孔子以后，魯国的儒家们无不继承孔子的精神，致力于安邦定国，济世救民，墨家也是如此。
总之，齐鲁诸子虽然观点不同，成就各异，但在刚健进取在以方面是基本一致的。齐鲁文化中的这一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是我们民族不断发展、自强的重要精神支柱。
3、富于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社会各领域都处于新旧交替的状态。社会的变革猛烈冲击着夏、商、周三代的传统观念，致使“礼崩乐坏”，“疑天”、“怨天”的情绪弥漫社会，人文理念逐渐打破了传统宗教意识的垄断地位。人文理念的上升意味着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的张扬，在这样的情势下，人的因素受到空前的重视，从而大大超越了对于鬼神的虔敬。于是，人的价值受到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也得到维护。表现在思想观念上，西周以来“敬天保民”、“敬德保民”，因其重点强调“保民”，强调以民为本，以民为中心，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提升和弘扬。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变动兴盛起来的“士”阶层空前活跃，频频走公室，跑私门，希图得到大大小小权势者的任用。他们由于身份和所依附的阶级集团不同，便成了不同阶级、阶层的代言人。而权势者也在招揽贤者，礼求士人，以为自己服务。因此士人得以自恃其说，“合则留，不合则去”，自由地在权势者间奔走游说；或自立学派，收徒授学。于是，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齐鲁之邦滥觞其源，形成学派之后又以齐鲁为争鸣舞台。此时，人们崇尚德治，热爱邦国，注重群体，善于创造，主张厚德仁民，先义后利，这些思想观念，都在齐鲁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都充满了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从实质上讲，组成齐鲁文化的各家各派，其思想都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他们在论述治国方略时，又都无一不积极崇尚民本主义，应当说，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的灵魂。
齐鲁诸子各家大都主张厚德仁民，重视民众，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人本主义色彩极其浓重。这些思想家有的讲“王道”，有的讲“霸政”，但他们都关心国家的繁荣与安定，都关心人民的富庶与满足。齐国重武图霸，政治思想家都想到要首先顺民，以富民、利民为前提，无论管仲还是晏婴，无论兵家典籍还是稷下著作，都一致注意到了顺应民心，从民所欲的关键意义。在重文图治的魯国，从春秋前期的臧文仲、柳下惠到春秋末年的孔夫子，从孔门弟子到孔门再传，从儒家到墨家，他们思维的起点都是“人”，都是从“人”出发。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其思想体系最为典型、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儒学是修己安人之学，希望从修身开始，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儒家大谈“修己”、修德，正是人道精神的最高体现。儒学谈论人性，无论孔子、子思，还是孟子、荀子，都谈论人性问题，他们对人性的探讨，实际正是探讨人，关心人；他们所思考的如何修身、修德，如何正心、诚意，怎样致知、格物，都是围绕“人”展开的，都是对“人”的重视。
在魯国产生的墨家，以对儒学的反动为表现形式，其实也同样是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的体现。墨子学孔子之学而走向了儒学的反面，主张兼爱、非攻、非命、节葬、贵义、兴利，希望“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乃是为劳动人们的利益进行考虑的结果。
4、崇德重法，德法兼顾
在齐、鲁两国，崇德重法，德、法兼顾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思想观念，无论是思想家的系统论述，还是政治家的施政实践，对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人们都有十分明确和清醒的认识。
表面看来，齐国与魯国民风差异很大。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描述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战国时的著名纵横家苏秦也曾以齐都临淄为例描述过齐人的豁达与富足，似乎与拘泥和执着于周礼，讲究揖让进退的鲁国民风形成明显区别。其实，在尊崇周礼上，齐与鲁是一致的，只是两国对待周礼各有侧重而已。
总体上讲，孔子的思想以德治为本，以刑罚作为补充，此即所谓德主刑辅。孔子曾经说过：“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在这里，刑之用乃以德为前提，刑只使用于愚顽不化、不守法度的人。刑以止刑，刑以佐教，宽猛相济，这其实正是孔子的一贯主张。
刑之设不独为刑，更在于止刑，惩恶不是终极目的，劝善才是最高宗旨。德政与刑政的关系也就像孔子所说的行政中的“宽”与“猛”的关系，《左传》昭公二十年记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于猛。猛则民残，民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尚书·大禹谟》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孔丛子·论书》中也记有孔子类似的话，即“五刑所以佐教也”。《孔丛子·刑论》记述孔子在与卫文子的交谈中，也说上古时期“先王盛于礼而薄于刑，故民从命”。孔子认为注意教化是为政治国的根本，他反对不教而杀，《论语·尧曰》 记孔子之言曰：“不教而杀谓之虐”。
孔子认为，治国者治国要以德以礼，用刑适当，不可丢弃德法而专用刑罚，这样，一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不论是孔子还是后世儒者，他们较多地论述德、刑关系，而格外强调德治，原因在于人们往往比较功利地去看待问题，而以德治国功效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见到的。《大戴礼记·礼察》中说到：“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前，而法者禁于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儒家的这一认识是十分深刻的。
如果说魯儒崇德，在德、法二者之间偏重于德，那末齐国则是重法，在德、法之间偏重于法。像魯国的儒家那样，齐国名相管仲、晏婴都重视礼治，但他们与鲁儒的不同，在于重视礼治的同时十分强调法治，强调法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管仲初为齐相时，桓公询问如何保持宗庙社稷，他说应该“设象以为民纪”，即树立榜样，作为民之表率，然后“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管子》中关于德之重要性的论述更是比比皆是，这其实与鲁儒没有什么不同。但后来，管子后学发挥了管仲思想，从而系统阐发了法治思想，走上了重法的道路。例如，《管子》中说“法出于礼”，“仁义礼乐皆出于法”，虽然也注重礼与法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但总是以法作为更为根本性的东西。
田齐时期，
从齐国君臣到稷下诸子，大都强调“德法兼治”，不过，二者的天平似乎仍然向“法”倾斜。这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强调法治，另一方面又不单纯强调法，而同时注意德的作用，从而与三晋法家判然有别。
在德法关系上，荀子提出礼法结合，以礼为本，以刑为用，他注重教化，注重“礼义之化”，又注重“邦禁”，他的思想不仅与《周礼》合拍，也集中了齐鲁思想家们的精到论说。荀子礼法结合的思想，齐鲁文化中德、法结合的思想具有永恒的意义。
三、齐鲁文化是影响深远的文化
很久以来，人们常常以“一山一水一圣人”来评价齐鲁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地位。“一山”是指泰山。泰山在齐鲁文化中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自然景观雄伟壮丽，还因为泰山本身是用中华文化堆积的一个文化的大山。泰山不仅高大，而且是文化的一个高山。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泰山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之根；“一水”是指黄河。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山东则是黄河的归宿和依托；“一圣人”，是指孔子。孔子在齐鲁诞生，是中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圣人。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表述，就是“泰山在这里崛起，黄河在这里入海，孔子在这里诞生”，非常精确地概括了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随着齐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古代中国文化中心由西而东转移。西周末年，随着镐京倾覆，王室东迁，当时的文化中心就转移到了齐鲁文化所在的东方。战国时期，齐国一直是东方的大国，统治者又重视文化发展，设立稷下学宫，“招致天下贤士”，成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鲁国初封，因是周公的封国，所以得到的西周礼器文物典籍甚多，故后人有“周礼尽在鲁”之说，又由于鲁国有重礼的传统，造成鲁国特有的文化氛围，而作为传统文化传播者的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孔子产生于鲁国，乃势所必然。战国以后，以鲁国为根据地的儒学向四周辐射，造成齐鲁文化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百家争鸣，为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仅在先秦时期，齐鲁地区就产生了像管子、晏子、孙武、墨子、孟子、庄子、邹衍、孙膑、吴起这样一批文化伟人。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齐鲁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齐鲁之地是当时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秦统一中国后，法家思想虽然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但渊源于阴阳五行学说的“方士文化”在秦朝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至西汉初年，属于齐文化系统的黄老之学又风靡一时，当时统治集团中好黄老之学者甚众，在全国推行无为政治，不过六七十年间，便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汉代形成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也和齐鲁文化有深远的渊源关系。西汉学者刘向在《说苑·政理篇》曾说过，齐国“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鲁国“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鲁霸王之道，不仅被汉代统治者所接受，逐渐合成为“汉家制度”，而且对此后历代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术取士，是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上的一大变革。在这个变革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号称汉代孔子的董仲舒，而董仲舒的儒学实际上就是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学。齐鲁是汉代经学最发达的地区，西汉的五经八师中，伏生等六人都是齐鲁大儒；东汉时设置的五经博士，齐鲁儒生占了八名。在《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目的有二十七人，齐鲁籍的有十二人。至东汉末年，齐鲁地区又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大经学家，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何休，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郑玄。东晋南朝时期流寓江南的著名士族如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琅琊颜氏和泰山羊氏都来自齐鲁之乡。齐鲁名士和先进的齐鲁文化南下，为江南地区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北宋，苏辙尚有“为学慕齐鲁”的称誉。魏晋之后，虽然齐鲁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已逐渐失去其独立性，但它的基本精神依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长期以来，齐鲁大地经济社会发展深深打上了齐鲁文化的烙印。其中，积极作用占主导地位，但消极影响也显而易见。以儒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为例，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塑造了优秀的齐鲁文化精神和众趋人格。传统文化是人的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样法，它一旦生成，就会被模式化、固定化，变成人的生存环境和社会资源。传统文化通过社会化和内化等方式而逐渐渗透到人的心理结构之内，决定个人的思想、态度和行动。山东是儒学的故乡，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深受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的熏陶。独特的人文环境形塑了山东人优秀的人格特质。作为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地带，鲁西南自古被认为有“周孔遗风”，人民大多“知礼逊，习俗节俭，人多读书，士风彬彬，贤良宏博”，生长于这一文化土壤上的民众从小就受到儒家风范的耳濡目染，模塑出乐善好施等人格。儒家伦理以仁义为核心，推崇重义轻利、修己安人、仁民爱物、厚德载物，讲究忠恕之道。在儒家仁德思想的制导下，山东人比较喜欢讲情义，本性仁厚，富有牺牲精神。在孔颜人格精神及孟子倡导的“大丈夫气概”的感召下，在儒家节俭伦理、实用理性和忠孝理念的陶铸下，山东人树立了特别耐苦，特别勇敢，特别务实的人格形象，养成了忠实厚道、豪爽豁达、勤俭朴实、忠诚爱国等性格。儒学给齐鲁文化带来的负面作用，一是商业意识滞后。由于儒学重义轻利、农本商末、重道轻器、安贫乐道等观念的长期浸润，齐鲁大地的商业动机严重不足，工商意识不强，工商业落后于江浙一带，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半岛地区走在了全国前列，可深受儒风熏陶的鲁西地区工商业仍较落后，这固然与缺乏区位优势有关，但儒家文化的阻滞也不能否认。二是信用观念缺乏。儒家非常推崇“诚”与“信”。因此，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山东人，比较讲义气、讲情义，也较为实在、厚道。但由于长期以来彼此交往依赖于人情、礼节、伦常，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显得诚有余而信不足，重情不重法，缺乏建立在法制理性基础上的信用意识。三是官本位意识浓厚。凡事讲求官职大小、讲究等级秩序。这与儒家崇尚血缘亲情、讲究名分等级、重视礼义规范等文化特质的消极腐蚀息息相关。四是思想保守。儒家崇古取向较为严重，重视“法先王”和祖先崇拜，强调守成和稳定。山东西部受儒学影响最大，其经济却较为落后，同儒学的保守取向大有关联。
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本着古为今用、综合创新的文化立场，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致力于弘扬齐鲁文化精华，发挥其精神动力、思想支柱和文化规范作用，摈弃思想糟粕，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建设一种新型的齐鲁文化体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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