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史研究）历史回眸：新中国文学教育思想的滥觞 [复制链接]

张毅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要求加强中学阶段文学教育的呼声日渐强烈，而要求重构独立的文学课程的呼声也时有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我国文学教育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本文通过一些史料的解读，探究20世纪50年代汉语文学分科思想形成的学科内在原因。
    [关键词]文学教育母语学科 分科思想

     有人认为20世纪50年代文学教育的倡导始于胡乔木同志于1951年3月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其实在1950年前后新中国文学教育的早春萌芽就已出现。
    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中学文学教育一直在谋求着自己的明确位置，但在几十年间我国母语学科始终徘徊在人文类的综合课程和语言类的分科课程之间，再加上因此而产生的学科内部关于应用文与美术文（文艺作品）（注：蔡元培1919年在《国文的将来》等文中将课文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两类）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以及当时政治因素的干扰，使得文学教育在母语学科内部的地位谋求一直不能很好实现。表现在教材上，除了少数教材外，其它教材正如毕明所说“前此几十年间（指56年以前），（典范的）小说、诗歌、戏剧选得还很少”。”
     文学教育在进入40年代以后更是受到了严峻挑战，1942—1946年方云阜等编的《国文》被教育部定为全国中学的“统一”用书，这套教材无视语文教学的规律，选取了大量的政治文件和政治讲话作课文，把母语课视作 “党义课”企图对学生进行“精神训练”，激起了教育界的普遍不满，但在要求减少政治教化色彩、加强学科自身建设的同时，同属精神范畴的文学教育却也遭到了不应有的冷落。而在解放区，文学教育虽然在理论上受到了重视，周扬在《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和何其芳的《论文学教育》都注意到了文学独特的教育功能，但中学教育中的文学教育却是被忽视和弱化的。1948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室编辑的国文教科书虽然把范文分为文艺文和实用文两大类，《初中国文课本》初一、初二和初三国文课本中的文艺文分别只占到各册课本课文的10%、16%和22%，三册的文艺文共占全部课文的16%。这当然与解放区的教育是把向工农兵子女普及文化和提高其思想觉悟的教育目的相关。
    建国前后弱化文学教育的思想在课标和有关文章中也反映了出来，“（培养）欣赏文艺之兴趣”和“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等文字在1948年的《国文课程标准》课程目标部分和叶圣陶1949年8月草拟的《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的初中目标部分中都被删除，而在高中的课标中还特意强调：“中学语文教材不宜偏重文艺”，且在“不宜偏重文艺”下加注着重号予以强调。革命老区出的《语文教学的方向问题》一书的前言专门提出语文教学的一个方向就是要纠正“偏重文艺”的缺点，该书中的《〈中等国文〉说明》一文也特别提出要“打破向来国文教材偏重文艺文或偏重政治的缺点”。原本被忽视了的文学教育这时不仅未被强调，反而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压。文学教育的发展的内在规律必然要求对这种被忽视的状态进行强有力的反拔。所以，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文学教育的思潮就已开始涌动，并在其后的六七年时间里逐渐形成为一种汹涌的思潮。
      建国初的语文教材因为是在很短的时间里编成的，新闻类作品太多，而文学作品却太少，对于种种缺陷，当时各地反映强烈。例如：1950年有关部门在陕西的部分中学召开了教师座谈会，许多教师就提出新课文存在着“艺术性太弱”的缺点，要求增加诗、文学史、文学批评、创作方法等内容，还有教师提出应把“新文学教程”作为正式教材。而在1950年2月李广田先生于《论文学教育》一书中也明确提出了当时代条件下开展文学教育的重要意义：“教育的功能，一方面在教人以知识与技能，另一方面在教人以做人的道理。文学教育的功能属于后者，它教人以自处之道，而更重要的还是对人的处世之道。总之，是教人以作人的态度。从文学中，我们虽也多多少少获得知识或技能，但传授知识与训练技能到底不是文学的本分。把文学当作一种教育工具，我们的传统一向如此的。”这样的认识就将文学教育和以“获得知识或技能”为主要目的教育剥离了开来。在此书中，他还提出文学教育的目的有四：“一、扩大经验；二、启发想象；三、发扬情志；四、转移思想。”他对文学教育的作用作了这样的阐述：文学教育“以扩大经验始，以转移思想终。文学极度发挥了艺术创造的想像，创造形象，铸造典型，用了这些活生生的形象或典型去谱成人类活动的大谐曲，当我们读到了或看到了，就如同生活在其中一般，不但如闻如见，而且像亲身经历一样，所以既可以启发我们的想象，又可以发扬我们的情志。这种教育力量是强韧的，而是一种深入于灵魂或意识中的感发。”作为建国后首次使用“文学教育”这一词语和第一本明确论及文学教育的论著，这本书于1950年2月初版，于1951年又再版了两次。书中的文学教育思想对当时语文教学影响很大。
      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当时的东部地区对文学教育更加重视，1950年4月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材在《东北教育》发表《改革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一文，对东北革命根据地国文教学实际和理论进行总结，他在文中指出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要加强文学方面的教育，他说：“语文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文学是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形象表现”；“中学的语文课，实际上包括中国语文和文学习读两部分，而这两部分东西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学语文的基本任务，是使学生学会了解与运用中国语文，获得一般的文学修养；同时又从学习语文与文学中获得革命思想与道德品质的教养”；“文章的内容唯有通过这样的表现形式表现出来才合适。就在这样的讲解中解决学生思想、语文、文学方面的问题，巩固其思想、语文、文学方面的认识，提高其思想，语文和文学的水平。”“文学通过艺术形象，对一般人说，比哲学和科学更有说服力。革命文学不仅反映显示斗争，并且还用新思想来教育人民，引导人民前进，对革命斗争起着积极作用。它培养人民的革命思想，激励人民去斗争，改造人民的性格，培植人民的新的高尚的道德品质。革命文学是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之一；是一种思想的武器，一种有效的宣传教育工具。革命文学，具有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伟大效用，年轻一代可以从文学学习中受到很好的教养。因此，我们应教年轻一代获得一定的文学修养。”
      1951年由山东省中等学校拟订、山东省中等学校语文教学会议讨论通过的《中等学校语文教学纲要（修正草案）》，对文学教育也给予了极大的强调，并对文学教育的实施作出了非常具体的安排。需要强调的是，这份被历史沙尘湮没的纲要可能是目前所见的建国后最早的一份详细地制定关于文学教育实施方案的课程标准。这份纲要中的“语文课目的要求”的第四条规定为：“使学生能欣赏文艺作品，明了人民文艺的政策和理论以及五四以来的文学和苏联文学” ，在“逐年进度”中规定：初中“第二学年教材以记叙文、通讯、记录、演说词、科学小品及浅近的文艺作品为主” ，教师要“指导学生阅读青少年读物、普通文件及浅近的文艺作品，逐渐养成阅读书刊的习惯”；第三学年教材要“以通俗文艺作品和浅近的理论文（包括各种实用文字）为主”，“对文艺作品应使略知从内容形式上辨别好坏，并从教师的感染获得初步的欣赏能力”，教师要“指导学生阅读一般期刊、中国和苏联的近代文艺作品以及浅近的有关中国语文基本知识的书籍，使能吸取各科重要知识，并具备新文学的普通知识，认识新文艺的方向” ，要“指导学生写作书信、记录、演说词、简单报告等实用文字及简短的文艺通讯”；高中第一学年“教材以文艺通讯、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和说理文为主。对于文艺作品，使学生在情节发展和人物描写方面，能得到深切体会”，要“指导学生阅读报纸期刊、文艺作品及关于中国语文知识和文学理论的书籍，树立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第二学年“文艺作品与说理文同样重视，在上学年的基础上继续加深。对文艺作品，要使学生能从主题的选择，题材的处理和语言的运用上，辨别好坏”；第三学年 “教材以各种题材的文艺作品、文艺理论、当代文献和其它论文为主。对文艺作品，使学生能更深入地分析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文艺作品应着重情节的描绘和思想情感的传达，务使学生思想感情和作品中的思想感情融合起来” 。这份教学大纲还明确要求语文教师“要加强文学修养”、“广泛涉览我国和苏联及其他各国的文学名著”。这份教学大纲虽然只是由地方拟订和在地方实施的，但通过这份大纲，对于建国初期文学教育开展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一斑的。此外，诸如《文艺作品分析研究举例》、《中学生的文学修养》等强调加强文学教育的文章的发表都对新中国文学教育思想的滥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这些都为1951年3月胡乔木分科思想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背景支撑。
    另外，汉语文学分科也是当时母语学科教学科学有序的要求。建国初因为还没来得及制定新全国统一的语文教学大纲，使得广大教师对课程的目的任务缺乏科学的认识，同时由于当时的教材带有草创性，编写的思路存在着种种问题，同时又没有相应的教学参考书，再加上整个母语学科建设的低起点和不成熟造成了中学母语教学中混乱无序的状态，教师们只能在教学中“各自以意为之”：“为了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教会他们运用名著中的语言和表现方法，有的老师就把一篇文章划分成无数片段，一会讲章法，一会儿讲结构，一会儿又是句法语法，一字一句，多方赏玩，啧啧赞叹。这一堂如此讲，下一堂还是如此，以为十分认真切实，但对作品的整个思想内容却讲得十分模糊”；“而有人讲一篇解放后的农村青年男女在爱劳动的共同认识下而恋爱的小说，为了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就把婚姻法找出来，让学生研究、讨论，并且还要‘联系实际’，端正学生的恋爱观点”“另有一人讲一篇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在 ‘美援’支配之下,人民的生活如何的困苦、工商业如何的不景气、美国统治者派遣的人如何傲慢无理的文章,为了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便把马歇尔计划的内容详详细细地加以讲解,甚至于把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资料也搜集起来。还有一种情况，作品里如果表现的是一个新的人物或英雄，为了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新人或英雄的品格，教师就从中外革命领袖或教育专家的许多著作中去找来了有关英雄人物的定义或特点的描写，排列或归纳成若干点来详细向学生介绍，并根据了这些材料来评定这个人物的‘够’或‘不够’。”还有的教师本身是文学爱好者,讲起作者的身世来鸡毛蒜皮、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分析作品时又洋洋洒洒,离题万里。这就造成了语文教学的三种错误倾向：肢解文章倾向、政治教化倾向和胡乱发挥倾向。正是在当时教学中存在的这种混乱无序状态的促发下，国语教育对自身提出了科学有序建设的必然要求。
    曾经主编过1945年陕甘宁边区《中等国文》的胡乔木同志于1951年3月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指出：“语文教学目前存在着特别混乱的现象。其原因就是没有把语言教学和文学教学分开。”“语言、文学、社会科学混在一起，有很大的混乱。文学与语言可以互相帮助，但是不能互相代替。”胡的这个讲话指出了合科教学的弊端，开启了通过文学和汉语分科来促进学科科学化建设的新思路。1952年秋季人教社《本社新编课本简述》中说：“因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要求没有确定，有关的重要问题，如语法和文学的分合，对政治性和文艺性的看法及高中文言教学的目标等都没有解决，以至于两书虽已定稿发排，至今还有较大的不同意见。”从这里的表述可以看出，虽然当时在分合的问题上人教社内部也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分科思想已经对当时的教材编写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在国家意志的直接介入之下，汉语文学分科的进程便正式开始启动了。可以说，胡乔木同志关于文学汉语分科的思想一方面是“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母语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