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须看：中国人为何自我精神阉割
一百年来，中国人在精神上始终跪在西方人面前，虔诚地顶礼膜拜西方人，一味地崇洋媚外，虚心地接受被污蔑、被臭骂、被改造的可悲境遇，不自觉地戴上“唯我独劣、封闭愚昧、迷信落后”的精神枷锁，养成了“自轻、自贱、自虐”的洋奴精神。
原来，这是五四启蒙运动种下的祸根，这是鲁迅、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精神领袖们惹下的祸。原来，他们率先丧失了中国文化和民族信心，率先精神大崩溃，盛情礼赞西方人，无情妖魔化中国人，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开启了“全盘西化”的民族自强的发展战略，最终将中国人带上了崇洋媚外的疯狂列车。
中国国民劣根性这道精神枷锁，就是首先由西方殖民者精心锻造打制，然后由五四时期的中国精英学者给中华民族戴上的。
在戊戌政变之前，中国代表性的精英人物诸如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等都是坚定的“中体西用”论者，他们跟西方文化霸权保持着不失尊严的距离，基本上不认可殖民主义者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建构的妖魔化东方形象。一位西方人说：“中国人把英国人当作野蛮人，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英国人也普遍把中国人当作半野蛮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文明的。”由这条描述不难看出，当时的中国精英的确曾经将前来提出各种殖民要求的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看作野蛮人。
跟英国人把未能满足他们全部愿望的中国人看作野蛮人相比，中国人把他们看作野蛮人显然是更加具有理由的，因为踏上中国领土的英国人，对中国人所干的都是逼迫、侵害、掠夺、屠杀、割地、设租界、强行传教等等野蛮勾当。
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的节节败退，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他们在文化上抵制殖民者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残的努力很难长期奏效。一个弱者在面临绝顶危机时难免随之出现精神崩溃。这样的全面崩溃出现在戊戌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屠杀之后。
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按照现代性价值理念改造中国、壮大中国的愿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从此以后，他们对于通过迅速的富国强兵举措来抵制西方的屠杀与掠夺完全绝望。
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正是这种被打败而又看不到反败为胜的希望，中国社会才出现了广泛的精神崩溃。
中国精英群体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溃之后，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从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种层面为中国的失败与绝望寻找原因。
以诞生于1902年的梁启超《新民说》为标志，中国精英人物逐步认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许多批评。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鲁迅则将“国民性批判”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
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批知识精英几乎全都声气相投。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等，竞相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弱点，连一直坚定维护中国文化价值的梁漱溟，也不得不顺应时俗，给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总结出十几条缺陷。在那个精神崩溃的时代，各路中国精英达成一个共识，大家顺理成章地将“国民劣根性”看作中国不能及时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障碍。
由于五四新文化被后来的历史奉为主流，“国民劣根性”学说自然也有幸享有主流文化之尊，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为热闹、最为核心的主题之一。
我们这几代读书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资源中成长起来的。吃狼奶长大的幼崽，对于捕杀兔子只觉得理所当然；在非洲狮子群体中长大的幼狮，对于猎杀非洲水牛只觉得理所当然。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中国人，对于猛烈批判本民族、本人种、本社会的国民劣根性，也一直觉得理所当然。
而且，我们一直把西方社会和西方人作为我们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最重要的正面资源，看作我们在国民性改造方面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往往谁在批评国民性上表现得最为尖锐，谁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和学者。当年陈独秀、鲁迅都是这样振聋发聩的，后来的柏杨、李敖也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