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教授，教授是什么？
我国的大学应下决心建立一整套体制机制,防止形形色色的过度逐利行为。只有这样,大学教书育人的本色才能保住。
在省教育厅召开的广东高校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的座谈会上,中大校长有一个发言,主要谈的是我国大学与国外大学相比在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理念上的差距。他说:“现在我们中大在校内提得比较多的是三个理念:第一,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第二,教授就是大学,也就是说大学的主体是谁；第三,善待学生。”对照这三个理念,我国大学在官本位体制的支配下,的确还不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教授们也并非大学的主体,学生们也常常被当着赚钱的工具。其最最主要的证据,就是在许多大学,特别一些知名大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如今都不称自己的导师为老师了,而改称为老板。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如此普遍呢?
在计划经济年代,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教书育人,后来要求政治挂帅,教师得拿出相当的精力和时间去搞政治。现如今搞市场经济了,按理应当在教书育人方面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了,但现实是反而更少了,因为现在要求教授要用时间和精力去开发市场。
教授开发市场,有一个已经不太时髦的名词,叫“产学联合”。其目的本在于运用大学在知识创新方面的优势,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产学联合作为大学新的办学理念目前已得到广泛认可和接受。只是大学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搞得不好很有可能出现追求私利活动泛滥的情形,其结果只能是破坏大学更基础的功能———教书育人。怎样处理好这种关系,使大学或大学教授不因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害大学本来应当承担的教书育人目标呢?这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课题。
日本东京大学作为一所国立大学,最近在产学研结合方面成就相当突出,成为日本在产学研结合最为成功的大学之一。但过去,虽然其早就具有一流的知识创新能力,日本政府并不提倡其大张旗鼓地开展产学联合活动,怕的就是冲淡本业。直到上世纪末日本确立了“科技立国”战略,并将国立大学改为特殊法人后,产学联合才成为政府对东京大学在教书育人之外提出的另一项重任。但在开展产学联合之初,东京大学也并非就急于轰轰烈烈大干快上,而是制度层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制定了《东京大学利益冲突行为防止准则》,规定不允许“从事东京大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的教职人员将本人或第三者利益置于教育与科研义务之上”；并指出了这种行为的三种基本形式:一是与大学教育科研活动的本来目标不相符,专门从事目的在于追求所兼职企业或组织的利益的研究或其他活动；二是在与企业开展的共同研究中,将由研究活动产生的利益不恰当地归属于本人或亲属已经担任管理职务的相关企业；三是指派所指导的学生,从事与教学目的相违背的产学联合活动等。其次是成立了全校利益冲突防止委员会,各教育、科研部门又结合本部门的科研实际制定了更细致的规定,对利益冲突行为的预防及出现后的认定和处罚也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措施的出台对保证东京大学产学联合发展的同时,教书育人水平也不断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保证。
搞市场经济就要允许人们追求私利,但大学作为一个以公利为主要目标的单位,毕竟不是企业,如何帮助大学教师们在参与市场经济中,通过知识服务社会获取相应报酬的同时,又恪尽教书育人的本份是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我国相当多的大学搞产学联合一哄而上:学校忙于办企业,老师热衷拉课题,学生也变成了“老师老板”的廉价劳动力,大学其实已经与企业没有什么两样,大学的基本公益职能———教书育人已被严重弱化。消除我国大学过度市场化行为带来的冲击已刻不容缓。我国的大学应下决心建立一整套体制机制,防止形形色色的过度逐利行为。只有这样,大学教书育人的本色才能保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