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迟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在日本人当中盛传中国有三个半军事家：曾任北洋政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黎元洪总统府顾问、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部总参谋长，时任蒋介石特使、国民政府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的蒋百里排第一；时任国民党蒋介石的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杨杰排第二；时任桂系军阀的参谋长、民国训练总监、“小诸葛”白崇禧排第三，他刚巧曾经是保定军校蒋百里校长的学生；时任红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因为瞎了一只眼睛，算半个。
日本人为何这么说，为何在将星云集、才俊无数的中国军事家里只推崇这“三个半”其实是4位？那今天本文就来简单分析一下这四人的过人之处和丰功伟绩，他们是如何因为军事生涯显赫和军事学术广为流传而受到人们推崇的，是怎么令自负傲慢、很少佩服人的“东洋鬼子”折腰的？毕竟，让敌人赞美你，那是不简单的。
[注：下文只是我根据史料而重新认真编写的。至于说我本人的看法，蒋百里我第一欣赏，他是真正的军事理论家；刘伯承我第二欣赏，他是真正的军事指挥家。只是比他们强的军事家，其实在国、共两党里还都有不少位。杨杰我第一不欣赏，虽然他有很多优点，但感觉智商并不够高；白崇禧第二不欣赏，虽然他有一些成就，但才学并非真正一流。他们之所以被日本人看好，因为前两位是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后两位则比较早与日本人交手且取胜。]
1/蒋百里：他是军事理论家而非军事指挥家，但其影响和作用不亚于任何将帅
蒋百里（1882-1938年），原名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岳父，民国陆军上将，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家学渊源，早年时代接受了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国学深厚。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失败深深刺通了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时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影响，饥渴地阅读新书。1900年到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翌年东渡扶桑，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三期(此前在成城初级军事学堂)，光绪卅一年（1905）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与蔡锷、张孝准并称为“中国三杰”，日后三人都成为非凡人物。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月刊《浙江潮》，影响甚大，鲁迅、章太炎等人亦为其撰稿。蒋氏自己所写的《发刊词》、《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文，宣扬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氏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因在此期间蒋氏结识了戊戌后亡命东瀛的梁氏，并执弟子礼。）
1906年，蒋百里应满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所聘，为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筹建新军。赵曾专折奏保蒋氏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随后被公派至德国研习军事，成为兴登堡将军（后为德国总统）下属连长。1910年回国任京都禁卫军管带，在沈阳“以二品顶戴任用”。这一年他不过28岁，但在同龄人中已锋芒毕露，声望无两。1911年武昌起义后潜回南方，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民国成立，又调任陆军部高等顾问。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首任校长，学生中有未来名将白崇禧、陈铭枢、唐生智、方声涛、刘文岛、张治中、陈诚等。斯时便已与广东李浴日、云南杨杰同为中国军事学巨擘，驰名海内外。
1913年6月18日，在保定军校，凌晨5点，天刚灰亮，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随后，蒋百里竟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了一枪。
奇人必有奇运，蒋百里竟奇迹般生还，并与养病期间看护他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相好；后者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改名蒋左梅，并于其祖国彻底决裂。
蒋百里此次自杀的缘由众说纷纭，有说是愤于军校学风浮躁，有说是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也有说是对中国当时军界及政界之绝望。不论何种说法都只能部分成立。蒋氏自杀，最大原因是他的骄傲。自杀者往往是最骄傲者，懦夫不敢也不配自杀。
同年蒋百里兼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1916年袁氏称帝，蒋氏入川佐老同学蔡锷讨袁。袁氏死后，又陪蔡氏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1917年回国，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成为保定军校教材。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氏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氏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战将之一。
1920年蒋百里当选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省宪起草工作，支持“联省自治”；又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期间写了不少关于联省自治与社会主义的文章；毛泽东当时也致力倡导“湖南省自治”，也许正是受其影响。
次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为之作序，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5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差不多了，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氏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氏作序——此事可算民国学术界一大佳话。
1923年蒋百里心血来潮，文艺精神奋发，同胡适组织新月社，并同徐志摩结为至交。几年后蒋氏被蒋介石关进监狱，感情充沛、容易激动的徐氏还背起铺盖，喊着要进去陪他一同坐牢。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任吴佩孚部总参谋长；因吴不“讨奉”而辞职，去上海投孙传芳。1929年支持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蒋百里曾劝说唐氏率军投入国民革命军），翌年入狱；稍后两个姓蒋的同宗达成和解。1933年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考察，便很早就预知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来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倡议发展空军(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却是来自陆军出身的他)。1937年9月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德等国，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蒋百里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于1937年编著的《国防论》出版后曾轰动一时，书中第一次提出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成为整个二战期间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日后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白崇禧等多人。在这部让他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老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蒋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有人说，蒋百里“在日本军校与德国军队里得到的尚武之血，终身都在其身中流淌。……有两个蒋百里，一个文人的蒋百里，爱结社、写文章、交名流；一个军人的蒋百里，终身梦想亲手击败整个日本军队。到最后，军人蒋百里战胜了文人蒋百里，虽然，他依靠的只是纸上谈兵”。
蒋百里的主要军事战略观点是：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他还犀利指出，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他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但遗憾的是，蒋百里无法看到自己的理论变成现实。同年11月4日，在迁校途中，他病逝于广西宜山。国民党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称之“军神”。
蒋百里终身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先后被梁启超、胡适、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蔡锷、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历史风云人物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同道，但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他的盖棺定位，应该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回忆他的文章，或者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都审慎地使用了“军事学家”一词。王氏说：“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作兵学经典。”在“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挽诗里，却说他“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黄任之的挽联则相对客气一点：“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
2/杨杰：军学泰斗、陆军大学校长，最后投靠革命被蒋介石暗杀
杨杰（1889—1949年），白族，字耿光，云南大理人，民国时期军事战略家、军学泰斗，陆军上将。他的《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大军统帅学》和《战争要诀》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每一个想成为高级军事指挥官的必备读物。1895年开始在大理读私塾，天资聪慧，所读之书过目不忘，且思路宽广，所提问题往往把老师同学弄得膛目结舌。1900年入大理敷文学院就读。次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逼清廷签订《辛丑条约》，全国民怨沸腾。先生在书院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杨杰听后，激动地对同学说：“海禁开后，军事外交无一不败，若不改弦更张，就会像安南、缅甸、印度一样亡国灭种。”1905年，年仅16岁的杨杰徒步到昆明报考京师大学堂，因考期已过，便转考云南陆军速成学堂并被录取，从此开始军事戎马生涯。在校期间接触的新思想、新科学渐多，不久就悟出“那么大的中国，为什么打不过远来的外国强盗”的原因，奋笔写下“东鲁文章旧，西欧教化新”的对联赠友人。不久又入保定北洋陆军军官学堂学习；因成绩优秀，1907年被清政府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备学校学习，在这里结识蒋介石。1909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两年学习期满后，蒋介石下放部队锻炼，他则考试合格，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炮科学习。
1911年杨杰毕业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5月任沪军威武军第一团团长，授上校军衔；因遇兵变，回到云南参加蔡锷的军队。当时贵州局势混乱，蔡锷派唐继尧率兵2000援黔。恰逢原贵州都督杨柏舟领兵万人反扑，他向唐继尧分析战局：铜仁是全局要点，而大鱼塘则是铜仁要点，应在此处展开口袋阵伏击敌军。经过两日激战，以少胜多，迫使杨柏舟退回湖南。此役被称为杨杰黔东大捷。
1913年3月杨杰任黔军步兵第10团团长，5月任黔军第1旅旅长；二次革命时率部突入重庆镇压熊克武，兼重庆卫戍司令官、重庆道尹、四川省政务厅厅长、重庆警察厅厅长，授少将军衔。1914年任云南讲武堂骑兵科科长兼日语教官，和赵丕欣结婚，生有两子。婚后不久任云南省弥勒县县长。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昆明五华山誓师护国。12月杨杰任护国军第3军（唐继尧）5支队支队长，后改任护国军第1纵队司令；1916年2月任护国军第4军（黄毓成）参谋长兼叙南卫戍司令和第1梯团团长。他率部加入后，对部队进行大刀阔斧的整编，加强军事训练，使官兵素质迅速提高，很快成为转战滇川黔地区一支劲旅。6月任中将。1917年1月任北京大总统府军事咨议兼陆军部顾问。他本想实行自己军事报国的志愿，但在看到北京官场的黑暗后，不久回滇任靖国联军第4军参谋长；8月任靖国联军中央军总指挥兼泸州卫戍司令，指挥金汉鼎和朱德两部大破川督周道刚部，收复泸州。他见滇军已转为胜势，便接受朱德还政于川人的意见，保举熊克武为四川督军。1918年春因父丧回昆明守孝，期间两个儿子患白喉癌去世，从此再没有亲生子女。
1921年顾品珍为云南都督后，委任杨杰为云南省留日学生监督赴日本。这是他二次到日，回顾十年来，一腔报国的热血竟被置于军阀乱战之中，而民国一天一天坏下去，他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极大怀疑。认为要完成国民革命，就要彻底铲除依赖外国人的劣性根。他不断督促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1921年除夕，在学生聚餐会上，他就指出：“日本对中国之侵略野心，益更积极而不可抑制。”
在对学生寄予厚望的同时，杨杰也为自己制定了目标：报考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更深的军事理论。他毅然放弃中将头衔，以中校入日本陆军大学第15期深造。4年当中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外战争史及有关历史、地理、战略、战术等方面知识，军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深得校方欣赏。在一次演习中他被选为统帅，指挥演习得心应手，并有独特创新，得到日本天皇赞赏，并赐予军刀。他也因此赢得“天才将军”的美誉。天皇还特意让人测量了他的脑袋，果真比一般人要大。1924年冬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到祖国。
冯玉祥国民军第3军军长孙岳向杨杰发出邀请，经孙中山同意后，他来到孙部任参谋长。1925年3月任国民军前敌总指挥，一举打败在洛阳的刘镇华部；9月任河南陆军训练处教育长，对现役军官进行培训，取得显著成效。旋脱离北方国民军赴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1926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总参议，辅佐军长程潜参加北伐，12月任第6军17师师长。
炮击南京事件后，蒋介石瓦解第6军，1927年3月任杨杰为改编第6军后的第1纵队队长，4月任第6军副军长并代理军长，指挥第1军第1、第3师和第6军继续北伐。7月部队改番号为第18军，他继续任军长。不久蒋介石强攻徐州大败，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淮南行营主任兼总预备队指挥官，负责淮河防御。8月蒋介石下野前，将北伐第二路军退守长江南岸，交他指挥。
龙潭战役后，杨杰指挥第18军、第14军、第32军渡江追击孙传芳，一举攻克扬州、宝应，南通等地。1928年3月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办公厅主任，旋任第1集团军参谋长，参加二次北伐。5月蒋介石车到泰安，恰逢日军出兵占领济南商埠，杨对蒋说：“日本出兵早在预料之中，应该命令部队绕开济南继续北上，以收北伐全功。”遂使第1集团军顺利到达德州。6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北平行营主任、北平宪兵学校校长。
1929年3月杨杰任陆海空总司令部行营总参谋长，随蒋介石参加蒋桂战争。10月任南路军行营总参谋长、讨逆军第10军军长兼左翼指挥官，随蒋介石参加蒋冯战争。当时西北军代总司令宋哲元东出潼关，发动强大攻势，蒋军整个正面危急。他率47师、48师增援，一举打败冯军，扭转整个战局。
1930年2月杨杰任洛阳行营主任兼第10军军长，随蒋介石参加蒋唐战争。1930年2月任宁、镇、澄、淞四路要塞总司令，5月任第2炮兵集团指挥官、陆海空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随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7月中，阎锡山主力渡过黄河袭取济南，冯玉祥也在陇海线上发动攻势。他建议诱敌深入，在陇海、津浦两条铁路摆开口袋阵，各个击破冯、阎两军。他亲自指挥6个师于8月1日向汶上发动总攻，经过5昼夜激战，傅作义在肥城部被消灭一半，戴玉玺部除三千投诚外悉数阵亡，张会沼部在长清完全溃散；同时19路军也在胶济线将阎军主力王靖国部消灭。他完全赢得了济南会战的胜利。8月冯玉祥分兵7路，发动规模空前的八月攻势，形势非常危急，他劝说蒋介石不要退却。等到10月张学良进兵关内时，冯阎军不可避免走向了崩溃的道路。
1931年杨杰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2月任陆军大学校长，1932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兼陆军大学校长。他不仅有着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是卓越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长期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教育工作，在创造中国的战略战术理论方面颇有建树，在改造中国军队、提高其战斗力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方略。他长期担任陆军大学的领导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注重对学员加强品德、人格教育，强调中国的一代军人要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1933年3月杨杰和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外交部长罗干文一起北上，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长兼华北第8军团总指挥，参加长城抗战。他的正确主张遭到投降派何应钦的阻挠，愤然退出。9月任军事考察团团长赴欧洲考察军事，此后近1年时间里先后到了德、法、苏等29个国家，在苏联斯大林多次接见他，对他写的《蒙古骑兵之性质及使用方法》赞赏不已，称他为“战略专家”。在英国，国防大臣赞叹他为“军学泰斗”。从此他的军事、外交才能闻名于世。回国后写成《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要蒋介石立即加强重工业建设，进行以国防工业为重心的计划。
但蒋介石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只是在1934年12月任他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代参谋总长、城塞组长、防空委员会主任。他在任航委主任时，检查新买的几架飞机，发觉是用报废飞机改装的，遂向蒋告状。但由于飞机是宋美龄和孔祥熙买的，蒋避而不作处理，他只好辞去职务。后来，宋美龄联合陈果夫、何应钦控告他贪污公款，他的城塞组长和代参谋总长职务被撤销。
1935年1月杨杰兼任陆军大学教育长，按照日本陆军大学校的教育和管理方法来教育学员。1936年两广反蒋，他讲评时说：如果军事解决，不是两广胜，也不是中央胜，而是日本胜了。学员从心坎里佩服他的远见和谋国忠贞。有一次在上海，他指着金山卫对学生说：“一旦战争爆发，这里将是敌人看中的登陆地点。”果然，抗日战争中，日军在不受重视的金山卫登陆成功。
1935年8月组织庐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杨杰任团附。11月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名声即响，脾气也大，看谁不顺眼就骂，完全不给人面子。陈诚第四次围剿江西的中央红军，被朱德打得惨败，他放言陈诚就是一头猪，连敌情都摸不清就瞎撞。蒋介石把何应钦写的对日作战计划拿给他看，他看完就撕碎了骂道：“狗屁计划。”自己立即另外写了一份交给蒋。方天说他实际上连蒋介石也看不上，只不过不敢公开骂而已。当时他还确实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进行了抨击，弄得老蒋如坐针毡。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杨杰在军事会议上高呼积极全心全力抗日。他满以为自己会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主持对日持久战争，蒋却在组建大本营时任命何应钦为总参谋长，令他大为失望。8月他被任命为赴苏考察团团长，实际上是争取中苏结盟和苏联的武器援助。斯大林没有答应中苏结盟，但同意给国民政府1亿卢布的军火组建20个苏械师，另附送一个援华航空队，他因此功绩加上将衔，次年2月任军令部次长，5月任驻苏联大使。在苏期间他经常受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领导人接见，争取到总共2.5亿美元的物资和贷款，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杨杰认真研究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还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国防建设；加上多年与共产党人的接触，逐渐从思想上产生了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由同情到支持和赞成的转变。在军事战略上，他主张在中苏边境布置重兵，挑拨日本和苏联发生战争，在南线一定要克复广州，引导日军向南发展和英美对立。
1940年杨杰回国，向蒋介石提出联苏抗战的建议和具体作战战术，蒋却送他一本《曾文正公全集》要他好好阅读。他气得打了3个月麻将，然后胡乱写了一些批注送去交差。蒋看了批注大发脾气，只给他一个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闲差留在重庆，后任中央训练团教官，撰写了上百万字的军事巨著。1944年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赴英、美考察军事设施。1945年5月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在武装解决龙云后，想让他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被他拒绝。
1948年杨杰已成为民革在西南地区的领导人，专心致力于策动云、贵、川、康地区实力派武装的起义(他还是新中国政协特邀委员)。1949年7月，杨派秘书策反刘文辉部某团团长的证据落到徐远举手里，经毛人凤汇报，蒋介石立即指示逮捕他。徐奉命执行，杨突然赴昆明，得到好友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庇护，于是逮捕令改为密杀令。不料杨又化名杨漱石赴香港，毛再指示叶翔之“迅即追杀杨”。此年9月18日被国民党特务在香港杀害。
3/白崇禧：桂军“小诸葛”，日本人称他“军神”，却被四野打得全军覆没
白崇禧（1893—1966年），回族，字健生，广西临桂人。军事家，陆军一级上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创始人。先后就读于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属国民党桂系中心人物，有“小诸葛”之称，地位仅次于李宗仁，与李合称“李白”。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历经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指挥过台儿庄战役、昆仑关大捷等诸多著名战役。国共内战，从武汉与四野周旋，终不剩一兵一卒，退撤台湾。1966年在台去世，安葬于台北六张犁回民公墓。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派系——桂系的中心，多年来一直合作无间：最初一同加入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阵营；又联合一起驱赶广西的旧军阀；北伐时率广西军队攻至山海关；北伐成功后和蒋介石及其他地方势力多次开战；八年抗战爆发后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合作指挥多场大战，并屡有胜果。
白崇禧日常待人接物中，反对官僚架势，反对打骂士卒，主张吃苦耐劳，禁烟禁赌，反对不良嗜好，在国民党统治阶层中是比较自守自节的；他多谋善断，胆识超人，狡诈多变，谋略深长，记忆力惊人，善于捕捉战场信息，他善于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穷追猛打、佯攻佯动、出奇制胜等战略战术，所以常常能够以少胜多，有“常胜将军”之称，在国民党将领中素有“小诸葛”、“今诸葛”、“当代张良”、“现代第一俊敏军人”等雅号，连毛泽东都评价他为中国第一狡猾军阀。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国共名家看重，甚至日本人也称之为“战神”，是国军中为数不多能得到敌人称赞的将领；然他又自视过高，政治上短视，对时局认识不清，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著有《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游击战纲要》等；其采访谈话被整理成《白崇禧回忆录》。
抗战期间，白崇禧首先指挥台儿庄会战（1938年），歼敌1万余人，是国军抗战的首场胜仗；随后指挥昆仑关战役和武汉战役（1940年），前者歼灭了日军精锐中村旅团，后者消耗了日军15万人，使日军很长时间无法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3年内战期间，白崇禧在第二次四平战役中击败林彪；在大别山战役中围剿刘伯承；在与陈赓的对垒中，分别在确山战役和宛东战役表现棋高一着；解放军渡江后，取得对林彪的青树坪战役胜利，随后在衡宝战役中被四野一个小小的师长（丁盛）击败，随后在广西战役中一溃千里，主力尽损。
1925年广西统一，成为新桂系首领之一。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之职。1927年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后兼任上海警备司令；同年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1931年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32年出任广西绥靖副主任。1935年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1937年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1945年当选第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年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1946年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1947年兼任九江指挥所主任。1948年任华中“剿总”司令。
白崇禧与李宗仁是同县老乡，两人与黄绍竑又是广西同学。“李白”二人加上黄，超级的政治谋略成就了新桂系从镇南关打到山海关的辉煌。但最后他们的分裂也造就了新桂系的没落。划江而治的失败和军队的丢失，使白则明知去台湾凶多吉少，但抱着从一而终、政治交代的态度赴台领罪，最终抑郁而死。
4/刘伯承：因一只眼瞎而被称“半个”军事家，但最后成了共和国元帅
刘伯承（1892-1986年），原名明昭，四川开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入学生军，参加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过沪顺起义、南昌起义，先后任过中央红军总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八路军129师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兢兢业业，奋进不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对中国革命军队的建立和壮大、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的迈进作出了杰出贡献。刘伯承元帅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时上过私塾、高小，后考入官立中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19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5师任司务长。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军队打败，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部队失散，他回家暂避。
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当中。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他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很快发展到2000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下负重伤失去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24岁就落下川军名将的美称。
刘伯承在川军中战斗了10年，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他看到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只是痛苦和灾难，深感不安。1926年，在吴玉章等人引导下，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闇公一起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刘等人潜往香港，冬天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职务。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刘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城、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期间，刘伯承任129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炸毁敌机数十架）、伏击神头岭（一举歼敌1千余名）、巧胜七亘村（使日军白白多送上100余条性命）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9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13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5万余人，收复县城59座。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13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2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55万多人，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刘伯承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善于出奇制胜，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著称，人称赛孙（膑）吴（起）。朱德赞誉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陈毅留下过“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名句。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写道：“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面对巨大荣誉和功劳，他本人却非常谦逊。其主要著述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译著有《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苏军《合同战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