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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基督传教士:“侵华急先锋” 的另一面,客观评定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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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3-02-28

《“侵华急先锋” 的另一面》

@冯学荣读史,近代史研究者,居香港。新作《从甲午到七七—日本为什么侵华》已在香港出版。旧作《历史其实很雷人》已在中国大陆出版

近代史上的基督传教士,是被钦定了的 “侵华急先锋” 。今天要写写这个群体在近代史上扮演的积极一面。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除了所谓 “侵华急先锋” 这份 “正式” 工作之外,主要还做了四类的正面事业:1、收养弃婴;2、医疗服务;3、赈灾扶贫;4、办学活动。

传教士收养弃婴的活动

1887年,鼓浪屿基督教会创办了“怜儿堂”,专门收养弃婴,从1887年至1937年,共收养弃婴300多名,这些女孩子长大之后,有的当了女牧师,有的当了小学教师,她们大多数都成为了虔诚的基督徒。(参厦门市政协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65页)

再举一例。1892年,中国察哈尔省(今河北北部)发生大饥荒。当地的传教士在饥荒发生后的第一个月内,收养了1500名中国弃婴。

1904年,传教士贝水光在四川省阆中市创办福音孤儿院,收养孤儿二百多人。(参王怡《基督教在四川的历史要略》)

1910年,传教士夏呤美在福州市先后创办了两所孤儿院,收养弃婴,不但把弃婴养大成人,而且免费提供小学水平的教育。(参《福州仓山区志》)

在整个近代中国,传教士自资开办的育婴堂,遍地开花,笔者随机列举一些能叫得上名号的如下:

安庆地区:宿松天主教育婴堂、建德天主教育婴堂、青山桥育婴堂

武昌地区:花园山育婴堂

莆田地区:涵江育婴堂、平海育婴堂

上海地区: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

湘潭地区:湘潭天主教育婴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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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革命烈士 “江姐” (江竹筠),就是在传教士开办的育婴堂(重庆孤儿院)里面长大的。

传教士提供的医疗服务

近代中国的医术非常落后,中国的现代医疗,其实是外国传教士带进来的。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美国传教士伯驾,就在广州开办了一所 “新豆栏医局”,救人无数,连民族英雄林则徐,都是他的常客。

1865年,传教士马雅各在台湾行医,由于医术好,抢了本地汉人中医的人气,遭到当地中医的嫉恨。于是,中医散布谣言,说马雅各取人的眼睛和心脏,用来制药。不明真相的台湾群众,砸了马雅各的医馆和传教所。(参林佩欣《台湾史》)

在晚清年代,有一位名叫 “洛克哈特”的英国传教士,到山东省潍坊市,给当地人接种牛痘。因此,当地人给他送了一块感谢牌匾。(参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依据历史见证人谭洲龄、李耀生的回忆文章《广州部分基督教会对辛亥革命的支持》,辛亥前后,美瑞丹基督教会在广州设立了医务所,对广州的穷人实施免费医疗。

1921年,美国传教士参加筹建了广东台山大襟岛麻风病院,一共收治了1200多名麻风病人。

抗战时期,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服务团,为国军第156师提供军医服务。(参《广州文史资料第28辑:记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第一届随军服务团》第156师随军医护人员黄孝宽的回忆)

在更早前著名的武昌起义当中,冒死组织战地救护工作的,也是基督教会。

传教士赈灾扶贫的活动

传教士也在近代中国从事了赈灾扶贫的活动。

1878年,山西闹灾荒,西方国家解囊捐款,派美国传教士瓦尔廷 (Albert Whiting) 到中国救灾。传教士李提摩太对瓦尔廷说:“别去山西,之前有好几个传教士到山西赈灾,都染上瘟疫死了”。瓦尔廷说:“大笔善款在我手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必须去”。结果,瓦尔廷病死在山西赈灾的路上。(参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民国某年,华北农村闹饥荒。北平的基督教会送了些面粉到闹饥荒的农村,传教士离开时,村民纷纷下跪到路边,感谢 “活菩萨” 救了他们全家人的性命。(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个基督徒教育家在中日两国的传奇经历》)

1929年,上海漕河泾监狱,每个月会有基督传教士前来,给犯人施舍食物、改善犯人的狱中伙食。(参涂国林回忆《狱中记实》)

1949年夏,广州闹水灾,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李汉魂奉命到广州救灾,李汉魂接到任务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找教会,因为教会出钱出力最积极。(参《广州文史资料第25辑:广州解放前夕粤港澳教会联合举办的水灾救济》)

传教士的办学活动

传教士还为中国近代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小的贡献。其中,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创办人就是一位传教士:司徒雷登 。

依据历史见证人谭洲龄、李耀生的回忆文章《广州部分基督教会对辛亥革命的支持》,辛亥前后,美瑞丹基督教会在广州开办了两所小学:大光小学、宏光小学。

在整个近代时期,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数量惊人的大、中、小学校。

依据1922年的统计,传教士办的小学(含高小、初小)共6593所,入读学生多达184481名。

据1937年的统计,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学数量,达259所,入学的中学生人数,约有50000名。

还是依照1937年的统计,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有13所,在校大学生6423人。

以上的大、中、小学数据,出自杨森富所著《中国基督教史》。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办学,培养了不少人才,笔者在此列举几例:

1、孙中山,曾在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学校学习,是教会所办;

2、宋庆龄,曾在中西女中上学,也是教会所办;

3、袁隆平,曾就读于武汉博学中学,教会所办;

4、杨振宁,曾就读北京崇德中学,也是教会办的;

5、马寅初,上海育美书馆学生,也是教会办的;

6、王稼祥,芜湖圣雅阁中学,教会办的;

7、林森,培元学校,教会学校;

8、方志敏,曾经报考、并考入九江南伟烈中学,教会学校;

9、冰心,毕业于北平贝满女中,也是教会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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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扮演的诸多角色,这个题目如果展开来写,恐怕要写一本专著,否则实在无法观其全貌。传教士的 “侵华急先锋” 身份,也许有待商榷。篇幅所限,且谈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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