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军败史）蒙古西征和南征史上的四次大败 [复制链接]

　  蒙古大军的四次完败由成吉思汗一手创立的蒙古铁骑，其战力和战绩之惊人，堪称世间少有，征战七十年，铁蹄到处，几乎征服整个亚洲，连遥远的东欧也被蒙古人划进了版图。蒙古兵的对手之多之杂，也是史上罕见，从东南亚丛林里的光脚土著，到中欧平原上的条顿骑士，从东瀛列岛上的日本短腿，到埃及沙漠里的骆驼骑兵，兵种和战法都有极大的差异，而这些从蒙古高原上席卷而下的白鹿苍狼之裔们，就一个字——打！而且打之能胜，胜之能灭。不过即使是狂飙无敌的蒙古铁骑，也终究难以达到极致完美的境界，在蒙古人辉煌的征战史中，也有那么几场战争，让蒙古人“见谁灭谁”的神话消褪了些许光彩。欲知端的，且听俺慢慢道来。

　　　　　　　　　　　　　　　　第一败 怯的不花偏师败绩，马穆鲁克骆驼显威 （败于叙利亚）
大家想必知道，蒙古建国后，历有三次西征，成吉思汗首征中亚，拔都远征东欧，旭烈兀征服西亚。成吉思大帝是蒙古军事体制和战术体系的创立者，在世界范围内古今历史中都是超凡绝伦的赫赫名将，首征中亚以弱克强，战术战法极尽高妙，给子孙们树立了远征作战的光辉榜样。拔都虽然不是成吉思汗的纯种血胤（他老爹术赤是成吉思汗假子），但也给孛儿只斤氏“黄金家族”增光不少，他率领蒙古各部宗王的联军，横贯亚欧大陆，远征多瑙河畔，把欧洲的骑士老爷们打得抱头鼠窜，惊呼黄祸临头。

旭烈兀是成吉思汗嫡孙，拖雷第六子，大哥蒙哥做了蒙古帝国第四代大汗（元宪宗），四哥忽必烈做了大元朝首任皇帝（元世祖），他也不甘人后，远征西亚，要为自己打出一片新天地。当时蒙哥汗在位，抱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理念，立了一个战略部署，命四弟忽必烈安抚金国故地，资军养民；六弟旭烈兀出镇波斯，扩大蒙古在西方的统治；七弟阿里不哥留守京城和林，处理帝国日常事务；他自己专一筹划南征灭宋事宜。部署已定，各人分头行动。旭烈兀自己手里没有几个兵，就请旨蒙哥汗，从每个蒙古宗王部属中抽调了十分之二的军队到他麾下，拼凑出战斗力比较可疑的一彪人马来，跟随他西进波斯。好在蒙哥汗已经钦定他全权统辖波斯诸行省，旭烈兀运用一把手的权力在当地征召战士，加上蒙古原先在波斯的驻军，军队达到了十五万之众。旭烈兀去波斯的第一件事是镇压原花喇子模人的反抗。花喇子模原是中亚大国，故地包括伊朗、阿富汗和原苏联中亚地区的一堆“斯坦”国，因为触怒了成吉思汗，成为蒙古首次西征的主要战果。但是花喇子模人奉前王摩诃末的太子札兰丁为主，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太宗窝阔台在位时，派兵镇压，杀了札兰丁，但花喇子模人在西亚伊斯兰兄弟的支援下，仍然持续不断地掀起大大小小的武装反抗，令蒙古统治者深为头疼。好在当旭烈兀赶到波斯时，蒙古帝国的呼罗珊总督绰儿马罕已经将花喇子模人的叛乱击灭，但绰儿马罕告诉旭烈兀，如果不将花喇子模人的国际关系彻底斩断，各地的民变就不会彻底结束。于是旭烈兀决定把援助花喇子模人的伊斯兰国家统统灭掉。

旭烈兀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势力深入波斯境内的木剌夷国，木剌夷国就是伊斯兰教伊斯玛伊派中的极端集团阿萨辛人建立的领地，阿萨辛人的首领称为“山中老人”，经过世代经营，相继在波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各地的险要山区建立起一百多个号称“鹰巢”的军事堡垒，除了常规军队外，还豢养了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刺客，称为“斐达伊”，据说个个是使毒的高手，专门在中近东地区搞针对敌方首脑人物的定点清除，不管是阿拉伯的苏丹，还是东罗马的皇帝，一旦被列入阿萨辛人的黑名单，“斐达伊”们的暗杀威胁就算是噩梦缠身了，连阿拉伯人的英雄君主萨拉丁，也被他们刺过好几次，后来萨拉丁一怒之下带兵横扫了阿萨辛人在波斯的领地，才算让他们老实了点。然而萨拉丁一死，阿萨辛人就又故伎重演，继续活跃起来。因为蒙古帝国势吞中亚，阿萨辛人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严重侵犯，竟派出“斐达伊”企图行刺蒙古大汗，这蒙古人他不来对付你就算谢天谢地了，哪会容得别人来撩他的虎须？可以说蒙哥汗派旭烈兀西征，阿萨辛人的谋刺就是导火索之一。公元1256年，蒙古十五万西征大军从波斯起程，阿萨辛人的末日终于来临，蒙古皇弟旭烈兀成了他们的死神。阿萨辛人的“鹰巢”的确是易守难攻，当年曾经挡住了萨拉丁骆驼骑兵的攻击，但是这一回情况有所不同。蒙古人不但装备了攻城利器回回炮，还从原金国召募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这些来自中原的工程专家们把巨大的攻城器械拆开，用精巧的滑轮绞车逐一吊上山去，然后再组合起来，向坚固的“鹰巢”展开猛烈轰击。“鹰巢”的城墙很快在轰击中坍塌，按照蒙古人的惯例，不降者杀无赦，结果自然是城灭人亡。蒙古大军将末代“山中老人”鲁肯艾丁的城堡团团包围，旭烈兀对其发出最后通牒，鲁肯艾丁被迫投降，旭烈兀命令他去朝见蒙哥汗。但鲁肯艾丁是谋刺大汗的大罪人，蒙古人岂会放过他，行到中途，负责押送的蒙古兵就把鲁肯艾丁杀了，其他投降的阿萨辛人，无论老幼，也都被旭烈兀尽数屠灭。

蒙古大军又花了近两年时间，把阿萨辛人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外高加索等地的一百多座“鹰巢”全部攻陷捣毁。阿萨辛人只在叙利亚还剩下一点残余势力，后来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拜巴尔斯征服叙利亚，又把这点残余势力扫荡干净，嚣张了两百多年的“阿萨辛”之名遂在历史上彻底消失。蒙古大军的胜利，引起了中东基督教国家的注意。当时十字军东征已经彻底失败，中东的基督教国家包括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在伊斯兰突厥势力的强大压力下都深感岌岌可危，蒙古人的出现给了他们一线希望。大家都记得马可·波罗的故事吧？忽必烈曾经让马可的父亲尼古拉·波罗转告罗马教廷给中国派一百名传教士来。但蒙古人对基督教的善意并不是自忽必烈始，忽必烈的哥哥蒙哥汗就对帝国境内的所有宗教都持宽容态度，蒙古帝国与基督教世界的联系在他当政时代就开始了。蒙哥汗曾经在京城和林召开过一个三教辩论大会，让佛教、景教（基督教）和道教的代表当场辩论。代表基督教的是罗马教廷的使者卢布鲁克，他在辩论中战胜了佛教代表那摩喇嘛和道教代表李志常（就是全真教的教主啦，其实全真教终元一世都受到元廷的礼遇，从丘处机、尹志平到李志常、祁志诚，累世受元廷国师级的待遇），赢得了蒙哥汗的尊敬和重视（事见卢布鲁克自己的游记，但这事到底是他自我吹嘘还是史实不得而知）。蒙哥汗曾对卢布鲁克说：“我们蒙古人相信世上只有一个上帝，主宰所有人的命运，但就象上帝让人的手生出互不相同的五指一样，上帝也允许不同地方的人们拥有不同的信仰。”这种非凡的政治智慧给卢布鲁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卢布鲁克把蒙哥汗的善意带回欧洲后，罗马教廷和不少欧洲国家仍对十几年前的拔都西征心有余悸，故而反应冷淡。但中东的基督教国家却产生了兴趣，特别是蒙古人在中亚的一系列军事胜利，令他们印象深刻，亚美尼亚国王海顿首先意识到可以利用蒙古人来对付咄咄逼人的伊斯兰势力。海顿首先找到蒙古人在中东的代表、呼罗珊总督绰儿马罕，通过他前往和林觐见蒙哥汗，他向蒙哥汗表示忠顺，进而劝说蒙哥汗征伐阿拉伯，并保证说，如果蒙古大军打着铲除伊斯兰势力、解放圣城耶路撒冷的旗号，将会得到所有中东基督教国家的一致拥护和支持。蒙哥汗答应了。所以此次旭烈兀一出师，海顿就亲率两万名亚美尼亚铁甲骑兵加入，通过他的游说拉拢，又有一些中东的基督教徒相继加入蒙古军队，基督教对蒙古人的影响也显著增强，像旭烈兀手下的大将怯的不花，就在西征中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1258年1月，旭烈兀西征军进入两河流域——阿拉伯帝国的疆土，此时阿拉伯帝国早已被塞尔柱突厥人所控制，各诸侯小国拥兵割据，哈里发徒具虚名。一路上又有不少基督教仆从国的军队加入蒙古大军，包括数万名格鲁吉亚骑兵和安条克国王波赫蒙德伯爵率领的一支十字军，总兵力扩大到二十多万。面对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伊斯兰诸小国的苏丹和埃米尔们惊恐不已，望风归降，有个把反抗的也不过是螳臂挡车，徒然遭到蒙古人的屠灭。据元史近似夸张的记载，蒙古西征军沿途攻陷或降服的伊斯兰城邦足足超过五百之数。旭烈兀兵临巴格达城下，将这座汇集了阿拉伯文明精华的首都团团包围。阿拉伯帝国第三十七代哈里发穆斯塔特尔惊恐万状，派大臣伊本·阿勒盖米出城谈判，阿勒盖米警告旭烈兀：“如果杀害哈里发，全宇宙就要陷于紊乱，太阳就不露面，雨水就要停止，草木就不再生长。”旭烈兀不屑一顾，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哈里发献城投降，什么称臣纳贡想都不要想。穆斯塔特尔进退两难，犹豫不决。旭烈兀下令攻城，蒙古大军歼灭了出城迎战的两万马穆鲁克雇佣兵，架起几百座回回炮猛轰巴格达城墙。在狂轰了七天七夜后，巴格达部分城墙坍塌，哈里发穆斯塔特尔率后宫群臣从底格里斯河河面上乘船逃跑，被蒙军汉将郭侃抓获，举世无双的名城巴格达遂告陷落。蒙古大军攻陷巴格达之后，大肆屠城，城内只有基督教徒被旭烈兀赦免，穆斯林男子尽遭屠杀，妇孺则沦为奴隶。据波斯史料记载，大约有八十万人在这次浩劫中丧生。巴格达城里美轮美奂的宫殿，藏有百万波斯和阿拉伯古籍的图书馆，闻名世界的伊斯兰高等学府，以及宏伟壮丽的清真寺都被蒙古兵付之一炬。在哈里发的后宫里，旭烈兀见到一座收藏众多金银珍玩的高塔，他十分惊异地对沦为阶下囚的哈里发穆斯塔特尔说：“你有这么多金银财宝，为什么不分发给众人激励他们守城呢？现在你要它们还有什么用？”哈里发做声不得。旭烈兀说：“我现在把它们都还给你，你要吃就吃它们吧。”蒙古兵就把穆斯塔特尔锁进高塔，让他守着金银财宝。可是金银固然贵重，却不能当饭吃，穆斯塔特尔就这样活活饿死在塔里。又一说是蒙古兵把哈里发裹在毛毡里万骑践踏而死。总之，历经四百多年辉煌的阿拉伯帝国，至此灭亡。

旭烈兀攻陷巴格达、擒杀哈里发之后，按兵不动了一阵儿，以等待这个消息传遍伊斯兰世界。果然，中东诸伊斯兰小国受到极大震动，但这震动带来的结果不是同仇敌忾，而是吓破了胆，称臣求降者络绎不绝。一个塞尔柱苏丹甚至把自己的肖像印上送给旭烈兀的拖鞋，以便旭烈兀每天能踩着他的脸走路，其谄谀献媚如此。而基督教国家则欢欣鼓舞，个个跃跃欲试，打算借助蒙古人的力量收复被萨拉丁夺走的圣城耶路撒冷。但是罗马教皇制止了这种动向，来自教廷的敕书称蒙古人也是异教徒，下令不准基督教国家与之合作，教皇甚至还开除了安条克国王波赫蒙德的教籍，以示警诫。教皇是对的，虽然旭烈兀对基督教表示尊重，但在他脑子里面可完全没有“宗教圣战”的概念，他需要的是世俗政权下的征服和统治。在巴格达停留了十几天后，率大军向叙利亚进发，这就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硕果仅存的大国阿尤布王朝发生了冲突。阿尤布王朝是萨拉丁所建，拥有埃及和叙利亚全境，是当时最强大的伊斯兰国家。萨拉丁死后，阿尤布王朝分裂，埃及和叙利亚由两个苏丹分别统治，但名义上仍共属阿尤布王朝旗下。叙利亚苏丹阿尔·纳西尔向蒙古人请求称臣纳贡被拒绝，遂发举国之兵，死守东部重镇阿勒颇，在蒙古二十万大军的围攻下坚持了七天，最终城破被俘，阿尔·纳西尔苏丹因为胆敢抵抗蒙古军而遭凌迟处死，叙利亚的军事力量基本丧失殆尽。旭烈兀长驱直入，兵不血刃占领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随后，叙利亚全境向蒙古军投降。蒙古军别部由汉将郭侃率领，也攻入了阿拉伯半岛，打得当地的大小苏丹和埃米尔们纳土归降。后来郭侃又奉命渡海进攻塞浦路斯（元史谓“富浪”，即“法兰克”的音译），塞浦路斯岛上的法兰克人首领也向蒙古军屈服。旭烈兀坐镇大马士革，筹划向巴勒斯坦和埃及发动进攻，他给埃及苏丹库图兹发去最后通牒，命令他投降。就在这时，东方的信使带来了蒙哥汗在攻打南宋的战斗中驾崩的消息，留守和林的七弟阿里不哥急召他回蒙古，商议召开由蒙古各宗王参加的“库里台”大会，推举新的蒙古大汗。于是旭烈兀留下大将怯的不花率兵两万镇守叙利亚，自己率十五万大军班师回蒙古。

行到波斯时，旭烈兀得知四哥忽必烈和七弟阿里不哥已经各自称汗，打起了内战，便不再继续东行，屯驻在波斯静观时局。不久，忽必烈派人到波斯，把阿姆河以南波斯诸省包括西征新夺之地全部授为旭烈兀的领地，旭烈兀遂自称伊儿汗（即从属于大汗的汗），派出使者责备阿里不哥，支持忽必烈为全蒙古的大汗。这是后话不表。再说中东那边，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库图兹接到勒令投降的书信后，正在犹豫，得知旭烈兀班师，决定拒绝投降，他发出“圣战”号召，从北非和西亚征集穆斯林联军十二万之众，准备与蒙古军作战。蒙古军留守大将怯的不花大怒，率领两万蒙古兵（其实未必都是蒙古人，可能大多数是从西域诸国征发来的军队，即色目军）以及中东仆从国助力的军队数千，向埃及进军。库图兹也率大军迎击，他在巴勒斯坦的阿因扎鲁特山谷布阵，准备与蒙古人决一雌雄。蒙古军常胜的后遗症之一就是骄横自负，怯的不花就染上这个毛病，他尽管兵力比库图兹少得多，却大胆地与对方展开野战，而且毫不顾忌地形的不利因素。埃及军首先由大将“独眼龙”拜巴尔斯率领一万马穆鲁克骑兵出阵，引诱蒙古军进攻。怯的不花下令全军突击，拜巴尔斯打了一会儿即诈败而回，蒙古军不知是计，莽莽撞撞杀进山谷。山谷里的库图兹把军队摆成内凹外凸的新月形，充分发挥弓箭的威力，万箭齐发，将前面的蒙古兵射杀无数。蒙古的叙利亚仆从军一见被包围，遂逃出战场。怯的不花制止了部队的慌乱情绪，重整队形，冒着箭雨向敌军冲锋。埃及的十二万大军除了五万马穆鲁克骑兵外，其余的多是从北非征召来的游牧民，战术素养和战斗纪律都相当缺乏，在蒙古兵不要命的凶悍冲击下，一度发生溃乱，亏得苏丹库图兹和大将拜巴尔斯身先士卒，高呼“为了伊斯兰”的口号，率领马穆鲁克骑兵奋力迎击，才算稳住了阵脚。其实要说野战，蒙古兵固然是厉害，但马穆鲁克骑兵也是名声遐迩，特别是埃及-叙利亚的马穆鲁克骑兵，装备的是锋锐天下第一的大马士革弯刀，坐下是世界闻名的良驹阿拉伯马，主力中还有一批骆驼骑兵，居高临下，不论是拚弓箭还是拚大刀，都不比蒙古骑兵逊色，何况地形上还相对有利。怯的不花的部队里以色目军人居多，纯正的蒙古兵其实很少，战斗力打了不少折扣，所以一旦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埃及军稳住阵脚，面临困难的将是蒙古军。不过即使是羊群，倘由狮子来率领也相当有战斗力，怯的不花毕竟是跟随旭烈兀征战多年灭国无数的大将，作战经验十分丰富，他指挥两万多蒙古军，与十二万埃及军从清晨激战到下午，才渐渐显露败像。部下劝他暂且撤退，怯的不花高傲地拒绝了，他亲自率领身边的卫兵发动反冲锋，在马穆鲁克骑兵的箭雨下身中数箭而亡。失去主帅后的蒙古军开始败退，埃及大军乘胜追击，在贝珊将蒙古残军包围。蒙古兵在生死关头仍然表现出极高的战术素养，他们全部下马，用盾牌组成环状的简易工事，以强弓射击，给埃及军队造成不小的伤亡，直到蒙古兵箭矢耗尽，埃及军才冲破盾牌防线，将这些蒙古残军全数消灭。怯的不花大军覆灭后，叙利亚的穆斯林发动起义，迎接埃及军队，蒙古官吏闻风逃跑，几天后，库图兹率埃及大军收复大马士革。不过库图兹不久即被大将拜巴尔斯所杀，拜巴尔斯成为新苏丹，继续与蒙古人周旋。

总的说来，怯的不花的败绩只不过是蒙古帝国征战史上的一个小挫折，对于蒙古人来说，少数赢得个别战斗胜利的对手，最终都逃脱不了他们严酷的报复。然而，埃及苏丹拜巴尔斯通过外交手段，成功地防止了旭烈兀的伊儿汗国再度入侵，使蒙古人对伊斯兰世界的征服最终以一场失败划上句号。他拉拢了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的金帐汗国大汗别尔克，煽动起这位同样强有力的蒙古王公对旭烈兀屠灭巴格达的愤慨。蒙古两大汗国之间的战争爆发，果然是只有蒙古人才能对付蒙古人，北方同胞的进攻成为长期困扰伊儿汗国的严重威胁，旭烈兀大规模反攻叙利亚的计划被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到旭烈兀死后，伊儿汗国反被伊斯兰的文化力量所征服，成为一个彻底的伊斯兰国家。阿因扎鲁特之战，由库图兹和拜巴尔斯领导下的埃及马穆鲁克骑兵，打破了蒙古军队常胜不败的神话，拯救了面临覆亡的伊斯兰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功绩是怎么说都不过分的。



第二败 保国境兴道王建功 伐安南元世祖遗恨 （败于越南）

安南，即越南古称，位于中国西南印度支那半岛东部，领有如今越南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自秦始皇南征百越，设立象郡起，长期是中国的一部分，两汉至三国以后，称为交州，与中原往来频繁，受汉文化影响殊深。唐朝时，在宋平（即今河内）设立安南都护府，这便是“安南”之名的来历，期间一度被南诏攻占。唐末中央权力衰微，五代十国分立，安南隶属于十国之一的南汉治下，为交趾节度使辖地。十世纪前期，交趾节度使杨廷艺叛南汉自立，被部将所杀，其婿吴权继起，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南汉水师，越南史称之为吴王，不过吴权既没建国号也没改年号，其势形同唐末的藩镇割据。又过了二十多年，豪族丁氏平定境内纷乱，建立越南史上首个统一政权，史称丁朝。北宋建立后，丁氏政权向北宋称臣，北宋册封其为交趾郡王。

不久丁朝大将军黎桓重演宋太祖赵匡胤的伎俩，篡幼主自立，越南史称前黎朝。北宋“瞎子打灯笼，照人不照己”，厚着脸皮出兵安南来“维护正统”，当然没有士气，被黎桓击退。黎桓随后向北宋乞和称藩，宋太宗志在北而不在南，得了面子便顺水推舟承认其为独立藩国，不再将之列为统一对象。这是越南正式从中国分离的开始。前黎朝的统治持续了不到三十年，殿前指挥使李公蕴又效法黎桓，再演政变好戏，建立了李朝，李公蕴就是李太祖。这几下与中原五代十国期间流行的武将篡位风如出一辙，可见同文同种，有样学样。

李太祖崇拜儒家，他建学校，立科举，在国内大力推广儒学思想，并且照抄宋朝政制，设全国为二十四路，连首都升龙（河内），都按照北宋“四京”的称谓称作应天府、南京，李朝与中原的文化风俗，几无二致，比西北邻国大理更加中原化。自李太祖改革之后，安南国力逐渐强盛，比起周边热带丛林里的土著民族，可以说是非常先进而文明了，中国古代不是有“华夷之辨”吗？李朝安南就把自己看作是与中原一样的“华”，至于其他周边民族统统称呼为“夷”，其诏书行文的文体语气，与中原王朝一模一样，还经常以“不贡”、“无礼”为由，对周边民族进行征伐，国土日渐扩大。到了李仁宗时期，居然到了敢与北宋掰手腕的地步。北宋因为本身不是一个大一统的朝代，常受外敌如辽、夏之侵扰，所以变得特别不自信，对边防抓得极严，对“全盘宋化”的安南李朝也只开放边境的钦、廉二州进行贸易，而边官在与安南人贸易时又常常生事，弄得摩擦渐起。到了北宋熙宁八年，安南大将李常杰借口宋军扰境，率八万水师渡海攻宋，连陷钦、廉二州，又围邕州（今南宁）四十二天，破城杀官，受害者达十余万人。所以说这北宋也真是弱得可以，被契丹人党项人欺负也就罢了，连藩属小邦的安南都敢跟他大打出手，弄得“天朝上国”一点面子都没有。

    这下子北宋“对越自卫反击战”自然不可避免。不过宋军的战斗力也就那么回事，安南人仗着有个不世出的名将李常杰，根本不怕，两军隔着红河纠缠了一阵儿，互有损失（应该说北宋损失更大些），最后李朝谢罪请和，宋朝顺势应允，双方就此罢兵。北宋吃了个老大闷亏，不过面子算是挣回来了，后来还册封李英宗为“安南国王”，“安南”也就此正式成为越南国名。自从安南立国以来，主动与中原王朝交战的事儿，也就这么一回。

    但是到了蒙古人兴起之后，如同周边的邻国一样，安南人的厄运也跟着来了。公元1257年，蒙古皇弟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与大将兀良哈台南征大理，大理蕞尔小国，还不够蒙古兵塞牙缝的，当然是手到擒来。忽必烈一看征服南方人挺容易，就叫兀良哈台顺手去收服安南。兀良哈台坐镇昆明，派出两个使臣，命令安南俯首归降。但安南却不像大理那样好收拾。当时安南正值李朝衰微，陈朝兴起之时，太师陈守度执政数十年，把李朝的亲贵重臣逐一铲除，只留下一个年仅七岁的昭圣公主李天馨，老陈便把这小女孩扶上皇位（即李朝末代女皇李昭皇），又安排继子陈日煚（即陈太宗，陈守度未登基，后追谥太祖）娶其为妻。后面就顺理成章，还不懂事的小女孩把皇位“禅让”给了丈夫，自己成了皇后。说也可怜，这位陈太宗陈日煚对这桩政治婚姻的兴趣明显在于政治而不是婚姻，小皇后好不容易长到成年，竟被陈日煚所废，简直是卸磨杀驴。好在陈日煚的太子陈光昺对他这位年轻继母倒有怜香惜玉之心，后来陈光昺继位当了陈圣宗，又立其为皇后，可怜的女孩终于得到了归宿。这个……似乎在家庭关系上有点混乱……不过此类宫廷秘闻与本篇关系不大，大家随便看看就算，咱们转回正题。

再说陈朝初建，老陈和小陈江山刚刚到手，屁股还没坐热，哪里肯甘心拱手送与蒙古人，再说也没见识过蒙古人的厉害，自然拒绝没商量，还把蒙古使者给下了大牢。那兀良哈台是蒙古开国元老速不台之子，当年拔都西征，跟着南线部队差点打进意大利，岂是个好惹的主儿，一见安南这般“无礼”，哪里容得，当即令儿子阿术（后来蒙古灭南宋的主要将领之一，这速不台一门三代可谓是虎父无犬子的典范）为先锋，大军直抵红河岸边。陈日煚是陈朝开国之主，当然不比刘禅孙皓那一类无能货色，虽然拒绝蒙古，但未曾掉以轻心，早在红河沿岸部署了包括象兵在内的多兵种合成部队，严加防范。兀良哈台见安南有备，便动了点脑筋，他安排部将彻彻都率军从下游渡河，伺机夺取安南人在下游的船只；儿子阿术率一支别动队迂回切断安南军的后路；自己亲率主力渡河强攻。兀良哈台从正面发动进攻时，对面的安南人一觑蒙古兵的强盛军容，不禁吓了一大跳。

也是，安南人见过的最大世面也就是北宋的南征军，以宋军的积弱比起蒙古兵的悍猛，那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无怪乎要未战先夺士气了。兀良哈台强行渡河，大破安南水师，掳其船舰，而阿术也封锁了安南军的陆上退路，父子二人合力进击，安南军的红河防线顿时土崩瓦解。御驾亲征的陈日煚进退失据，只好沿着河岸向下游寻船逃跑。谁知那奉令夺船的蒙将彻彻都，见猎心喜，也忙着追杀安南败军，忘记了主要任务，结果陈日煚得以抢了一条船逃走，效学宋高宗避金兵的法子，驾舟浮于海上。兀良哈台长驱直入，进占安南国都升龙，结果发现两个使者里有一个已经死在狱中，便纵兵屠城作为报复。

蒙古兵进占升龙后，安南人从红河大败的打击中逐渐恢复过来，大将陈国峻率领部队从山西路东下，隐然对蒙古军与大后方云南的联系通道构成威胁；太宗陈日煚和太子陈光昺也收集残部，准备继续抵抗。兀良哈台以其名将的嗅觉发现了面临的危险，而且蒙古兵对安南炎热潮湿的天气很不适应，有人已经害起病来，兀良哈台当机立断，下令班师回云南，临走前又派了两个使者留在升龙，等陈日煚回来招他投降。陈日煚回来之后，见升龙已是鬼城一座，悲愤之下，喝令左右把那两个使者绑了起来，想杀又不敢，于是就这么捆着放还给蒙古军。不久，陈日煚传位给太子光昺，即陈圣宗，此时蒙古仍然在云南驻有重兵，陈光昺知道凭现在的力量无法跟蒙古兵交手，于是遣使谢罪，愿降为臣属。兀良哈台把安南使者送到忽必烈的大帐，忽必烈考虑到此番南征的战略目标在于包抄南宋，安南只是顺手捎带的货色，打得下算赚，打不下也无所谓，现在既然安南表示屈服，也算达到了目的，便对安南缚还使者的行为警告了一番，接受了乞和，继续征伐南宋的事业。

儒学发展到宋代，对所谓天道义理的宣扬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夷夏大防的正统观念和被迫以华事夷的现实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冲突和精神困惑，时间久了就形成一种扭曲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使得北宋和南宋在如何对待辽、金末世时都抓了狂，强烈的复仇欲压倒了正确的政治判断力。安南是受儒学教化很深的国家，心理感受与宋朝相差无几，面对北方草原民族的强横，也是表面恭顺，心里却埋下刻骨仇恨。从另一方面看，儒家宣扬忠君爱国的理念也成为东方儒教国家在抵抗外侮时的强大精神支柱，这也是为什么蒙古在征服西方时几乎是横扫千军如卷席，而在征服东方儒教国家时却花费了最久的时间和最大的心力。西夏、金国、高丽、南宋、安南、日本，蒙古人都打了很久，支撑这些国家战斗意志的，大概就要归于东方人有一套完整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体系，而且根深蒂固。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完颜彝（完颜陈和尚）这些人的行为，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恐怕是不可想象的，而安南、日本这些属于儒教文化圈国家的人，却完全能够理解并且极力褒扬和效仿。

安南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前文提到的陈国峻。陈国峻（1228—1300），又名陈峻，出身陈朝的宗室贵族。此人在越南史上大概是除了胡志明之外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使一个东南亚的丛林小国，顽强地阻击了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三次凶猛攻击，因其兴邦复国的大功，被封为兴道王，后世一般尊称他为“陈兴道”。至今越南民众仍把他奉为神祗，与太上老君、关公共祀一庙。陈兴道的儒学修养很深，如同前辈名将李常杰一样，是个文武双全的军事家，他的著作《兵书纪要》，在越南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陈兴道在诗文上的造诣也很好，蒙古二次入侵时，在敌军直逼升龙城下的紧急关头，陈兴道写下壮怀激烈的名篇《檄将士文》，文中写道：“余尝闻之，纪信以身代死而脱高帝；由于以背受戈而蔽昭王；豫让吞炭而复主仇；申蒯断臂而赴国难。敬德一小生也，身翼太宗而得免世充之围；杲卿一远臣也，口骂禄山而不从逆贼之计。自古忠臣义士，以身殉国，何代无之。设使数子区区为儿女之态，徒死牖下，焉能名垂竹帛，与天地相为不朽哉。”连续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几位有名的忠臣义士，大大激发了将士们的抗敌决心和爱国精神。

蒙古第二次入侵安南发生在1284年，此时元朝已经建立，世祖忽必烈继续执行乃祖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计划。在灭亡南宋之前的1274年，蒙古军曾向日本发动试探性的进攻，但遭到了失败。南宋灭亡后，其先进的造舰技术和强大的航海能力被元朝所掌握，元世祖向海外扩张的野心更加膨胀。1282年，元朝海军进攻占城（在今越南南部），设立占城行省，企图以此为基地，吞并南洋诸岛。占城王退据山寨聚众抵抗。

此时元朝和安南的关系也不大顺畅。虽然安南二十多年前便臣服蒙古，但一直拒绝元廷所敕“六事”。这所谓“六事”就是：一、安南王亲自来大都朝拜元帝；二、安南王子入朝为质；三、向元朝呈报户口民数；四、为元朝出兵役；五、向元朝缴纳税赋；六、由元廷派遣“达鲁花赤”（蒙古地区长官的名号）与安南王共享统治权力（这一条已经实现）。基本就是《二十一条》式的灭国条件，你想安南怎肯答应？陈光昺对元朝苛刻的“六事”采取的战术一是推，二是拖，好在元朝当时忙于打南宋，无暇顾及安南，一直拖到陈光昺死去，“六事”仍有“五事”尚未实现。元世祖老大不耐烦，平定江南之后，便有再征安南之意。正好元军在占城遭到持续抵抗，元世祖便命令镇守云南的皇子镇南王脱欢率军出师，声言要假道安南，支援占城的元军。元军的“假途灭虢”之计岂能瞒得过足智多谋的陈兴道？安南新君仁宗陈日烜遣使告知元军，宁愿出粮助饷，但请元军从别道进兵。元军当然不理。1284年十二月，元军号称五十万，由镇南王脱欢率领分六路侵入安南。陈兴道在各处险隘设守抵抗，消磨元军锐气。陈日烜亲率十万大军，在红河布阵。1285年正月，元军进抵红河。虽然安南军比上次更加谨慎严备，但蒙古人战力远胜，且此时元军水师也远比兀良哈台初征安南时强大，一场激战下来，安南军还是挡不住元军渡河。红河一失，升龙无险可守，安南君臣为保存实力，乃放弃升龙，向南部的清化府撤退。陈日烜发布诏书，命令各郡县都要与元军死战，如果力量悬殊，允许逃走，但不许迎降。安南将士也在臂上刺“杀鞑”二字，以示誓死抗战的决心。

    元军总帅镇南王脱欢对安南坚决抵抗的态度大为恼怒，一把火把升龙的王宫焚毁，又把俘虏统统处死，他下令军队南进穷追安南君臣，同时要求占城的元军北上夹攻。面对元军的强大攻势，陈朝王弟陈益稷等少数贵族大臣害怕了，向元军投降。在危亡之际，陈兴道向陈日烜分析形势说：元军虽猛，然势若风火，利在急而不在缓，我军宜避免决战，不求速胜，“如围棋然，随时制宜”，使敌陷于困疲。说白了，就是类似于红军四次反围剿时“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陈日烜采纳了陈兴道的策略。元军四面出击，府县占据了不少，但始终消灭不了安南军的有生力量，而且还有敌人越打越多的感觉。在越南的热带丛林中作战，即令是美国人也吃不消，何况在北方大漠长大的蒙古人。到了五月，安南进入雨季，潮湿闷热的气候更加令元军苦不堪言，军中疫病丛生。而从占城北进的元军由于受到安南军的沿途阻截，迟迟不能与脱欢的主力元军会师。更要命的是，安南军民坚壁清野，元军在当地找不到粮草，与大本营云南的联系也在陈兴道等人神出鬼没的打击下经常断绝。眼看元军陷入泥潭，脱欢无奈之下，只得下令撤军。陈兴道立即布置重兵拦截撤退的元军。元军从如月江伐木搭浮桥过河，遭到预先埋伏岸边的安南军突然袭击，全军大乱，元军大将李恒拼命断后，掩护镇南王脱欢过桥。安南军乱箭齐发，元军中箭落水者不计其数，脱欢好不容易撤回广西境内。李恒身中毒箭，带伤逃回，后来伤重身死。再说那南方元军由大将唆都、乌马儿率领，北上来与脱欢元军会合，一路上进展顺利，大小七战皆得胜利，唯独在天长府遭到安南军的顽强阻击，迟迟难以前进。脱欢撤军时，唆都并不知情，还是安南人把这消息告知了他，唆都急忙引军向顺化海岸撤退，打算从海路撤回，结果在入海口遭到安南军的阻击。当时安南收留了不少厓山之战后亡命而来的南宋将士，这些人仍作宋军打扮，突然出现在战场上，着实令元军吃了一惊。元军且战且退，退到乾满江时，迎面又遇上陈兴道的大军，将元军重重包围。饶是蒙古兵悍勇无敌，这一回也难逃全军覆没的下场，主将唆都力战身亡，乌马儿侥幸得了一条船，渡江逃走，而那数万将士，大部被杀被俘，或溺于江水而死。安南的抗元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

元世祖忽必烈英雄一世，听闻败报，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他搁置了第三次东征日本的计划，把人力物力调集到南方，决心给予小小的安南以毁灭性打击。1286年，元廷征调了江淮、湖广、江西、云南各省蒙汉三军与海南岛四州黎兵约十万人，仍由镇南王脱欢为主帅，再次征讨安南。又征船五百艘，派万户张文虎负责从海路运输军需，保证前方的供应。世祖还封上次来降的安南王弟陈益稷为安南国王，企图用傀儡政权来收服安南民心。元军三路攻入安南，脱欢汲取了上次的教训，一路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果然进展顺利，一路斩关夺隘，渡过红河，再次进占升龙。安南方面仍旧用陈兴道的策略，避免决战，坚壁清野，以小规模的丛林战骚扰元军，并伺机切断元军粮道。安南虽置府县，却无城池，元军无可据守，只好伐木为栅，立寨防御。深入安南境内后，粮食这个老大难问题日益尖锐，海路的粮船又迟迟不至，脱欢只好命令各路人马到处清乡抢粮。其实负责运粮的张文虎等人并不是不尽心，只是粮船每每被安南水军在海上阻截。张文虎亲自押粮渡海，也在绿水洋被优势兵力的安南水军截住。张文虎料敌不过，只好把粮食全部沉于海底，减轻了船上的负重，才逃出一劫。侵入安南的元军苦等粮食不至，靠抢来的那点粮食也难以糊口，加上天热师疲，诸将均无斗志，都劝脱欢班师。脱欢也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各路人马分道撤回。元军征交趾行省参知政事乌马儿、樊辑率水军沿白藤江入海撤退，谁知陈兴道早有准备，在白藤江入海口埋设了数百根木桩，因当时潮汐大涨，元军没有发现水下已经被安南人做了手脚，结果在海口被堵了个严严实实，陷入安南水军的包围圈。四百艘战船全军覆没，樊辑被俘，乌马儿溺死海中。脱欢亲自率领的那一路元军，也没什么好果子吃，战战兢兢撤到东关附近的山岭中，被陈日烜及世子陈日燇亲率大军包围，安南兵居高临下，万箭齐发，元军行省右丞阿八赤中箭身死，脱欢靠着亲军保驾，仓皇从小路逃跑，饶是这样，脚上还是挨了安南兵一毒箭，好不容易才逃回广西思明州，所率部属，损失了十之六七，比上次败得还要惨。世祖忽必烈见脱欢两次大败，勃然大怒，将他贬谪到扬州，终身不准入觐。安南虽然再获大胜，但也明白自己与元朝的实力相差太过悬殊，于是再度遣使上表，献上安南王的金制跪像，谢罪乞和，并送还俘虏。忽必烈虽然不肯干休，但连续几次对外远征，劳民伤财，国力损耗很大，只得暂且按下怒气，接受了安南的贡礼。元朝与安南的战争，也就到此结束了。不过到了1293年，忽必烈因为安南新君陈日燇（陈英宗）拒绝来大都朝拜，勾起旧恨，又调集大军，准备四征安南。但第二年正月，忽必烈就去世了，成宗铁穆耳继位，下诏罢征安南，元朝和安南才算实现关系正常化。终元之世，安南一直向元朝称臣纳贡。尽管如此，面对庞然大物般的元朝，小小的安南顽强不屈，最终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实在是值得我们脱帽致敬。而三次用兵都未曾征服敌人，在蒙古人辉煌的征战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大败笔。  

蒙古四败之日本篇（上）

自从强悍的蒙古人进入中原，打破了金、宋、吐蕃、西夏、大理等各民族政权长期自守藩篱的割据局面，汉唐时代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国再度复活。但是，蒙古人的野心不仅仅是统一中国，他们的目标是征服世界。元世祖忽必烈继承父祖的遗志，他不像以前的汉族帝王那样视统一中原为满足，他的理想是：“但凡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必须向我臣服。”因此，蒙元征高丽，征西藏，征琉球，征占城，征爪哇，两征日本，三征安南，视野远及海外。 元朝向海外的大规模扩张政策，差一点使蒙古人从马背民族转化成“海上马车夫”，也险些让草原帝国变成海上霸主。蒙古人最终没有完成这一转型，这首先归功于东瀛岛国上的日本人，他们给忽必烈的激情泼上了两瓢透心凉的冷水。

13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已经从“源平之争”的内战中平息下来，权势薰天的宰相平氏一族彻底败落，获胜一方源氏的首领大将军源赖朝创建了镰仓幕府，实行公武共治的二元化体制（注：公，指公家，即朝廷；武，指武家，即幕府），实际上开创了武士主导国家政权的局面。源赖朝死后，源氏幕府的外戚北条氏以辅政的名义掌握了实权，镰仓武家政权的权力中心从将军本人逐渐转向担任幕府“执权”的北条氏。不甘心失政于执权的将军以及不甘心失政于幕府的天皇，与掌握大权的北条氏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北条氏通过废黜源氏将军、迎立皇族将军等一系列动作，实际上切断了作为武士最高首领的幕府将军与其统治基础武士阶层的联系，从而确立了北条氏自己在武士阶层中的领导地位。

公元1222年，“承久之乱”发生，后鸟羽上皇发动了企图恢复公家传统权力的政变，宣布讨伐北条氏。拥有武士阶层支持的北条氏公然对抗，轻易地击败了朝廷旗下一群高喊“大义名分”的乌合之众，并且毫不客气地废黜了天皇，将三位上皇集体流放，拥立了捏在自己掌心里的傀儡天皇。公家原本残存的少量权力被剥夺殆尽。傀儡将军和傀儡天皇的相继出现，标志着“公武共治”蜕变成为武家专制，以北条氏为代表的武家政权形成了新的中央集权体制，具备了统一的领导核心，这一点后来成为日本对抗蒙古入侵时的组织基础。 蒙古入侵日本的事件，就发生在第六代北条执权统治日本的时期。

公元1268年，日本文永五年，负责对外交往的九州大宰府快马呈递来一封来自大陆的国书。如日中天的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在国书中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要求日本效法高丽，向其臣服。镰仓的幕府和京都的朝廷一时都不知所措。幕府执权北条义时深感兹事体大，干脆摞挑子宣布隐退，将执权一职让给年仅十八岁的堂侄北条时宗。 北条时宗是北条氏的嫡派传人，其父是前任执权北条时赖。当时日本在政治上实行落后的世袭官位制，时赖之后本应是由其嫡子时宗接位，但因时宗年幼，故而时赖把执权一职传给了同族堂兄北条义时，意思是让义时扮演个领导“看守政府”的监护人角色。蒙古威胁扑面而来时，适逢时宗已经成人，义时也就借机把执权的职位和权力正式移交给了侄儿。自从唐武宗灭佛以来，日本与中国的官方往来已中断四百年，不要说年轻的时宗没有经验，就是那些阅历丰富的老臣也不谙外交久矣，更何况对方是强盛跋扈的“夷狄之国”，这个外交难题对首次执掌大权的北条时宗不啻是个严峻的考验。 当时蒙古帝国吞夏灭金，平吐蕃，降大理，又出兵侵攻高丽，高丽王抵抗不了，被迫投降。

忽必烈汗听高丽降人说大海之东尚有个日本国，便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我大蒙古国上受天命，地方数十万里。异域之国，畏威怀德，不可胜数。高丽与尔国毗邻，其王投诚，朕视之如子，想必尔国也有所耳闻。尔国既世通中国，到朕这里也不能不相通和好。只是恐怕尔国虽然知道这些情况，但还没有认真考虑其中的轻重，所以朕特地传此旨意，明确地告诉你们朕的志向。圣人说天下一家，如果尔国不来通好，岂是一家之理。如果到了要用兵的地步，那实在不是朕所乐见的事情，希望尔国认真考虑一下。 忽必烈把这封充满威胁口吻的诏书交给兵部侍郎黑的，让这个国防部副部长充当国信使，渡海赴日。黑的到达高丽，准备乘船渡海。此前蒙古入侵朝鲜半岛时，高丽国内已经被连年战争弄得残破不堪，高丽王怕蒙古万一兴兵征伐日本，处于前线的高丽免不了出工出力，再受兵灾之苦，于是诈称海道艰险，把黑的挽留在平壤，另派高丽官员代为传信。高丽传信人到了日本，日本大宰府不知是真是假，干脆来个冷处理，拖了半年，高丽传信人不得要领而归。黑的把事情经过上报给忽必烈，忽必烈识破了高丽王的用意，立即下诏责问，命令高丽王必须予以赴日国信使充分的合作。这样，黑的等人才在第二年渡海到了日本对马岛，但是对马岛守护代拒绝与蒙方接触，也不同意送黑的等人去日本本土。黑的发急，便在当地抓了两个日本人回到大都。忽必烈叫中书省写了一封信交给那两个日本人带回去，仍然是要求日本归顺。但是这封信仍然是杳无回音。又过了两年，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大元”，建立了元朝。

忽必烈这时又想起了日本，于是派秘书监赵良弼再次出使。赵良弼通过高丽人向导，终于顺利到达日本九州，把国书面交给了大宰府的官员。这封国书与前面黑的所持的那一封内容语气上均相差无几，仍以发动战争相威胁。 那时，日本了解蒙古的信息渠道，主要还是贸易往来比较频繁的南宋。由于南宋当时与蒙古正处于战争状态，当然不会有什么好话，日本人也受到了南宋人敌视蒙古的情绪影响。而且，从儒家所谓天理人情的角度，世受礼乐教化的“文明国家”自然不应向野蛮的“夷狄”妥协退让。

另外，从日本的政治传统上看，由于地理上的隔绝，日本比较不受大陆中原王朝的制约，因此在交往中一向秉持对等立场，不肯自降身份沦为臣属。此时的日本正值北条氏执权体制蒸蒸日上的时期，年轻气盛的北条时宗处在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向蒙古这样的“恶人”示弱的地位。为了表明自己不妥协的立场，时宗拒绝会见赵良弼，并传话给大宰府，授权他们把元朝来使轰走。但是京都的朝廷态度比较谨慎，公卿们议来议去，认为还是不要过于强硬的为好。最后好歹决定，用大宰府而不是朝廷或幕府的名义，派出一个地方官员，跟着赵良弼去大都见忽必烈。 忽必烈当然不可能屈尊会见日本的一个地方代表，在他看来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我几次三番派出正式的外交使节，你最后才派一个地方上的小官来回话，实在太狂妄了。他命令驻高丽的元朝占领军指挥官忻都和高丽军民总管洪荼丘，立即向日本发动惩罚性进攻。 进攻日本需要新造九百艘大小各型战船，元朝占领当局限期高丽在三个月之内完工，高丽不堪重负，几次要求延期。在驻高丽元军的百般催逼之下，九百艘战船好不容易才在十月之前造完。为了赶时间，质量上只好马虎一点。

公元1274年十月三日，元军的船队从合浦港拔锚起航，驶向日本。联军由蒙古大将忻都为都元帅，高丽军民总管洪荼丘为右副都元帅，汉将刘复亨为左副都元帅，计有蒙汉军一万五千人、高丽军七千人，另有六千余名高丽桨舵手随行。从元朝的武装力量和当时的军事形势上看，这一次出征日本的行动，也确实只是一次惩罚性质的、差不多中等规模的军事行动。 两天后，元军船队抵达对马岛，对马岛守护代宗助国率八十余骑到岸边诘问登岛事由，元军都元帅忻都心想这回跟你没啥好说了，下令挥军进攻，宗助国等人尽皆被杀。继而元军又进攻壹岐岛，壹岐岛守将平经高抵抗元军登陆未果，逃回城中防守，次日城破，平经高自杀身死，岛上被元军洗劫一空。

十月十六日，蒙军船队驶近九州肥前沿海，肥前的豪族松浦家，一族以勇猛善战闻名，人称“松浦党”，见蒙军侵入，奋起抵抗，但毕竟众寡悬殊，松浦党死伤殆尽。十月十九日，元军船队驶入博多湾，并登陆成功，但经过查问，元军了解从登陆点到大宰府尚有一日路程，当天已经无法赶到，而且登陆点的地形也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于是仍旧撤回到船上，准备在第二天早晨重新登陆发动进攻。 北条时宗也不是全无准备。他在赶走赵良弼之后，就下令给九州以及西国（本州西部）各地的武士首领，让他们修整武备，提高警惕，以防蒙古入侵。因此，当发现蒙古水师来袭时，大宰府一边飞报镰仓和京都，一边立即在当地组织军队。九州各地的武士们收到警报后，迅速向海岸集结，由镇西奉行、“三前两岛”守护藤原经资统一指挥，作好抗战准备。西国武士也在各地守护和地头的率领下，奔赴九州参战，总兵力达到了十一万之众。

二十日晨，元军分兵两路从博多湾登陆。藤原经资率先锋部队五百骑前往截击，与元军西路的登陆部队在百道原狭路相逢。藤原经资按照日本人作战的惯例，首先发射“鸣镝”（一种响箭），表示立阵开战，然后阵中杀出一名骑马武士，冲向元军阵前讨战。可是元军根本不理会日方这种古老的“一骑讨”战术，见敌人临近，立即吹起号角，战鼓齐鸣，两翼蒙古骑射手万箭齐发，背后船上的火炮也点火轰击。日本武士们哪见过这个阵势，大家手足无措，战马也受惊乱窜，全军阵脚大乱，那个冲上去“一骑讨”的武士早被射成了刺猬。元军指挥官占据高坡，用鼓声指挥部队，士卒攻防有序，队列清晰，而且非常善于使用集团配合的战术，日本武士一旦前冲，往往被元军围成小圈消灭。如果双方距离拉开，元军则用大炮轰击，据日方资料记载，元军大炮的弹丸大小相当于当时非常流行的古代足球——鞠，发射时声如巨雷，浓烟四起，射击速度则是“其势迅于车轮下坂”，连打了二三千发，日军死伤甚众。不过这些武士们按日本人的说法就是大家都已经“觉悟”了，人人玩命，死战不退。再加上后面的预备队不少，源源不断地上前补充，暂时还能顶得住元军的攻势。

这时元军在博多湾东部箱崎方向登陆的部队已经打败了前来阻击的日军，占领了岸边的松林，并纵火焚烧民舍，蔓延的火势把箱畸神宫也给烧着了。东路元军随即前来夹击藤原经资的部队。藤原经资发现腹背受敌，知道这个滩头阵地是守不住了，急忙下令全军撤退。元军左副都元帅刘复亨见日军败退，骑马冲下高坡，指挥追击。日军见他像是个主将，瞄准了就是一箭，刘复亨中箭落马。幸好射倒了刘复亨，这才把元军的追击势头遏制了一下，日军乘机逃出了合围，退回到大宰府附近的水城。元军都元帅忻都见天色已晚，估计今天攻下大宰府又不成了，再加上刘复亨受伤，便下令全军撤回船上，准备明日再战。

高丽将军金方庆劝谏说，我军已入敌境，虽然人数上不如对方，但其势已经如同“孟明焚舟，淮阴背水”，应该一鼓作气，与日人决战，一举拿下大宰府，迅速拓展阵地。但忻都认为矢尽兵疲，不如休整，而在陆上扎营又怕日人夜袭，还不如回到船上，于是拒绝了金方庆的意见。当晚元军又撤退回船。 谁想到了夜里，天气变得十分恶劣，风雨大作，海面上巨浪汹涌，元军的船只本来就是赶工产品，质量不太过关，一时触崖沉没者竟达二百余艘。那些没有在战斗中阵亡的勇将悍卒，却在惊涛恶浪中作了鱼虾之属。元军都元帅忻都平生只晓在平地上跑马，哪儿见过这等惊涛骇浪的场面，惊恐之下，赶紧下令全军撤退回国。

第二天，藤原经资等日本将领又抱着必死的觉悟，率兵赶到滩头，结果惊讶地发现除了几艘破烂的船只残骸，元军的大部队居然消失了。日军赶紧出海侦察，结果发现在附近志贺岛上还有一艘元军战船因为故障没有跑掉，把船上人抓来一问，才知道事情原委，当下将被俘的元军斩杀，带着首级回去报功。藤原经资等人马上修书向镰仓和京都报喜。由于两地路途遥远，元军退走后十多天，北条时宗才刚刚接到蒙古来袭的报告。朝廷和幕府正忙着到寺社里求神拜佛，烧香许愿，哪知道第二批使者又到了，大家提心吊胆一听报告，原来是胜利的喜讯，这才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于是急忙发钱奖励和尚，表彰他们祈祷灵验，天降神风覆灭强敌。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日本文永十一年，所以日本称之为“文永之役”。


蒙古四败 日本篇（下）弘安之役

元朝忽必烈征日本文永之役后，元军撤退时遭暴风雨袭击，日本朝野认为是神风天佑，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模的祈神活动，当时不仅天皇在祈神，幕府的实权者北条时宗也在祈神。同时，为了防御元军再次入侵，镰仓幕府执政北条时宗大力加强备战：一是加强长门守护所的力量，任命胞弟北条宗赖为长门守护，防卫中国西部；二是增派北条实政去镇西主持九州方面的备战工作；三是费时五年，由藤原经资负责筑起一条西起今津，东至箱崎的高六尺厚一丈长十余公里的石坝。

另一方面，由于忽必烈第一次征日的目的是想逼迫日本投降，忻都等人便利用了忽必烈的这种心态，以“入其国，败之”的战绩掩饰了元军因遭受暴风雨的袭击而败退的实情。

元世祖忽必烈以为日本受到了打击，非常高兴，立即派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等人持国书出使日本。结果，刚愎自用的北条时宗认为是对他的侮辱，不仅不接受国书，而且违反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惯例，将元使一行三十余人，在镰仓龙口处斩。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后，南宋降将范文虎请以自己的名义再次遣使日本，结果又遭杀害。忽必烈忍无可忍，决心以武力征服日本。据说，诸将向忽必烈辞行时，忽必烈嘱托要齐心合力，以大局为重，不要滥杀百姓。看来，他是想要占领日本了。

这次征日，元军分兵两路。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张世杰旧部及其他自愿从军者计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组成江南军，由范文虎统帅，从庆元（今浙江宁波市）启航，东渡日本。命洪茶丘至东北，招募沈阳、开原等地自愿从军者三千人，由其指挥。忻都仍统率蒙古军。又任命高丽将领金方庆为征东都元帅，统率高丽军一万人、水手一万五千人，战船九百艘，军粮十万石。三军合计约四万人，组成东路军，取道高丽，过对马海峡，进攻日本。两路元军由元军宿将阿刺罕统一指挥，定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六月十五日在壹岐岛会师。

至元十八年（1281年）五月三日，东路军从合浦启航，开往巨济岛。五月二十一日，进攻对马岛的世界村（上岛佐贺浦）、大明浦，守岛日军虽顽强抵抗，但因重寡悬殊，全部战死。元军占领对马岛后，不顾忽必烈的指示，大肆杀掠。第二次元日战争爆发，日本史书称之为“弘安之役”。

当日方得知元军入侵对马、壹岐两岛后，在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率领下的守护部队立即进入沿海石坝阵地，严阵以待。日军总指挥为藤原经资，副将大友赖泰，统率的部队除藤原经资的“三前二岛”的御家人武士部队外，还有筑后守护北条宗政、肥后守护安达成宗、丰后的大友和萨摩、大隅、日向的岛津久经的部队，一线部队总计有四万余人。另外，宇都宫贞纲率领约六万中国地方的武士部队，作为增援军在必要时将前往筑前。

五月二十六日，东路军攻入壹岐岛。忻都为争夺头功，无视在壹岐岛同江南军会师的作战部署，贸然进攻博多湾。六月六日，忻都派出一支小型舰队，前往长门海域牵制守军，使其不敢救援大宰府，大部队开往博多湾。进入博多湾后，才发觉沿海滩头筑有石坝，难以登陆。此时，侦察部队探知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也未筑石坝，遂命令舰队靠近志贺岛锚泊。当夜，松浦党御家人草野次郎经永，率少数部队偷袭元军，纵火烧船，给元军造成一些损失。

七日晨，洪茶丘率军登陆，占领志贺岛。志贺岛狭长，退潮时露出的海滩可直通陆地。为了从侧后进攻博多湾，元军奋力抢占海滩。由于元军擅长集团攻击，而日军则擅长一骑打，在连日的海滩争夺战中，元军损失惨重，被杀千余人，洪茶丘还差点儿被日军副指挥大友赖泰之子大友贞亲斩杀。战事不利再加上后勤供应困难，忻都等遂决定于六月十五日率军从志贺岛撤退，驶向壹岐岛，与江南军会师。

江南军方面，五月时，据侦察得知日本平户岛守军均调至大宰府，阿刺罕决定将会师地点改为平户岛。六月初，江南军派出先遣舰队前往壹岐岛与东路军联系。藤原经资获知后，率部进攻壹岐，激战两日，日军败退。

此时出现重大变故，本次征日的总指挥、元军宿将阿刺罕突然病死，忽必烈任命阿塔海接替指挥，但阿塔海未能及时到任。但江南军统率范文虎认为先遣舰队早已发出，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尚未到职的情况下，令江南军于六月十八日分批开航。当阿塔海赶到出发地点庆元时，范文虎已率军扬帆东渡了。

七月，范文虎、李庭率江南军十余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到达次能、志贺二岛，与忻都、洪茶丘所部会师。七月二十七日，元军在开往鹰岛途中，先头部队遭日本水军攻击，激战至天明，日军撤退。两路大军会师后，军势大振，本应立即进攻大宰府，却迟疑不发，估计是因为天气恶劣。元军两路统帅均无航海常识。只有江南军张禧所部和也速得（“角”加上“得”的右半部）儿所部才将战船疏开（相隔五十步）锚泊，以避免万一遭到台风，战船互相碰撞。

八月一日，台风袭来，元军船毁人溺，师丧大半。江南军张禧所部和也速得（“角”加上“得”的右半部）儿所部由于事先做了准备，损失不大。台风过后，张禧和也速得（“角”加上“得”的右半部）儿率部救援落难元军，落水的范文虎被张禧救起。张禧立即向范文虎建议：江南军士卒未溺死者尚有半数，而且都年轻力壮，如果将他们组织起来，强行登陆，作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许能登陆成功。但范文虎贪生怕死（刚刚才被救起来），要立刻班师。

此时，平户岛尚有被救起士卒四千人无船可乘，范文虎命弃之不顾。张禧不忍，将船上的七十五匹战马弃于岛上，载四千士卒回国。另外，被遗弃在日本海岛上的元军士卒尚有三万余人，大部分战死，被俘者中，除少数被留作奴隶外，其余大部惨遭杀害。

第二次元日战争最终也遭遇台风而失败。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一是中途易帅，无人指挥。在当时通信工具极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渡海登陆作战，没有主帅亲临指挥，岂有不失败之理！二是两路大军各行其是，没有严密的协同作战。三是统率畏惧不前，贪生怕死。四是不熟悉战区的水文气象条件。

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均以失败告终，但他仍一意孤行，准备第三次征日。结果因为忙于镇压人民起义和大臣的劝谏，未能实现。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逝世，征日计划也就随之中止了。

蒙古四败之 宋蒙钓鱼台城之战

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其中1259年的四川合州钓鱼城之战堪称最棘手之战。终于蒙哥汗折戟沉沙在钓鱼城下，宣告了蒙军的失败。

钓鱼城位于合川市合阳镇嘉陵江南岸钓鱼山上，占地2.5平方千米。山上有一块平整巨石，传说有一巨神于此钓嘉陵江中之鱼，以解一方百姓饥馑，山由此得名。钓鱼城峭壁千寻，古城门、城墙雄伟坚固，嘉陵江、涪江、渠江三面环绕，俨然兵家雄关。

钓鱼城峭壁千寻，古城门、城墙雄伟坚固，嘉陵江、涪江、渠江三面环绕，俨然兵家雄关。

南宋乾道年间（1171年），钓鱼山飞舄楼建 成。当时过往州境的雅士豪客，莫不盘桓于钓鱼山，借江山之助，寄托自己豪放的胸襟与远大抱负。到了南宋晚期，宋蒙（元）战争爆发。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为抵御蒙古军队的进犯，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择险、任人、积粟、驻兵、徙城”的建议，于淳佑三年（1243年）在钓鱼山筑城，徙合州及石照县治其上，屯兵积粮，控扼三江，以为重庆屏障。

钓鱼城依山为垒，宛如金城汤池。它不但有构筑在陡峭山岩上的内外两道防线，而且还有纵向延伸的水军码头，以暗道出口、一字城墙相连接的给养补给通道，和天池泉井、水洞门为代表的给排水系统。在城中的两级台地上，良田沃土，豁然千亩。钓鱼城由此而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山地修筑防御体系的光辉典范。

钓鱼城三面据江，峭崖拔地，两岸青山绿岭，嘉陵江与涪江泾渭分明。从合川城顺水而下，就是钓鱼城。


1234年宋、蒙联合灭金后，南宋出兵欲收复河南失地，遭蒙军伏击而失败。宋人以为蒙元战争原因是“入洛之师，轻启兵端”有失偏颇。但“端平入洛”（南宋出兵河南）的确为蒙古伐宋提供了口实。

“端平入洛”宋军大伤元气，淮南精甲在洛阳溃败损失15000人。河南军民“死者十数万计”“江淮荡然，无以为守御之备”。

1235年，蒙军在西起川陕、东至淮河下游的数千里战线上同时对南宋发动进攻，宋蒙战争全面爆发。

1236年2月蒙军兵临军事重镇襄阳，守军统帅赵范统御无方导致北军叛变。

所谓北军是金灭亡后南宋朝廷招纳金人组成的军队，相对于“南军”而言称为“北军”。襄阳被乱兵焚掠一空。

1239年秋，蒙古攻宋西路军，由都元帅达海绀卜和秃雪率领80万大军，再次攻蜀。八月，达海绀卜率军袭破成都(今属四川)，分兵掠汉、邛、简、眉(今四川广汉、邛崃、简阳西北、眉山)等州。征行大元帅按竺迩部沿嘉陵江南下，直取重庆(今属四川)；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部越渠江而东，攀缘山岩林木，经达州、开州(今四川达县市、开县)进抵万州(今四川万县东)。

南宋守军退至大江南岸凭江防守。汪世显布舟北岸佯攻，迂回至万州西60里三湖滩，乘夜以革舟渡江，击溃宋军。顺流追击至蜀之咽喉夔州(今四川奉节)，与宋军战于瞿塘(今奉节东)，获战船干余艘。继续东进，径抵巫山(今属四川)。渡过大江的蒙古军另遣一部向南抄掠，于十二月破施州(今四川恩施)。

宋京湖安抚大使兼夔路策应使孟珙，早已谍知蒙古军欲临大江，料其必道施、黔(今四川彭水)，以入两湖，曾以兵2000屯峡州(今湖北宜昌)；以兵干人屯归州，另遣军增兵归州隘口万户谷(今湖北秭归县西)；命其弟孟瑛以精兵5000驻松滋(今湖南松滋西北)，为援夔机动力量；命其弟孟璋率精兵2000驻澧州 (今湖南澧县)，以防施、黔路。

此时，蒙古汪世显部破夔州后，湖北安抚副使、知峡州孟景，一面告急于其弟孟珙，一面率军迎击，至大垭寨，与蒙古军遭遇，将其击退。裨将刘义于巴东(今属湖北)清平村拦击，又获大捷。汪世显见宋军防守严密，乃收军撤退，孟珙乘胜遣军收复夔州。次年二月，按竺迩攻重庆不克，东窥万州，宋军以舟师数百艘溯江迎战。按竺迩率军乘巨筏顺流而下，浮革舟于其间，弓弩齐射，宋军不能敌，败退至夔门。后蒙古军班师退出四川。


至1241年，蒙军蹂躏南宋大片土地，而四川则是三大战场（另两个为京湖战场——今湖北和河南一带、两淮战场——今淮河流域一带）中遭蒙军残破最为严重的一个地区。
这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去世，其内部政争不断，对南宋的攻势减弱。南宋由此获得喘息之机，对各个战场的防御进行调整、充实。1242年，宋理宗派遣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入蜀主政，以扭转四川的颓势。余玠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

即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星罗棋布，互为声援，构成一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钓鱼城即是这一山城防御体系的核心和最为坚固的堡垒。

钓鱼城坐落在今四川省合川县城东5公里的钓鱼山上，其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300米。山下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十分险要。这里有山水之险，也有交通之便，经水路及陆上道，可通达四川各地。彭大雅任四川制置副使期间（1239—1240年），命甘闰初筑钓鱼城。1243 年，余玠采纳播州（今遵义）贤士冉琎、冉璞兄弟建议，遣冉氏兄弟复筑钓鱼城，移合州治及兴元都统司于其上。钓鱼城分内、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

不绝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这一切使钓鱼城具备了长期坚守的必要地理条件以及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特点。1254年，合州守将王坚进一步完善城筑。四川边地之民多避兵乱至此，钓鱼城成为兵精食足的坚固堡垒。


蒙哥大汗亲征（南征军）

1251年，蒙哥登上蒙古大汗宝座，稳定了蒙古政局，并积极策划灭宋战争。蒙哥为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长子，曾与拔都等率兵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以骁勇善战著称。1252年，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和兀良合台绕道吐蕃率师迂回平定大理，对南宋形成包围夹击之势。平定大理后，忽必烈以穿心战术由南往北直捣南宋心脏境域。

蒙哥汗六年(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在蒙哥攻宋之战中，蒙古总督军事兀良合台与都元帅帖哥火鲁赤、带答儿率军南北对进，夹攻宋四川，会师合州(今合川)的作战。

蒙哥汗六年春，兀良合台征降云南各部后，偕大理国王段兴智向蒙哥汗献图。六月，蒙哥鉴于对宋的侧后包围已完成，遂以宋囚蒙古使臣为名，决定攻宋。诏命兀良合台打通由云南至四川道路；命帖哥火鲁赤、带答儿率军南进，与兀良合台会师。北路，帖哥火鲁赤与汪德臣以原隆庆府(今四川广元)降将南永忠、高贵为向导，率军自利州(今广元)出苦竹隘，经阆州(今阆中)，进抵顺庆府(今南充)，沿嘉陵江南下；带答儿率军自兴元(今陕西汉中)经米仓山入蜀，越巴州(今巴中)，沿渠江南下。十月，至渠州(今渠县)。十一月，抵重庆附近地区。南路，兀良合台自云南率军北进。九月，攻占滇蜀要冲乌蒙(今云南昭通)等地。鉴于泸江(今金沙江)河道险阻，水势汹涌，兀良合台从陆路向石门关(今四川高县西北)进军。十月，破秃剌蛮三寨，又破石门关，趋叙州(今宜宾东北)，欲北进至嘉定(今乐山)。在马湖江(今四川境内金沙江别名)遭宋都统制张实、知叙州史俊所率3万兵截击。蒙古军力战获胜，夺船200艘后，改道东进。循大江南岸，水陆并进，趋重庆，后沿嘉陵江北进，于十二月到达合州附近，与帖哥火鲁赤、汪德臣及带答儿部军会师。次年正月，蒙古三路大军先后原路返回。
1257年（宝佑5年）春，蒙哥汗下诏伐宋。以都元帅纽辚为先锋率精兵万人直趋四川。蒙哥大汗将全军分为左右两翼，右翼军（西路军）蒙哥自率蒙军主力攻四川，左翼军（东路军）塔察儿、李璮等攻京湖（两淮），分宋兵力。忽必烈率军攻鄂州（今武昌），又命远征缅甸、越南的兀良合台自云南出兵，经广西北上；蒙哥以四川作为战略主攻方向，意欲发挥蒙古骑兵长于陆地野战而短于水战的特点，以主力夺取四川，然后顺江东下，与诸路会师，直捣宋都临安（今杭州）。


蒙古帝国主力军团入川

蒙古蒙哥汗七年(宋宝佑五年，1257年)至八年，在蒙哥攻宋之战中，都元帅纽璘率军进攻南宋四川地区的作战。蒙古总督军事兀良合台打通云南至四川道路后，蒙哥于七年春，再次诏命诸王、众将出师攻宋。命纽璘将兵万人攻掠四川。纽璘自利州(今广元)，下白水(今白龙江)，过阆州大获山(今阆中东北)，出梁山军(今梁平)，直抵夔门(今奉节瞿唐峡)。蒙哥又命万户刘黑马、夹谷龙古带率蒙古汉军，乘宋西川防务空虚之际，一举占领宋已废弃的成都城(今成都市)，七天修复该城，并遣都元帅阿答胡戍守。八年春，宋理宗以成都关系全局安危，命四川制置使蒲择之率驻蜀诸军攻取成都。蒲择之遣都统杨大渊率一军守御剑门关，以断北援；遣安抚刘整、都元帅段元?率一军守御东西川要道灵泉山(今遂宁东)城、箭滩渡(今遂宁东涪江渡口)以阻其东援；自率诸军攻成都。时纽璘已由夔门还至合州(今合川)，欲引军西进，至成都会合守将阿答胡部。军至箭滩渡受阻，纽璘军与刘整军激战一天，突破宋军防线，斩首2700余级；部将石抹按只率汉军攻灵泉山，大败宋军，乘胜追杀都统韩勇，宋军溃，纽璘军长驱入成都。时守城主帅阿答胡死，诸将遂推纽璘为长，纽璘率军据城坚守多日。五月，成都突有暴风骤雨，且霖雨连绵，地面泥泞，对宋军攻城不利。纽璘乘机突围，与前来增援的汪德臣部内外夹击，败蒲择之军。纽璘率军进围成都府治所云顶山(今金堂南)城，守将惶恐失计，不久，城中食尽，纽璘部将彻理率兵一部由水门先登，破其壁，宋将姚德以城降。于是西川州县相继降蒙，致使宋军全部退出西川。是年冬，为配合蒙哥攻蜀，纽璘以部将拜延八都鲁、刘黑马等率兵5000守成都，自率1.5万兵，号5万，战船200艘，并以降将张威所部500人为先锋，水陆并进，经简州(今简阳西北)，沿内江水(今沱江)入长江，趋重庆。军至资州(今资中)，缚桥济师，分兵两路而进：千户暗都剌率舟师顺内江水而下，纽璘将步骑而南，军至泸州，遇宋军以战船500艘控扼江渡，乃令长于水战的将领石抹按只，仅率7艘战船向其冲击，步骑鼓噪而进，将宋军击败，遂顺江而东。蒲择之以兵分道截击，均被击败。纽璘军顺利进至涪州(今涪陵)，造浮桥，屯军桥南北，以绝宋援。

1258年（宝佑6年）秋7月，蒙哥亲率怯薛亲军及蒙军主力精锐4万大军分三道入蜀，加上在蜀中的蒙军及从各地征调来的南征签军（汉军为主），蒙军一时军势大盛在巴蜀合兵数十万。蒙军入大散关，相继占据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守将杨大渊被迫投降）、广安大良城等，迫近合州。12月蒙哥汗遣宋降人晋国宝至钓鱼城招降，为宋合州守将王坚所杀。升仙梯就是王坚把叛臣追回后斩首的地方。本来这叛臣是蒙古派来招降的。王坚先放了他，然后用快船把他追回来斩首，叛臣晋国宝力驳“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王坚说，“来使已经放回去了，我杀的是追回来的叛臣。”《王坚记功碑》有记载。


蒙哥大汗之死

宋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二日，蒙哥大汗率诸军从鸡爪滩渡过渠汇，进至石子山扎营。宋蒙钓鱼城之战正式爆发。早在1254年（宝佑2年）7月，王坚任都统，知合州后征调合州5县17万人完善设施。钓鱼城成为兵精粮足的坚固堡垒。

三日，蒙哥亲督诸军战于钓鱼城下。七日，蒙军攻一字城墙。一字城墙又叫横城墙，其作用在于阻碍城外敌军运动，同时城内守军又可通过外城墙运动至一字城墙拒敌，与外城墙形成夹角交叉攻击点。钓鱼城的城南、城北各筑有一道一字城墙。九日，蒙军 猛攻镇西门，不克。这日，蒙古东道军汉军万户史天泽率部也到达钓鱼城参战。

三月，蒙军攻东新门、奇胜门及镇西门小堡，均失利。从四月三日起，大雷雨持续了二十天。雨停后，蒙军于西月二十二日重点进攻护国门。

二十四日夜，蒙军登上外城，与守城宋军展开激战。《元史·宪宗纪》称“杀宋兵甚众”，但蒙军的攻势终被宋军打退。五月，蒙军屡攻钓鱼城不克。蒙哥汗率军入蜀以来，所经沿途各山城寨堡，多因南宋守将投降而轻易得手，尚未碰上一场真正的硬仗。因此，至钓鱼山后，蒙哥欲乘拉槁之势，攻拔其城，虽久屯于坚城之下，亦不愿弃之而去。尽管蒙军的攻城器具十分精备，奈何钓鱼城地势险峻，致使其不能发挥作用。钓鱼城守军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协力指挥下，击退了蒙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蒙古汉军千户董文蔚奉蒙哥汗之命，率所部邓州汉兵攻城，董文蔚激励将士，挟云梯，冒飞石，履崎岖以登，直抵其城与宋军苦战，但因所部伤亡惨重，被迫退军。其侄董士元请代叔父董文蔚攻城，率所部锐卒登城，与宋军力战良久，终因后援不继，亦被迫撤还。钓鱼城久攻不下，蒙哥汗命诸将“议进取之计”。术速忽里认为，顿兵坚城之下是不利的，不如留少量军队困扰之，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灭掉南宋。然而骄横自负的众将领却主张强攻坚城，“攻城则功在顷刻”反以术速忽里之言为迂。蒙哥汗未采纳术速忽里的建议，决意继续攻城。然而，面对钓鱼坚城，素以机动灵活，凶猛骠悍著称的蒙古骑兵却不能施其能。

六月，蒙古汉军骁将汪德臣（女真人原为金臣属）率兵乘夜攻上外城马军寨，王坚率兵拒战。天将亮时，下起雨来，蒙军攻城云梯又被折断，被迫撤退。蒙军攻城5 个月而不能下，汪德臣遂单骑至钓鱼城下，欲招降城中守军，几乎为城中射出的飞石击中，汪德臣因而患疾，不久死于缙云山寺庙中。蒙哥闻知死讯，扼腕叹息，如失左右手。汪德臣之死，给蒙哥汗精神上以很大打击，钓鱼城久攻不下，使蒙哥汗不胜其忿。

蒙军大举攻蜀后，南宋对四川采取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但增援钓鱼城的宋军为蒙军所阻，始终未能进抵钓鱼城下。3月宋理宗派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吕文德是南宋吕氏军事集团代表人物。还有后来在襄樊战役中主要将领吕文德之弟京湖制置副使吕文焕，吕文德的女婿京湖制置使范文虎，将军夏贵都出自吕氏军事集团。吕文德率水军支援钓鱼城，遭蒙将纽辚和蒙军汉将李进等阻拦，直到六月没有突破防线。尽管如此，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守军斗志昂扬。一日，南宋守军将重15公斤的鲜鱼两尾及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蒙军，并投书蒙军，称即使再守10年，蒙军也无法攻下钓鱼城。相形之下，城外蒙军的境况就很糟了。蒙军久屯于坚城之下，又值酷暑季节，蒙古人本来畏暑恶湿，加以水土不服，导致军中暑热、疟疠、霍乱等疾病流行，情况相当严重。据《元史》记载，蒙哥汗于六月也患上了病，而拉施特《史集》更明确说是得了痢疫。另《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是箭伤，明万历《合州志》则称蒙哥汗是炮震负伤。无论如何，蒙哥汗不能再坚持攻城了。七月，蒙军自钓鱼城撤退，行至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蒙哥汗逝世。据《元史》本传及元人文集中的碑传、行状等所载，不少随蒙哥汗出征的将领战死于钓鱼城下，由此可以想见钓鱼城之战之酷烈及蒙军损失之严重。蒙哥汗在钓鱼城下的败亡，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首先，它导致蒙古这场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使宋祚得以延续20年之久。进攻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护送蒙哥汗灵柩北还。率东路军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的忽必烈，为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也不得不撤军北返。从云南经广西北上的兀良合台一军，一路克捷，已经进至潭州（今长沙）城下。由于蒙哥之死，该军在忽必烈派来的一支部队的接应下，也渡过长江北返。

蒙古的南北两支军队基本上是按预定计划进军的，只因西边主攻战场的失败而功亏一篑。其次，它使蒙军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滞下来，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1252年，蒙哥汗遣其弟旭烈兀发动了第三次西征，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岛大片土地。正当旭烈兀准备向埃及进军时，获悉蒙哥死讯，旭烈兀遂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而自率大军东还。结果蒙军因寡不敌众而被埃及马木留克军团打败，蒙军始终未能打进非洲。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从此走向低潮。

钓鱼城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典型代表，在冷兵器时代，充分显示了其防御作用，它成为蒙古军队难以攻克的堡垒。蒙哥汗败亡后，钓鱼城又顶住了蒙军无数次的进攻，直至1279年守将王立开城投降，钓鱼城才落入蒙古之手。

王坚记功碑记载，钓鱼城修得非常牢固，当时兴了十几万人经过十几年的经营才修起，关门垒叠、城墙高筑，以致蒙古人铁骑骁勇，却在此无可奈何，须大汗蒙哥亲自督阵攻城。前后共计进攻上千次，围困三十六年也未能攻下。而当时不可一世的天之骄子蒙古大汗蒙哥，反在此处送了命蒙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哥哥，一天，他亲自在城东“脑头坪”窥看城中情况，了解迟迟攻不下的原因，不意王坚早有准备，一发土炮，击飞了了望塔，蒙哥负重伤，几日后在北温泉殒命，临死时遗诏“破城屠赤。”于是，蒙古各路远征军被迫撤回草原，散布中亚、欧洲、东亚的各路蒙古王公均奔回蒙古，站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两大阵营争夺蒙古大汗宝座。这便也是王坚副将张珏雕刻的“王坚记功碑”的内容。

蒙古人和外国人对成吉思汗的评价（转帖）

蒙古人的评价：

1，成吉思汗是伟大的政治家，在统一复杂分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时候表现出来了。

2，他是杰出的军事家，一生打了无数次仗，多数已以少胜多。

3，他是伟大的哲学家和诗人，他的言语有非常深奥的哲理，出口成章，连命令都使用诗歌形式发布的，这个你们看懂蒙古语的话可以领略。

对于很多学者对成吉思汗的片面评价的回答：

1.他打的仗很多，杀的人也不少，可是你们认为的滥杀无辜几乎没有，更没有杀过多少汉族人，这个是你们的无知和历史的歪曲造成的，

2.他统一蒙古高原的时候下令屠杀过塔塔儿部人，因为他父亲被他们下毒害死的，不过还是听从手下的意见停止屠杀了，这些都是有句可查的。

3.成吉思汗在战场上冷酷无情，可对自己的子民是慈悲的，战争借宿后从来没有像刘邦、朱元璋之类的杀功臣，夺权之事，而是源源不断的封赏，成吉思汗提拔的将帅无一不是终身效力，没有一个人被判他，就这个胸怀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比得上，包括李世民。

4.西征也是有原因的，本来蒙古派去五百人的商队被花剌子模边关总兵杀掉，带去的财物被抢劫，这时只有一个人幸存逃回，成吉思汗不会像今天的领导人那样容忍这些挑衅的，立即出动灭了花剌子模这种不要脸的国家，那时中国是多么的坚强，多么让人兴奋，不像后来怎么也能忍，大使馆被炸没关系，飞机被撞也没关系，华侨被奸杀也没关系，要是成吉思汗的话要拼劲国力也得惩罚恶徒。

5.战争的时候没有不死人的，难道说解放战争的时候解放军消灭的几百万的国民党军，也算屠杀吗？

6.成吉思汗攻打金国，也是有世仇，他曾祖父和祖父都是被金国害死的，西夏是背信弃义好几次难道不应该惩罚吗？至于成吉思汗66岁高龄戎马一生病死战成这是多么的光荣，怎么能说是被西夏人干掉呢？说话要凭良心，凭证据，要不然就成小人了！！他奠定的基础是忽必烈建立元朝，实现中国历史版图最大的时代，而且结束了分散混乱的时代，这也是历史发展趋势！



老外评价

拿破仑:我不如成吉思汗,他的四个虎子都争着为其效力,我无这种好运


华盛顿:欧洲人称其为“世界之鞭”他是名副其实的“人类之王”。世界秩序因他而改变。人类的世界观因他而升华。


哈伯斯:起于灾难而终于卓越，除了耶稣，恐怕再难有人与成吉思汗匹敌。


华盛顿:成吉思汗的成就就是现在企业成功的典范，他把企业追求卓越与员工的忠诚有效地结合起来，因此受到企业家和普通员工的青睐。



美国评成吉思汗为千年风云第一人.

美国周刊:世界影响最大的人物 美国:千年风云人物成吉思汗



恩格斯:成吉思汗在中世纪踏碎了欧洲人的心灵


马克思在谈到成吉思汗时曾说：“成吉思汗戎马倥偬，征战终生，统一了蒙古，为中国统一而战，祖孙三代鏖战六七十年，其后征服民族多至720部。”在《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一书中，马克思写道，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组建了一支军队，他“依靠这支军队征服了东蒙与华北，然后征服了阿姆河以北的地方与呼罗珊，还征服了突厥族地区，即不花剌、花剌子模和波斯，并且还侵入印度。他的帝国的疆土从里海一直沿伸到北京，南面伸展到印度洋和喜马拉雅山西面到阿斯特拉汗和嘉桑。他卒后这个帝国分为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元朝；前四部分由汗统治；最后一部为帝国的主要部分由大汗直接统治”。

　　东方战神——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不仅组建了一支当时天下无敌的强大骑兵，出色地解决了军队给养、后勤供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符合骑兵作战特点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说：“蒙古人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的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成吉思汗的指挥艺术。”他非常赞成勒?加特的说法：“蒙古人所进行的征战，就其规模和艺术、突然性和灵活性、包围的战略和战术而言，是史无前例的。”“成吉思汗即使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最伟大的统帅，无疑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


　　俄国将军以葛那吉夫说：“横览宇内，历年之少，而开拓疆土之广大，如成吉思汗者，千古所未尝见也。成吉思汗登蒙古大汗位之初，兵籍之户数约一万三千而已（约3万），其后征服民族之数凡七百二十部之多，其言语信仰，大抵异类。其子孙蒙业开拓，所奄有之全版图，包括今之清朝大半，印度的北部，朝鲜半岛全部，中亚细亚的全域，俄罗斯帝国大半，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间之南部，兵刃之所斩刈，马足之所蹂躏，由东达西，成一直线，径长六千英里（约当中国1万6千里），其间列国数十，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才以六七十年之短日月次第削平者也。此最大盖世之雄，果如何而崛起者耶？”


　　俄国军事家柯列金也说：“通观世界历史，用很少兵力（拉施德丁说12万，小林高四郎说20万），在很短时间内（1207年到1227年共20年），攻略广大土地（欧亚两洲的大部），统治众多人口（中小路彰说6亿人口，我认为有些夸大），除成吉思汗时代的鞑靼人和帖木儿时代的中亚细亚人之外，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

　　有人曾统计过，成吉思汗一生共进行60多次战争，除十三翼之战因实力悬殊主动撤退外，无一失败。因此中国学者刘乐土在其《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后人难以比肩的战争奇才。他逢敌必战、战必胜的神奇，将人类的军事天赋穷尽到了极点。”“他麾下的铁骑，势如破竹，硝烟漫卷到了俄罗斯、阿富汗及印度北部。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已经成了战无不胜的神，对手无不闻风丧胆，屈服于脚下”。“什么人才能称得上战神？惟有成吉思汗!”

　　信仰自由——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古汗国横跨欧亚两洲，当时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在其统治的范围之内几乎应有尽有。其中包括蒙古人原来信奉的萨满教，西藏、西夏和汉人信奉的佛教，金和南宋的道教、摩尼教，畏兀儿和西方各国信奉的伊斯兰教（回回教、答失蛮），蒙古高原一些部落乃至钦察、斡罗思各国信奉的基督教（包括景教，即聂斯托利派；也里可温，罗马派）等等。蒙古贵族征服天下，基本上是采取屠杀和掠夺政策，但其宗教政策却比较开明，并不强迫被征服者改信蒙古人的宗教，而是宣布信教自由，允许各个教派存在，而且允许蒙古人自由参加各种教派，对教徒基本上免除赋税和徭役。实行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征服者的反抗，对蒙古贵族的得天下和治天下都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随着中亚、波斯等地被征服，来到东方的回回人空前增加。蒙古贵族利用回回上层和富商大贾作为压迫与剥削中原汉民的帮手，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不花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富商奥都剌合蛮、阿合马等，都在统治机构中担任很重要的职务。移居漠北与中原各地的回回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其聚居地建立清真寺，回教教师答失蛮、苦行者迭里威失，享受与僧道、也里可温同样的免税待遇。但一般的回教徒——木速鲁蛮则同编民一样要交纳赋税，负担差发。总之，“在中国，由于蒙古人采取‘信仰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政策，伊斯兰教乘机往东发展，大批穆斯林迁居来华，为穆斯林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自忽必烈以后，元朝统治者主要提倡喇嘛教，西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以后每一帝师死，必自西藏取一人为嗣，一直到元朝灭亡。由此佛教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权，并将教义传入了蒙古地区。

　　经商与战争——打破东西方壁垒的千年伟人成吉思汗西征导因于一次东西方的商业冲突：讹答剌城守将海儿汗残杀蒙古商队，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德山先生在《元代交通史》中说：“国际陆路交通是成吉思汗祖孙三代三次西征的产物。”由此“开辟了中国通往波斯的国际交通——波斯道”。

法国学者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说：“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绘画和波斯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北京有了天主教总主教。”“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这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利。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与之相似”。




　　加拿大史学家斯塔夫里阿塔斯说：“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往来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这条“横穿中亚的商路”，对于当时东西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作家哈罗兰姆将成吉思汗称为“人类帝王”，他在著作中说：“虽然成吉思汗从未接受过物质文明的熏染，竟能为50多个民族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典章，维持大半个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信使可以纵横50个经度，一个少女怀揣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使得东西交流为之畅通、欧亚文化为之交流，“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

1999年6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说：“有人认为，由于有了蒙古人，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世界史，而蒙古人倔强不拔、勇猛无敌的精神和机智敏捷的性格却塑造了伟大的成吉思汗。同样，我也赞成一些人的评价，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却打通了世界各国的关系，建立了国际关系新秩序。

但是，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只 要认识到他们的生存方式，则他们的动作及他们的行为便会即刻“一目了然”的。草原制造了这种体格矮小和粗短的人，他们是不可驯服的，因为他们继续存在与那样的自然条件下。
　　——（法）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


　　成吉思汗是拉近世界的最伟大的人。成吉思汗最完美地将人性的文明与野蛮两个极端集于一身。　　　　　　　　　　　　　　　　　　　　　　
—— 据《华盛顿邮报》1996.4.19


　　虽然当初的成吉思汗从未接受过物质文明的熏染，竟能为50多个民族建立了切实可行的法制典章，维持大半个世界的和平与持续……信差可以纵横50个经度，一个少女怀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
　　——（美）哈罗兰姆《人类的帝王——成吉思汗传》


　　在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就打开了全球信息交流。
　　——《华盛顿邮报》


　　成吉思汗的弛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英特网的前奏。
　　——（韩）《千年历史人物》


　　自有地球以来，不知道有多少英雄席卷大陆；自有历史以来，不知道有多少帝王君主削平邦土。然而规模之大，版图之广属成吉思汗，旷古无比。
　　——（日）太田三郎


　　在中世纪里，战略最好的例证并不出在西方，而是来自东方……蒙古人所进行的各次战争，无论在作战的规模的艺术方面，在突然性和机动性方面，还是在战略和战术上，不仅不会逊色于历史上任何战争，甚至还要超越这些战争。
　　——（美）利德尔哈特《战略论》


　　成吉思汗是比欧洲历史舞台上所有的优秀人物更大规模的征服者。他不是通常尺度能够衡量的人物，他所率领的军队的足迹不能以里数来计量，实际上只能以经纬度来衡量。他们通过的有些地方城市被夷为平地，河川改变方向。
　　——（英）哈洛尔德莱穆《全人类帝王成吉思汗》


　　在欧罗巴，也与西部亚细亚同样，不重新树立自然的秩序是不行的。那样无论在欧洲和亚洲，使他们从沉睡状态中苏醒过来，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去摇动他们是迫切需要的。这样摇醒他们的强有力的手出现了，这就是不屈之王铁木真及其后裔……他们是完成支配世界的至上命运后不久撤离了历史舞台。俄罗斯人的德意志人及其他的西欧诸国民，能够达到现在这样强大和文明无疑是蒙古人和蒙古军征服的刺激的赐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