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近乎中国发展的克星，先前两次重要发展机遇，都因为日本而中断。现在的中国是第三次重启现代化，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正进入一个关键点位，中国会第三次跌在日本手上，中止现代化进程吗？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会相信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可能因为日本而中止现代化，因为我们中国人经过两次教训依然没有汲取教训。我们正走在同一条大道上，不论内政，还是外交，甚至简单的对日交涉，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形势与前两次相比，并没有根本性变化。
1860年，中国在坐失二十年发展机遇，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终于醒悟，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史称“洋务新政”，或“同光中兴”。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中国的经济构成发生巨大改变，近代化的工业基础逐渐成型，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也在缓慢成长，中国的政治架构尤其是法律、制度经过三十年调适，也在向世界靠拢。应该说，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期，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也不再是遥不可及。
然而，就在中国按照自己的规则按步就班前行时，士大夫阶层、军方鹰派觉得中国已经了不起，觉得三十年前各国都有点对不住中国，执意复仇，发誓像列祖列宗那样开疆拓土，弘扬国威。于是，中国在洋务运动三十四年时改变了韬光养晦既定政策，为了朝鲜的未来与日本大打出手。短短几个月，清军原形毕露，大清国“同光中兴”的神话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依然不敌同期发展的日本，战争结束后中国人痛定思痛，以为都是先前“中体西用”惹得祸。因为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没有像日本那样追慕西方，没有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强国”的企图和勇气。于是，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进入“维新时代”。此后，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其实都是亦步亦趋模仿日本。短短十几年，大清国成为历史，中国发展根本转向。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中国在1895年的转向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再以“线性进化论”去分析历史发展，应该承认中国被迫中止洋务新政实在可惜。假如中国在1894年不为朝鲜前途与日本开战，假如中国在那时听听北洋大臣李鸿章、兵部大臣孙毓汶等人的反战理由，听听国际上各大国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战争，中国继续沿着“中体西用”第三条道路走下去，再有二十年，中国会是什么样？
从洋务新政三十年实际进程看，尽管清政府始终在说“中体西用”，但是应该看到，随着时间推移，三十年后与三十年前，中学、西学的比例发生显著变化。刚开始洋务时，中国只学科学技术；十年后随着中外贸易、投资扩大，接受了万国公法的原则；再十年，中国也在讨论政治改革的可行性、可能性。如果按照这样的步伐走下去，中国在政治上并不会落在世界后面很远。
然而，历史无情。甲午战后，一切归零，重新开始。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四年动荡后，于1928年重建统一，重新开始新一轮现代化建设。实事求是说，经过十年时间，中国的现代化获得了长足发展，许多历史学家说1928-1937这十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黄金岁月”，或许稍过，但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这十年的发展，中国不可能具有与日本一决雌雄的底气，更不可能苦撑待变迎来世界反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但从中国国家利益、民族前途而言，这场战争第二次中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使中国资本主义“黄金岁月”戛然而止。十四年漫长等待，八年殊死抵抗，中国不仅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物质代价，更重要的是，战前开启的现代化进程、经济建设顷刻间化为一股青烟。
中日战争的起因非常复杂，从1931年开始，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极为混乱时期。满洲国的成立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满洲国的背后也确实是日本人。但在那个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立足于外交解决的思路应该说并不错，胡适等人“低调俱乐部”期待国际社会用外交力量压制日本，重建中国统一的思路，今天看来也有某些可取之处。假如那时的中国能够在中日外交上达成基本共识，中日两国政府携手稳妥处理外交麻烦，避免战争，争取和平，即便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不可避免，亚洲、远东的局面、结局肯定不一样。
现在的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三十四年经济持续增长为中国人赢得了“可以说不”的底气；日本的步步紧逼、寸步不让，也不断激起中国人的愤怒。但，如何管控中日外交风险，如何不让钓鱼岛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朝鲜”、“满洲国”，如何不让日本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不仅是外交当局的责任，其实更应该值得全体中国人警醒。
由内政而外交是可怕的，由外交而引发内部政治变动也是最不经济的事情。三十四年经济增长确实衍生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应该相信，再给中国二十年和平时间，这些问题应该能够获得有序解决。反之，假如中国因钓鱼岛进入战争状态，中国即便赢得了战争，但第三次现代化进程必将就此打断，中国社会内部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不仅不可能顺势解决，而且必定会无限期延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