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古典文学作品选的时候，看到王安石的《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使我马上会联想到另一首苏东坡的名作《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两诗在立意、谋篇、炼句上均极相似。从诗题看，王诗用动词“登”，苏诗用动词“题”，都用地名作宾语，构成动宾结构的短语。从体例看，两诗都是写景七绝。从全篇的立意构思看，王诗借写景抒发壮怀；苏诗借写景畅言事理，且都寓情理于诗境之中。从章法看，都是前联写景，后联抒情。从表达的语势看，两诗的情语中几个用字几乎雷同。如王诗转句用“不畏”承上启下作过渡，苏诗转句用“不识”承上启下作过渡，各自的关照都极稳妥，两诗都用“缘”字导引结穴；王诗的“身在最高层”与苏诗的“身在此山中”也基本相同。
那么到底是谁学谁呢？据考究，《登飞来峰》是王安石30岁时所作。皇祐二年（1050年）夏，他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写下此诗。这首诗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时年少气盛，抱负不凡，正好借登飞来峰发抒胸臆，寄托壮怀。而《题西林壁》是苏轼47岁时所作。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轼离任黄州、就职汝州时，途次江西游庐山，写下此诗。这首诗是他总结庐山之游的绝唱。《东坡志林》载：“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可见这首诗是苏轼的精心力构，也是他勘透世情的杰作，悟彻人生的妙谛，此诗一出立成典故，雅俗咸通，竞相援引。两诗写作，一先一后，时间相隔34年，一写登飞来峰，一写游庐山，地点相去一二千里。
由此可知，王安石诗先于苏轼诗。也就是说苏东坡学了王安石。
然而，两首如此相似的诗，起表达的涵义却相去甚远。
首先来看《登飞来峰》。公元l050年夏天，30岁的王安石在浙江鄞县(今宁波)做知县，任期满后回故乡江西临川，路过杭州时，登上灵隐山东南的飞来峰，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初涉宦海，年少气盛，抱负不凡，显得自负，正好借登飞来峰发抒胸臆，寄托壮怀，可看作万言书的先声，实行新法的前奏；充分体现了诗人的理想和抱负。其中的名句“不畏浮云遮望眼”用了典故。西汉人曾用浮云遮蔽日月比喻奸佞小人在皇帝面前对贤臣进行挑拨离间。王安石把这个典故反过来用，他说：我不怕浮云遮住我远望的视线，是因为我站得最高。这是多么有气魄的豪迈声音呀!由于他在政治上能高瞻远瞩，能看清社会向前发展的趋势，坚信变法能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使国家强盛。所以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时候实行变法，任凭保守派怎么反对，他始终如一推行新法，毫不动摇。总之，全诗短短二十八个字，把作者的理想、抱负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心态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借景抒情，表现了作者变革现实的雄心壮志，感情奔放，气势磅礴，不愧是名作。其感情基调是高亢激扬的。
而《题西林壁》这首诗是诗人苏轼在1084年初游庐山时写的。作者写这首诗时，已是哲宗即位（1085年）的先年了。此时的苏轼已经历了王安石变法、“乌台诗案”等人生中最令人伤感的重大事件。在以王安石为领导的这场变法运动中，对于曾经提出过一些改良主张的苏轼来说，在新旧两派的斗争面前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是跨进一大步站到进步一边呢？还是倒退一步站到保守一边？我们从他全部的观点立场来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态度是站在旧派一边的，是从根本上否定新法的。当变法开始的时候，他就上书“极论新法不便”，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反对“立条例司”，反对“遣青苗使、领助役线、行均输线”，对学校科举制度的改变也进行攻击。他所谓“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无非是要求不要侵犯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循守旧，不要变革而已。一句话，他认为“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他的这些言行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士大夫阶级的观点和立场。正是因为他站在这个视点上，看到的只是新法太多地触动了封建士大夫阶级利益的这种表象，而看不到变法运动的进步本质。因此，他便被那规模巨大的、系统完整的、改革彻底的变法运动所迷惑。
正因为苏轼顽固地坚持旧派的保守立场，反对变法，才导致他被新派排挤而被贬外地的结果。当经历了自杭州而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等几次贬逐，特别是经过那次大难不死的“乌台诗案”之后，他对宦海波澜之中变化莫测的潮来潮往，对自己在政治风云中的洞察能力才有所了悟。所以这首诗不能不说是苏轼对多变的社会现象的哲理性的总结，不能不说是苏轼几经风雨后的解剖。其感情基调是沉郁无奈的。
所以王安石因初涉宦海，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变法，意气风发，呼喊出“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豪迈气概。而苏轼因反对新法变革而接连被贬，沉郁惆怅，郁积在胸的踌躇只能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表达。
一人主张，一人反对；一人欢喜，一人愁；立意相似，意义相反。两人同朝为官，针尖对麦芒，两大诗人的战争可谓千古一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