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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江津
江津支坪王爷庙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数量多、种类齐全的石器，有耜、石锄、石铲、石斧、石镰、石锛、砍砸器、锤砸器等。王爷庙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了200余片陶器碎片。龙华罗坝燕坝遗址也有丰富的考古发现。石器是原始社会最主要的生产工具，陶器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这些发现，证明了很早以前，江津大地上就有先民生息。
商周时期，巴族建立了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国家，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巴文化。巴国强盛时期，控制了今嘉陵江、长江、乌江流域为腹心的广大地区。现在的江津地域当时属巴国。巴国是奴隶制国家，都城江州（今重庆），江津故地在其附近，可见其区位优势。今天的江津珞璜镇小南海长江北岸的铜罐驿，是当时江州西面重要的商品交换市场，设有专门的市场管理机构。1954年，在珞璜镇猫儿沱对面的冬笋坝，发掘出了巴人墓葬，出土了形制独特的船棺。船棺形如独木舟，用一段5米长的楠木制作而成。船棺的使用，证明巴族是一个水边生活的民族，用独木舟在江河上捕捞、航行和水战。位于支坪境内的綦河口，原名僰溪口，是可考的江津最古老地名，被认为是巴文化沉淀的反映。当时的僰溪，即现在的綦江河，是江洲通往播州（今贵州遵义）的重要水上通道。巴族是一个英勇善战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创造了一种一人领唱众人帮腔合唱的演唱形式，这种形式在江津山歌和协同劳动时喊的号子里保留着。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前314年，置巴郡，郡治江州，江津故地隶属巴郡。这个历史时期里，秦政府废除了巴国原来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实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废除原来奴隶制贡税制度，开始实行封建性的税收制度。汉朝时候，推行蜀郡文翁兴学的经验，江津开始兴办县学。西汉时，江津的柑桔栽培很发达，朝廷设桔官，已管理柑桔的生产和销售。三国蜀汉时期，巴郡属益州郡，下辖7县，其中乐城县治在今油溪镇。两晋时期，江津故地先后属荆州和梁州。南北朝的南齐永明五年（487年），江州县治迁到僰溪口，即今綦河口处的顺江。西魏时期，改江州县为江阳县，置七门郡，郡治江阳。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江阳县治移至今几江。隋朝开皇初年，废七门郡。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江阳县为江津县，属渝州。《太平寰宇记》载，以斯地在江之津为名。这是江津县定名之始。这个时期，江津面积最大，包括现在江津市全境以及綦江县、璧山县、永川市的各一部分。
唐朝时期，政区建置变化很大，江津县行政区划几经变迁。619年，分江津县置南州（今綦江县一带）。620年，分江津县置万春县（县治在今永川市朱沱镇）。757年，分巴县、江津县、万寿县（原万春县）设立璧山县。唐朝时候，江津隶属渝州。当时，巴蜀是唐代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江津农业得到发展，丘陵山地逐渐开辟为梯田，因长江黄金水道之利，江津成为渝州的重要粮食转运基地。江津地处由西南进入渝州的陆路必由之地，商旅络绎不绝，江津县城是渝州上游水陆交汇的著名码头。唐朝是中国诗歌的繁荣时期，许多诗人经过江津，如陈子昂留下了描述龙门峡的壮丽诗章。
宋朝时期，江津一直隶属重庆府。宋乾德五年（967年），万寿县撤销，其地合入江津县。江津县治迁移到马鬃，同时分设鼎山县，后者不久废置。此时农业进一步发展，江津开始种植早稻和中稻，旱地粮食作物则种植有小麦和大麦等。手工业中，制茶、陶瓷、制船业有了发展。随着商业的发展，一批农村集镇出现了。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当时江津有14镇，后来成为“川东四大镇”之一的白沙镇，就是这时定名的。
“南宋四大家”之一的范成大在淳熙年间在成都任知府，曾经乘船路过江津，写下了《过江津县睡熟，不暇梢船》的绝句：“西风扶橹似乘槎，水阔滩成浪不花。梦里竹间喧急雪，觉来船底滚鸣沙。”这是可考的以江津为题目的最早的诗歌，写出了江津长江两岸竹树成林，水势奔涌，飞舟直下的壮丽景色。
宋代石刻艺术繁荣，江津地区的劳动人民，创造了生动的石刻艺术，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石佛寺摩崖造像位于江津主城长江北岸的高坪村，始建于北宋，现存造像四龛，其中三龛保存完好。如一号龛的观音坐像，神态妩媚，轻云薄袖，雕琢甚工，旁边的两侍女端庄雅丽，衣衫轻拂，飘带飞舞。龙登山摩崖造像位于龙山街附近的崖壁上，是江津境内所存的宋朝最大石刻。其古碑题记显示为南宋熙宁五年（1072年）始建，造像共计8龛，分布在长50米、宽5米的石崖上，雕刻内容是神佛群像。
江津可考的最古老有文字记载的神话，保留在宋代的《太平广记》里。原文浅显易懂，直录如下：“渝州仙池，在江州南江津县界，岷江南岸。其池周围二里，水深八尺，流入岷江。古老传说，有仙人姓然名独角，以其头有角，故名。自扬州来居此，池边起楼，聚香草置楼下。独角忽登楼，命仆夫烧其楼，独角飞空而去。因名仙池。见有石崖一所，向岷江而见在。”岷江是长江的古称，仙池作为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这“飞升成仙”的神话故事，在中国古代的佛道文化里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反映了当时人们追求好尚的历史文化风情。
元朝时期，江津县治移回今天的几江。元朝实行的是省、路、府（州）、县四级政区制。1279年，设置重庆路，江津为其属县。1286年，四川设省，江津县属之。元朝时期，江津县是富庶之地，《元史•地理志》记载，“至元十六年（1280年），赐四川省参政晷顺田民百八十户于江津”。 晷顺是元朝统治者的忠实爪牙，元朝皇帝因此对他予以“赐户”的奖赏，按照当时的习惯，赐邑都是富裕的地方。在元末红巾军大起义中，杰出领袖明玉珍率军攻占全川，于1363年在重庆建立大夏国，分四川为8道，当时江津属重庆路直辖的4县之一。明玉珍采取没收大部分地主土地、减轻赋税等振兴经济的政策在重庆直辖的4县得到有力推行，在大夏国立国的9年时间里，江津的地方经济得到了发展。
明朝建立后，仍置四川省，1376年改为四川承宣布使司，先后设置重庆府、重庆卫及重庆兵备道，江津一直是重庆属县。经历元末明初的战乱，此时江津县城的土城已经破败不堪。明成化八年（1472年）7月，开始重建县城，北面临近长江的一面用石砌墙，其余三面仍用土筑。明正德五年（1510年），曹甫农民起义军攻破江津，县城再受兵灾破坏。正德九年（1514年），再次重筑江津城，全以石砌，城周五里六分，共计1008丈，城墙高1.8丈，开城门9道，名迎恩、通泰、嘉惠、临江、得胜、西镇、南安、东阜、北固，各城门建有城楼，西镇、南安、东阜三门辅筑月城。这次对县城的修筑，奠定了江津城市的历史基础，以后江津城市的变迁，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扩大和发展。
明朝末年，爆发了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1644年6月，张献忠军主力由铜锣峡进攻重庆，遇到重兵抵抗。张献忠遂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他命令接敌部队继续作战略佯攻，自己则率领精锐部队急行军150里，突袭攻破江津县城，夺取船只后将骑兵渡过长江，沿着德感到重庆的大道，急弛佛图关前隐蔽待命，他亲自率领另一支部队从江津乘船东下，出其不意登陆，与先期抵达的骑兵呼应，一举夺下重庆西出的咽喉佛图关，致使重庆明军全线动摇，号称固若金汤的重镇重庆，在6天之中就被起义军攻破。这场精彩的战争，完整地记载在清朝乾隆时期翰林院编修彭遵泗所写的《蜀碧》一书中，证明了江津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该书还显示，张献忠攻破江津，军纪严明，并没有妄杀一人。这铁的事实，有力纠正了民间流行的“张献忠反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说法。
清朝时期，江津隶属重庆府。清初，江津县分为笋溪、杜市、思善三里。由于经历了明朝末年以来几十年的战乱，加上瘟疫横行，人口锐减，几无人烟，康熙六年（1667年），江津县仅有人口1032人，数量之少，为有史记载之最。1662—1722年，清朝政府实行向四川移民政策，即所谓“湖广填四川”，人口因此迅速增长。至1766年，江津县人口39271人。到1875年，江津县总人口增到281847人。人口的增长，使生产力得到巨大提高，江津县逐渐复员为重庆的农业大县。这个时期，江津赢得柑桔之乡的盛名，所产的白柑，采摘后在本地腌制加工制成桔饼，红桔则远销外省。在蚕桑业上，江津南部山区主要柞蚕养殖，中部丘陵地区主要为桑蚕养殖，丝织的手工作坊开始出现并形成规模，产品主要在重庆市场汇集，融入了与“蜀锦”媲美的“巴缎”品牌。随着江津经济的发展，其所处重庆上游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通过川江水路和滇黔陆路的客商，把江津作为了重要的驿站，江津因此形成了沿江和集镇交织的商品流通网，几江、白沙、李市等城镇，成为著名的商品集散地。应该这样认为，“地当扼泸渝，控涪合之冲；接滇黔，通藏卫之隘”重要位置的“大江津”经济战略理念，形成和成熟于清朝的“康乾盛世”。
乾隆后期，规模浩大的川鄂白莲教起义爆发了。1797年，起义军攻克长寿，重庆震动，江津也陷入恐慌之中，县城里的富户急忙收拾金银细软外逃。白莲教大起义失败后，小股教徒还在不断坚持战斗。1802年11月，江津紧邻的綦江县白莲教徒牟正国发动了起义。江津地主豪强再度陷入恐慌，纷纷聚众，于险要地势修筑山寨以求自保和镇压白莲教起义。这些防御工事，遗址甚多，著名的有四面山的江家寨、油溪镇金刚境内的毛盖山寨，其他还有薰风寨、塘口寨、雾坪寨、天成寨、金沙寨、五举沱寨、龙登山寨、骆来山寨等。众多的清代古山寨，尘封在江津的山间水滨，反映的乾隆后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真实。
明清时期，江津地区的文化教育得到发展。1371年，明朝的统治在重庆建立后，江津和重庆其他属县一样，开始兴办县学，招收生员，办学目的是面向科举考试，学习内容主要是儒家的“四书”、“五经”。私塾教育散步城乡。江津清代书院教育勃兴，前后建立书院10所，几水、聚奎、育才、华峰称为江津四大书院，其中的几书书院和聚奎书院闻名重庆府。书院的建设虽然由私人兴办，但是也受到清朝地方官员的重视。如乾隆时，深受江津人民爱戴的知县曾受一，拨款增修了几水书院，并著《劝学百韵》，勉励书院诸生。书院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起了一定作用，明清两代，江津考取的进士很多，他们虽然成为了统治阶级的官吏，但是清政廉洁、著书立说的也不乏其人，因此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江津文化事业的发展。如清代同治年间出生的王迟士，通过科举后担任江津州判，一生基本在江津度过，著作有《字通》等14部之多，是目前发现的古代江津著述最多的大著作家。清朝末，罢科举，停书院，兴学校，江津于1898年创办西文学堂、算学堂，旧式教育从此向新式教育变革。 近代江津
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为开端的，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江津，其源头应该是重庆开埠。通过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定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当时，列强的侵略势力，主要局限在沿海和长江的中下游一带。19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资本主义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度，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早已不满足他们在中国已经取得的侵略权益，迫切要求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西南的经济中心重庆。1890年3月，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定，条约把重庆作为通商口岸，重庆海关随着建立。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正式开关征税，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此后，英、法、日、美、德等国纷纷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开始了对重庆地区的全面侵略。1900年5月，英国军舰“乌德科”和“乌德拉”号耀武扬威驶过江津长江水域，开往宜宾，是最早进入江津的外国军舰，也是帝国列强侵略内地江津的集中标志。此后的1903年，法国军舰停泊江津县城长江通泰码头三日，是最早停泊在江津的外国军舰，表明帝国列强侵略加剧，江津津门被迫大开。
外国宗教势力的入侵，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一种表现。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传教士就充当了侵略的急先锋来到江津。道光三十年（1850年），法国人秦神父接管江津天主教教务，是来江津“传道”的第一个外国神父。他调走后，法国古尔孟神父接任。古尔孟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慈善”的幌子，忠实地执行着本国的侵略政策。1861年，江津发生民教冲突，人民群情激奋，喊出了“驱逐神父，驱除洋教”口号。这场自发的斗争，比重庆第一次教案早了1年，反映出江津人民反对外国宗教侵略的迫切要求。1890年和1898年，大足县先后发生了两次反教会侵略的武装起义。在第二次起义中，起义军兵分5路，其中一路向江津进发，得到了江津民众的呼应。以武装斗争反抗外国教会的侵略，为重庆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准备了群众基础。1901年，重庆义和团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这是继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在中国最早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的革命口号之一。在这一口号的号召下，江津、合川、永川等县群起响应，发生了新的反抗斗争，对四川新的义和团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这个历史时期，重庆中外关系的焦点长期集中在教案上。1891年，江津秀才钟云舫写出了《足邑教案论》，在四川首次论及中外关系。他在文中一面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凭借武力，蹂躏我京师，荼毒我百姓，以及利用传教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另一面指出中国人民对西方文化荒诞不经的传闻没有科学道理，大声疾呼“教案一再发生不惟有害于中国，亦且有害于西人”。遗憾的是，钟云舫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他却是四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庆开埠后，外国洋行的商品购销网点逐渐延伸到了江津县城，大量“洋货”进入市场高价销售牟取暴利，同时，江津的土产棕丝、猪鬃等又成为外国商人低价大肆掠夺的对象。如江津特产白猪鬃，以光泽好、拉力强闻名于世，日商大量收购粗制的白猪鬃，运回日本进行漂制后，再倾销世界各地。在这种背景下，具有反帝反封建要求的民族资产阶级积聚着原始资本，出现了一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1905年，江津最早用机器生产的建馨工厂建立，设备有截铁机、卷筒机、蒸馏机、石印机和濡墨机等，生产罐头、香烟、石印图书等。就在这年，重庆设立劝工局，鼓励发展民族工业。1909年，江津夏布厂建立，这是四川第一家生成夏布的近代企业。此后，江津近代工业得到发展，部分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1910年，清政府在南京举办了盛大的南洋博览会，重庆地区选送3种产品参展，除璧山县的“蜀锦”外，另2种产品是江津人何鹿蒿开办的玻璃厂生产的鹿蒿玻璃，以及质地工艺精美的江津花麻布。1911年，四川省选送鹿蒿玻璃参加巴拿马赛会，获得一等奖，这是重庆工业产品获得的第一个国际金奖。
江津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明显的特点。为数不多的民族资产阶级，一般都是由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而来，属于小资本家，他们有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要求，但是也存在一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与沿海地区相比，江津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落后了几十年。如上海于1865年建立江南制造局，而江津第一家使用机器的工厂，则迟至1905年才出现。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受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这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个时期，杰出的知识分子和爱国的实业家，成为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钟云舫写于1891年的《东西洋赋》，对西方的地理、农业、工业、技术、政治等作了介绍，赞同“师夷长技以制夷”，可谓是江津对戊戌变法呼应的开山之作。1904年，冉隆泽等人创办农业研究会，江津人创立的四川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产生了。同年，江津人卞小吾从上海带回邹容的《革命军》以及《警世钟》、《苏报案纪事》等革命书籍数百册，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这年，卞小吾创办《重庆日报》，这是四川第一家日报，该报“专事鼓吹革命”。白沙聚奎学校的教师，多有留学日本并参加同盟会，他们在学生中宣传爱国民主思想，传播《民报》、《新民众报》、《重庆日报》等进步刊物。这个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教育上的革命主张日渐成熟，江津先驱者们的传播与鼓呼，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江津产生出巨大反响奠定了思想基础。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了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有四名，被称为“皇族内阁”。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起义——保路运动，其中四川最为激烈。当时，商办的川汉铁路被收归国有，并将筑路权转让给帝国主义。5月21日，四川省保路同志会成立，通告全川各县。6月6日，江津县各界2000名人士集会，成立保路同志会江津分会。用木牌写“水电报”，放入长江顺流而下，将斗争形势通知下游地区，赢得呼应支持。9月28日，江津同志军发布讨清檄文《为白沙首义布告全川父老文》，随即以白沙镇盐防安定营为武装骨干，竖立了义旗，白沙宣布反正。各区同志军纷纷响应，进占江津县城，知县交出了权印，江津在四川率先光复。武昌起义胜利后，江津于1911年10月21日宣布独立，同志军编为15营，声势甚大，出兵支援合江、綦江，两县旋即光复。1912年3月18日，重庆蜀军政府公布四川籍辛亥革命死难烈士名单，其中有江津县人卞小吾、刘慎终、李国桢和在江津遇害的刘希成。
五四运动前一年，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它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江津后，江津中学、江津甲重农业学校的学生联合起来，在街头演说游行，聂荣臻、傅汝霖等走在了运动的前列，游行队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二十一条”“坚决抵制日货”等口号，并焚烧了大量日货。学生们的爱国行为，受到了江津反动当局的禁锢，武装包围江津中学，企图对进步学生下毒手。聂荣臻、傅汝霖等难以继续就读，便走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道路。之后，江津赴法勤工俭学人数不断增加，到1922年，共计43人，其数量居四川各县第一。留法学生一面做工，一面学习，不少人积极投身革命实践，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聂荣臻、傅汝霖、钟汝梅、戴坤忠、冉钧等就是杰出的代表。 现代江津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四川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江津沦为战场。1920年11月，川军卢师谛等部溃退重庆，经江津县城，大肆抢掠拉夫。随即，黔军进驻江津，稍后因川军邓锡侯部大举进攻，贵州军阀沿途肆掠退回黔地。1922年8月，赖心辉、邓锡侯部联合与杨森部展开激战，在江津北部地区混战七昼夜，赖心辉部获胜进占江津县城。1932年10月，刘湘部进攻驻防江津的刘文辉部二十四军，这是四川军阀“二刘之战”的一部分。陆路方面的混战在高牙一带发生，激战两天后，刘湘部突破防线。10月20日，刘湘的空军飞机飞临江津县城上空，大撒传单，声言次日将对江津发起总攻。21日上午11时，刘湘“水陆空”联合总攻开始，飞机对江津轰炸投弹，由商船改装的炮舰连连向城内开炮，陆路实施南北合围，江津主街道的大什字落下了炸弹，炸死平民多人。刘湘部进占江津后，为筹备军饷，滥发纸币，私设关卡，征收重税，造成百业萧条，民不聊生的局面。
在这种背景下，反对军阀，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成为有识之士的强烈要求。1925年，江津青年六七十人奔赴广州参加革命，其中有16人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8人到第六期农民讲习所学习。1926年12月，江津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党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斗争成为江津近代史的壮烈篇章。这在下面将专题讲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武装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江津，江津人民掀起了反日怒潮。地下党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爱国运动。这一天，江津县城有市民绝食，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下半旗为东北死难同胞致哀。江津中学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连夜召开了学生大会，吴芳吉号召奋起抗日救亡，次日，在校门置四门大炮模型，对准东洋，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水陆大游行。随即，江津各类学校纷纷加入“重庆各级学校教职员抗日救国联合会”，师生奔走宣传建立抗日义勇军和救护队，实行军事训练，各科教学贯穿雪耻救国的内容。人民群众继续开展对日经济绝交的斗争，江津街头贴满“仇货买不得，买了卖中国”等标语。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高潮。1936年6月，江津籍共产党员漆鲁鱼为首秘密发起成立了救亡团体——重庆救国会。重庆救国会成立后，翻印了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宋庆龄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声明等重要文件和文章，在青年中广泛传阅，为正确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促进抗日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鲁迅逝世后，1936年11月1日，在救国会发起下，重庆各界3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号召学习鲁迅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组织的领袖沈钧儒等七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重庆救国会组织各界群众举行宣传抗议活动，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把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救国会还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这个时期，江津有志青年奔赴延安，如钟惦棐、扬子波、蹇俊德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首都，日机不断轰炸重庆，江津空域随之进入紧急状态。当时，江津境内设立了防空监视哨所11个，县城南门外设置防空警报器。1939年5月25日，江津发生空战。一架日机被援华苏联空军的战斗机击毁，残骸坠落在真武乡外迁村。日机残骸和8名日本飞行员尸体运到江津县城，实体安葬在南安门外。将飞机残骸在东门公园建一中苏友谊亭，以纪念这次发生在江津的空战。1941年5月9日，日机在油溪长江段轰炸民生公司的轮船；6月29日，12架飞过白沙，投下炸弹2枚，炸死平民1人。
随着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的纷纷陷落，大批工厂内迁。当时，以重庆为中心，由合川、长寿、江津等地为支撑，构成了抗战时期的工业“金三角”，这些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400多家工厂，是大后方惟一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区，是中国抗战时工业经济的命脉。内迁工厂不仅成为抗战时期经济发展和军需物质生产的重要条件，还奠定了江津现代工业发展的一定的基础。如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1月迁来，在江津县城大西门外原几江丝厂旧址设厂的军政部第一被服厂，以后一直未迁离江津，发展成为三五三九厂，目前是重庆市最大的鞋业生产厂家。大后方相对繁荣和安定的条件，刺激了江津本土的金融、商业、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1934年1月6日，江津农工银行正式开业，这是四川境内较早开办的一家私营银行，又是四川最早的一家代理财政金库，代行县级地方银行职能的县办银行。江津在抗战时作为新建区，商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几江，白沙成为重要的商埠，白沙更赢得了“川东四大镇”之一和“小香港”的称誉。1943年，江津第一座水电厂——白沙水电厂建成投产，江津从此开始了使用电力的历史。自1933年江津的第一艘轮船“江津号”在长江试航成功后，江津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在抗战时期得到改组和发展，在川江上有了江津的运输船队。江津的第一条公路是1935年修筑的川黔公路江津段，抗战时期成为交通大动脉。江津县属的第一条公路是修筑于1943年的津柏公路，江津的第一辆汽车，在这条公路上进行了首次运行。
抗战时期，外地大批的学校迁入江津，形成了著名的“津沙文化区”，促成了江津教育大发展的局面。这些学校，著名的有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国立第九中学、国立江津师范学校、国立华侨第二中学、国立中山中学班、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等。当时的白沙镇，被俗称为白沙坝，文化机构云集，与成都的华西坝、重庆的沙平坝、北碚的夏坝，并称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四坝”。这些学校，除内迁学生外，也有江津本土学生，人才辈出，孕育了原中科院院长周光召、两弹元勋邓稼先、“中国电子计算机之父”的夏培肃、以长篇小说《战争和人》获得矛盾文学奖的王火等。江津当时被划入重庆经济区，其文化教育的发展，是重庆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使重庆在抗战时期名副其实地成为全国教育的中心。但是，在国民党统治下，江津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并没有根本得到改变。
“津沙文化区”吸引着大批名人来江津寓居，其中陈独秀和欧阳竟无最为有名。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多次被捕入狱，1937年8月在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政治犯时出狱，辗转逃亡后于1939年8月3日来到江津，后定居于鹤山坪石墙院。在江津的最后4年时光，陈独秀潜心著述，整理了江津学者杨鲁丞的遗著，完成了自己的最后政治见解的系列文稿，写出了研究文字、训诂、音韵的专著《小学识字课本》。1942年5月29日，陈独秀病逝于石墙院，葬于江津城西郊康庄，今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南桥头尚保留着陈独秀原墓址遗迹，石墙院已作为国内保存最完好的陈独秀旧居对外开放。欧阳竟无是著名的佛学大师，1938年冬，率中国内学院师生来到江津，将学院设立于江津东门公园。学院内迁时从南京带来一万多块珍贵经板，为免遭日本飞机轰炸，欧阳竟吾想出了在校内建一石拱式卷洞的办法，将经板藏于其中。次年，他主持召集全川门徒大会，成立蜀院，设立流通处和刻经作坊，把“抗战到底”、“保家卫国”、“杀鬼子不犯戒”等贯穿于讲经之中，并精刻大藏经，刻成30部、50多卷，为非常时期中国佛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43年2月23日，欧阳竟吾病逝于江津，其墓经过搬迁，墓园今在江津艾坪山公园。
作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文化区，江津的文化活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以唤起民众为重任。1939年，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在江津由张西洛出版油印本，这是该抗日救亡名作首次在大后方印行。同年，王洛宾的《西北民歌选》也由张西洛在江津首版印行。这两部中国音乐的经典作品，在大后方的推广，是中国音乐史上的大事。1942年3月29日，为纪念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白沙的13所学校联合举行了“中国音乐月万人大合唱”。声势浩大的救亡音乐活动，在大后方引起巨大反响。在话剧方面，聚奎中学师生组成抗日宣传队，排演了《回春之曲》、《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白沙的少年剧团，演出名剧《雷雨》，使用灯光布景营造风雨雷电效果。德感平民学校演出抗日话剧《天津的魔影》。华侨二中演出反映日本人民反战的《秋子》和歌颂苏联女英雄的《丹娘》。国立剧专成立民众剧社，演出多部抗日话剧。江津的话剧活动名声在外后，当时全国有名的专职话剧演员慕名前来公演和义演，演出的著名剧目有《雷雨》、《日出》、《北京人》、《软体动物》、《戏剧春秋》等。武昌艺专迁来江津后，创作了多幅抗日宣传画展出，该校进步学生组织的“五•一三”木刻研究会，举办过延安木刻画展览。在新闻出版方面，《江津日报》于1942年1月20日正式出版，其他还有《江津青年》、《白沙青年》、《时代画报》等期刊，图书出版发行机构有世界书局、江津书局等7家。抗战时期，江津的电影事业得到初步发展，1941年7月，有600个座位的江声大戏院建成，放映了一批反映正在进行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故事片和新闻记录片，对鼓舞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江津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从1937年10月起，江津人民开始踊跃参军参战。抗日战争时期，江津有42852人入伍，当时江津常年总人口不过90万人，平均每年5300余人，其中不少人作为川军奔赴抗日前线的一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和简陋的武器装备下，与日军拼死作战。抗战期间，著名的民生公司在江津港设立趸船码头，江津的长江水运因此纳入了民生公司的抗战运输的一部分，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大量江津民工，靠肩挑背磨，日夜苦战修筑了蓝田坝军用机场。1938年8月，为保障大后方交通畅通，成渝铁路开始兴建，江津负责过境80千米的修筑任务，数十万民工昼夜奋战，该铁路在战时虽未修通，江津段却完成了主要的路坯工程。1944年3月，冯玉祥将军来到江津宣传抗日募捐，江津县各界共计捐献1350多万元，创造了四川为抗日捐献的最高记录。冯玉祥在《川南游记》中深情地记载了江津的义举，把捐款650多万元的白沙镇称为“最爱国的镇市”。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继续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实行法西斯统治，四大家族操纵国民经济命脉，国民党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1947年，江津县城和白沙镇居民不满米价暴涨，发生了流血抢米风潮。1948年，国民党政府发行五万元、十万元大额钞票，导致江津县城米价暴涨1564倍。1949年，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恶性通货膨胀更加剧烈，到1949年7月20日，江津城关米价由发行金圆券之初的每市石7.8元，飞涨到每市石金圆券26亿元。金圆券在江津流通11个月，江津米价上涨了3.36亿倍。1949年7月21日，国民党政府开始发行银圆券，法定以金圆券五亿元兑换银圆券一元。银圆券流通3个月，江津米价仍然上涨了15倍。经济危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江津人民渴望着解放。（钟治德） 来源：区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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