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巴渝佛教的缓慢发展时期
（两晋南北朝）
佛教传入巴蜀地区后，至蜀汉末，其影响有限。公元316年，西晋在“八王之乱”、胡人入主中原后灭亡，西晋只存在了51年。如同东汉、蜀汉时期一样，西晋时期的巴蜀佛教亦缺乏文字记载。关于重庆地区，偶见有关方志谓某寺建于“魏晋”，然不知是西晋或东晋，但一般来说，建于西晋的可能性不大，此时期巴蜀佛教发展极缓慢。
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是佛、道并立，宋高承《事物纪原·道释》：“汉自桓帝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祀浮图、老子，由此释、道二教稍稍兴矣。逮晋室，其道始盛，东迁之后，二教峙立。”
皇室南迁，是为东晋，东晋存在了104年。由于着名佛教学者及高僧南渡，佛教在东晋得到了大发展。关于东晋巴蜀佛教，我们见到的史料开始多起来。
由于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尚未形成，进入巴蜀地区的佛教有各种宗派。南朝及北周时期传入巴蜀的有佛图澄－道安系的涅般学；鸠摩罗什的三论学；成实学；佛陀跋陀罗禅法、达摩禅法等。（1）中国禅宗形成以前，禅法对巴渝地区肯定是有影响的，东晋时罽宾国僧昙摩耶舍在江陵辛寺“大弘禅法”，“披榛而至者，三百余人”（2），其中当有巴渝僧人。罽宾国僧昙摩蜜多（356－442年）禅法造诣尤深，在成都传播禅法，又经巴渝至荆州长沙寺传授禅法，而当时的成都、建康、江陵等地区是盛行禅法的，故巴渝地区亦不例外，只是不发达而已。
“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属于佛玄融合时期，它依附于玄学，并在依附的情形下逐渐得到滋长。”“两晋时期，……儒家教义被视为汉族的信仰，而佛教来自西方，比较容易为北方各民族接受，这个宗教很快成为北方各族人民（包括汉族）共同信奉的宗教，它这种优势远非道教和儒家所能比拟。”（3）
鄱阳王萧恢是梁简文帝第十子，其人笃信佛教，天监十三年（514年）迁都督益州刺史，曾率五万大军过云阳，云阳长江边留有题刻。在益州，萧恢提倡佛教，其在成都万佛寺曾造释迦像一躯。又，四川省博物馆藏有中大通元年（529年）鄱阳王世子造释迦像一躯。萧恢治巴蜀期间，重庆佛教应有一定的发展。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巴渝地区，亦是少数民族与汉人的融合、杂居时期，此时期僚人大量进入巴渝。东晋、南朝江南佛教向崇尚“巫术”的巴渝地区挺进并发展，说明巴渝士民能接受这种外来的思想。与东汉、蜀汉时期一样，巴渝地区的佛教仍然是借助长江通道，主要在在沿岸地带发展。
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巴渝地区道教仍盛于佛教，《北史·泉企传》，至南北朝，“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范长生，涪陵人，蜀汉至东晋时人，卒于东晋大兴元年（318年），约百岁。其在世时，在蜀中大力传播道教。賨人信奉天师道，李特、李雄即賨人。西晋末，李雄为成都王，对范长生优礼有加。
在佛图澄（232—348年）之前，传入中国的佛教与印度佛教没有大的不同，道安（314—385年）、慧远等为佛教开拓了中国化的局面，他们对教义作了新的评估和解释。因魏晋玄学盛行，魏晋佛教学者受清谈之风影响，以老庄之学说明佛教理论，中国化的佛教诞生于此期间。
东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僧人自中原、江南入蜀，主要在川西地区传法。东晋南方佛教的传播中心有建康、庐山，庐山中心乃慧远（334－416年）建立。“（慧）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所龙泉精舍。”（4）慧远弟子遍天下，影响极大。川西地区文化、经济发达，早期佛教比川东发展早，江南入蜀僧人往往至川西弘法。《魏书·胡叟传》记载，刘宋时成都，“时蜀沙门法成，鸠率僧旅，几于千人，铸丈六金象”，可见川西一带佛教之盛。此时官方已设有管理僧人的官吏－－僧正，东晋孝武帝时益州刺史即任命僧恭法师为僧正。较之川西，重庆地区的佛教发展缓慢。
由于江南佛教的西渐，川西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佛教造像，包括石刻造像和摩崖造像。梁据巴蜀52年，北魏亦统治四川东北地区，梁、北魏信佛教，造像亦兴盛。四川造像风格受到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朝造像风格的影响，但从时间上来看，比江苏连云港孔望山造像时代晚。但目前尚未发现重庆地区南北朝时期造像。
东晋巴蜀地区较之前代出现了较多的早期佛寺，这是佛教逐步兴盛的表现，但重庆佛寺仍少于川西。
北周时期，涪陵籍高僧宝崖声名卓着。佛图澄以咒术着名，宝崖亦以咒术闻名。
一、东晋时期
佛寺
《水经注·江水》：“《华阳记》曰：巴子虽都江州，又治平都，即此处也。有平都县，为巴郡之隶邑矣。县有天师治，兼建佛寺，甚清灵。”《华阳记》，即常璩《华阳国志》，原文为“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平都县，即今丰都。常璩在书中未谈到丰都的佛寺问题。郦道元是北魏时人，距蜀汉两百多年，对蜀汉时期巴渝佛教当有所了解。“县有天师治，兼建佛寺”，按丰都天师治，汉五斗米道始祖张陵之孙张鲁创立于建安三年（198年）。郦道元所说的“佛寺”，是北魏北方佛教已发达时期的用语，东汉并无“佛寺”语，只有“浮屠”。“兼建佛寺”，是“兼”，说明当是佛教不如道教之盛，也说明郦道元时期丰都仍有天师治，但佛寺的创建时期当在东晋。可知当时佛教在重庆长江沿岸已流行。
《华阳国志·巴志》：“江州县。郡治。涂山有禹王祠及涂后祠。”又云：“禹娶于涂山，……——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重庆南岸涂山寺，唐以前创建，“则寺之创始，在唐以前矣。”（《巴县志·古迹》）相传始建于晋，当时名禹王庙，初始不是佛寺，当在东晋时为佛寺。元代至正十二年（1352年）巴郡太守费着重修涂山寺，至明，僧道洪、正旭再修葺。该寺内真武祖师两殿，又称真武寺，山称真武山。
《蜀中名胜记·大足县》引《志》：“西禅寺，晋永和建。”
同上，《忠州》引“《志》云：……宝珠寺，晋永和建。”
同上，《夔州府》引刘凤仪《报恩寺》诗序云：“寺有唐立夫题字，云本晋铁佛寺，有像。”《四川通志·寺观·夔州府》：“光孝寺，在县东，寺有佛牙楼，晋时名铁佛，唐名金轮，宋改光孝报恩禅寺。”
《彭水县志·宗教》（1998年版）：“东晋永和八年（352年），佛教传入涪陵，在今龚滩以南的万木乡建有永和寺。”
奉节县，晋时有铁佛寺，具体始建年代不详，即后之金轮寺。
僧人
法和，《魏书·释老志》：“（道安）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趋诸方。法汰诣扬州，法和入蜀。道安与慧远之襄阳。”法和入蜀在哀帝兴宁三年（365年）。法和入蜀路线未详，可能由荆州进峡。罽宾国僧伽难陀，于东晋孝武帝（373－396年）自成都经重庆下荆州住长沙寺。（5）慧远弟慧持，“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往传化”，于安帝隆安三年（399年）由庐山经荆州、重庆至成都，驻龙渊寺，益州刺史毛璩礼宾待之。（6）
重庆境内长江水路是成都与荆州之间的通道，僧人往返两地间，取道重庆，在重庆地区当有佛事活动，惜不见记载。
二、南北朝时期
巴渝佛寺、造像、僧人
《蜀中名胜记·重庆府一》：“（缙云山）山有九峰，宝塔峰最着，亦阿育王塔八万四千之一也。”阿育王，秦时印度人，缙云山佛塔始建年代不详，当然不会是秦时造，但南朝时期建有早期佛塔是可能的。
北碚相思寺，《巴县志·古迹》：“相思寺，《王志》云：‘缙云山有相思岩，寺创于刘宋少帝景平之岁。唐宣宗大中元年赐额相思寺，以岩名也。’……至明改建缙云寺。”即始建于南朝早期刘宋景平元年（423年），在缙云山。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赐改相思寺名崇教寺，即崇胜禅院。《蜀中名胜记·重庆府》引《感通录》：“缙云寺，即古相思寺也。”
涪陵亦有相思寺，《元丰九域志》卷八《涪州》：“相思寺，《图经》云：石上有佛迹，状如履所迹践。宋元嘉（424－453年）中，僧法畅见之涕，思念大圣，于时道俗崇信，请立寺，号灵迹寺。”
南朝梁时江北有香国寺，尊像庄严，历代修缮不绝，为江北诸寺之冠。
铜梁侣俸寺，梁大通三年（529年）建。
潼南金龟寺，相传建于梁武帝时。
奉节始兴寺，刘禹锡《夔州始兴寺移铁像记》：“按此寺始于宇文周初。”北周闵帝宇文觉元年，公元557年。
江南僧人称“吴僧”，两湖僧人称“楚僧”，四川僧人称“蜀僧”，巴渝僧人称“巴僧”：“巴僧眉半雪，解后语乡国。”（8）“巴僧不厌客屡至，篝灯夜禅同一龛。”（9）
巴僧
重庆地区见于着录的最早的高僧是北周时期的宝崖，《续高僧传·释僧崖传》：“姓牟氏，祖居涪陵。晋义熙九年，朱龄石伐蜀，涪陵獽（10）三百家随军平讨，因止于广汉金渊山谷，崖即其后也。”号“光明遍照宝藏菩萨化身”，人称“僧崖菩萨”。陈垣《释氏疑年录》作“益部僧崖”。（11）其祖先因战乱于义熙间由涪陵迁广汉。及长从戎，从悉禅师受剃度，往益州弘法，“三十年间大弘救济”，武成元年（559年）六月自焚卒于益州，享年七十余。《法苑珠林·周沙门释僧崖》、《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有宝崖传。
《法苑珠林·周沙门释僧崖》：“姓牟氏。……以周武成元年六月，于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烧之。有问：烧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无痛，指何所痛？时人同号以为僧崖菩萨。……答曰：我在益州，诡名崖耳，真名光明遍照宝藏菩萨。……”
道宣《续高僧传》云，会州寺高僧宝崖，涪州相思寺僧无相、富上，善咒术、占卜，佛道混杂。可见南朝重庆佛教处于佛、道融合期。
南朝时期，路过重庆并对该地区佛教有影响的僧人：
罽宾国僧人昙摩蜜多于刘宋元嘉元年（424年）“辗转至蜀。俄而东出峡，止荆州”，（12）即经重庆下荆州止长沙寺。西域僧人畺良耶舍于元嘉九年（432年）自建康经荆州过重庆至成都。道汪，刘宋时人，约在公元431年入蜀，“化行巴蜀，誉洽朝野”，“先是峡中人每于石岸之侧，见神光夜发。思考以大明（457－464年）之中，请汪于光处起寺。即崖镌像，因险立室，行途瞻仰，咸发净心”。（13）则知道汪曾至重庆地区弘法。其造寺、造像地点不详，当在重庆沿江某地，没有保存下来。刘思考，益州刺史。高僧玄畅住荆州长沙寺，“迄宋之季年（478年），乃飞舟远举，西适成都”，（14）即自荆州上峡经重庆至成都。康居僧人明达（462－516年）于天监元年（502年）入蜀，《续高僧传·释明达传》：“梁天监初，来自西戎，至于益部。时巴峡蛮夷鼓行抄劫，州郡征兵，克期诛讨，达愍其将苦，志存拯拔，独行诣贼，登其堡垒，慰喻招引，……达化行楚、蜀，德服如风之偃仆也。故使三蜀氓流或执炉请供者，或散华布衣者，或舍俗归忏者，或翦落从法者，日积岁计，又不可纪。”《续高僧传·释僧林传》：“吴人，……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周，《续高僧传·释宝海传》：“阆中人，少出家，有远志，承扬都佛法崇盛，便决誓下峡。既至金陵……”，乃由成都经重庆出夔门至金陵。与宝海同行者还有成都龙渊寺高僧智方。
两晋南北朝时，入蜀传法的僧人，道路有二，一是自长安方向来，一是由江南进峡。江南僧人从水路自荆州至成都，必经重庆，沿途有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忠县、丰都、涪陵、重庆、江津。僧人路经重庆，应对重庆佛教的发展有影响。此时期巴蜀佛教的发展，荆州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注：
（1）参见温玉成《蜀汉至隋代的四川佛教》，《重庆师院学报》，1991年1期。
（2）参见梁慧皎《高僧传·昙摩耶舍传》。
（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第二卷“绪言”。
（4）参见梁慧皎《高僧传·慧远传》。
（5）参见梁慧皎《高僧传·昙翼传》。
（6）参见梁慧皎《高僧传·慧持传》。
（7）《文物》1961年2期《关于广元千佛崖造像的创始时代问题》。
（8）宋释道潜《参寥子诗集》。
（9）明人高启《高太史大全集》。
（10）《华阳国志·巴志》：“涪陵郡，巴之南鄙，……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蜒之民。”獽，古代重庆地区少数民族。
（11）《嘉庆重修一统志》、《四川通志》、台湾《中国佛学人名辞典》谓宝崖为明人，误。
（12）《高僧传·昙摩蜜多》。（13）梁慧皎《高僧传·道汪》。
（14）参见梁慧皎《高僧传·玄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