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已经双目失明的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偶读《花随人圣庵摭忆》，想起已在十年前便因汉奸罪被处死的该书作者黄浚，有感而发，写下一首《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诗曰：
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
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
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
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
陈寅恪先生诗毕还题短跋于其后：“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
秋岳是黄浚的字。
陈寅恪先生不因人废言，是客观评价《花随人圣庵摭忆》学术价值并推重之的第一人。
黄浚是何许人也？为何一个汉奸的才华能让饱学鸿儒陈寅恪不避嫌疑地青睐有加？可见黄浚之才确非寻常之辈能望其项背。
黄浚，字秋岳，号哲维，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一书香世家，其父黄彦鸿曾为清廷翰林。黄浚被处决前前系国民政府行政院简任高级机要秘书，此为仅次于秘书长之要职。1937年8月26日，以叛国罪被判死，是抗战中最早被处决的汉奸。“乱世佳人还作贼”，是陈寅恪对黄浚的人生发出的一声沉重的叹息。
黄浚自幼随外祖父读书，4岁识字，7岁能诗，9岁便可悬腕作擘窠大字，因其早慧遂有“神童”之誉。1902年，年仅18岁的黄浚来到北京，就读于京师译学馆。因其博学多才，颇为在京的陈宝琛、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父执所赏识。其后，他又以才名曾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与诗坛领袖樊增祥、傅增湘、罗瘿公等人也过从甚密，获益匪浅。
这些时代巨擘的器重，使得黄浚的文化造诣日渐精进，更兼之其喜好交结，尤擅攀附名流，由此令他得以有缘掌握前清的一些政坛文坛掌故趣闻，并可从前人日记书札、公牍密电中收集到不少秘藏珍迹，得以写成《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曾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上连载。该书绝大部分篇幅，所述皆为鸦片战争以来发生在晚清70年间的诸多历史事件，如祺祥政变、海防之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两宫西狩、东南自保、割台事件、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洪宪称帝、张勋复辟、以及辛亥革命等。黄浚以其广博的文史知识，悉心搜集的名人书札、大臣奏稿、宫廷邸报、佚文诗帖等第一手资料，相继缀写成篇。其所记无论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重大事件，抑或是对于时政轶闻、儒林风尚、社会世相、人际纠葛的叙述，皆材料详实、论述完备，实称上品。时人赞之“援引广博，论断精确”。
民国初年，黄浚留学日本，曾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回国后在北京军阀政府中任职。1935年，黄浚得福建侯官同乡、同盟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援引，由北京南下，在南京政府任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颇得行政院长汪精卫的信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渐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各种各样的日本间谍深入到中国各地刺探情报，南京自然是日本间谍关注的头号目标。日本间谍的指挥部设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总领事须磨早年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是个资深老牌间谍，他以外交官的身份作掩护，指挥日本特务与浪人，收买中国汉奸与流氓，不择手段地搜集各种情报。他把眼光放在了自己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南京政府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身上。
黄浚是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地位仅次于行政院秘书长，因此能参加国民政府最高级的军政会议。黄浚有才无德，一味追求个人享受，生活极为奢靡，毫无人格与气节。其长子黄晟和他是一丘之貉，也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父子两人都曾留学过日本，是典型的“哈日派”。正如钱钟书笔下所嘲讽的那样，天底下出了向日葵，再没有比他们更亲日的人或东西了。
在须磨的糖衣炮弹加美色肉弹的攻击下，黄浚父子很快就沦为汉奸、间谍。被拉下水后的的黄浚于是又用重金收买了参谋总部、海军部、军政部中一些失意的亲日派高级军政人员，组成了一个间谍集团。由于这些人多是能接触到军政机密的要员，为日本人窃取机密便大开了方便之门。
不久，令人扼腕的悲剧便发生了：江阴要塞泄密。
1937年8月的一天，中国最高抗战统帅蒋介石突然接到一个令他惊愕不已的消息，在长江中上游沿线包括在南京、九江、武汉、宜昌、重庆等各港口行驶与停泊的约20多艘日本军舰和商船，突然全部冲过江阴江面向长江下游疾驶。与此同时，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的日本侨民也都突然全部停止一切活动，随日本商船匆忙下撤。
因为就在几天前，蒋介石曾召集“军委会”的高级将领开了一个非常机密的军事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为防止日军占领华北后，直插山西、陕西、四川，然后从长江上游包抄国民政府的大后方，决定派海军封锁江阴要塞江面。因为这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为狭窄，把住这个关口，就能防止日本军舰从上海顺江西上攻南京，还能拦截和捕获在长江中上游各港口的日本军舰和商船。而就在蒋介石“立即封锁江阴要塞江面，并破坏这一带的江面航路标志，在江面通道自行沉没我方船只，并布设水雷等，以拦截住日方一切船只”的命令刚下达到有关部队时，却发生了日本军舰、商船、侨民抢先突然全部撤离的意外情况，使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还未实施就流了产。这突然的变故，自然让蒋介石目瞪口呆。
肯定有内鬼！这么重大的军事会议，除了蒋介石本人外，还有汪精卫和另外几个高级将领参加，另外就是担任记录的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其他任何人都不知情。
到底谁是内鬼？让蒋介石很郁闷。然而就在他还未来得及安排清查时，泄密事件再次发生！这一次的泄密使英国大使和蒋介石差点丧命，而发生的时间，离上次的江阴要塞泄密案发生才不过10多天。
此时是“八·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在南京的蒋介石准备前往上海亲自督战，但由于日军早已严密控制了南京到上海一线的铁路、公路，蒋介石一直没能走得了。8月25日，蒋介石又召开了一次最高层的军事会议。因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次日要从南京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于是，新任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在会上建议蒋介石第二天搭乘许阁森的轿车一起去上海。
因为当时的英国是中立国，英国大使的座车插有英国国旗，日本人是不会轰炸的。蒋介石接受了白崇禧的建议，决定搭乘许阁森的轿车去上海。也算天不灭曹，第二天，蒋介石因突然有急事而改变了和许阁森一起去上海的计划。
许阁森按计划乘车前往上海。正当他的插有英国国旗的专车行驶到嘉定附近时，忽然遭到两架日本军用飞机的轮番追逐轰炸。轿车左躲右藏，终于还是翻了个底朝天，许阁森的肝部中了一枪，脊椎骨也
受了伤，生命垂危，被送医院紧急抢救。英国政府得知此消息后，立即作出反应，向日本提出抗议并进行外交交涉。日本大使川樾茂亲自到医院探望许阁森，日本政府一方面向英国政府道歉，另一方面说许阁森座车上的英国国旗太小，使得日空军无法辨清，从而误伤许大使等等。
其实，日本人找的理由实在不成其为理由，因为当时许阁森的座车车头上插的英国国旗虽然小，但在该车车顶上还覆盖着一面大的英国国旗，日本空军在对该车扫射时，曾朝地面俯冲下来，离地面仅10多米，不可能看不清该车车顶上的国旗。可见日本人完全是故意要打死车里的人。而许阁森并不是他们袭击的目标，主要目标正是本该同在车内的蒋介石，因此，他们才不惜触犯国际公法得罪英国人。
显然，日本人预先得到了蒋介石要乘坐许阁森的专车去上海的情报，而知道蒋介石这个计划的只有几个高层的军政要员和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蒋介石刚刚侥幸逃过一劫，危险再次向他袭来。1937年9月的一天，蒋介石突然指示南京中央军校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他不仅要求中央军校的全体师生和陆军大学的全体师生都要参加，还要求中央党、政、军各部长官也要列席，到时他要作重要讲话。 “扩大总理纪念周”那天一大早，中央军校和陆军大学的师生首先来到会场，接着，一辆辆小轿车送来了各党政要员。
正当大家静候蒋介石的时候，总值日官惠济忽然向大家宣布，他们发现有两名嫌疑分子已混进军校，正在进行搜查。会场上顿时一阵骚乱，但很快就安静了下来。不大一会儿，便有人向惠济报告，那两名嫌疑分子已乘车逃跑了。警察查了那天校门口登记的进出军校的各单位主官乘坐的轿车车号和人员，终于发现，那两名嫌疑分子逃走时所乘坐的轿车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车。
原来，日本情报机关从黄浚那里得到蒋介石和各军政要员要去中央军校开会的消息，便派了两名特务乘黄浚的车混入了戒备森严的军校，准备刺杀蒋介石和各军政要员，但他们潜入军校不久就被警察察觉，只好仓皇而逃。
正是这次逃车案，使黄浚露出了狐狸的尾巴。
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使得蒋介石怒不可遏，他严令尽快挖出隐藏在内部的汉奸团伙，除恶务尽。负责锄奸的是国民党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的“特警二队”。谷正伦与其“特警二队”队长丁克勤等人分析，既然黄浚嫌疑最大，那就要集中力量侦察黄浚及与他有关的所有人员，在拿到铁证前，不要让黄浚等人有任何察觉。只有人赃均获时，才能将其一网打尽。为此，秘密成立了一个“侦缉黄案专门小组”开展工作。
谷正伦与其部下设下了一个圈套，让黄浚集团全部往里钻。果然黄浚等人上当了。落网的黄浚罪无可恕，被处以极刑，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其长子黄晟及同党十余人。
才华横溢的黄浚放浪形骸，终致投身敌国求荣，其大奸大才的人生令人唏嘘。其伏法后，湖南大学教授、黄浚留学日本时期的同学李肖聃先生（曾与毛泽东诗词唱和的李淑一之父）曾在其《星庐笔记》中说：“秋岳昔日在北京，喜与贵公子游，闻密购春宫秘戏图以献某某；所与交文学贵人，多徇外而鹜名，不能导之以正义。秋岳复不能节欲，敌乃廉知其贪而重贿之，于是人欲竟而天理灭、而卖国，杀身之祸成矣。”
李肖聃对老同学黄浚的这一议论，可谓入木三分，切中要害。也是那种放浪形骸、浮华奢靡的纨绔习气害了他。（刘继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