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婚姻与后代[图文] [复制链接]

孙中山先生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原配夫人卢慕贞，卢慕贞婚后为孙中山先生生下独子孙科和两个女儿孙、孙婉。孙中山先生有两个孙子，四个孙女。两个孙子是孙治平和孙治强。四个孙女是孙穗英、孙穗华、孙穗芳和孙穗芬。



孙中山的三位夫人：元配卢慕贞（上）、陈粹芬（中）和宋庆龄（资料图片）



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孙中山后人南京合影。左二，左三为孙中山孙女孙穗华、孙穗瑛姊妹。（来源：扬子晚报）孙中山先生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原配夫人卢慕贞，卢慕贞婚后为孙中山先生生下独子孙科和两个女儿孙、孙婉。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相爱，决定与卢慕贞协议离婚。离婚后，卢慕贞一直居住在澳门孙公馆。令人敬佩的是，卢慕贞与孙中山离婚后一如既往地支持孙中山先生所从事的革命事业。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卢慕贞把自己的养女婿送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队伍中去。孙中山先生的第二位夫人是宋庆龄。宋庆龄女士自幼生长在一个父母都是教师，又是基督教徒的充满西方文化的家庭之中。1908年，宋庆龄女士与妹妹宋美龄(后成为蒋介石的夫人)，一同赴美求学。1913年毕业于美国乔治亚州梅肯的魏里斯安女子大学哲学系。毕业回国后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并与孙中山产生感情，主动表示爱慕之意。1915年10月26日，孙中山与原配夫人卢慕贞离婚后，便与宋庆龄女士在日本东京结婚。1922年，陈炯明叛变，逃亡途中，宋庆龄女士不幸流产，从此再无生育。





孙中山和陈粹芬。另外，孙中山在南洋从事革命时，还结识了一位伴侣陈粹芬女士。陈粹芬女士祖籍福建，1873年生于香港。1891年19岁的陈粹芬经人介绍认识孙中山先生，其后一直追随孙中山10余年，其足迹遍及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在这期间，陈粹芬既照顾孙中山的饮食起居，也为孙中山先生的其他同事做饭、洗衣，还为孙中山印刷宣传品，担任联络员等工作。陈粹芬和孙中山先生分手后仍然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等人的敬重，并将其与卢慕贞、宋庆龄两位夫人并称。后人对孙中山的三位伴侣均有昵称。卢慕贞后因长期居住澳门，故被称为“澳门婆”，宋庆龄女士出身于上海，则被称为“上海婆”，而陈粹芬长期追随孙中山漂泊南洋，故昵称为“南洋婆”。在孙家晚辈中，还有称卢慕贞为“婆婆”，称陈粹芬为“二婆”。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就是随孩子们这样称呼陈粹芬的。至于宋庆龄女士在孙家似乎没有被称为“三婆”，但是孙家子孙与她见面时，总是以“grandma”相称。陈粹芬收了一个养女孙仲英，孙仲英原名苏仲英，到孙家后改姓孙。孙仲英后来和孙中山的长兄孙眉的孙子孙乾结婚，孙仲英婚后又改姓苏。1958年，苏仲英患癌症出世。而陈粹芬于1960年前后过世。孙中山先生有两个孙子，四个孙女。两个孙子是孙治平和孙治强。四个孙女是孙穗英、孙穗华、孙穗芳和孙穗芬。孙治强1915年出生，曾留学加州大学。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父亲孙科返台后，有些怀才不遇，仅担任“中央信托局”及台北故宫博物院顾问。孙治强先生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得两女孙嘉霖、孙嘉瑜。她们现均旅居美国。后孙治强先生与比他小30岁的林伦可女士结婚，得两子，他们是孙国元、孙国升。孙治强先生在古稀之年，即1992年、1993年两次回大陆，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还游览了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方，并回翠亨村瞻仰过祖父的故居。2001年夏天，孙治强不顾年迈体弱，抱病赴美参加小儿子孙国升大学毕业典礼，因心脏病突发在洛杉矶辞世。享年87岁。

孙中山先生的长孙女孙穗英，1922年生，“穗英”之名就是祖父孙中山所取。孙穗英早年毕业于美国卫里斯莱大学和加拿大满地可大学，并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与广东新会的林达文先生结婚，生子林德杰，女林淑贞。


孙女孙穗华，1925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史密斯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后与云南籍的旅美学者张嘉恭结婚，生有一子张孔颖，二女张乐文和张乐真。孙穗华和孙穗英两家均定居美国。早些年，在她们的父母健在时，孙穗华、孙穗英姐妹俩经常返台，侍奉双亲，极为孝顺。大陆改革开放后，姐妹俩多次回大陆参加辛亥革命纪念活动和祖父母的诞辰纪念。1981年，她们的祖母，前国家主席宋庆龄女士病逝，孙穗英、孙穗华两人曾应中央之邀来北京参加追悼会。穗英和穗华姐妹俩虽然身在海外，却仍然十分关心故乡的经济文化建设，除多次回翠亨村瞻仰祖父故居外，还曾向“中山纪念中学建设基金会”捐款。她们不愧是孙中山先生的后人。



孙中山的子女，中间孙科，左为长女孙娫，右为次女孙婉。孙娫（1894―1913），孙中山先生的长女。1894年(亦说1895年)3月31日出生在孙先生的故乡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出生不久，尚处于襁褓中的孙娫，就跟随祖母、母亲和哥哥等人远涉重洋，来到异域檀香山。她的少年时代是在那漂泊不定的艰难生活中度过的。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她的父亲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方才派人将她和妹妹孙婉及母亲卢慕贞接到国内，陪伴着父亲过了一段时间的安定生活。好景不长。其后，父亲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不得不赴全国各地考察。这一时期，孙娫和妹妹孙婉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再度过起了流浪生活。不久，孙中山以全国铁路督办的身份赴日考察，孙娫和妹妹孙婉也随母亲卢慕贞到了日本。1912年6月，孙娫和妹妹孙婉随哥哥孙科一同赴美留学。孙娫就读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受父亲孙中山崇高品格潜移默化的影响，孙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913年3月，在柏克莱大学读书期间，孙娫不幸患糖尿病，肾功能衰竭，久医不愈，遂由她的恋人伍平一特聘医生及护士陪伴她回澳门母亲卢慕贞处继续治疗。6月，孙娫病情加重。那时，她的父亲孙中山先生正忙于筹备讨袁的“二次革命”，闻讯后便于6月20日趁南下布置起义准备工作之机，赴澳门探视已不省人事的孙娫。由于情况紧急，孙中山当日含泪离开了女儿。25日，病魔终于夺去了孙娫的生命，年仅19岁。此时，孙中山正在离开香港返回上海的途中。闻悉女儿病逝的噩耗时，一心奔波于中国革命的孙中山极为悲痛。孙中山先生虽然身居高位，但他生活俭朴，对于至爱亲朋，亦不给予任何特权。因此，家人为孙娫举行的葬礼也很简朴。1931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准备在孙中山的家乡修建孙家坟场，孙娫遗骸才从澳门迁回故乡，葬在孙家祖墓翠亨村附近的谭家山坡上，墓碑上刻有“显十九世祖妣孙娫之墓”几个大字。其墓至今完好无损。人们难以想像到，在这个朴素无华，普普通通的墓里，竟长眠着一代伟人的女儿。

孙娫有一个恋人叫伍平一，据说令他们二人从相识到相恋的“月下老人”就是父亲孙中山。对此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说：孙娫18岁时，中山先生将她的照片寄给伍平一，希望他们用书信常来往，以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而那时孙娫到美国柏克莱大学留学，只身一人，确也需要有人照顾。这个责任自然落到伍平一身上。“这对青春璧人相处久了，情投意合，遂成为形影不离、心心相印的恋人。”据说，当伍平一在送别久病不愈的恋人孙娫时，还作了一首《送孙女士东归诗》，诗中充满悲伤、哀婉之情。诗是这样写的：生平湖海飘零惯，足迹犹惭未遍寰；

异地星霜曾涉历，故乡风月待归还。
丈夫不洒临岐泪，情有儿女指上环；

桅影渡头门掩映，离人愁煞赋阳间。孙婉（1896―1979），1896年11月12日出生在异域檀香山。特别有意思的是孙婉出生月日竟然与父亲完全一样。孙婉的童年是在檀香山度过的。1907年，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在檀香山经营的农场宣告破产，只得举家迁往香港九龙，年幼的孙婉与姐姐孙跟随母亲回到香港。1910年，孙婉在母亲的带领下，再度与姐姐孙一道赴南洋与父亲孙中山团聚。1912年夏，孙婉与姐姐一道赴美留学，进加州州立大学文学系读书。第二年3月，孙婉的姐姐不幸得了糖尿病与世长辞，这时父亲孙中山想到，孙婉一人在美读书，又没人照顾，有些放心不下，就嘱托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的王伯秋照顾一下女儿。王伯秋是湖南湘乡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王伯秋留日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一批爱国志士，受其影响，也参加了同盟会，深得孙中山先生的器重。王伯秋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赴美，进入哈佛大学继续攻读政治学。这时，正好孙婉也在加州读书，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孙婉与王伯秋由相识到相爱。1914年的秋天，他们二人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结为夫妻。第二年，即1915年，他们的大女儿王蕙出生。当孙婉于加州大学毕业后，便带着刚出生的孩子来到了日本，在东京，他们的儿子王弘之出生。据说，王伯秋与孙婉结婚之前，已经有了一次婚姻，并且有两个孩子。对此事，孙中山并不知晓。当孙中山得知此事后，提出除非王伯秋与原配夫人离婚，否则就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加之其他一些原因，这对恩爱夫妻未能白头偕老就分手了。其后两个孩子随父亲王伯秋一道回上海生活。

孙婉与王伯秋分手后，随母亲卢慕贞定居澳门。1921年3月19日，孙婉在澳门与早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戴恩赛结婚。戴恩赛，广东五华人，1913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年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次年公派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1918年学成回国，任广州军政府外交部秘书，外交部政治组组长及外交委员会委员等职。1921年冬天，孙婉生下一个女孩。孙中山非常疼爱这个外孙女，并亲自给她取名“成功”。寓意一则他领导的革命成功，二则希望外孙女长大成人后能成就一番事业，对女儿的这个名字，孙婉夫妇也欣然接受了。1922年，孙婉再生一子。这年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先生广州蒙难，于永丰舰上指挥抗击叛军。为了纪念这件事，教育后一代，孙中山先生给外孙取名“永丰”。1929年2月，戴恩赛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巴西全权公使。孙婉将两个孩子戴成功、戴永丰托给定居澳门的母亲卢慕贞抚养，随丈夫前往巴西。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孙婉随丈夫偕儿女移居澳门。1955年，戴恩赛病逝。早年尽管孙婉与戴恩赛结了婚，有了新家，也有了孩子，可是她依然念念不忘王蕙和王弘之两个孩子。姐弟俩也时时思念自己远居澳门的母亲。1947年，因工作需要，王蕙从上海去了台湾。大陆解放前夕，姐姐王蕙要弟弟速去台湾，可是，对国民党早已有些失望的王弘之终于留在了大陆。从此，他们兄妹二人天各一方。


到台湾的王蕙一天也没有忘记去澳门寻找自己的母亲，然而母亲在澳门的什么地方，还是孩提时代的她听父亲讲过，而今情况也不十分清楚。于是王蕙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已经故世的父亲的一位好友，找到了在台北的舅舅孙科，还是舅舅派人去澳门查问，才找到了母亲孙婉。从此，母女开始用通讯的方式联系。1967年，王蕙从台北来到香港与分别多年的老母亲相会。母女相会时，自然想到了王弘之。于是蕙立即给远在上海的弟弟写了一封信，邀他到香港来相会。当已进牛棚的王弘之接到分离多年的姐姐的信之后，顿时喜上眉梢。然而冷静一想，在这“史无前例”的年代，去香港不是里通敌国或台湾的国民党吗？想到这里，他的心就冷了下来。于是，咬了咬牙，将信也烧了。


1937年王弘之与妻子、母亲的合影。当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文革结束时，王弘之也被从牛棚中解放了出来，此时他想到该给自己时刻怀念的姐姐和母亲去封信了。当他按照姐姐当年来信的地址，去信香港时，信却被注明“查无此人”而退回了。再寄，又退回了。一连写了10余封信，均被注明“查无此人”的字样而退回。1979年的春天，王弘之万万没有料到，母亲孙婉也托一位姓林的商人到上海来找到了他。林先生的父亲与王弘之的外公孙中山是好朋友。从前两家来往一直很密切。王弘之与林先生商定，在这年的7月，学校放暑假时，去香港与亲人团聚。

这年的春末夏初，一直留居澳门的戴成功来到北京拜见外婆宋庆龄时，从外婆那里得知哥哥王弘之在上海。后来，戴成功又来到上海与哥哥王弘之相会。戴成功回到澳门后把自己在上海见到哥哥王弘之的消息告诉给母亲，还拿出了她与王弘之的合影。孙婉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儿子说：“分手时还是个小孩，而今已变成老头子。”当女儿告诉他，哥哥王弘之7月份要来澳门时，孙婉屈指数了数，见离7月天数不多，就高兴地对女儿戴成功说：“快了快了，马上就要见到你哥哥了！”乐极生悲，祸从天降，此时孙婉由于兴奋过度，血压骤然上升，虽然送医院抢救，终因医治无效，于1979年6月3日抱着未能与儿子见面的遗憾与世长辞了。终年84岁。噩耗传到上海，王弘之痛不欲生，正当母子团聚的希望就要实现之际，却突然破灭了。此时的他，跪倒在地，遥望南天，内心默默地祈祷：“安息吧，母亲！”

1988年，王弘之来到香港与1947年离沪赴台的姐姐王蕙第一次相会。1989年，王蕙回上海看望了弟弟，邀请弟弟到台湾探亲。1991年7月，王弘之终于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国宝岛台湾，再度与姐姐王蕙相会。更使王弘之先生高兴的是，他父亲王伯秋的照片，已在广东中山翠亨村孙中山先生故居纪念馆陈列室展出。孙中山先生有四个外孙，这四个外孙都是孙婉所生。孙婉两次婚姻，共生四个孩子。他们是大女儿王蕙、小女儿戴成功和长子王弘之、幼子戴永丰。广州解放前夕，戴永丰没有随父母、姐姐到澳门，却仍然留在广州，后进入岭南大学攻读畜牧，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从事畜牧免疫学的研究。后不幸患肺结核，咯血不止，窒息而死，可说是英年早逝。戴成功随母亲移居澳门后，一直跟随母亲，为了照顾母亲终身未嫁。1991年4月9日，戴成功因严重糖尿病引起肾功能衰竭，不幸在澳门镜湖医院去世。其丧礼十分隆重，除澳门各界人士参加外，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澳门分社和香港分社以及广东省政协都送了花圈。戴成功女士生前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统一，曾于20世纪80年代担任过广东省政协委员。


王弘之先生解放后一直在上海工作，退休前为上海金融专科学校副教授，现为享有终身荣誉的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王弘之先生与李云霞结婚生有二子一女，两子是王志雄、王志??，一女是王志玲。近些年来，王弘之先生经常参加外祖父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1996年，王弘之夫妇还应邀赴北京参加外祖父诞辰130周年纪念活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王蕙女士1947年去台湾与税兰洲结婚，生三子税力耕、税道耕和税儒耕。1998年，税兰洲在台湾去世。


1910年的孙科与孙中山。孙科（1891―1973）是中国现代政坛上既特殊又复杂的人物，孙中山先生惟一的儿子，其母为孙中山先生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字建华，号哲生。青年时代的孙科曾留学美国，留学期间，遵照父亲孙中山的嘱咐主修文科，兼理科。1916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次年回国，到广州大元帅府任秘书。1921年，出任广州市市长兼治河督办。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孙科主持广州特别党部工作。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3月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职。1928年至1949年，孙科历任国民政府委员、铁道部长、考试院长、立法院长、行政院长以及国民政府副主席等职。1949年3月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后，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4年到台湾，曾任“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长。1973年9月病逝于台北。少年时代的孙科，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便投身到反对清廷的斗争之中。其后又协助父亲孙中山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孙中山去逝后，孙科追随蒋介石，坚持政治立场，成为中央1948宣布的43名国民党的头等战犯中的第13名。孙科1891年10月20日出生在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1894年，父亲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4岁的孙科就随着父母漂洋过海，逃到了檀香山。那时的檀香山还没有学校，父亲为了中国革命到处奔波，教育孩子的任务当然就落到母亲卢慕贞的身上。卢慕贞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像所有的传统中国妇女一样，望子成龙，于是亲自教儿子读《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唐诗三百首》等书，还教儿子临摹字帖。7岁的孙科进入伯父孙眉办的私塾读了四五年书，在这里，他熟读了四书五经及《昭明文选》等一批中国古典名著。在母亲的严格督促之下，他刻苦学习，从小就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国学基础。1901年，孙科在檀香山离开了伯父开办的私塾，进入美制小学。这是一所由天主教主办的圣东尼学校，从此，他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在这所学校里，孙科同学的年龄一般都只有六七岁，而年长且已懂事的他比其他同学显然要用功多了。由于他读书很用功，总以优异的成绩跳级，所以，原为八年制的小学，他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毕业了。1906年，孙科考入檀香山四年制的美式中学――圣路易士学院。学校离家较远，孙科毅然离开了母亲，住校读书。从此开始了他独立的生活。

檀香山，给少年孙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那里孙科除了读书外，每逢星期天或放学后的时间，他还经常到伯父的牧场去养马和牛。那时，孙科总喜欢逗着那些牲口玩，六七岁的他就学会了骑马。孙科学骑马时很勇敢，骑马时马背上既没有鞍子，也没有缰绳，只是在马头上系上一根绳子充当缰绳，他便纵身跃上马背，那马就在草场上狂奔不止。就这样，由于马难以控制，以致多次从马背上摔下来。有一次，孙科骑马时不慎从马背上翻下来，头被撞破了，血直流，他也不吭声，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怕大人知道后，再也不让他学骑马了。1912年6月，孙科同妹妹孙和孙婉一同赴美留学。美国的加州大学入学条件很严，除考试一般课程外，还要求学生必须懂得德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这年8月，孙科参加加州大学的入学考试时，感到德语、法语和拉丁语是没问题的，惟独希腊语的考试没有把握。如果希腊语考试不及格，孙科进入加州大学就无望了。为此他十分着急，这个难题还是蒋梦麟帮助他解决的。蒋梦麟告诉孙科说，希腊语和汉语对于美国来说都算外语，如果能说服校方，用汉语代替希腊语，这个难题就可以解决了。于是孙科在蒋梦麟的陪同下，找到加州大学东方语教授傅兰雅（）。

傅兰雅曾到过中国，在中国担任过江南制造局的教习，当孙科把用汉语代替希腊语的道理讲给傅兰雅听了后，或许是出于他对中国的一种特殊感情，以及孙科父亲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的一种同情和敬意，他二话没说，便欣然同意了孙科的要求。在此同时，傅兰雅还用英语问了许多有关四书五经中的内容，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的孙科对他所提的问题都一一作了准确的回答，傅兰雅非常满意，当即发给孙科一张汉语考试及格证书，使得孙科顺利地进入加州大学学习。那时，孙科的父亲孙中山为国事日夜操劳奔波，常常被弄得焦头烂额，他得知儿子顺利进入加州大学学习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欣慰。他特别嘱咐儿子要文理并重。因此，孙科根据父亲的要求主修文科，兼修理科。在留学美国期间，孙科牢记父亲的谆谆教导，勤奋好学，各科成绩都很好。1916年，孙科在加州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修政治、经济及财会，另外还选修了新闻学。

1917年6月，孙科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获取商科硕士学位。孙科自幼在父亲孙中山的关心、督促之下，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孙科早在檀香山读书时，孙中山先生就曾经从英国给他寄了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是一套一百多册的英语文学书籍，该丛书收录的都是英、美等国著名作家的小说、剧本。在信中孙中山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1912年，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孙科与父亲得以有一段短暂的相聚时间。在这期间，孙中山与儿子孙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读书。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孙科在南京政府任职期间，其寓所还挂着一幅自书的“养浩然之气，读有用书”的得意书法作品，以告诫自己，公务虽忙，仍要不忘读书。孙科在美学习期间，曾对文学很感兴趣，特别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而父亲孙中山反复嘱咐他要多读一些和国计民生有关的论著。有一次，孙中山来到旧金山，看到孙科房间里摆满了莎士比亚的名著，就对他说：“你不要在这些书上多费精力，因为它对今日中国没有很大的用处。我们中国人现在是要救国，你要多读一些有关政治、经济和科学的书。”在美留学期间，孙科还经常收到父亲从各地寄来的各种有关中西文化的书籍。如在国学方面就有《通鉴纪事本末》，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等；西方文化方面的就有亨?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达尔文游记》等。在父亲的帮助下，孙科对政治及科学书籍等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到晚年，寄居美国期间的孙科，仍然不忘读书。在他看来，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终于有机会能静下心来读书，的确其乐无穷。因此，他常以读书自娱。年逾古稀的孙科每天坚持徒步到图书馆看书，有时直到图书馆关门时，经管理员再三催促，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图书馆。

移居美国期间的孙科，虽经济拮据而读书的嗜好不减，其生活主要靠儿女的接济。无钱买书，只能每天购些便宜的报纸、杂志来阅读。据说有一天，孙科从报纸上看到《清史》在台湾出版的消息，一向爱书的他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给从前他任立法院院长时的秘书长梁寒操写信，托他为自己代购一部。所幸《清史》的编纂者得悉此事，为晚年孙科的强烈求知欲所感动，于是赠送了一部《清史》给他。在他的家中，可说到处都是书。孙科一生爱读书的嗜好，在国民政府委员中是出了名的。孙科早年受父亲的影响，就投身到反对腐败的清朝专制政权的革命中，协助父亲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1910年，同盟会在檀香山大声周刊社楼上举行加盟大会，并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这时，还在圣路易士学院读书刚满20岁的孙科也加入到同盟会之中，成为父亲的追随者。那时同盟会在檀香山创办了《自由新报》、《大声周刊》，极力倡导反清，鼓吹革命。孙科在读书之余，还担任这两家报纸的地方版和世界新闻专栏的编辑工作。为了办好这两个专栏，孙科广泛搜集清朝统治者入关后虐待、残杀老百姓的血腥史料。他发表的有《扬州十日》、《文字狱》和《禁书》等文章，使广大华侨进一步认清了清代统治者的罪行，大大鼓舞了侨胞们的革命情绪。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大爆发，海外华侨无不欢欣鼓舞，纷纷使用各种方式积极支持这场革命。此时，正在美国加州紧张备考的孙科得到这一消息后，也非常激动。这位年轻的同盟会员立即停止了备考，马上全身投入到革命宣传中去。在那里，他还和自己的同伴一起创办了进步刊物《民国月刊》和《少年中国晨报》，馆址设在唐人街，孙科从学校到报馆，要靠轮船渡海。每天当孙科一来到报馆，总要工作到深夜才返校。1912年1月，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新的共和国诞生，工作千头万绪，孙科奉父亲之命回国，协助父亲工作。那时，年轻气盛的孙科，几乎是不分昼夜地在父亲身边工作着。
在留学美国期间，孙科还担任了留美学生会会长，亲自带领留美的一批同学们在旧金山、纽约一带联络华侨，号召他们开展募捐活动。在此同时，孙科还担任同盟会驻美洲总支部长林森的英文秘书和粤语翻译。

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黄兴偕夫人访美，继续宣传讨袁复国的大义，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华侨们还邀请黄兴演讲，但是黄兴不会讲粤语，孙科则随黄兴担任粤语翻译。1917年，孙科携妻儿离开美国回到广州后，又立即投身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之中。


1921年到1926年期间，孙科任广州市长，为广州市政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孙科在任市长期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市政建设上，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修建了近26公里的现代道路，街道拓宽了米，新路均铺上了水泥。

在任广州市长期间，孙科还在推行教育、加强城市社会治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邀请一些社会名流来“市民大学”讲课外，还亲自在“市民大学”上课，宣讲法律、人文、医学及工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另外还准备为妇女提供育婴、家教、妇女卫生等方面的教育，后因经费困难而被迫放弃。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孙科在国民党政府中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本文来源：网易读书 )

孙中山家族百年：鲜为人知的妻妾儿女们

2011-02-04 09:31:34



孙中山的三位夫人：元配卢慕贞（上）、陈粹芬（中）和宋庆龄。
　　

辛亥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振臂一呼，风起云涌。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灰飞烟灭，民主与共和思想的清风迎面扑来。在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复杂斗争中，孙中山及其家族也伴随着时代浪潮的翻涌，几经沉浮，沧桑巨变。如今，中山先生“国富民强”的愿景已经实现，他的后代遍布海内外，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来源：凤凰网历史）




1901年，孙中山与家人在檀香山合影，中坐者为孙母杨太夫人，左立者为孙科，后排左四为孙眉，左二为孙眉夫人谭氏，左五为孙中山，左六为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




孙中山家族谱系图。




1884年5月26日，孙中山与同邑卢慕贞结婚，婚后生子孙科，女孙娫、孙婉。




孙夫人卢慕贞（右）和妾陈粹芬（左）。




孙科、孙娫、孙婉三兄妹合影。




1910年的孙科与孙中山。




孙科（1891.10.20一1973.9.13），字哲生，广东中山人，孙中山独子。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任第一任广州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政府副主席，1949年辞职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5年任台湾“总统府”高级咨议，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




1996年11月，孙治平夫妇（前排左）和孙治强夫妇（前排右）在香港。




孙治平云游海外，他在台湾任职时，月薪20万元新台币，在理财方面较灵活，多年前已拥有价值上亿元的股票，生活过得比较宽裕潇洒。2005年4月6日，孙先生的嫡长孙——孙治平，在香港东区医院溘然长逝，享年93岁。  

孙科、陈淑英夫妇及其子女治平、治强、穗英、穗华。孙科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发生在1912年6月，孙科偕两个妹妹赴美留学，途经檀香山，结识了堂妹陈淑英，并与之结婚。后生有二男二女。二男是孙治平、孙治强；二女是孙穗英、孙穗华。1935年，与自己的机要秘书蓝妮结婚，婚后生有一女，这就是孙穗芬。至于孙科的女儿孙穗芳，则是他婚外与同居女友严蔼娟所生。

孙治平（1913―），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的嫡长孙，孙科的长子，母亲是前国大代表陈淑英。孙治平与弟弟孙治强都是其父孙科和母亲陈淑英留学美国加州大学期间出生的。孙治平1913年11月16日出生，他出生时，时任临时大总统的祖父孙中山，希望自己亲自创建的新生共和国――中华民国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就给自己的这位长孙取名“治平”。当然，孙中山也希望自己的孙子未来成人之后也能担当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因此取名“治平”。1915年1月27日，孙中山的第二个孙子在美国出世后，孙中山先生为他的第二个孙子取名为“治强”，显然是他感到治国须先求平安，再求国家强盛，国家强盛了，方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天下无敌，不受欺凌。

孙治平的少年时代与祖父孙中山只相处过短短的一段岁月，那时北伐尚未成功。祖父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革命事业上，很少时间回家。孙治平、孙治强兄弟只能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的中午，由父母亲带着一同去探望祖父，一家人只能在午餐时与祖父相处一阵子。据孙治平自己回忆：“我记得，从我6岁开始一直到8岁，祖父母逢周末就会在‘大本营’里跟我们一起吃中饭，我们围着一张方桌坐，祖父坐在上座。祖父是很严肃的，对我们管教很严，我们吃饭都要正襟危坐，祖父问一句我们答一句，祖父不问话我们也不敢随便开口，只听着大人偶然交谈一些时事。”对孙治平印象最深的是祖父常对他讲一些“知难行易”的道理。那时由于他年纪小，有些听不懂，直到长大后，才知道这四个字的真正涵义。

令孙治平先生记忆犹新的是祖父人生弥留之际的情景。当祖父病重期间，孙治平在父亲的带领下北上去探望他。据孙治平先生回忆说，那时祖父已病重住进了协和医院，医生给他动手术，打开胸腔一看，他的肝已经变成黑灰色，已是肝癌的晚期，医生就立即将他的胸腔缝合起来。当孙治平走进病房，叫了一声“公公”（广东称祖父、外公，一律为“公公”），祖父只是吃力地应了声，却没能跟他讲话。此时的孙治平，多么想跟他无限崇敬的祖父讲上几句话，然而一句话也没能讲上，以致遗憾至今。孙治平的童年时代，显然没有经历过他的父辈们那样的艰辛。他自幼饱受中西文化的熏陶，具有丰富的学识。祖父逝世后，孙治平和弟弟孙治强一起进入北京一所海外补习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国民党###吴稚辉创办的。孙中山去世后，国民政府为了培养一批出国留学预备人员，便派吴稚辉亲自主持这所学校的工作，吴稚辉上任后，专选那些民国老同志的后代，又有志于留学海外的子女进入这所学校学习。因此孙治平兄弟两人自然有机会进入这所“高干”子弟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补校毕业后，孙治平没有马上出国留学，而是先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不久才赴美国留学。他先入纽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又进入加州大学研究院，1945年孙治平获加州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1949年，蒋介石败逃台湾后，孙治平与弟弟孙治强随父亲孙科离开大陆，其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孙治平才陪同父亲一起返台。在台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电视公司副董事长，联合发展企业公司董事长等职。

孙治平自1949年离开大陆后，时刻想着祖父孙中山在南京陵墓，一心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回到南京祭拜祖父，以了却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的心愿。


2004年3月，孙治平先生以92岁的高龄终于获准回到大陆。3月12日，这一天是全国的植树节，在这个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设的节日里，孙治平先生生平第一次专程到福建泉州市参加了纪念活动，随后又来到了福州。1912年，孙中山先生为了民族大义，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南下，在福州住了3天。92年过去了，孙治平先生又来到祖父住过的地方，在这里也住了3天。孙治平先生还对身边的人说：“先祖父在大陆走过的地方，我有生之年也要走一趟。”这次福建之行，给孙治平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福建比我想像中要发达得多了，泉州高楼大厦很多，大陆变化太大了。”

孙治平先生有过两次婚姻，与前妻谢妙龄离婚后，与张佩霞女士结婚，他们的独生子国雄1943年出生。国雄娶妻白娣，他们一家长期居住在美国大洛杉矶地区。在当地侨界国雄是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国雄生有三女一子。三个女儿是孙美玲、孙美兰和孙美莲，儿子孙伟仁。孙治平先生对在10年前才出生的孙子伟仁特别喜欢，老人晚年还经常千里迢迢地到南加州去探望孙儿伟仁，尽享天伦之乐。


孙穗芳。



年轻时的孙穗芳与晚年孙科。孙穗芳（1936―），在孙中山先生的四个孙女中，她排行第三，现任孙中山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席、夏威夷中国妇女慈善会会长、夏威夷太平洋大学校董。1995年11月获斯里兰卡国际公开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孙穗芳1936年出生在上海外婆家，母亲严蔼娟是父亲孙科同居的女友。母亲在怀他时，父孙科已与蓝妮女士相爱后正式结婚。孙穗芳的童年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不堪回首。在她儿时的记忆中，父母为了她的抚养费时常发生纠葛。孙穗芳从小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直到她13岁那年，她才去香港认父，此时长得眉清目秀的孙穗芳，极像她的两个姑姑孙?院退锿瘛５搅讼愀郏?结果没有见到自己多年盼望见到的父亲，只见到她的大祖母卢慕贞。仁慈善良的祖母一见到孙穗芳就泪水满面地抱住她不放，并一心要把她领回孙家。父亲孙科也希望她去美国读书，但此时已改嫁的孙穗芳的母亲坚持不肯，孙穗芳只好又回到了上海外婆家。
身处逆境之中的孙穗芳只有用读书来排遣她内心深处的孤独。由于她聪明伶俐、学习刻苦，高中毕业时成绩考了全校第一名，其后进入同济大学攻读建筑专业。自幼性格倔强的孙穗芳总想寻找一个机会要见到自己的父亲，直到她30岁时，才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在见到自己多年来又敬又爱的父亲的那一天，她曾质问父亲，自己长得那么像他，却为何不要她，此时头发已斑白的父亲对女儿的质问没有生气，相反内心有着无比愧疚，孙科顿时觉得自己欠女儿的实在太多了。于是用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告诉他那多年不见的而又时刻思念的女儿说，自己实在太忙，抽不出身来。其实父亲孙科知道自己已近暮年，将不久于人世，特别想见到自己的这个女儿，于是叫她的大哥孙治平到香港把孙穗芳接到了台湾，与女儿见上了最后一面。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女士没有能亲自聆听过祖父的教诲，出生时祖父已故去四十余年，但她一直对祖父怀有无比的敬佩之情。出于对祖父的敬仰，9岁时的孙穗芳就开始收集他的照片。她婚后又长期定居祖父年轻时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檀香山，在那里，她听到了许多关于祖父从事革命斗争的故事和动人事迹，更加深了她对祖父的崇敬和亲情，便决心写一本关于祖父的书，把宣扬祖父的思想和事迹作为己任。真正做出用心写祖父的这个决定还是1981年6月的事，那时，孙穗芳在参加了祖母宋庆龄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安葬仪式后，又匆匆赶到美国纽约，代表孙家的孙子辈出席了华人华侨在那里举行的对祖母的追悼会，加之父亲孙科早在1973年就离开了人世，而今第二位祖母宋庆龄又已去世，亲人们一个个离去，更勾起了孙穗芳对祖父的无限怀念，从此，下决心写一本关于祖父的书的愿望更加强烈。
孙穗芳回到檀香山后，立即将自己收集到的祖父用广东话和国语（普通话）进行演讲的录音全部录了下来，从此以后，孙穗芳几乎每天都要仔细地听听祖父的演讲。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那段日子里，孙穗芳曾两次梦见祖父托梦于她，要她将自己的资料整理出来。信仰佛教的孙穗芳女士从那时起，就决心放弃了自己经营正红火的地产生意，放着大把大把的钱也不赚了，开始潜心研究祖父孙中山和他的思想。这一年孙穗芳女士已45岁了。当年她的祖父也是放弃了行医这个赚钱的职业，投身到推翻清朝王朝的革命斗争之中。他认为，医生只能救治国人的身体，却救不了国人的思想，救不了国家。而今孙穗芳女士又继承了祖父的义举。当有人再跟她谈什么股票，谈生意赚钱的事时，她已完全不感兴趣，甚至连听也不听。
在孙中山先生的后人里，最有条件写孙中山的应该是他惟一的儿子――孙穗芳的父亲孙科，因为他与孙中山相处时间最长，对孙中山了解最多。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动笔，他把这个工作留给了女儿孙穗芳，他也希望她来写。为了写好关于祖父的书，孙穗芳女士往返于檀香山和广东之间达30余次，用了近10年的时间，终于在1996年，在佛门之地写出了《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一书。其后，她为了编辑一本关于祖父的图片纪念集，还不惜重金收集图片，画册中的两幅孙中山先生的墨宝“博爱”和“天下为公”的原件，就是她用7000美元从一个日本收藏家手里买来的。纪念册共收录了孙中山先生的400多幅照片和200多幅墨宝，其中还有6张照片是父亲孙科送给她的，从未公开发表过。这本纪念集于2001年出版。纪念集中的文字虽然不多，但那一幅幅图片，生动地将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革命事业，为国为民的精神充分表达出来了。
为了让世人更多地了解祖父孙中山，孙穗芳还不辞辛劳地在世界许多地方演讲了600多场，其足迹遍及北美、北欧和东南亚等地。


孙穗芳女士虽然长期定居国外，但她时刻心系着祖国，为了祖父孙中山，迄今孙穗芳女士回国已达到100余次。
孙穗芳女士1965年与香港首富王时新之子王守基结婚，婚后生有两子王祖荣和王祖耀。
孙穗芳女士之所以皈依佛门，用她自己的话说：“不单是婚姻不如意，才使我信佛的。而是如何保存弘扬祖父的思想，保存中华文化而深入佛门的。”如今已过花甲的孙穗芳常对人说，她希望自己成为祖父思想的实践者，在海内外做更多的善事。

孙科的三女儿孙穗芬孙慧芬。孙穗芬（1938―），孙中山先生最小的一个孙女，是孙科与二夫人蓝妮所生。母亲蓝妮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交际场上的名人，曾以美貌使众多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拜倒在她的脚下。孙穗芬1938年8月6日在上海出生，自她降临人世之时，就成为这个富有而又充满着爱的大家庭中的每一个长辈的掌上明珠，更是深受外公、外婆及全家人的呵护。
孙穗芬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教会办的圣心幼儿园和圣心学校读书。而今她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就得益于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的严格英语训练。
然而，少年时代的孙穗芬也有过不幸。1946年夏季的一天，8岁的孙穗芬在上海就落入母亲蓝妮的友人吴永吉、宋玉树等设下的“调虎离山”之计的圈套之中，遭人绑架。
那天，孙穗芬正在外婆家中和小舅舅蓝业申吃晚饭，家中的电话铃突然响了，那人声称是从香港来的孙穗芬的妈妈蓝妮的朋友，现在正在老正兴饭馆和蓝妮吃饭，他们想看看穗芬，因此蓝妮决定派人来接小穗芬到饭馆去。一会，来接小穗芬的是两个男子汉，并自称是蓝妮的朋友，家中的佣人信以为真，急忙让小穗芬换上了一套新衣服，就乘坐母亲朋友的车来到老正兴饭店，小穗芬却不见妈妈的身影，那两个男人借故便把小穗芬带到了大沪饭店。
小穗芬的母亲蓝妮那天正好和友人在老正兴饭店吃过饭，回到家里，不见女儿穗芬，惊问其故，佣人告知了事情的经过。蓝妮一听，惊呆了，知道事情不妙。天刚黑，果然来了电话，蓝妮接过电话一听，那人恶狠狠地说道：“孙太太，你小女儿正在我们这儿，你想要回女儿，必须一次付清30万美金。你如果报警，那我们就要‘撕票’??。”
蓝妮知道家中无论如何也拿不出30万美金，经过与对方的一番讨价还价，对方在电话中答应必须交10万美金，一个也不能少。
蓝妮将这一消息立即通知了丈夫孙科，孙科此时正在南京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他要求妻子立刻报警，但遭到了妻子的反对。为了女儿，孙科将上海的房产抵押出去，才凑得10万美元，终于将女儿救了回来。
绑匪吴永吉、宋玉树二人确系蓝妮的朋友，吴永吉是上海久大银行经理，此人嗜赌如命，整个家产几乎被他输光。宋玉树也是开银行的，由于那时上海的金融业不景气，他的银行因此停业关门，为此两人狼狈为奸，密谋策划绑架了孙穗芬。
上海解放前，孙穗芬被母亲送到香港。1955年，孙穗芬在香港高中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被美一家教会大学以优厚的待遇录取，并发给她四年留美的奖学金。但是由于在香港拿不到签证，使她的大学梦破灭了。对此，有人问及她在香港为何拿不到签证时，她用风趣而带有讽刺的口吻回答道：“香港的总领馆拒绝签证的理由是，一个漂亮的姑娘独身跑到美国读书，谁知道她哪一天嫁人呢？”

孙穗芬留美不成，成为了一名台湾“中国民航公司”的最年轻的空姐。由于孙穗芬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人又长得非常漂亮，工作起来又是那么充满热情和朝气。她一进航空公司，就特别受人关注，并很快成为美国驾驶员孙康威追求的对象。这名美丽聪慧的空姐和一位英俊潇洒的飞行员很快坠入爱河。此后，孙康威向穗芬求婚，并以极大的诚意专程到香港拜见了未来的岳母大人蓝妮，孙康威凭着自己的诚意，终于在第一次见面后，就博得了蓝妮女士的满心欢喜。
孙穗芬1957年1月在台湾和孙康威结婚。婚后她完全充当了一个合格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做家庭主妇，就这样跟随丈夫辗转于美国、日本及泰国，整整度过18年的时光。在这18年里，她抚养了三个儿子，他们是孙忠仁、孙忠杰和孙忠伟。在众多人的心目中，那时的孙穗芬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妻子和母亲。
当孙穗芬的三个儿子长大进入学校读书后，孙穗芬总算摆脱了那些繁重的家务劳动的羁绊，在她39岁那年，她决心重返大学校园，于是孙穗芬跨入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校门。她在那里学习非常刻苦、勤奋，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每门功课的成绩都是A类。在3年的时间里，她获得了秘书和金融两个专业的毕业证书，并荣获华尔街日报奖。因此，一时间，孙穗芬成为美国媒体的新闻人物。华尔街日报奖是由华尔街日报社设立的，它每年一度颁发给全美金融专业毕业生中成绩最优秀者。孙穗芬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亚利桑那大学的女大学生。

大学毕业时，孙穗芬的丈夫孙康威正在约旦工作，她便来到约旦一家美国公司工作。10个月的秘书工作使孙穗芬感到，在这里她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准备离开约旦，回美国，重新找工作。刚好这个公司总部有人来约旦调查，得知孙穗芬要辞职，总部人员了解她辞职的原因时，她坦率地告诉他们说：“我这个以学金融为背景的大学毕业生来做秘书工作，总感觉没趣味。因此要辞职。”听了她的意见，这家公司总部来约旦的人员就将孙穗芬推荐回美国总部工作。这是孙穗芬人生第一次不依靠丈夫，壮着胆子，拿着介绍信，独自来到马萨诸塞州总部，担任了管理训练的职务。1985年，孙穗芬开始经商。
1986年，是孙穗芬职业生涯的一大转折点。那时美国商务部公开招聘精通中文的商务领事，她受聘出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商务领事。大概因为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她到广州任职一事一度成为海内外华人世界的新闻。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广州的《羊城晚报》以及美国的有关媒体均对此作了报道。1989年，孙穗芬调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商务领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不久，美国工商界的许多人士对中国的了解还十分有限，两国间的商贸活动还不畅通。孙穗芬到任后，为中美两国的许多商务活动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
美籍著名人士靳羽西就曾这样说，孙穗芬是“中美贸易的红娘”。对此，孙穗芬女士也曾坦言：“我的作用就像一个媒婆。我到中国来，寻找他们到底想要从美国的公司进口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同有兴趣愿向中国出售产品的公司联络，使得需求双方平衡。”


1992年7月，孙穗芬调任美国驻法国巴黎大使馆商务参赞。两年后，她辞去公职，到香港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香港顺亚顾问有限公司。该公司旨在帮助欧洲和北美的一些公司来华进行投资。如今，孙穗芬女士经常奔波于上海、广州、香港和美国之间，为中美、中欧贸易乐此不疲。
纵观孙穗芬女士经历的从空姐到家庭主妇，到大学生，到职业生涯的传奇人生轨迹，充分展示了她既是一个美国人，也是一个中国人，更是伟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孙女的风采。

孙科不讨老蒋喜欢

由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率领的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25日上午乘机抵达北京，开始为期8天的参观访问行程，并于6月1日上午在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奉安八十周年纪念活动。本文揭秘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在抗战胜利后私自前往南京，后被蒋介石派人强行弄回重庆的一段隐情。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国民政府派军队前往东北，并设立行营，要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政权，而中国GCD也调遣部队在东北建立根据地。东北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等，都成为时局焦点所在，对苏政策变得更为重要。

　　身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在国民党内一向以自由派、民主派的形象著称，他一再提醒蒋介石，中苏“接壤万里，苏联的最终目的是行共产主义，我们如果取反共立场，当然人家要当心我们，以为反共就是反苏”。他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以便争取苏联在东北问题上与国民政府合作。他呼吁:“今后我们要建国，唯一的条件，是需要与我们的盟邦(苏联)亲善……国内问题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

　　孙科公开呼吁承认中国GCD的合法地位，反对打内战，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诬蔑政府，与合作，以俄人为后盾，意图夺取国府主席”。

　　1945年11月，孙科在未得到批准的情况下离开重庆，前往南京，并欲往上海。鉴于之前在一些问题上孙科与蒋之间政见不合，对此已经出现谣言，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分裂。因此，绝对不能让孙科赴沪，以免引起误会。此外，抗战胜利后，和国民党为组建新政府而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初定于20日左右开会，国民党必须在事前有所准备，不能有任何疏漏。因此在11月12日，蒋介石特地派遣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乘专机赶赴南京，力劝孙科返回重庆。奉蒋指示，吴铁城与孙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请他回重庆商议。

　　孙科表示，对问题，他素来主张以政治解决，不应用兵。现在军人方面已摩拳擦掌，准备以军事解决，他即使马上回去参加会商，也无济于事。所以他决定先赶赴上海，四五日后即回重庆。如果中央不信，尽可派几个特务人员跟着他行动。

　　吴铁城对孙科说，蒋委员长也知道用兵不利，因此请孙科回去相商。孙科答复说，如果不用军事解决，他可以回去开会，但要先去上海，再回重庆。吴铁城劝孙科先回重庆开会后再行赴沪，孙科没有应允。

　　当晚，南京宪兵司令张镇和军统局局长戴笠发电报给蒋介石，汇报了吴、孙谈话的情况，并且向蒋报告，他们已告诉吴秘书长，无论如何，明日必定设法送孙科回重庆，已留了一架中航的飞机在此停候。

　　收到电报后，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气得大骂孙科:“俄共对本党如此侮蔑逼迫之中，而孙科反噬我军人剿匪之非，是殊为总理家族忧悲也。”

　　蒋介石担心吴铁城劝说无效，又特意手书一封信，让吴铁城带给当年孙中山先生的侍从武官刘季生，希望刘季生能劝动孙科。没想到，孙科不为所动，仍然坚持要于14日前往上海，而后再回重庆。刘季生只能转告吴铁城，他担保孙科到上海后，三四日后一定回重庆。

　　吴铁城指示刘季生，必须完成蒋介石信中的嘱托，负责督促孙科于13日中午之前，最迟至14日早晨，必须动身返回重庆。刘季生当即于13日前往孙科住处再次劝说，孙科仍然没有答应。吴铁城只好亲自出马，再访孙科。

　　13日劝说孙科的详情，仍由张镇和戴笠电告蒋介石。这下蒋介石可睡不着了，他在14日的日记中记道，“今晨3时醒后，不能安眠，辗转3小时”，考虑对东北、和苏联应采取什么策略。念至深处，忽又想起“孙科潜行与应取之道，更觉痛苦不堪矣”。蒋介石认为苏联“狡诈凶险，外内夹攻”，几乎使他“遍体鳞伤”，再加上孙科“不应有之背逆，似针刺入我内心”，使他不能专心对外，而又不得不“着重于内部之运用，牵制强迫，莫此为甚”。

　　孙科擅离重庆前往南京之时，正是东北问题最令蒋介石头痛的时候。当时，由于苏军的阻碍，国民党的接收军队无法在东北登陆，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也很难进行接收工作，而部队已深入东北广大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来电报告“孙科已被俄共诱惑，将往东北组织伪政府矣，彼对人明言，两周后俄在东北必有所表示”，蒋介石难免会怀疑和担忧，相信这一切都有可能。

　　同一天，张镇和戴笠也发来电报称，吴铁城与刘季生劝孙科不要前往上海，均无效。孙科对吴铁城讲，“亲苏即不能反共，反共即不能亲苏”。孙科还批评道，“自日本投降以来，一切仍均是中央集权，各地当局毫无权柄，所以弄得一团糟”。孙科自己亲口对吴铁城说“两星期后苏联对东北必有所表示”，还抨击中央集权，这怎能不让蒋介石确信孙科已了解苏方动向并准备与苏联合作呢？

　　见孙科去意已决，吴铁城认为再无法劝告，于是主张于15日上午12时左右，包下一班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事先与机长约定好，待孙科上飞机后，即直接飞回重庆。但表面上仍准许孙科购买15日飞往上海的机票6张，并由吴铁城陪同他赴沪，等到起飞之后，再由吴铁城告诉孙科，这架飞机是直飞重庆的，一切责任由吴铁城个人肩负。

　　对于这样一个蒙骗加强迫的办法，吴铁城与张镇、戴笠以及国民党陆军参谋长萧毅等人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商量的结果，众人一致认为，这个办法比向孙科出示蒋介石派萧毅阻止他赴沪的命令要妥当。至于中航飞机，则由张镇和戴笠负责交涉，妥行布置。

　　办法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只在上面批了一个字：“存”，实际上是默许了南京方面的计划。

　　15日凌晨，蒋介石仍旧3点钟就已醒来，再也不得安眠，令他焦虑的依然是孙科和东北问题。眼见军事接收东北受阻，迫不得已，蒋介石思考再三后决定，将东北行营从长春迁移至山海关待命，同时撤回空运部队，并且由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寄希望于通过外交交涉完成接收任务。在东北有可能落入苏联和之手的不利形势下，蒋介石将孙科“离渝飞京”的行为看作“行同潜逃”，在日记中批评孙科是“党内左倾”，指责他“待机取巧，企图组织傀儡”，以和苏联及互相利用为荣。

　　在蒋介石看来，当时“俄共夹攻，各方反动分子蠢动思逞”，孙科潜行是非常危险的，“如其果到上海，则东北对俄与华北000之形势”，就不易改变了，“甚至第二伪满傀儡之出现，即在最近之将来”。蒋介石担心孙科跑到上海后再到东北，组织亲共亲苏的政府，于是他下令给手下，无论如何要把孙科给“请”回重庆。蒋之命令既出，下属们劝说孙科无效，只能想出个近乎于“劫持”的方法，把孙科弄回了重庆。

　　15日下午，吴铁城来向蒋介石报告，孙科已回到重庆，但是他“不平、不愿、不服”。

　　孙科擅离重庆，除了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这一原因外，还因为不满于他的二夫人蓝妮被捕却不允许他交保一事。

　　蓝妮是云南人，年轻、漂亮、聪明，是上海滩一朵著名的交际花。两人相识于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社交宴会，孙科对蓝妮一见钟情，先是让蓝妮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不久即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抗日战争爆发后，蓝妮与孙科前往重庆。1940年，蓝妮为照顾女儿独返上海。在上海交际圈里，蓝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交往，也曾和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过从甚密。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抗战胜利后，蓝妮被当成汉奸抓了起来，她自己则说是受命潜入敌后，为党国进行特殊工作。心爱的二夫人被捕，孙科要求保释却不被允许，只能亲自前去解救。

　　孙科既已被带回重庆，蒋介石决定在蓝妮交保一事上有所让步。16日上午，蒋介石召见吴铁城，嘱咐他转告孙科，蓝妮可以保释，但不能让她留在上海，以免“丧失公私威信”；如果把她押来重庆交保释放，那么孙科今后“不得再与其同居”。孙科潜行一事，最后就以这样的处理方式而告终。

　　孙科回到重庆了，山海关也于1945年11月16日被国民党军队攻占，进出东北的门户重新开启。此后，苏联因为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以及美国的压力，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同意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若干省份及城市的行政权力。这时，蒋介石才感到松了一口气。对于“孙科潜行，由京折回”一事，蒋介石认为“此乃本党内部转危为安之关键”，“此一大阴谋，竟能无形消弭，若非上帝佑华之恩”，决不能如此容易改变。

　　孙科所谓“潜行”、“另组政府”的“阴谋”是消除了，蒋介石是安心了，然而，国民党内主张和平解决国共问题的政治派别却由此受到打压，蒋介石从此一意孤行，在东北、苏联和问题上都采取强硬的对抗立场，最终挑起了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