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95周年：对“民国之父”袁世凯的沉痛悼念
作者按：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去世，去今95周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磅人物，袁世凯显然比大多数无需纪念的人物更值得纪念与关注。昨日因是端午节，所以延期发布。
今日媒体更是发布一个重磅新闻，美国在台协会将公布来自美国国家档案局的历史文件，证明孙中山拥有美国籍。在实证面前，国民党党史馆主任也只好承认，孙中山当年为躲避清政府追杀，曾取得夏威夷的出生证明并以“美国人”身份在各国奔走募款，不过他又狡辩说这是革命的“非常手段”。实际上，该主任在承认部分事实的前提又在撒谎，他说孙伪造美国身份是为了逃避追杀，但清末历史上只有革命党暗杀清廷官员而无官方暗杀革命党的事实，何来的夸张的江湖“追杀”之说呢？
被尊奉为“国父”的孙中山居然是美国人，这肯定比《见过大爷》里那些外籍华人演员的玩笑要大得多，但确实是不容否认的历史真相。不过话说回来，对于熟悉民国史的朋友来说，其实这算不上什么新闻，今日公布的档案图片（孙于1904年3月遭美国旧金山移民局逮捕拘留的档案照）和孙中山伪造的“夏威夷出生证明”乃至百年前的《纽约时报》已在辛亥年公然指认孙中山为“美国国籍”等报纸图像早已可见于网络（至少我的电脑中早在数年前即已保存）。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继续追踪1904年关于“国籍”问题的那场官司的旧金山报纸及地方法院档案，这些都可以清楚的证明，孙中山具备美国国籍。
作者：金满楼
历史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这种谈资除了娱乐价值之外仍具生命力的，因为它能够给人们提供一条“问题从何而来、又将向何而去”的线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最直白的解释是，我们一直生活在过去历史所造成的阴影当中，愈近则阴影愈浓。
清朝的覆灭距今已一百年，辛亥革命与民国的建立似乎也成了一个古老的话题，但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在那个划时代的事件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不是清廷，不是革命党人，也不是立宪党人，而是袁世凯。
对于袁世凯的功过是非，之前的舆论往往是“一边倒”，什么“窃国大盗、复辟先锋、卖国奸贼、独裁枭雄”等等， 用一句话来概括，袁世凯就是20世纪中国“最卑鄙的告密者、最落后的政客、最凶残的独裁者和最反动的军阀头子”，如果谁被扣上了“袁世凯”的帽子，那他在政治上将永世不得翻身。
之前的历史教科书给一般人的印象是，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背叛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在辛亥革命时又背叛了清廷，而他在当了民国大总统后再次背叛了民国；这个掌握了强大军事力量的军阀头子，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撒谎、欺骗、玩弄阴谋，甚至还不惜搞暗杀，最终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称帝目的（似乎他生来就有一个做皇帝的梦想）。
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与通常所描绘的那个“干瘪、扁平、概念化”的历史丑角，差之甚远。事实上，袁世凯从科举失意到投笔从戎后，他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民国诞生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在其死后的历史书写中，袁世凯却被剥去了丰满的血肉，抽空了鲜活的灵魂，其形象变得面目狰狞，一无是处，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与反讽。
袁世凯真有那么坏吗？当然不是。笔者以为，袁世凯最悲哀的地方在于，由于后来史家或者说当政者因自己的失败而厌恶他、憎恨他，所以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似乎都充满了阴谋和罪恶。换句话说，以往的历史观点都主观的认为，袁世凯上台后必定要镇压革命、必定要搞帝制复辟，这种错误的历史宿命观和历史的功利主义，事实上是以历史的结果来取代过程分析。
所幸的是，100年的历史距今并不久远，很多历史事实和观点都尚未凝固，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后人们留下了很多的思考空间。对于过去很多黑白分明、刻板概念化的历史人物如慈禧太后、曾国藩、李鸿章等，目前也已经有了多角度、有血肉的立体评说，而过于的极端化、脸谱化历史上的袁世凯，既非史学界之幸，也不利于人们客观的认识历史。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说，自民国有史以来，他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新史料的发现及新史观的突破下，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的“告密罪”、为称帝而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汉奸罪”等指控均已被证明不符合历史事实；而在为袁世凯的联名“辩护”声中，其中也并不乏杨天石、房德邻、孔祥吉、茅海建、刘忆江等知名史家的身影，这恐怕并非偶然。
不错，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告密是为了自保、逼迫清帝退位是为了顺应共和、镇压“二次革命”是为了维护统一、部分接受“二十一条”是屈辱外交，如果这一切都可以理解并予以同情，但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登基做皇帝则是铁板钉钉、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这自然是无从辩驳亦不可辩。
唐德刚曾为袁世凯辩护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性，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孔夫子说，“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也”，而袁世凯的错，错就错在原则，错在“大德有亏”，错在晚节不保。
有人认为，袁世凯之所以要称帝，可能是因为其家族的不祥命运（即不能冲破六十岁之“魔咒”），而“太子”袁克定、杨度等小人在其身边不断蛊惑，结果使得袁世凯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至今都在粪坑里不得翻身。
“家族魔咒”的说法固然可以解释袁世凯的称帝动机，但这不是洪宪帝制的深层原因。鲁迅曾回忆起民国元年时的光明，那时他“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到民国二年之后，事情“即渐渐坏下去”。傅斯年也说，民国元、二年间“像唐花一般‘怒发’”，民国三四年间则“像冰雹一般的摧残”。令人诧异的是，民国取代清朝不过两三年，士人们便对民国如此的失望，这又是为何呢？
在袁世凯死后，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其代表作《阿Q正传》。在这篇著名的小说中，处于农村最底层、为人所轻贱的小人物阿Q被可能发生动乱的幻想所吸引，但当他想去参加革命的时候，那些受过传统教育的旧时代人物和受过外国教育的新派人物却叫他滚出去，阿Q生气地指责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最可笑的是，阿Q犯的是抢劫罪（也可能是盗窃罪），但最终却被作为“革命的代表”处决……而所谓的“革命”事实，却是阿Q想做但并没有做的。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其实是“少数人革了极少数人的命”，或者根本就是“极少数人革了极个别人的命”，而千千万万个像阿Q那样的民众，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是完全被排斥在革命之外的。革命被那些新派人物和旧乡绅所垄断，即使在民国建立之后，占据人口绝大比例的一般民众也仍旧被排斥在机构之外，鲁迅的小说反映的不过是一般民众对新生民国极其疏远的事实。
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曾说，他们这批人开始是真心真意的想从井中将人救出来的，但结果是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恢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人还是在十八世纪原地踏步。革命党人蔡济民后来也曾赋诗一首：“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当年种恶因”。此诗在当时传诵一时，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的反思？
在民众极少参与的前提之下，辛亥革命到底有多大的进步？又对当时的民众和未来发展创造了多大的福利？这无疑是需要重新考量的。
是的，辛亥革命消除了形式上的帝制，却没有消除本质上的专制，这种建立在沙滩之上的胜利，如果想当然的视为一种重大进步的话，自然会为民国后的种种乱象感到失望。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开创了一个“民治”时代，但并没有达成一个“民治”时代。沿袭数千年历史的“帝制”虽然在表面上被废除了，但中国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可能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在为辛亥革命欢呼之前，后人们最好还是保持冷静。
西方记者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认为，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秩序，而这只有袁世凯才能带来。即便是孙中山及他的同志也都明白，“袁世凯那时在国民心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袁世凯的“声望”，不仅在于他当时掌握了最精锐的军队，也在于他促成了清帝退位这场 “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由此，中国才不致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中，这于国于民，袁世凯都是历史的功臣。对于一场突发的、无序的革命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结果吗？
曾几何时，民国的建立给无数人带来希望的曙光。但是，中国数千年来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它仍旧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它并不会因为革命赶走了皇帝就同时死亡。而当年的那些革命党人都是些“一次革命论者”，当他们把原有体制摧毁并试图搭建一个理想中的西式民主大楼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陷入到“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的尴尬境地。当老百姓没有从新生的民国中获得福利而反受其害时（这也是“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的原因），难怪他们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凊了。
袁世凯是一个转型时代的现实主义政客，他并不理解也不赞成革命党人所提倡的现代民主制。在他的心目中，当时最适合中国的是开明君主制，在局势已乱、南北谈判之初，袁世凯退而求其次，坚持保留君主立宪，并主张国体问题应以国民大会的形式加以解决。袁世凯的想法固然是一厢情愿，但民国初年内阁的频频更换和国会的种种纷纷扰扰也同样证明，简单的移植西方制度必然导致水土不服，中国的问题还需要从自己的根本和传统上着手。
袁世凯也许是对的，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所谓的西式的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实现，结果也可能是走向设计者初衷的反面。
如果体制结构和国民的观念结构不变，即使赶走了王座上的皇帝，也未必能没有赶走心中的皇帝；如果人人都想着独裁专制做皇帝，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过是空架子。
袁世凯称帝，是因为中国帝制的土壤太肥沃了；而当民国陷入到各种困境之时（譬如外交与边疆的危机、地方的不服从、民众的冷漠等等），袁世凯便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中国缺少一个皇帝。既然民主共和、三权分立（当时其实只有两权，民国的司法权其实一直在坐冷板凳）搞不通，袁世凯只能乞灵于老祖宗，要搞一个政府、一权专制了，结果搞着搞着，就只能继续往帝制的道路上走了。
中国古代向来就有“传贤”、“传子“的两个传统，但从实际操作上来看，“传贤”的成本太大，弄得最后必然分崩离析，国不能安，只有传子才是个简单可行的制度，在雍正创立秘密建储后更是趋于完美。“传贤”这种制度，说白是就是现代的民主制度，也就是一种“竞争上岗”的制度文化，但它的运行成本却不是农业社会所能承担的。
在民国后，皇帝被推翻了，“传子”已无可能，但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仍旧是传统的经济结构，传统的社会条件，举目望去，全是愚民，民众既无主动参与之意识，也无参与之冲动，更无参与之行动，如何能支撑起这“竞争上岗”的运行体系呢？
结构不变，结果不变，在这种非继承制的专制结构体系下，领袖的权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最终会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之中。由此，袁世凯想到了称帝。
但是，称帝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吗？
在辛亥前，梁启超反对革命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当时民智未开，国体不可轻变，走君主立宪的渐进改良道路才是中国的首选。可惜的是，当时清廷和革命党都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而袁世凯要搞洪宪帝制的时候（尽管也是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却发表雄文驳斥说，帝制无论如何都是已经死亡了的制度，就好比扔进猪圈后被践踏的佛像，它已经无法再引起人们的敬畏和服从；因此，帝制是不必要的，而且它也丝毫不增加总统现有的权力。
梁启超的意思是，帝制一旦被共和制打破，破镜就此难圆；即使再恢复，也难以产生神圣与威严的效果。可惜的是，袁世凯并没有梁启超话语中的深刻含义，弄到最后是身败名裂，为天下笑。
袁世凯的悲剧证明，重返专制搞独裁、搞家天下，到最后终究是一场空；而袁世凯的失败，事实上也是给后来者提供了一个警示牌，尽管后来某些独裁者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袁世凯甚至超过了以往的皇帝，但没有人再敢提“称帝”二字。但需要再次指出的是，没有皇帝并不代表打倒了专制，没有皇帝也未必就一定是好事。在一个适合推行开明专制的君宪制的时代，过早的埋葬帝制而引进不三不四、水土不服的西方制度，其结果只能伤害更多的中国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世凯称帝未必是错误，错的反而是那些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却被蛊惑的国人。就100年前的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诸方面条件而言，在1980年前拥有一个皇帝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没有了皇帝制度的约束，后面的专制反可能比帝制时期更加的严酷，事实上也确实证明了这点，1901年至1916的专制与后来的专制相比，堪称温和。由此也可以说明，袁世凯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
刘忆江先生在《袁世凯评传》中用三句话概括了袁世凯的一生：“青年为爱国之英雄，中年为治世之能臣，晚年为误国之奸雄”。所谓“行百里半九十”，一失足便成千古恨，袁世凯大概就是最好的例证。毕竟，洪宪帝制是铁的事实，无法翻案也无案可翻，评价稍好的如唐德刚先生称之为“社会转型期间的不幸产物”，评价不好的是千夫所指的千古骂名，这一点都不算过分。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的这首《放言》诗，其大概意思是说：周公这样的大忠臣，也有被流言中伤、被大家怀疑的时候；而王莽这样的乱臣贼子也有装模做样、收买人心并被大家称赞的时候。如果未等真相出现之前他们就死了，那么古今天下的忠奸又有谁能分得清呢？
但是，一味的指责古人对现实其实是于事无补，毕竟是人就会犯错误，不带有一点个人私欲的人是不存在的。既然后人们也做不到，又何必苛责古人呢？在困难多变的局势下，换其他人到那个位置上去，也未必比袁世凯做得更好。袁世凯是称帝了，但后面搞独裁的人层出不穷，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哪个不是土皇帝？难道骂了袁世凯，便可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么？
所以，笔者认为，写历史、读历史，多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多用恕道，才能理解并接近历史的真相。对历史人物过度的神化或丑化，其实都是将历史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袁世凯虽然“遗臭百年”，但后人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同情之理解”，在如今开放与多元化的今天也不为过。
辛亥革命进行了八十三天，巧合的是，洪宪帝制也就搞了八十三天就烟消云散了。历史的可笑之处便在于，袁世凯本可以成为华盛顿，本可以成为拿破仑，但作为时代产物的他，却最终选择做了袁世凯。
在洪宪帝制失败后，袁世凯的暴卒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在袁世凯死后的民国，它的明天会更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