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人们常认为由王朝到共和是“革命”，而由王朝到君主立宪就是“改良”，而且人们似乎都认为，深刻的变化肯定是剧烈的，实际上，历来变革的深刻与否，与变革方式的惨烈与否都是两回事。
来源：腾讯历史
谈辛亥革命的意义就不能不提到以辛亥为开端的民国时期。但如果说中国人无论两岸对辛亥革命基本都是肯定的，对民国的评价可就天差地别了。
应该说，这两种极端的评价各有其事实依据。一方面，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印象。事实上从清帝逊位到“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几乎倏尔而逝，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战争、革命、抗战、内战，整个民国时期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和平岁月，“黄金十年”也不过是战乱较少而已。而这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毁灭性的连续12年大规模战争。于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这种说法，显然是过分了。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最后是国共逐之，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未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用传统的说法：清祚已历270年，“气数已尽”，没有辛亥它就能传承永久吗？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着清朝已经进入末期。我国历史上的王朝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也同样，太平天国之乱后从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各省独立？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遗憾应该，苛责则不必。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实际上那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也没有过去说得那么对立。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
但是辛亥以后的中国进步，这就是民国史的第二个面相了。政治上虽然没能建立成功的宪政，但也播下了种子。经济上在战乱不断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最高水平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同一时期完全处在和平中的印度慢，应该说也是很难得的。尽管这个最高水平未能维持，到民国末年又因毁灭性战争而崩溃到废墟状态，但以此种战争废墟来抹杀整个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公平的。外交上从南京政府“改订新约收回利权”的“革命外交”到因坚持抗战赢得国际尊重，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强”之一，当然更不用说当年新文化的风起云涌和传统国学的云蒸霞蔚，这也都是事实。
尤其是民国时期尽管兵燹不断，天灾人祸深重。然而与历史上“乱世”人口往往要损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乱世增长”。民初到抗战前人口增速超过了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据侯杨方推算，1911-1936年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 .03%.尽管抗战时期又一次导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达5.4亿。
独立自强：民国历史的第三面相
除了以上两个面相，还有耐人寻味的第三个面相：它始于民国，但它确实体现了一种从民国以迄于今的连续性。
传统上我们对于“旧社会”有个官定的说法，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意味着“半独立”，而“半封建”意味着“半资本主义”。按通常的说法，1949年以后“半独立”变成了全独立，“半资本主义”却没有变成全资本主义，而被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所取代。
摆脱“半殖”的过程：1928年开始的“改订新约，收回利权”努力虽然阻力重重，仍然取得进展，如实现了关税自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列强竞相废除租界和在华特权。抗战末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战后中国军队入越受降与法国抗衡，支持越盟坐大；控制了中缅边界的果敢与“1941年线”外大片地区，更不用说收回台澎，我国对南海诸岛的控制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而1949年后，我国恢复和平，大陆统一，国力逐渐增强，这都为进一步强化中国国家权益和国际地位创造了重要条件。
至于“半封建”，经济上如果指的是土地集中和租佃制，那么它在民国时期一直处在逐渐萎缩中，除国共两党激进程度不同的土地政策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兵荒马乱和土地负担沉重也使得地主经营困难、土地趋于分散，而且分散的程度可观。说到“半资本主义”，从甲午战争到抗战前它应该说有了相当发展，当时“洋务”型的官办企业在萎缩，而外资和中国私营企业（即“民族资本”）成长很快，抗战前已占工业资本的94.2%.尽管外资与“民族资本”在政治方面被赋予不同意义，但它们经济性质相同。而国营企业（时称“官僚资本”）仅有5.8%的份额。
但抗战开始后就发生了转折：战时国家垄断和“资源委员会经济”扩张，民营企业战争中损失惨重，外资中的西资外撤，日资（敌产）和未内迁的沦陷区民营企业（战后大量被指为“逆产”）被没收，这些“国进民退”政策使国营工业在抗战结束后已占工业资本的一半，超过了外资与民营，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型。
上述趋势中，从“半殖民地”走向独立自强应该是公认的进步。
关键词：认识辛亥的一些逻辑关系
1.“细节”与“大局”的关系
通过“细节”辨析来质疑“宏大叙事”是个很好的办法，但也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弊。如辛亥革命，就不必回避宏观。归根结底，论述重大历史变革是不能不考虑宏观背景和宏观进程的。
2.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历史对现实的启示主要是价值观和智慧积累方面的，历史不能给我们开出现成的药方。而现实的主张也不能用于剪裁历史。不能现在主张和平改革就一定要否定晚清的革命，就像改革前主张“继续革命”就要痛骂晚清的立宪一样。今天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评论革命，并不是为了指责当年的人们是阿斗，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不要变成“事后阿斗”。历史不能轻言“必然”和“必然不”，已经发生不等于必然发生，没有发生也不等于必然不会发生。我认为清末和平立宪可能性很小，辛亥革命不能否定。
3.不能“只破不立”
实事求是看历史，要建立自己的叙事体系，不能只是把历史弄成一团乱麻就完了。
4.关于“革命”
人们常认为由王朝到共和是“革命”，而由王朝到君主立宪就是“改良”，而且人们似乎都认为，深刻的变化肯定是剧烈的，实际上，历来变革的深刻与否，与变革方式的惨烈与否都是两回事。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