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于1917年1月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大，正处于“晦雾时期”，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校园里封建官僚习气依旧，腐败生活作风如前。蔡元培以革命家和教育家的气魄大力整顿创新，其中的一项举措，是组织“进德会”以挽奔竞游荡之恶习。
缘起民国初年北大的教员，如清末一样大都来自政府衙门，滥竽充数不学无术者不乏其人，年年把当年陈旧的讲义发给学生，在讲台上读一遍了事。学生中多官宦和富商子弟，他们但为日后升官发财寻求“出身”，心思与时间不是花在读书求知上，而是专事奔竞游荡。对此，蔡元培的《自写年谱》中有录：“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之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
蔡元培所指的“不正当的消遣”是什么呢？请看许德珩《回忆蔡元培先生》中所云：
蔡先生是1917年1月到北大就职的，在此以前的北大，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
一些有钱的学生，
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教课是陈陈相因，敷衍塞责。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里有类似记述：
1913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老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
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妓女集中地段)，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众两院，“一堂”指北大，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府？
北京大学也因此被谑称为“探艳团”、“赌窟”。
面对乌烟瘴气的北大，蔡元培痛心疾首，他深知“私德不修，祸及社会”，有心在校内筹组“进德会”，规范师生道德行为，净化校风。故而到校之初，就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号召师生共起“砥砺德行”“力挽颓俗”，神色凝重地说：“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故必有卓绝之士力挽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
筹划在民国建立时的1912年初，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曾在上海酝酿组织进德会，意在提高伦理道德觉悟。蔡元培表赞同支持，但在与同人商讨进德会条件时，因对“不当官吏、不当议员”意见相左，所以别组一会，依宋教仁的提议名为“六不会”，后因时局变化而先后星散，未曾进行。后来，蔡元培在南洋公学同学会及译学馆校友会中，提议将嫖、赌、娶妾三戒编入校友会会章，可惜未被采纳。
出任北大校长一年后，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各种举措已次第进行，且推进顺利，随即将组建“进德会”提上议事日程，他说：“进德会之问题，遂亦应时势之要求，而不能不从事矣，以南洋同学会、译学馆校友会所提议而未行者，试之于此二千人之社会。”
为使认真推进，不致半途而废，他酝酿并起草“进德会”的入会条件，征询师生员工意见得到相当认同后，于1918年1月19日出版的第49号《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北大进德会旨趣书》，作公开发起、号召。
“旨趣书”开宗明义公告组织进德会的缘起，在于增进个人道德品质，使自己成为清流之士，负起与俗流斗争、改良社会风气的神圣职责。
蔡元培列举了社会与教育界的腐败现象，如买官卖官、赌博嫖娼、挥霍公款后，作呼吁号召云：私德不修，祸及社会。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应作昏浊之世中的清流之士，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集同志以矫末俗，与敝俗奋斗。
戒律蔡元培在《北大进德会旨趣书》开列了以“三不”即戒赌、戒嫖、戒娶妾为基础的三个等级的会员条件，任师生员工选择承诺：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
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他还归纳了三条入会之效用：
可以绳己，以本会制裁之，庶不至于自放；
可以谢人，以本会为范围，则人有以是等相嬲者，径行拒绝，亦不致伤感情；可以止谤，以本会为保障，苟人人能守会约，则谤因既灭，不弭谤而弭。
凡是要入会的均须填写“志愿书”，写明自己愿遵守的戒约，愿为何种会员，签名盖章，送交进德会评议会；经评议会审查通过即是会员；凡题名入会之人，均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