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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传统文化情结

戴冠青

余光中先生曾在散文《从母亲到外遇》中说道：“‘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魂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唤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在这里，余光中以他诗人的激情和诗的语言，淋漓尽致地袒露了一个海外文化人的耿耿赤子之心和殷殷家国之情，并且在他的诗文中用心良苦地坚守着胸中那一缕饱受“西潮”侵袭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魂。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出生于六朝古都南京，童年时全家迁居重庆，擅长古文的二舅“成了光中的古文先生”。“家中藏书不少，余光中尤其爱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连“草船借箭”那一段的《大雾迷江赋》也读了好几遍。那时，同学之间互勉的风气很浓厚。巴蜀文风颇盛，民间历来重视旧学，可谓弦歌不辍。余光中的四川同学家里常见线装藏书，有的可能还是珍本，不免拿来校中炫耀，乃得陶渊明式的奇书共赏析的快乐。”!也许，正是这种童年时就形成的家学积淀，在余光中的心里打下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即使在他的青年时期，分别在金陵大学、厦门大学、台湾大学外文系接受过西方语言教育，翻译过《梵高传》《老人与海》等多种英文书籍，并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进修过英美诗歌和现代艺术，后又应邀再度旅美，作为教授前往美国中西部及东部的几个大学，巡回讲授中国文学。可以说是接受过正规的西方语言文学熏陶，饱受“西潮”的浸润，他也依然不改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本性，在他的诗文中一如既往地传达出他浓得化不开的中华传统文化情结。

余光中诗文中的中华传统文化情结主要表现在他的恋土情结、恋家情结、恋旧情结和恋

故情结四个方面，可以说，这四个方面集中反映了余光中文学创作的艺术精神，而这种艺术精神，又恰恰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突出体现。因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怀旧、恋土、思乡、爱家、敬畏祖宗、崇尚团圆、铭记源本、眷念亲情、相信缘分等永远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积淀如深甚至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价值观念。

一

恋土情结，可以说是余光中诗文最鲜明的情感特征。“恋土”就是眷念家园乡土，在余光中的诗文中，他所眷念的主要是指生他养他的中国大陆故土。二零零二年四月，应邀赴厦门大学参加第五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的余光中在他的报告中曾旗帜鲜明地指出：“离开中国大陆，自然是‘离心’，‘心’即华人和中文的故土，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而且更是历史的和文化上的。古时候离开中原，也是一种‘离心’。由于‘离心’的缘故，产生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乡愁文学’和‘怀乡文学’，炎黄子孙不管到了哪里，无论距离‘圆心’的行程有多遥远，他的心总是怀念故乡，难忘故土，乡思乡恋乡情乡愁绵延不绝。”!

正因为如此，他在人们非常熟悉的散文《从母亲到外遇》中把“大陆”比作“母亲”：“我对朋友这么说过。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魂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魂牵梦绕的那一片后土，是生他养他的摇篮血地，也是他青少年生活过的故土家园。虽然他这一辈子走过很多地方，也在台湾、香港、欧洲、美国等地都生活过，但他最依恋的依然是大陆，正是这一份对故土家园的深深眷恋，使他把大陆放在了“母亲”的至尊位置上，而台湾、香港、欧洲只能屈居“妻子”、“情人”、“外遇”之位，甚至“烧我成灰”，他也始终坚守这一点，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恋土情结是多么的根深蒂固3他还在其名作《民歌》中这样倾诉：“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鱼也听见/龙也听见。”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都能听见北方的民歌，都能听见黄河的歌唱，这种对故土大陆的一往情深，对北方中原的痴情守望，确实感人至深。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八十，

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思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做人子、做人父、做人夫做到了这一份上，不能不让人想起了传统文化中“里仁”、“孝悌”、“治家”这些耳熟能详的字眼；而对家的全心呵护到了须用两条命去投入的程度，甚至舍不得让女儿离家出嫁，即使女儿已经“天各一方”，还总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则更让人对余光中这种传统如昔的恋家情结有了更深的体悟。

除此之外，余光中还非常向往温馨恬淡的家庭生活。他希望女儿能守在身边，“我能够

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宋淇有一天对我

说：‘真羡慕你的女儿全在身边?’真的吗？至少目前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羡之处。也

许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敌度蜜月去了，才会和我存并坐在空空的长沙发上，翻阅

她们小时相簿，追忆从前，六人一车长途壮游的盛况，或是晚餐桌上，热气蒸腾，大家共享

海天片羽的灿烂灯光。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我的四个假想敌》为了让外孙能叫他“外公”，他甚至拒绝“臂毛如猿”的外国女婿，“现在当然不再是‘严夷夏之防’的时代，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大可不必。问的人又笑了问我可曾听说混血儿的聪明超乎常人。我说：‘听过，但是我不希罕抱一个天才的‘混血孙’。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我要他叫我外公。’”《我的四个假想敌》为了维护这种平静恬淡的家庭生活，他还希望用传统的书信与外界联系，“把电话铃关在门外”，因为“电话，真是现代生活的催魂铃。电话线的天网恢恢，无远弗届，只要一线袅袅相牵，株连所及，我们不但遭人催魂，更往往催人之魂，彼此相催，殆无已时。古典诗人常爱夸杜鹃的鸣声与猿啼之类，说得能催人老。于今猿鸟去人日远，倒是格凛凛不绝于耳的电话铃声，把现代人给催老了”。“绝望之余，不禁悠然怀古，想没有电话的时代，这世界多么单纯，家庭生活又多么安静，至少房门一关，外面的世界就闯不进来了，哪像现代人的家里，肘边永远伏着这么一枚不定时的炸弹。那时候，要通消息，写信便是。比起电话来，书信的好处太多了。首先，写信阅信都安安静静，不像电话那么吵人。其次，书信有耐性和长性，收到时不必即拆即读，以后也可以随时展阅，从容观赏，不像电话那样即呼即应，一问一答，咄

咄逼人而来。”“不要给我一声铃，给我一封信吧。”《催魂铃》写信与打电话，本来就象征传统与现代的较量，尽管在这种较量中，提倡写信的一方似乎总有一种“螳臂当车”的无奈，但余光中那种呼唤书信回归的执著，那种维护家庭生活宁静的煞费苦心，却巧妙地透露出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情结。

三

余光中还在其诗文中传达出一种深重的恋旧情结和怀旧情绪。对少年往事的念想，对传统的生活方式的留连，对旧友故交的追寻，对民俗风物的眷恋，常常成为余光中散文表现的主要内容。在《焚鹤人》中，他借一个爸爸和小女儿们放风筝的故事，用与他的其他散文的调侃风格不同的抒情笔调叙写了一段缠绵悱恻的少年往事：“可是他的兴奋，是记忆，而不是展望。记忆里，有许多云，许多风，许多风筝在风中升起。至渺至茫，逝去的风中逝去那些鸟的游伴，精灵的降落伞，天使的驹。对于他，童年的定义是风筝加上舅舅加上狗和蟋蟀。最难看的天空，是充满月光和轰炸机的天空。最漂亮的天空，是风筝季的天空。无意间发现远方的地平线上浮着一只风筝，那感觉，总是令人惊喜的。只要有一只小小的风筝，立刻显得云树皆有情，整幅风景立刻富有牧歌的韵味。如果你是孩子，那惊喜必然加倍。如果那风筝是你自己放上天空的，而且愈放愈高，风力愈强，那种胜利的喜悦，当然也就加倍亲切而且难忘。他永远忘不了在四川的那几年。丰硕而慈祥的四川，山如摇篮水如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往事已逝，人去楼空，但那一段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那一缕深入骨髓的恋旧之情，不能不让人咀嚼再三，韵味悠长。不仅仅如此，余光中还进一步写道：“一瞬间，他幻觉自己就是舅舅，而站在风中稚髫飘飘的那个热切的孩子，就是二十多年前的自己。握着线，就像握住一端的少年时代。在心中他默祷说：‘这只鹤献给你，舅舅，希望你在那一端能看见。’”在这段幻觉中，他分明已把自己融入往事之中，幻化成对他的童年成长产生过很大影响、“成了光中的古文先生”的舅舅。由此可以看出那一段曾经给余光中打下传统文化根基的少年生活给他留下的记忆是多么的刻骨铭心，似乎已成为他的无意识心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传统的生活方式的留连，也鲜明地折射出余光中的这种恋旧情结。如前所说，他对传统的书信交流一直情有独钟，对现代化的通讯工具电话却颇有微词，这并非余光中拒绝现代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系统接受过西式教育的现代人，当然不会如此偏执。只是他作为一个固守民族传统的文化人，对这种具有浓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古典交流方式有一种特别的怀旧情感：“电话动口，书信动手，其实写信更见君子之风。我觉得还是老派的书信既古典又浪漫；古人‘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的优雅形象不用说了，就连现代通信所见的邮差、邮筒、邮票、邮戳之类，也都有情有韵，动人心目。在高人雅士的手里，书信成了绝佳的作品，进则可以辉照一代文坛，退则可以怡悦二三知己，所以中国人说它是‘心声之献酬’，西洋人说它是‘最温柔的艺术’。”《催魂铃》一个普普通通的通讯方式，在余光中的笔下具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内涵，难怪他对此依依不舍引为“君子之风”，这其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的独特力量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一文中，余光中还细腻有味地叙写了对传统火车的深厚感情：“在香港，我的楼下是山，山下正是九广铁路的中途。从黎明到深夜在阳台下滚滚辗过的客车、货车，至少有一百班。初来的时候，几乎每次听见车过，都不禁要想起铁轨另一头的那一片土地，简直像十指连心。十年下来，那样的节拍也已听惯，早成大寂静里的背景音乐，与山风海潮合成浑然一片的天籁了。那轮轨交磨的声音，远时哀沉，近时壮烈，清晨将我唤醒，深宵把我摇睡。已经潜入了我的脉搏，与我的呼吸相通。将来我回去台湾，最不惯的恐怕就是少了这金属的节奏，那就是真正的寂寞了。也许应该把它录下音来，用最敏感的机器，以备他日怀旧之需。附近有一条铁路，就似乎把住了人间的动脉，总是有情的。”在讲求速度和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缘何余光中对火车和铁路具有这么独特的感情，甚至“那轮轨交磨的声音”已经“潜入了我的脉搏，与我呼吸相通”。也许我们看过下面一段叙写就可以明白所以：

香港的火车电气化之后，大家坐在冷静如冰箱的车厢里，忽然又怀起古来，隐隐觉得从前的黑头老火车，曳着煤烟而且重重叹气的那种，古拙刚愎之中仍不失可亲的味道。在从前那种车上，总有小贩穿梭于过道，叫卖斋食与“凤爪”，更少不了的是报贩。普通票的车厢里，不分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杂杂沓沓地坐在一起，有的默默看报，有的怔怔望海，有的瞌睡，有的啃鸡爪，有的闲闲地聊天，有的激昂慷慨地痛论国是，但旁边的主妇并不理会，只顾得呵斥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要香港社会的样品，这里便是。周末的加班车上，更多广州近来的回乡客，一根扁担，就挑尽了大包小笼。此借此景，总令我想起杜米叶的名画《三等车上》。只可惜香港没有产生自己的杜米叶，而电气化后的明净车厢里，从前那些汗气、土气的乘客，似乎一下子都不见了，小贩子们也绝迹于月台。我深深怀念那个摩肩抵肘的时代。站在今日画了黄线的整洁月台上，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直到记起了从前那一声汽笛长啸。

原来余光中所眷念的是通过“黑头老火车”演绎出来的那种淳朴的、古拙的、“摩肩抵肘”、充满“汗气、土气”、人情味的传统生活方式，正是这样一种眷念，使他在当今“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的后电气化时代里，有了一种别样的寄托和绵长的记忆，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文化人对文化传统和世俗情感的执著守望。

四

恋故情结也是余光中通过其诗文无意识透露出来的一种顽强的情感特征。这里的“恋故”指的是余光中对古典的文学传统的推崇，对代表传统文化精华的历史人物和文学大师的尊仰，包括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坚守。在《华文文学的“三个世界”》的报告中，他非常坚定地指出：“华文世界也就像无数个同心圆，以中文为半径，以中国文化为圆心，那么无论你在哪里，就都是圆周上的一个动点。华人只要一天不放弃美丽的中文，圆的半径就在他的手上，中华精神就保存于华文文学作品之中。这是从屈原、李白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炎黄子孙的传统。今天，我们要使它的圆周不断得到扩展，半径不断延长。”他还说：“只要不放弃自己的文学传统，就可以有自己的文学生命，出现小岛上的文学大师。”由此可以看出，余光中不仅呼唤要恪守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恪守“美丽的”中国语言文字，而且要不断地传承、扩

展、延续“保存于华文文学作品之中”的“中华精神”。于是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余光中那么执著地在他的诗文中传达出一种中华传统文化情结，原来他是在用创作在实践他的理论，用“华文文学作品”在延续炎黄子孙的优秀传统，来维护和促进华文世界的兴旺发达，来昭示一个中国文化人的尊严和骨气。

曾经陪同余光中访湘的评论家李元洛对这一点也有深刻的揭示，他说：“对华山夏水，对中国古典文学包括古典诗歌传统，对中华民族及其悠久博大的历史与文化，余光中数十年来无日或忘，怀有强烈而深沉的尊仰之情。”!正因为如此，余光中在访湘时，特意去朝拜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凭吊汨罗江、朝圣屈子祠、游览洞庭湖、登临岳阳楼，作了一次充满古典韵味的文化之旅，并在惜别时引唐代诗人郑谷的诗道：‘君向潇湘我向秦’，我这次的湖南之行，不是什么‘文化苦旅’，而是‘文化甘旅’啊”!由此可见余光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诚心和敬意。

余光中还在诗文中多次以中国古典文学家为题材来抒写自己对古典文化的尊仰之情和崇敬之心。其中写得最多的是李白和屈原，如《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戏李白》《寻李白》《淡水河边吊屈原》《水仙操——吊屈原》《漂给屈原》《竞渡》《凭我一哭》等等。写于一九五一年的《淡水河边吊屈原》一诗，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这位悲剧诗人的爱国气节的倾心尊仰：“悲苦时高歌一节离骚，/千古的志士泪涌如潮。那浅浅的一湾汨罗江水，/灌溉着天下诗人的骄傲。”正是这种“骄傲”成了包括余光中在内的中国古今诗人心中永远的牵挂和追求。李元洛说：“余光中有挥之不去结之不解的‘屈原情结’。”!其实，这种“屈原情结”恰恰表现了余光中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精神的执著守望和精心呵护，其良苦用心，以一种独特的姿势张扬了中国诗人永远的骄傲！

（本文作者戴冠青系福建泉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