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被杀原因 梁启超极力隐瞒 百年后一本日记揭开真相
晚清七十年众生相（六十五）：围园杀后
清政府指控维新党人谋反，但康、梁却拒不承认。那么，究竟纠众包围颐和园，绑架甚至杀害慈禧太后的计划，是否真的存在呢？
从遗留下来的史料看，尽管康有为等人曾试图掩盖真相，但仍有一些蛛丝马迹残存了下来。综合各方面的证据，应当认为维新党在当时，是有过“围园杀后”的意图的。
证据一：康有为篡改光绪密诏
在维新变法后期，光绪自知变法过急，已经触怒慈禧太后，自己的皇帝之位也是朝不保夕。为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光绪通过杨锐向宫外的维新党人发出了一封衣带诏。这份诏书，后来辗转于杨锐的儿子杨应昶、学生黄尚毅之手。1909年，他们将这份密诏交还给了清政府都察院。
“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从这份诏书中可以看出，光绪的意图最多只是罢黜老谬昏庸之臣，推行变法，但前提是不能“有拂圣意”。可见，光绪当时的想法是比较保守的，其本人并未敢有劫持太后的念头。
光绪这份密诏，主要是发给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这军机四章京的，康有为可能也曾见过这份密诏。后来戊戌六君子被处斩，康有为流亡海外之时，以为这份密诏已经丢失，无人知道真实内容，于是对其内容进行了篡改。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在这份诏书里，康有为不但把光绪的主要求助对象从杨锐换成了自己，而且还将光绪对变法之策的询问，变成了走投无路的呼救。这样一来，虽然康有为并不承认有“杀后”计划，但万一事情败露，也给自己铺好了后路。凭着这一说辞，康有为在海外募集了许多华侨捐款，说要杀回瀛台，救出皇上。但他却始终不肯把这份诏书的原件公布出来。
证据二：袁世凯的说法与梁启超的信件
关于维新党人意图谋反的举动，主要是由袁世凯抖出来的。后来，袁世凯也在《申报》上公开了他当年的日记。在这段戊戌日记中，袁世凯记录了在政变前夜，谭嗣同前来邀他共谋大计，劫持慈禧以归政光绪的过程。
“（谭嗣同）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也正是基于袁世凯的指控，清政府才给维新党定了谋反之罪。对于袁世凯的说辞，康、梁二人均矢口否认。在1908年，康有为给光绪的同父异母弟，摄政王载沣写了一封书信。在书信中，康有为给自己进行了辩白。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极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
按康有为信中之意，维新党意图谋反，完全是袁世凯生造出来的。他还把光绪皇帝被慈禧囚禁十年的责任，全都推到了袁世凯一人的头上。当时载沣正想借机打击袁世凯，因此康有为的说辞，颇能中其下怀。
但是康有为的说法，却有一个疑点。因为当年谭嗣同想拉袁世凯下水，袁为保命而向太后出卖他们，道理上是说得通的。但若维新党没有谋逆之举，袁世凯却诬告他们谋反，不但对袁自己没什么好处，反而会因此担上巨大的风险。袁世凯乃精明绝顶之辈，断不会为这种有百害而无一利之事，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
近年来，学者杨天石在《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中，发现了当年梁启超寄给康有为的一封书信，对破解上述难题颇为关键。信中说道：
“师所上监国书奉到时。袁贼已败，故措词不能不稍变易，已僭改若干，誊写递去矣。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盖投鼠忌器，今两宫皆殂，前事非复嗣统者所忍言。非伤德宗，伤孝钦，为监国计，实无从理此曲直也。故弟子写信入都，皆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悉由贼虚拟，专归罪于彼一人，则能够开脱孝钦，而事易办，师谓何如？望尔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为叩。”
原来康有为前面这封《上摄政王书》，原稿是先寄给了徒弟梁启超，再由梁启超代呈给载沣的。梁启超在信中说，自己对康有为的上书进行了一些修改，而修改的部分，就是当年的“戊戌密谋”。
从梁启超的字面意思理解，应该可以推断，在康有为一开始的上书中，是透露了些许当年维新党谋反的秘密的。但梁启超认为此事若公告天下，舆论将对己不利。于是梁启超对这封上书进行了“僭改”，并要求康有为和他统一口径，咬定“一切悉由贼（袁世凯）虚拟，专归罪于彼一人”，以免两师徒说法不一致，让人给留下了口实。
此封书信本意为掩盖戊戌真相，不料后来未被销毁，反而成了揭露真相的关键证据之一。
证据三：尘封多年的日记浮出水面
在当年的“围园杀后”计划中，谭嗣同对袁世凯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多人”。因此，这里面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即维新党雇佣而来，组织进行最后“杀后”这一步骤的实施者。他的名字，叫做毕永年。
毕永年是湖南长沙人，在“围园杀后”失败后，他逃到了日本，后来加入了孙中山的兴中会。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外务省公开了一批档案，其中就有毕永年当年关于这一事件的日记《诡谋直纪》。
在日记中，毕永年记录了行动开始前，康有为与他的秘密对话。一则为：
“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
另外一则是梁启超转达康有为的命令：
“顷梁君谓我云，先生（康有为）之意，其奏钢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
若毕永年此日记不是伪造，从公布的资料来看，基本坐实了当年康有为等维新党策划“围园杀后”的阴谋。只是康、梁师徒为了自己政治上的利益，对此三缄其口，一直在竭力掩盖真相。而袁世凯公布的所谓真实记录中，其实也有为自己文过饰非，篡改史实的行为。因此，袁世凯和康有为等人在这段历史上纠缠不清，无非都是为自己一方的利益集团服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