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民主进步党一成立，当局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本文摘自《台湾台湾》 作者：赵国明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一、政治开放中的阴影洪流化雨扫荒蛮，冰岛起风将退寒。奔电忽来惊睡眼，泥沙自始入清潭。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为应付新的国际形势及台湾社会的变化，开始向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过渡。而这一过程伴随着党外势力的重组和增强。
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台湾的多事之秋：知识青年掀起“保钓运动”，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台美关系骤变，台日断交，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同时，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带动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新兴的中产阶级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希望分享政治权力。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国民党政权再次出现了危机，台湾社会正酝酿着一场较大的社会变革。
一批学术界和工商界青年以有官方改革派背景的《大学》杂志为阵地，倡导政治革新，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废除政治特权”、“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相应地，党外势力开始活跃并得到发展，他们质疑国民党以“戒严法”为借口，实行长期的专制，强烈要求“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这些人汇集在民主的旗帜下，有的是国民党员，有的是党外人士，有的后来参与了“民进党”的组建，有的后来又脱离了“民进党”。
蒋经国面对内外各种危机，为了应变求存，开始在政治上作出一些调整，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措施，有意识地提高台湾省籍人士在政权内的地位，比如邀请日后大搞“台独”的李登辉任“政务委员”。经过这一系列措施，蒋经国的政治权力与地位得到了加强。但是台湾的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戒严体制下的一党专政。
1978年蒋经国当选第六任“总统”后，党外运动继续有发展，最著名的事件是“美丽岛事件”——颇具影响的《美丽岛》杂志社聚集了一大批党外人士，意图组织反对党，以制衡国民党。党外势力发动民众于1979年12月10日在高雄举行游行示威，并与强行拦阻的警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这些党外运动中，有些人主张民主、统一，有些人主张“台独”。其中“台独”分子披着“争民主”的外衣，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在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多次向台湾当局发出和平倡议，呼吁国民党当局告别戒严体制，结束对立，为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比如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炮击；1984年中共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案，使台湾当局实施三十多年的戒严体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对国民党当局形成新的压力。1986年3月，专制独裁了二十一年的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给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震撼。美国也一贯地敦促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
最重要的是国民党这种封闭、管制式的统治体制，已经与台湾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和社会大众要求民主的潮流格格不入，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台湾的党外势力借助许多社会、政治事件，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特别是江南命案与涉及众多高官贪腐的“十信事件”的接连发生，重挫国民党的政权形象，使国民党不得不面临再次求变的选择。
此时岛内党外势力发展较快，且派系林立。这些组织密切关注岛内时局的发展。
据《国民党下台内幕》一书透露，1985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大会等三个会议举行联合典礼，蒋经国主持会议并致词，出人意料的是，他突然离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蒋经国的话一出，震动台湾政界，引起西方的关注。
1986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在会上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决定要调整内外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但党外人士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于1986年9月，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由于当时还没开放党禁，因此即使当时“民进党”并未主张“台独”，但从程序上来说仍然不合法。这是台湾历史上的大事，社会各界一时非常关注，不知道当局是要镇压还是顺应改革的形势。《我们台湾这些年》中曾介绍这样一个细节：
民主进步党一成立，当局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后来，蒋经国在“双十节”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有人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而据后来披露的新闻显示，民进党的成立大会曾得到当局的默许，党外人士殊不知，蒋经国通过监控摄像看完了大会直播的全过程。之所以不干预，是因为蒋经国已在心里接受了政党政治的理念，已经决定要开放党禁了。当时“许信良在美国成立台湾民主党，美国参议员肯尼迪等人设立台湾民主化委员会，民主化潮流已蔚为风潮，无法阻挡，蒋经国会同意民进党组党，应该是考虑到反对党在台湾成立的话，比较容易监控。”
党外势力组党是一个过激的行为，但并未影响蒋经国既定的民主革新的步伐。民进党成立之后，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访问时，率先预告台湾将要解严以及开放党禁的消息，表示任何新政党必须遵守“宪法”，与“台湾独立”划清界限。当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解严和开放党禁的决议。
蒋经国未曾料到的是，在其去世的几年后，“民进党”撕下民主的伪装，将“台湾独立”写进了党纲；更没料到的是，李登辉在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借着政治开放的名义，最终与“台独”势力同流合污，背弃了蒋经国政治开放中的反“台独”根本精神。
二、《大学》杂志事件——政治革新第一呼凶天吝啬一滴雨，大漠扬尘封万墀。壮士岂凭血气勇，请栽红柳第一枝。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一个力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不满足于“纳税有份，参政无份”的状况，要求获得与其经济贡献相当的政治权力。而教育的普及，使台湾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向往西方式民主政治，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因此顺应潮流，自然成为中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批台湾知识分子代表党外势力创办了许多政治性刊物，表示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大学》杂志是早期影响最大的党外杂志。
《大学》杂志创刊于1968年1月，最初是一本文艺、教育类刊物，创立者为张俊宏与陈鼓应。1970年初，台湾新一代知识青年聚集一起，组成了颇为强大的笔阵，以《大学》杂志为园地，作了一次集体性的意见表达，主要宣传“革新保台”主张。
从1971年开始，《大学》杂志的编辑方针转变为以政论、社会评论为主。《大学》1971年元月号发表了刘福增、张绍文、陈鼓应联名发表的《给蒋经国先生的信》。该信成为台呼吁“政治革新”的心声。同期发表的重要文章还有陈鼓应的《容忍与了解》、陈少廷的《学术自由与国家安全》、张俊宏的《消除现代化的三个障碍》等。
1971年4月，《大学》杂志发表了由九十多名学者、中小企业家等人士共同署名的《我们对钓鱼台问题的看法》。同年7月，当时还是国民党员的许信良联合张俊宏等人发表了一篇长文《台湾社会力分析》，分别对旧式地主、农民及其子弟、知识青年、财阀、企业干部及中小企业者、劳工及公务员等阶层的性格加以深入的分析，建议执政当局不要忽视最有潜力的人力资源，应迎合并运用这些人来从事社会建设。此文实际上想表达台湾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的心愿，也因此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蒋经国曾推荐党团干部都要详加研读。
1971年10月，《大学》再发表《国是铮言》，由杨国枢、张俊宏、高准、陈鼓应、许信良等十五人联合撰写，从人权、经济、司法、立法、监察等方面，对“国体”、“政体”与“法统”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在台湾社会造成巨大震动。该文和同期发表的《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实质上已经触及国民党统治的“法统”。这种对国民党“法统”的挑战是最为敏感的话题。该文尖锐批评道：“二十几年来，我们始终在维持着一个庞大、衰老而且与广泛大众完全脱节却以民意为名的特权集团。”
1972年1月，《大学》四周年纪念刊又发表了《国是九论》，对台湾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进行系统批评，并对蒋经国倡导的“革新保台”提出建言。新一代的在野问政至此也达到最高潮。
针对陈鼓应在《大学》发表文章主张开放学生运动，建议开辟校园“民主广场”，让学生参与“政治革新”，国民党当局则指使《中央日报》发表反驳文章《一个小市民的心声》，与陈鼓应展开论战。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还通过各种方式对《大学》杂志施加压力，先是由情治机关约谈陈鼓应、王晓波，然后指使台大当局解聘了陈鼓应等十四位哲学系教师。1973年2月，杨国枢辞去《大学》杂志总编辑职务。3月，陈鼓应等以“组织阅读共匪文件和毛泽东书籍”的罪名被捕。
虽然《大学》杂志经过改组后继续出版，但失去了问政意识和勇气的杂志再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直至最后停刊。
三、中坜风云——许信良的努力轩辕举荐认贤良，官是公仆最恐慌。
中坜晴空藏欲水，春风未到惹苍黄。
“中坜事件”发生在1977年11月19日，起因是国民党故伎重演，在选举中不择手段挤垮党外候选人。
中坜是位于台北西南方向二十五千米处的一个小镇，隶属于台湾桃园县。1977年11月，正值台湾将进行“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原国民党党员许信良因被国民党剥夺参选桃园县长的权益而宣告退出国民党，他最终以无党籍身份与国民党正式的候选人欧宪瑜进行竞选。国民党采取了许多手段来对付许信良，而志在必得的许信良也广泛发动党外人士特别是青年助其竞选。因此早在选举之前，双方已经唇枪舌剑、剑拔弩张。
11月19日清晨，投票正式开始。国民党党员、投票所监察主任范姜新林，来到设在中坜小学的213号投票所，监督投票。上午10时30分，年过七旬的钟顺玉夫妇因为视力不好，正在商量如何圈选，此时不该进入选民圈票区的范姜新林走上前来，拿过两位老人的选票，看了看后说是废票。此时，党外派来的邱姓监督人当即现身，称范故意把油泥抹在选票上，致使选票作废。事后，桃园选举监察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废票确是因为两位老人在选票上盖了私章所致。
但监察主任擅离岗位一事引起群众强烈不满，长久被压抑的愤怒情绪开始发作，双方发生言语争执和肢体冲突。桃园县警察局得知消息后派出大批警察赶到现场，将监票主任带走，其实是将其保护起来，对此，选民更加不满。随后，国民党舞弊的消息从其他地方不断传来，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愤怒的选民们聚集在一起，将中坜警察分局围得水泄不通。直到次日凌晨，台湾当局宣布已将舞弊人员法办，同时公布许信良以高票当选为桃园县县长。对国民党的迅速反应，民众表示接受，这才逐渐散去。
这是国民党去台后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以来发生的规模较大的一次政治性事件。由于参与的民众人数太多，考虑到对岛内外的影响，对此事蒋经国没有进行武力镇压，事后也未逮捕任何参与的民众，但事件造成的震动是不容否认的。此时的党外势力已逐渐壮大，实施政治高压政策可能带来危险。事件平息后，蒋经国数次发出指示，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让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为完成这一转变，蒋经国同意“中央党部组工会主任委员”李焕辞职，改组负责国民党选举事务的最高党务部门——“中央组工会”。
而这种胜利成果让党外势力从事件中受到极大鼓舞。在当年的五项选举中，党外人士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一举夺得30%的选票。其中二十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四席、七十七个“省议员”席位夺得二十一席，五十一个台北市议员席位夺得六席。这种结果，对于党外运动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也激发了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的热情。
许信良后来加入了民进党，曾两度当任民进党主席，后又因反对陈水扁而退出过民进党。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早在1999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就主张早日实现三通，并认为未来台湾主要销售市场在中国大陆。他还呼吁早日改变台湾与大陆间接通话一年要多花十多亿美元的不合理局面。据《统一中国》一书介绍，他还在同一时期，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北京大学上学，这对两岸文化交流无疑是一种表率作用。
四、美丽岛事件——在野派的叫板美丽岛中英俊多，欲开风气遇隔阂。
龙蛇趁势成凶猛，汇聚洪流向漫坡。
“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是台湾党外势力直接领导的、与国民党当局展开的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政治较量。
中坜事件之后，台湾本地的党外人士已经成为国民党的主要反对力量。为了巩固在“五项选举”中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分享政治权利、宣传社会思想，1979年9月，由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任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的党外政论性刊物《美丽岛》在台北创刊。该刊不仅言论激烈，而且来势凶猛，仅社务委员就达七十名，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的知名党外人士，并在全岛设立十多个办事处，大有借创办刊物集结力量以创造实质性政团的势头。
如果说七年前的《大学》杂志只是以党外人士为主的书生论道，中坜事件是因国民党在地方选举时不择手段而导致街头行动的话，那么美丽岛事件则是结合了两者特性的一次总爆发。按《我们台湾这些年》里的话说：“这些人也不是无党籍的地方士绅，而是一群‘行动者’，懂得结合政治及社会思想去做‘运动’。”
1979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向台湾当局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遭到拒绝。《美丽岛》杂志决定不理会台湾当局的态度，按计划行动。
12月10日，集会如期举行，台湾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部署周围街道，并对附近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入内。晚上6点，黄信介、姚嘉文等就地发表演讲，与会三千多名群众情绪激昂。集会组织者多次出面与警方交涉，要求警察撤离，但遭拒绝。于是，几千民众持木棍、火把开始游行，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到11日凌晨2时30分，局势才趋于平静。
这次冲突的规模远远大过中坜事件，是1949年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警民冲突，共造成双方约两百人受伤。事后台湾当局开始大规模搜捕事件参与者，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等一百五十二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叛乱罪”被抓，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
虽然国民党利用戒严体制的法令抓捕了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却在次年的大审判中展示了其开明的作风。按戒严体制，国民党启用的是军事法庭审判，但并未像以往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或是60年代的军事审判那样，有太多的限制和操纵，而是可以让对方聘请“辩护律师团”进行辩护，律师团可以与官方进行交锋。同时法庭也有限向社会开放，各大报纸均可向政府发言人发问，并可轻易得到判决和律师答辩书。这些宽松的细节在以往的台湾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蒋经国已经有意识地想松动国民党在台湾的戒严体制。
1980年4月18日，台湾当局对高雄事件中被捕的黄信介等八名非国民党人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台湾当局在判决中，以所谓“意图以非法的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的罪名，判处黄信介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公权十年；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各有期徒刑十二年，各剥夺公权十年。黄信介等八人的全部财产除酌留其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
从高雄事件发生到次年大审判的过程中，有两件事颇受社会关注，最后终变成了历史悬案。一件事是关于冲突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如法庭上所提供的物证那样——民众袭警在先，还是社会上盛传的那样——政府派人在民众里当托儿，故意攻击警察？另一件事是是谁杀死了主嫌人之一林义雄三位家人？是如警方所言“国际阴谋集团”，企图激化岛内矛盾，还是如传言中所说的国民党“杀鸡儆猴的示警手段”。
总之“美丽岛事件”及其大审判，备受当时岛内外社会的关注。作为焦点之一的年轻律师们，也从幕后走到了幕前，有的甚至也在这期间投入到了党外的政治运动，并越来越成为主角。
“美丽岛事件”是台湾现代史上继中坜事件之后又一起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事件，是台湾政治、社会生活发生转折的标志性事件。经过此事，国民党与党外势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也促使国民党加快了政体改革的步伐。
五、江南事件——名记者的硬骨头遭逢乱世驾洋舟，块垒于胸未可留。
一笔素描惊小蒋，不杀“叛逆”誓不休。
1984年10月15日，美国当地时间9点20分，美国旧金山附近的戴利市江南寓所，江南来到自家楼下的汽车房，准备开车和妻子一起去位于旧金山渔人码头的自营礼品店。妻子崔蓉芝还在楼上收拾，突然她听到来自车房的“砰！砰！砰”三声脆响。她连忙下楼察看，令她大惊失色的是，丈夫江南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头部中了一枪，腹部中了两枪。虽送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江南于当天上午10时30分不治身亡。
这起骇人听闻的血案，与当时正在当地火爆连载的《蒋经国传》有关，是一场政治谋杀。
江南，真名刘宜良，江苏省靖江县人。幼年在家乡读书，后去台湾，曾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1963年毕业后投入台湾新闻界。因不满蒋氏父子的强权政治，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记者身份离台赴美。在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完成硕士课程。后因种种原因，江南改文从商，以经营中国工艺美术品谋生。
期间，他以江南为笔名在美国与香港的中文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并且撰写了《蒋经国传》及《吴国桢传》。特别是1984年于美国报纸连载的《蒋经国传》，公正客观，取材广泛，文笔生动，感触敏锐，堪称江南的代表作。《蒋经国传》披露了蒋介石父子一些鲜为人知的“丑闻”，以及蒋氏父子统治台湾的内幕，在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江南也因此结怨于台湾当局。
在刘宜良结集出版《蒋经国传》前，台湾当局曾派人去美国向他表示愿出高价买断版权，被刘宜良拒绝。该书出版后，国民党当局非常恼怒，便开始进行秘密策划。国民党当局并未直接派特务执行暗杀，而是指派在台湾赫赫有名的黑社会“竹联帮”执行暗杀任务。
三名杀手分别是：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总护法吴敦和堂主董桂森。
刘宜良被害一事传开后，海内外华人社会倍感震惊，各界纷纷举行集会，发表讲话，对这一惨无人道的暗杀行径进行口诛笔伐。一些在美国的华人学者以及刘宜良的生前友好，还组建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要求有关当局追查元凶，给社会一个交代。
为了逃避这一命案的罪责，台湾当局采取了“舍车保帅”的手段。将坊间普遍怀疑的真正幕后人蒋孝武外派到新加坡，而拿台湾“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的单独行动来说事，拿具体执行这一暗杀行动的杀手陈启礼、吴敦当作“舍卒保帅”的替罪羊——他们三人都被判刑。
这一事件自始至终没能得到彻查，国民党当局的威信也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成为党外势力诟病、孤立国民党的说辞之一。这件事也成为台湾向西式民主化改革的一个契机。在江南案审结之后的次年，即1986年，台湾开始大踏步地进行政治改革——而这恰恰是江南著作写文揭露黑幕的初衷。
最后交待一下几名案犯的结局。1991年，陈启礼在坐了六年牢被假释出狱后，信佛从商，逃亡海外，最后于2007年客死香港。汪希苓1991年恢复自由后，一直低调做人，著书回忆自己的情报官生涯。吴敦出狱后成了电影制片人。外逃的董桂森于1991年2月21日，在美国宾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被刺杀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