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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称小学语文教育多表演和说谎 教材教法作假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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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璧山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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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0-12-15

中国青年报



上海作家叶开在客厅里和客人聊着孩子的教育问题,女儿乔乔就坐在他旁边,时不时插上两句嘴,偶尔还发出咯咯的笑声。

但聊着聊着,叶开察觉到身边的女儿没了动静。10岁的乔乔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背后摸出了《格列佛游记》,正咬着指头看得津津有味。

这本1979年版《格列佛游记》,书页已经有些发黄,是叶开上大学中文系时的读物。女儿先前已经读过两遍了,如今又读得只剩下最后的二三十页。

“乔乔,快别看书了,这样不礼貌,要跟叔叔说话。”叶开叮嘱道。

乔乔很乖巧地“嗯”了一声,然后抬头做个鬼脸,一只眼睛看着客人,另一只眼睛依旧用余光扫着书上的字。

如何阻拦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看书,现在成了让叶开头痛的一件事。为了能逮着机会看书,在家里的沙发、钢琴凳,甚至自己的枕头下面,乔乔都藏了她爱看的书。

在她的卧室里,除了放着钢琴,还有两个书架,上面摆着瑞典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的《小飞人卡尔松》等9本著作、全套7本的《哈利·波特》、一整套43本的全球儿童文学名著丛书、中国四大名著彩图本,还有《伊索寓言》、法布尔的《昆虫记》、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吉卜林的《丛林之书》等等。

41岁的叶开是著名文学杂志《收获》的副编审,这些书都是他精心为乔乔挑选的,几乎挤满了两个书架。

除了刚买回来的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乔乔还没有翻过,其他的书她已经全部看过。其中《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她已经记不清看了几遍,一本薄薄的书被翻得裂成了5瓣。

这个痴迷于看书的小学生,对她的语文课本,却一点儿都不待见。“我不喜欢语文课本。”小女孩瞪大眼睛颔了颔首说道,仿佛做了一个郑重声明。

4年多来,乔乔的9本语文课本,只有在她做作业时,才有机会进入她的卧室。在自己的书架上,乔乔没有为这些课本留下任何位置。

平时,它们都被放在客厅一个公用书架上。当然,这也方便叶开随时拿这些课本,挑出其中的“荒唐之处”。

2009年,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的邀请下,叶开在《语文教学与研究》教师版上,一口气写了12篇专栏文章,对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现状进行批判。晓苏提议专栏取名“语文现状批判”,叶开认为这个名称“太泛”,建议改为“语文之痛”。

“他刚好经历了女儿接受语文教育的过程,他有疼痛感、刺痛感和迫切感。”晓苏回忆说。晓苏同时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写作课的教授,他觉得叶开的名称更贴切,立即接受了建议。

在小孩最需要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时候,却给他们喂了垃圾
叶开的这种痛感,始于2008年秋天。那时,他在写小说之余,忙着研究现代文学中一些作家和作品。

乔乔的学习,基本全由妈妈王琦负责监督和辅导。王琦是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的副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博士,叶开认为由她来辅导女儿学习绰绰有余。

但很快叶开就发现,妻子根本无法对三年级的女儿进行有效辅导,尤其是无法辅导女儿的语文学习。乔乔在前两年语文经常考100分,可这时候拿回来的成绩单上面,成绩一次比一次低。由妈妈辅导做的语文作业,第二天拿回家后,上面经常红红地一大片叉,乔乔觉得挺委屈。

在学到第七单元48课《智烧敌舰》时,乔乔又遇到了一道难题。题目要求她回答三国时期最足智多谋的人是谁。因为刚看完《三国演义》彩图本,乔乔欣喜而自信地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孔明和庞统”。这个答案也得到了妈妈的认可。

结果当天晚上,孩子就伤心地回来了。语文老师的标准答案是“诸葛亮”。班里有几个男生也看过《三国演义》彩图本,他们问老师,“为什么不能是庞统?”老师回答,在小学阶段答案只能写诸葛亮或周瑜,写孔明也算错。

为了消解女儿的怨气,古典文学博士王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叶开,不得不同时出面跟女儿解释,“庞统是不亚于诸葛亮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刘备西征蜀国,主要靠庞统而不是诸葛亮,诸葛亮是靠《三国演义》演绎出来的,事实上庞统不比诸葛亮差”。

乔乔这才微笑起来。两位博士当时也笑了,不过是苦笑。这是叶开第一次被孩子的语文教育刺痛。

“你可能觉得很可笑,但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如今回忆起来,叶开摇头叹道。

两位博士实在是没想到,他们会在小学三年级语文题上马失前蹄。

看到乔乔成绩下滑明显,王琦很着急。她找到语文老师,认为不应该让孩子做这么多练习题。

老师告诉她:“从三年级起有了阅读理解,不再只是认字记词。乔乔的阅读能力有问题。”“不会的,她看书没有障碍。”王琦急忙跟老师解释。因为就在上三年级前的这个暑假,丈夫给女儿买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这是他们第一次给女儿买长篇读物。结果8岁的乔乔不仅很快看完了,还开始接着看中国四大名著彩图本。

听完王琦的解释,老师不相信,摇头表示怀疑。这让王琦很忧虑,她开始想,女儿不会真是有阅读问题吧。回到家,她急忙跟叶开探讨起来。
叶开那时正研究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叙事,并得出结论,“那一代的不少作家不说真话”。


听了妻子的担忧,他拿起乔乔的语文课本,试图弄清问题所在。结果一打开课本,他发现一些不说真话的作家的作品,不仅进了女儿的教材,“而且还要背诵”。更糟糕的是,一些原本是经典的作品,到了教材里被改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他正冒火,转身却发现乔乔抱着《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目不转睛地读着。为了考验女儿,他刻意跟乔乔聊起《哈利·波特》和四大名著彩图本,结果发现里面很多故事和细节,乔乔记得特别清楚。

“这说明她不是胡乱读,是真读懂了。”叶开强调道。他和王琦也一致判断:大可宽心,女儿的阅读理解完全没问题。

他进而感叹道,小学是孩子学习的黄金时代,因为孩子的记忆力非常好。“可是,”他话锋一转,气愤地说,“在小孩最需要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时候,有人却给他们喂了垃圾。教材里面,有好多非常糟糕的东西!”

叶开把乔乔的几本语文教材全都仔细看了一遍。2008年11月,他写了第一篇批判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文章《语文的物化》。在文章中他写道:“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入了很多与花草树木有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作者不是欣赏鲜花自身的美丽,而是在鲜花这个符号上寻找道德寓意。”

这一年年底,叶开与晓苏见面,原本是要聊文学创作的问题,结果把主要的时间都用在了聊语文教育上。

“我们觉得,现在的语文里,非语文的因素太多,太多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因素,老师又教得太保守太落后,学生不喜欢。”晓苏回忆,在这一点上他们达成了共识。

看了叶开的批评文章后,晓苏认为“很深刻,很尖锐,点到了穴位”,随即邀请叶开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开专栏,批判“病态的教育带给语文的痛”,希望刺激中小学语文老师“已经麻木的神经”。

孩子学了半个学期,肚子里装的都是垃圾,我们利用假期给她倒出来

叶开的专栏文章,从2009年1月开始发表,第一篇便是《语文的物化》。考虑到文章的风格比较犀利,晓苏将专栏安排在了杂志第70多页的位置,避免“一上来就刺激到读者”。

结果,这些“火药味儿很浓”的文章发表了两期后,一位语文特级教师就打电话给晓苏,质问道:“哪儿来一个疯子在这儿胡说八道?”

当时9岁的乔乔看了爸爸的文章,咯咯直笑。“我们都不喜欢语文课本。他写得太好玩了。”她评价道。

其实对于自己的语文课本,乔乔在一年级的时候还是感觉“挺好玩的”。她记得,一年级的语文书上有好多图画,有小动物,还讲爱护环境,“看上去没有那么讨厌”。

翻开一年级下学期的语文课本,学到第40课《三过家门而不入》时,乔乔当年用红笔在彩色书页下角,吃力地写下了“舍小家,顾大家”6个稚拙的字。她回忆说,语文老师告诉他们,“大家”里有很多“家”,就是“国家”的意思。当时刚刚7岁的小姑娘,始终没弄懂“大家”的具体意思,只是很固执地认为,“大禹就是一条鱼,所以他才治水”。

虽然很多东西搞不明白,但书本上的图案还是吸引了乔乔。“当时我觉得,哇,好奇妙哦!”她边说边做出夸张的表情。

当时在课堂上,老师写什么她就跟着一笔一划地模仿。回到家里,她则开心地看《小小建筑师巴布》、《猫和老鼠》等动画片和《哈哈画报》上的漫画。

这种开心的笑声时常在叶开家里响起,前4个学期,乔乔经常拿回满分的语文成绩单。

但到了三年级,写作文成了语文课上的重头戏。同学的书包里,慢慢开始有了《优秀作文选》。看到有同学买“作文套餐”,乔乔出于好奇借过来看了一眼,就再也不想看第二眼。她还是喜欢爸爸不久前给她买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其次是《林格伦文集》。

可是她只有先写完作业,才能看这些书。她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养成了到处藏书的习惯。在写作业、弹钢琴时,甚至是语文课堂上,她都会时不时偷偷地瞄上这些书两眼。

语文课本开始变得让她“一点都不喜欢”。她更不喜欢的是书包里的教辅书《一课一练》,这占据了她课后很多时间。

比如,根据教辅材料,乔乔每天需要填很多反义词和近义词,这常常让她的博士父母为难。他们不愿像其他父母那样给女儿买《近义词词典》或《反义词词典》,于是就安慰女儿:“我们认识出这些教辅书的人,这东西他们自己的小学不用,自己的孩子也不用,你就随便应付一下算了吧。”

一次假期快结束时,乔乔的班主任来家访,问孩子这个假期都在做什么。叶开笑着回答:“忙着倒垃圾。”

这让年轻的女英语老师一愣,没有反应过来。叶开马上解释说,“孩子在学校学了半个学期的语文,肚子里装的都是垃圾,我们利用假期给她倒出来。”

“倒垃圾”的方法,则是给孩子买经典作品阅读。在意识到孩子语文教材中的问题后,叶开给女儿买了一个四层的书架,书架上多了《哈利·波特与密室》等《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续集,也有了《窗边的小豆豆》、《唐诗三百首》等名著。

语文教育时至今日还在表演和说谎,不仅教材作假,教法也作假

这些刚刚摆上书架的书,很快就被乔乔一本一本地“消灭”掉。在咬着指头,发出一次次咯咯的笑声后,乔乔也把《哈利·波特》里的女主角赫敏奉为自己的偶像。

叶开因势利导,告诉乔乔,不仅小说和电影中的赫敏很聪明,现实中赫敏的扮演者艾玛·沃特森也很聪明,考上了美国很好的大学。于是,沃特森也被乔乔视为榜样。

在三年级以前,乔乔在课堂上很少说话,但看到小说里赫敏在上课时经常举手提问,她决定向偶像看齐。以后上课时,脑袋后晃动着两个马尾辫的乔乔,经常把手举得很高,希望老师能叫自己起来回答问题。

可是,她很无奈地发现,自己的想法经常和老师的不一样,尤其是在做阅读理解的时候。乔乔撇着嘴,一本正经地说:“我语文课上喜欢发言,就是有时候没有办法说到点子上,老师的那个点子上。”

有一次,老师讲互联网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时,强调好处是“可以查阅信息学习”。乔乔则认为互联网可以让自己玩更多的游戏,因为她从4岁上幼儿园小班时,就开始登陆迪士尼网站,玩小熊维尼吃蜂蜜字母的网络游戏。这种观点,得到其他同学异口同声地支持。语文老师只是咧嘴一笑,什么都没说。

乔乔只爱看书,对穿着不在意,但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因为她喜欢在课堂上举手,偶尔甚至会插老师的话,常常有人在课后说她爱出风头。有一次下课后,她走到一个这样评价她的男生面前,对着他的耳朵大吼大叫。

“他们对个人的尊严不是很看重。可是,如果你有很高的尊严的话,那别人就没办法破坏你的立场。”小姑娘义正辞严地解释自己的行为,她认为当时自己必须要表明立场。

但有时候,乔乔的坚定立场并不起作用。

2009年秋天,叶开的专栏已经写到了第10篇。他第一次参加了女儿的语文公开课。课上老师讲的是课文《带刺的朋友》。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电视机、投影仪等设备齐全;学生6人一组,课桌面对面拼在一起,像圆桌会议一样便于分组讨论,颇有一种民主、平等、交融的气氛。

课堂上一让提问,叶开就看见乔乔把右手举得高高的,但老师就是不点她。后来老师说换个方式,找不举手的同学提问,乔乔故意把手放下,但依旧没被点到。叶开在后面看着,觉得一阵阵心酸。

后来乔乔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提问的机会,老师却回答不出她的问题。“这个问题等我们深入了解之后再回答。”乔乔以朗诵的口气,模仿了老师一年多以前说的这句话。

回家后,叶开查阅资料发现,《带刺的朋友》改编自一位作家的文章,编者对这篇文章进行删节和修改后,导致课文前后逻辑接不上,所以老师根据课文确实回答不出乔乔的问题。
乔乔告诉爸爸,这种公开课事先已经演练好,一旦有提问机会,班里大多数学生都要举手,但老师只找举左手的人回答。

这让叶开想起了30年前自己上公开课的情景,也让他异常气愤——“30年了,语文教育时至今日还在表演和说谎,不仅教材作假,教法也作假!”

“我们最应该反对的就是虚假!没有真的善是伪善,没有真的美是臭美。”11月底,在应邀给上海一所知名小学的老师做讲座时,叶开始终强调自己的这一观点。他给讲座取的题目是“教书还是教真”。

讲座开始前,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向叶开诉说了自己的苦恼。这几年来,她只要让学生以《我的爸爸》为题写作文,就会发现班里的学生几乎全都病了或者是摔了跤,然后爸爸背着他们上医院。

这位老师忍不住感慨:“连教材都可以作假,那么其他的假,像这些作文模板,也就不足为奇了。”

叶开和王琦从来不让乔乔参加朗诵比赛。在他们看来,那种规定题目的朗诵充满了虚假情感。他们要求乔乔,平时在班里要朗诵的话,要用正常语调,不要假天真。

同样在他们看来虚假无趣、没有真情实感的,还有乔乔每个学期都需要背的名言。在叶开看来,这些名言很多是编者自己编的,“背这些垃圾还不如背老子孔子,或者是唐诗宋词”。所以每次老师要父母监督孩子的背诵作业时,叶开总是直接在乔乔的课本上签字了事。

“我们就是不参加无聊的事情!”王琦干脆利落地总结道。

乔乔把眼睛从《格列佛游记》里挣脱出来,抬头回应了一句:“我的父母很宽松,能有他们做父母太幸福了。”

孩子就是一个易碎品,语文课把他们弄得遍体鳞伤

背诵名言可以轻易应付,但像在文章中划好词好句这样的作业,常常难倒乔乔和他们家的两位文学博士。

老师说按“aabb”格式划好词好句,乔乔觉得课本里没什么好的,就随便划了划。班上有个男同学,把“爸爸妈妈”划出来,结果得了A-。

每次划好词好句时,叶开都很紧张。这位《收获》杂志的副编审不知道哪个词比另一个词更高级。“难道这个词是部长级,那个词是科长级?”他反问道。

他把划好词好句比作揪树叶,并形容说,“即便你揪下所有的树叶,也不会体会一棵大树的美。”

为此,他在专栏里写了《好词好句与陈词滥调》。但批判归批判,为了减轻女儿的痛苦,他和妻子还是得耐着性子帮乔乔划好词好句。

在杂志社编审稿件时,叶开给国内很多知名作家提过修改意见,但他对女儿的作文指导,大都以失败告终。

他经常告诉乔乔,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把意思表达清楚。然而几乎每次老师的批语都是,“再多用些好词好句”。

这时候,叶开会安慰女儿,“不是把所有色彩斑斓的颜料泼到墙上,就会成为一幅画。做一个诚实真诚的孩子就好。”

在他眼里,中国传统的国文教育注重修辞和交流,以此形成个人道德观和社会人生观;而现在的语文教育则跟外语教育一样,光注重语法。语文课不仅违背了语言规律,而且“极其乏味,肢解了整个语文教学的整体性思考”;在肢解了语文的同时,也让孩子变得分裂。

“孩子就是一个易碎品,语文课把他们弄得遍体鳞伤,然后家长回家再把这些碎片,一片一片给粘起来。”叶开直言,自己和许多正上小学的孩子一样,都有这样的感受。

有一次,乔乔的考题是划去括号里不正确的拼音,为“打量”的“量”找出正确的读音。全家三口人都认为“量”应该念四声,但老师给的答案是念二声。后来大家分头查字典,发现答案也不一样。

“然后我爸爸妈妈说,在家里就念打量(四声),在学校就是打量(二声)好了。”乔乔比划着说。

最近,如何解释“矜持”这个词,也难住了两位博士。他们查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发现解释并不相同。尽管叶开认为词典释义也欠准确,但又必须选,最终他们在“拘谨”与“庄重严肃”之间选择了后者。

结果,乔乔又得了一个红叉,因为教辅的标准答案是“拘谨拘束”。

这一次,还没等父母叮嘱,乔乔自己已经明白,在学校就按“拘谨拘束”,在家就按“庄重严肃”。

“我感觉一半在学校里,一半在家里,在中间被切了两半。”乔乔皱着眉叹口气,像个小大人。

叶开曾经拿女儿的这种感受跟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文学教授交流。教授说,自己的儿子刚上初一,小学6年一直“分裂”得特别好,“学校说一套,家里说一套,从小就学会应付”。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如果我们的教育和实际同步,我们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应付和对付上了。”教授感慨道。

针对这种现实,叶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孩子必须受到摧残,这就是他们的命。”在去做讲座的路上,他跟一位朋友重复这句话时,眼泪几乎快要流出来。

他唯一庆幸的是,女儿乔乔从8岁起,便学会了用他推荐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排毒”。

三聚氰胺奶粉毒害孩子的身体,垃圾课文伤害他们的心灵

看到女儿在这些经典作品间流连忘返,也让叶开对真正的语文有了信心。晓苏邀他写专栏时,他有过犹豫。在和妻子商量了一个晚上后,他觉得还是要做些事情,来对抗现状。

开家长会的时候,叶开发现很多家长对语文教材根本不懂,不少孩子平时由爷爷奶奶接送,父母偶尔来开一次会,光顾着围上老师问孩子的分数。

看到讲台上的老师年复一年已经麻木,而很多家长又浑然不知,叶开最终答应写专栏。“三聚氰胺奶粉毒害孩子的身体,垃圾课文伤害他们的心灵。”他决定为孩子们做一些“排毒”工作。

他批评小学三年级学的第一首诗歌《信》是虚伪的诗,质疑中学语文教材里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在宣扬“恨的教育”。在看了老师给女儿列的书单后,他批评“乱读书不如不读书”。

他还批评教材编写者添加各种文字篡改朱自清的文章,“不仅厚诬前贤,且贻害后生,更败坏了求真求实诚信的风气,而小孩子从一入小学开始,就进入了造假大本营”。

为了写朱自清作品如何被篡改和肢解的文章,叶开花3个月通读了朱自清文集。在女儿已经将这些教材的内容忘到九霄云外,沉浸于经典作品中时,他却得重新捡起那些教科书,以对比课文的原始出处。

结果是,他着实领教了所谓的“教材体”,即教材编写者根据教学大纲的需求,“生产”出的主题先行的课文。

在乔乔的语文课本上,叶开发现编者将安徒生作品《一个豆荚里的五颗小豌豆》中的故事,改编成了《一颗小豌豆》,但那是颗“做好人好事的雷锋版小豌豆”。乔乔看过四卷本《安徒生全集》,在课堂上指出课文中不符常识之处,老师告诉她“可能你看的那个版本不一样,入选时有所删改”。

这件事发生之前半个多月,乔乔发现课文中的普罗米修斯盗火种跟原著有出入,向老师提出疑问时,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答复。

叶开认为,这不应该怪老师,而是由于“教材体”编写者“非常无趣乏味”,他们编出这种课文,对小孩子的美学和人文教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叶开本来正在创作一部100万字的三部曲小说,到2008年底已经写了60多万字。但他决定暂停下来,全力写这些专栏文章。


他把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以后,不少人给他留言或发私信。这些人来自四川、青海和浙江等地,有一线的语文老师,也有学生家长。

当然,还有人将材料递到了政府有关部门,声称教材编写是很专业的事情,叶开不懂却在那里“大放厥词”;编写这些“教材体”,是为了适合小学生阅读。

但在叶开看来,这是这些编写者在贬低孩子的智力。他以自己的女儿为例进行反驳:瑞典名著《骑鹅旅行记》50多万字,乔乔两天就看完了,而且记得很清楚;《哈利·波特》7本250多万字,乔乔每本都读了好几遍;《安徒生全集》4卷乔乔都看了,内容几乎都记住了。

在给别人推荐书目时,叶开总喜欢推荐女儿乔乔喜欢读的《哈利·波特》、《吹小号的天鹅》、《昆虫记》、《天上掉下个大蛋糕》、《小王子》、《丛林之书》等外国儿童文学名著。
有人质问他:“中国就没有好的作品吗?”

“有,但适合孩子阅读的不多。”叶开直截了当地回应道。他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哈利·波特》中文版拿到的版税是9800万元,比同期中国所有畅销书拿到的版税总和都多,这还没考虑数量可能比正版更多的盗版书——“孩子们用脚投票,他们是识货的。”

就在叶开因批评语文教育而饱受一些人的非议之时,乔乔的生日到了。叶开问她想要什么生日礼物,乔乔说想要一套英文原版《哈利·波特》。那是2009年春天,乔乔小学三年级第二学期。叶开花了1300多元买了一套精装全集。乔乔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打开那个精致的匣子后,她“高兴到了难以形容的极点”。

语文废品流水线: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

现在,英文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乔乔已经读了四分之三,但是拿起自己的语文课本,她依旧非常痛苦。

“尤其是这学期的课文,开始讲战争故事。我是女孩子,不喜欢打打杀杀,我特别讨厌动不动就死人。”乔乔晃着自己的马尾辫说。

她更受不了的是,当老师讲到课文中有人牺牲时,男生们就说,那个人“挂了”。这让乔乔觉得,他们像在玩电子游戏一样,别人死了都无所谓。

“这个单元原本是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结果却让孩子们对生命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妈妈王琦遗憾地说。

与课本里的英雄故事和课堂上放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相比,乔乔更喜欢自己书架上的那些书,那里带给她童年更多的快乐和欢笑。

这学期的语文期中考试,乔乔又没考好。有人说:“你看了这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才考80多分?”

乔乔当时有些伤心,但回家后王琦告诉女儿,“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为了期中考试。”

而叶开在那所小学的讲座结束时,有老师站起来说:“我们能怎么办呢?教材就是这个样子,考试就考这个教材,我们不能不用啊。”

叶开给出的建议是,语文课可以上得再简略一些,老师自己可以多看一些经典,然后把孩子带向经典之路。

关于这一点,他和不少人达成共识——现在不少老师在自信而勤奋地做着愚蠢的事情,如果大方向错了,老师越负责,对孩子的伤害就越大;把这个易碎品摔得越碎,家长要想粘起来,就越不可能。

在叶开看来,能把这些碎片重新粘成成品,便属万幸。他担心的是,这条语文教育流水线,会把一个个像乔乔这样原本爱读书的孩子,在读教材做习题的过程中,完整地教成废品。
在一篇专栏文章的结尾,他沉痛地写道:“在教育工具化,教育关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语文教材的编选,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形成了一条严格运行的废品生产的流水线——学生们寒窗苦读10年,毕业之后,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废品。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伤痛。”

[ 此帖被璧山状元在2010-12-15 11:56重新编辑 ]
状元精神,文化气质。
离线璧山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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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调研小学语文教育 称传统教学八成是无用功


何克抗教授随堂听课



何克抗教授与试验校学生们在一起



何克抗教授在河北丰宁试验学校



海原课题组年龄最大的老师范有邦与他的学生们

在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何克抗要做的事,“就像要让西海固被青山绿水环绕一样不可思议”。

他的计划是,用两年的时间,让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上完小学二年级的农村学生,能认读超过2500个常用汉字,能阅读青少年通俗读物,比如简写版的《三国演义》,能手写出150字以上结构完整、通顺流畅的文章总之,其识字量、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要达到甚至超越城区最好学校同年级学生的水平,同时还要确保不增加任何课业负担。

10月末的一天,何克抗第4次来到海原。一年前,他给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带来了这项被称为“跨越式”的教育课题。

车在山道上颠簸,远处的山峦寸草不生,目之所及都是刺眼的黄色。“这样的地貌,走遍中国也不多见吧?”73岁的老教授摇下车窗,向窗外望去。

实际上,当地薄弱的教育硬件设施和师资生源,并不比这里的自然环境强多少。  

帮帮这些可怜的娃娃

在海原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眼中,远道而来的何教授是位“大人物”他是中国第一个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

这样一位在教育技术领域内公认的顶级专家,如今却是“大学请不动,小学不请自来”。据他的一位弟子估算,“老先生每年超过1/4的工作时间都泡在小学课堂里”。

何克抗最初启动这项“跨越式”课题的时候,他并没有明确地想要把课题引向农村。

10年前首批试点这一课题的,几乎都是国内一流的小学。前不久,一些美国教育人士去广州的一所试验校参观,那里每个小学生都配备了笔记本电脑,上课全是网络化教学,“这样的教学环境美国也比不了”。

然而,锦上添花并不是何克抗的最终目标。从2003年开始,他尝试把课题放到农村学校。2004年,课题开始在国家级贫困县河北丰宁全面推广。

2008年年底,时任海原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的马兴旺在银川听到何克抗介绍跨越式课题。对于其中的理念,他一时间没有全弄明白,但是课题提出的目标让人着迷。

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新课程标准(简称新课标)的要求,小学二年级学生要认读1600~1800个常用汉字,跨越式课题的目标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按照新课标,二年级学完后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应为5万字,小学毕业时则应达到100万字;而根据跨越式的设想,二年级学生仅课内阅读就能达到80万~90万字。在写作上,新课标要求,一、二年级只说不写,三年级开始写话写句子,四年级才开始写段落;而接受跨越式培养的学生,上二年级时平均就能手写出超过150字的段落,在网络环境下,学生们甚至可以用电脑打写出300字以上的文章。

中午吃饭的时候,马兴旺找到何克抗,问他:“能不能把这个课题放到海原?”

在此之前,这位分管教学的副局长花了40天时间,调研了海原山区里的上百所村完小和教学点。他把自己的结论告诉何教授:“可怜的地方,住着可怜的老百姓,生下可怜的娃娃,接受着可怜的教育。”

“跨越式课题不挑剔师资和生源。”何克抗回答说,“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孩子,也能享受优质的教育。”

今年10月底,在宁夏永宁县的一次课题研讨会上,何克抗再次向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们表达了这项课题的信念。

“教育的力量就在于,能把普通的老师变成名师,能把原本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很快地……变成优秀的学生。我觉得……我觉得……”何克抗说这番话时,数度哽咽,最终也没能说完。

散会之后,人们还在议论,一句挺寻常的话,为什么会让饱经世事的老教授不能自已。

一位相熟的老师沉吟半晌说:“因为这是他的理想。”  

教母语怎么能像教外语?

何克抗并不是“搞教育”出身。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后来致力于研究汉字编码。业内评价,他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甚至要早于王永民(王码五笔输入法的发明人)。

当他在美国加州留学的时候,新成立不久的苹果公司邀请他去开发汉字输入。不过,他拒绝了这项邀请,回到国内,转而用汉字编码的技术教小学生识字。在长达30年的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跨越式”教育理念。

在教育界,很多人对“跨越式”这个提法颇有微词。在教育工作者看来,这是官员才会喊的口号,而教学是一项长期积累、循序渐进的工作,来不得虚假和浮夸。因此跨越式课题那些超越了新课标的目标,被看作是拔苗助长。

“其实,我们大大低估了孩子们学习母语的能力。”何克抗回应说。

在他看来,传统的母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受到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的影响。按照皮氏理论,5~6岁的学龄前儿童,其母语基础非常薄弱,缺乏足够的词汇来支持逻辑思维。在10岁以前,儿童也只能具有基于具体事物的初步逻辑思维,很难写出抽象性和概括性的文章。

“传统语文教育的质量与效率之所以低下,正是因为受到这一理论的负面影响。”何克抗说。这种影响既广泛又深入,几乎渗透到语文教学的各个领域。

比如,二年级学《乌鸦喝水》,几代人都被要求从字词和语法入手。哪个老师要是提出从阅读和写作入手,会被认为是违背了儿童认知发展规律。

“可是母语有必要像外语那样从单词和语法教起吗?”何克抗始终对这个问题存疑。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一些心理学家的调查已经表明,5~6岁的学龄前儿童掌握的口头词汇超过3500个,4~5岁的学龄前儿童已经能够理解和运用汉语的各种句型,包括较复杂的疑问句,甚至连讽刺挖苦都能听出来。这与皮氏“学龄前儿童的母语基础非常薄弱”的理论明显存在矛盾。

在实践中,何克抗发现,孩子们虽然不会读不会写,却具备着强大的“音义”基础。曾有教育工作者拿较复杂的《唐诗三百首》做过试验,只要用汉语拼音注上音,一年级的孩子大多数都能读且能基本理解诗的意思。除了个别词,比如《咏柳》里面的“万条垂下绿丝绦”,这个“绦”字,才需要帮着解读。

在继承和批判皮亚杰理论的基础上,何克抗先后完成了两本著作《语觉论》和《儿童思维发展新论》。在他看来,儿童快速学习母语的根本途径在于必须以语言运用为中心,而非以语法字词为中心。对于一年级小学生来说,其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与思维能力均已具备写出结构完整、通顺流畅文章的客观条件,因此母语教学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把识字、阅读和写作三个教学环节结合在一起。

以二年级课文《棉鞋里的阳光》为例,课标中规定,学生要掌握“妈、午、好、放、合、收”6个四会字,要求会读、会写、会理解、会运用。传统的教法怎么教呢?上过语文课的人大多经历过,就是在课堂上反复地拼读,回家再写个10遍20遍。

按照跨越式的理念,根本不需要繁重的课外作业,只要在课堂上的拓展阅读中反复出现这些字,就能通过阅读强化识字。同时,在第一课时的写作环节,还可以要求学生用这6个字设计字谜或是造句,以此完成综合性的认知训练。

比如试验班的一个学生就这样造句:“中午,妈妈和奶奶去买菜,我放学收拾好书包回到家里等她们,等着等着,我慢慢地合上眼睡着了。”

对于这样的结果,课题组老师会夸赞说:“很好,回家玩儿去吧。”

传统语文教学把80%的工夫用到了不必教的地方

尽管跨越式课题的理论基础和教学理念并不复杂,但是老师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年级的升高,教学模式也会有相应的调整。因此每个月,以何克抗为首的课题组成员都会从北京分赴各个试验区,通过听评课给予试验教师更多的指导。

10月末,何克抗带着他的课题组再次来到海原。在距县城10公里外的西安乡中心小学,参与课题的许海英老师正在上二年级语文课,当天要讲的是《小柳树和小枣树》第二课时。

这是一则童话,大意是:春天,小柳树长出了叶子,很得意,由此就看不起光秃秃的小枣树。到了秋天,小枣树结了许多又大又红的枣子。小柳树看看自己,什么也没结,这才意识到错了。

与城市里那些精心准备的公开课相比,许海英老师的课看上去并不热闹没有调动孩子兴趣的多媒体课件,没有新课程改革提倡的互动式参与,也没有衍生出来的拓展内容。唯一不同的是,她使用了一种被称为“211”的教学模式。

一节课40分钟被分成三部分。前20分钟是老师对课文的讲解,随后让学生们翻开一本由课题组编写的《拓展阅读材料》,课本里的每篇课文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的6~8篇拓展阅读文章。就本篇课文来说,有儿歌《树》、散文《小柳树》、成语故事《囫囵吞枣》,还有一些主题与课文相似的童话,如《8支荧光笔》《文具盒里的小故事》《太阳和北风》等。许海英挑出其中5篇,要求同学们快速阅读,不认识的字,自己查字典。

大约10分钟之后,许老师宣布阅读结束,然后在黑板上出了两道作文题。一是描写一位好朋友,要注意发现对方的长处,二是续写这个寓言故事,两题任选其一。这个10分钟的写作环节就是让学生尽量写,最终是否写完并不重要。

“一个好的思路,其实往往很简洁。”一位一直在关注这项课题的老师评价说,“在小语界,老师们公认阅读和写作很重要,但是很少有人敢于砍掉一半的教学时间,让低年级的学生自主地去读和写。”

对于许海英老师的这节课,何克抗认为还有提升的空间。他一直在掐着时间。由教师主导的教学环节用了27分钟,这导致以学生为主体的扩展阅读和写作分别仅剩下6分钟和7分钟。何克抗认为,原因在于许老师对教学目标的重难点把握还不到位。

有一个环节,许老师提问,小柳树怎么好看,谁来读一读?小枣树怎么难看,谁来找一找,读出来?这段提问加读书用了5分钟时间。

“传统语文教学的弊端就在于,把80%的工夫用到了不必教的地方。”何克抗说。这两个浅显的问题,学生读过课文就能解决,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相反,教学重点和难点在体现语文人文性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上,比如如何引导学生意识到,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取长补短。

海原县教研室的一位老师听完之后频频点头。他举例说:多年来,老师们教《将相和》,都是从一开始就提问,渑池会上,廉颇怎么样?学生照着书回答,“廉颇是……”接着,老师又问蔺相如怎么样,秦王怎么样,从头问到尾。看起来师生之间是有互动的,结果是学生一无所得。

要是按照跨越式的理念,老师在备课时就必须抓住重点。比如《将相和》的特点是通过外貌和动作来反映人物性格,那么20分钟的教学就要引导学生通过语言动作外貌去体会人物性格,随后10分钟拓展阅读都是关于人物的短文。最后10分钟的写作环节,可以让学生们写自己的同学,要求通过外貌、语言、动作来反映性格。

在海原,一天的工夫,何克抗和课题组成员跑了两所乡镇中心校,听了4节课,评了4节课。回到县城宾馆时早已天黑,就在等待服务员开房门的短暂工夫,年过七旬的他斜倚在服务台上,一言不发。

“老先生累得够呛啊。”随行的海原老师们私下感叹道。  

找回孩子们的创造性和人文性

时光倒退50年,当年轻的何克抗在北师大物理系学习电子专业时,一度痴迷于写小说,甚至一心想转到中文系。后来转系未成,留校任教。1979年他加入了新成立的北师大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成为中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开拓者,一生都在琢磨怎样把与教育有关的那些理论、技术跟实践相结合。

他从未放弃对母语教学的热情。“中国的语文教育多年来存在三大问题。”何克抗后来总结道。一是过分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而忽视其人文性,二是过分强调标准化考试而窒息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三是过分强调写作技巧的训练而忽视对学生观察力、想象力的培养。

他服膺老一辈语文特级教师于漪的话“学语文就是学做人,伴随着语言文字的读、写、听、说训练,渗透着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母语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系统,而是牵系着一个民族的灵魂。”

在何克抗看来,这就是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不认清这种人文性,只片面强调语文的工具性,用手术刀对文章肢解,留在学生脑海的就只能是鸡零狗碎的符号。这样做的后果是,“把学生的思维捆绑住了,把活生生的学生变成机器人,把学生的个性、灵气都给打掉了”。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何克抗就下决心要把孩子们的创造性和人文性找回来。

2000年,他在深圳找了一所著名的实验学校,开始实践自己的跨越式理论。他发现,在语文课堂上引入拓展阅读和电脑打写之后,每逢看图写话,非试验班的学生往往只能写一两句,而试验班的学生能写出整个段落。到二年级,写科幻小说的都有了。

2002年,何克抗又在广州市越秀区随机找了6所小学加入课题,此时211的模式已经基本成型。过去,人们认为一年级的学生不适合同时学语文和英语,担心这样容易把汉语拼音和英文字母搞混。结果何克抗的课题试验让学生的语文和英语两科同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母语能力方面,到二年级结束的时候,学生们已经完成2500字的读写识记,能写成千字文,并达到了每人120万字的阅读量。

2004年,他又回到深圳,在南山区最偏远的半山坡上,找到白芒小学的校长。当时这所薄弱校96%的学生都是农民和打工者的孩子,在全区55所学校里总是倒数第一。参加试验后,仅用3年,该校总成绩就进入全区前10名。

随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也引入跨越式课题,实施时间将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延续到初中毕业。这是该课题首次在农村地区大规模推广。

在各个课题试验区,家长和老师最关心的总是,“跨越式”之后,孩子的考试成绩怎么样。

尽管何克抗本人并不看重这类功利性的指标,但他丝毫不担心这个。2007年6月,在北京市教委的支持下,课题组曾抽取延庆县的7个班、昌平区19个班为试验班,同时选取两所全国闻名的小学的部分班级作为对照组,开展了对比测试。相关数据显示,试验班的字词句基础与阅读部分的平均分稍低于对照组,而作文的平均分则高于对照组。

来自广州的一项类似调查显示,试验班字词基础、阅读、作文的平均分,均高于对照组,最终总分超出了12.22分。

从沿海地区最好的学校走向普通校,再到薄弱校、农村学校,沿着这个轨迹,何克抗最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地区。

实际上,早在2006年跨越式课题就已经通过了教育部的验收,被认为是“一项优秀的科研成果”。理论上,他没有必要再用新的试验证明跨越式课题的科学性。

“我现在想的是,怎样才能让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孩子,也同样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何克抗说。

跨越式课题,不知不觉中已然向教育均衡的目标转型。 

大量读写,就像大块吃肉

2008年年底,马兴旺在与何克抗交谈之后,把跨越式课题视为能够改变海原教育生态的契机。

他的好友、海原县关桥乡教委主任钟林,对海原的教育有更贴近技术层面的看法。这位有着20年语文教学经验的老师,曾对当地六年级师生做过关于阅读的调研。他发现,老师自己毕了业就不读书了,最多看看《家庭》杂志,而学生中,91%没有课外阅读。问读了哪些书,回答是《语文》《数学》《思想品德》《自然》,反正都是课本。剩下不到10%有课外读物,也大多是《作文选》。

教了20年语文,钟林觉得遗憾的是,对阅读和写作始终没有摸索出一套好的教学方法。小学语文界有一个共识,教好语文的秘诀概括成两个字就是“读”和“写”,如果概括成4个字就是“多读多写”。钟林听说,山东有位老师提出“海量阅读教学法”,于是跟马兴旺商量,想带老师去山东学习。

“别急,北师大有个跨越式课题要来海原,要不你先听听。”马兴旺告诉他。

当看到这个课题提出的阅读和写作目标时,钟林笑了,他说“这正是我想要的”。课题组专家习惯把海量的阅读和写作概括为“大输入和大输出”,而西北汉子钟林更愿意这样解读:“这就像是你每天早上吃肉,中午也吃肉,晚上还吃肉,身体不好是不可能的。”

2009年8月,海原县第一批7所乡村学校加入跨越式课题。当时布点是按照东西南北中的方位,马兴旺的设想是,3年后课题要扩展到全县的山村教学点。

尽管早就对海原的困难情况有所耳闻,课题组的专家实地考察后还是有些吃惊:7所参加试验的学校仅有两所具备农村远程教育环境,其他5所依然还是“黑板+粉笔”;14名参与试验的教师之前从未参加过任何教育课题,其中7名特岗教师甚至没有从教经验;参与试验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父母多是文盲,很多学生学前教育几乎空白,识字量为零。

上第一堂课的是关桥中心小学的田虹老师。按说一年级学生对花花绿绿的课本最有兴趣了,结果因为这位从教不久的特岗老师照着教案读,前排睡倒了一片。听课老师叫醒一个,孩子懵里懵懂地看了一眼,又睡了。教委主任钟林坐在后面,汗顺着脊背往下流。

第二堂课,到另一个镇,一位男老师太紧张,从讲台上摔了下来。

西安小学的许海英老师因为压力太大,几夜睡不着,上课时嘴上全是泡。

李俊小学的侯建侠老师倒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语文老师,刚开始对课题也非常感兴趣,被课题组给予厚望。后来她发现,20分钟时间总是讲不完那些知识点。有一天,她发邮件给课题组,第一句话就是“我做不下去了,有没有现成的教案,我实在设计不出来”。

课题组的专家收到邮件,心里一惊,“连最好的老师都崩溃了?”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最初的几个月,作为海原课题组组长的马兴旺心里也没有底。在何克抗和课题组专家的指导下,师生们的长进却似乎并不大。

“这一年如果没有成果,我们就真的拿老百姓的孩子做了试验。”马兴旺在心里问自己,“咋能拿老百姓的孩子做试验呢?”

眼见着好多老师都打在退堂鼓,他又要不断地为老师们打气。怀疑者也不少。宁夏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张玲和她的研究生们也是海原课题组的成员,她发现,有时何克抗不能亲自来海原,由课题组里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代表,有些人就质疑,这些没有教学经验的“娃娃专家”能否指导一线的老师。

但最终消弭这些分歧的是某种精神力量。从何教授到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从海原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到北京来的“娃娃专家”之间,这种力量始终在相互感染着。

钟林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北师大的吴娟博士走到为她准备的木椅前,椅子上有灰,吴博士绕到另一侧才把灰尘吹掉。钟林意识到,如果刚才顺势一吹,会吹到前排的孩子身上,绕一圈就吹到了走廊里。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钟林说,“这种对孩子的爱是共通的。”

爱和耐心的等待最终有了回报。课题实施5个月之后,有消息传来,树台中心小学的一个一年级学生编了个字谜,“渐”是水车千斤重,后来关桥中心小学的一个一年级学生说,“棉”是树上挂着白毛巾。

在《四个太阳》这篇课文的写作环节,一个一年级孩子写道:“我想有个黑色的太阳,黑黑的太阳能把奶奶的头发晒黑。”还有一个孩子写:“画一个爱心的太阳,送给玉树的小朋友。”

在海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很多老师教了一辈子书,也没有见过像这样富有想象力和丰富情感的一年级学生。

这些变化促使教师们更加热情地投入到课题中。难堪的第一课之后,田虹老师住到了学校里,先后写下了4本教学反思。有一天晚上11点,钟林正在办公室写博客,听见楼道有声音,有点怕。仔细一听,“哦,是田虹在读课文”。

56岁的范有邦是课题组中年龄最大的老师。刚开始这位老教师连电脑怎么开都不知道,后来为了多媒体教学,他买了一台电脑,誓言要给自己的教育生涯画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侯建侠也终于能够掌控跨越式的课堂,被人们尊称为“大侠老师”。

海原试验班和非试验班的对照成绩显示:半年时,差别不大;课题实施一年之后,试验班的语文平均分高出了10分,而且越来越接近县城学生的母语水平。

在一次总结会上,马兴旺有些动情地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谁教育了我们?是我们的孩子教育了我们。是谁鼓舞了我们?是我们的孩子鼓舞了我们。” 

跨越是为了同一起跑线

今年6月,实施了近一年的海原课题在西安小学召开了一次现场会。与会代表听完两节语文课之后,刚调到教育口不久的海原县教体局局长白旭代表主办方发言。

实际上,这位局长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课题。他没有念别人事先拟好的讲话稿,只想“说说心里话”:“我们看惯了现在社会上的种种"作秀"。最初我在看到会议指南上的学生作品时,怀疑这些并不是学生的真实作品,或许是学生家长写出来的。”

人们这才想起,此前在观摩现场课堂教学时,白局长始终在用质疑的眼光观察学生的写作过程。他接着说:“当我看到学生一边思考一边写作,写一会儿想一会儿,写错时还不停用橡皮擦了重写,我才相信这些作品是真实的,是学生在课堂里真实的生成。一年级的娃娃就能写出这样好的作文,这真让我吃惊。”

当天,许海英老师出的作文题是《我的快乐和幸福》。10分钟的时间内,她的学生们交上了答卷:

“爸爸和妈妈不吵架,他们关心我,他们孝顺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很心疼我。我的快乐和幸福是我的家带来的!”

“天下雨了,我们在教室里不能回家,老师打伞来,说可以把我们送到家门口,我觉得很幸福。”

“我的家乡很美!我的家乡有宽宽的马路,大大的城墙,绿油油的田野,勤劳的人们。因为我的家乡很美,我快乐!我幸福!”

当这些身处大山深处的娃娃身着破旧的衣服,却在短短10分钟内写出这样的文字时,在场的何克抗也觉得“很幸福”。他认为,照此坚持下去,几年后,海原学生的语文水平一定能达到甚至超越居住在城市的同龄人。

这对学幼儿教育出身的许海英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她仍然记得,几年前在银川一所公办幼儿园实习,那里小班的学生已经在地球仪上指点江山了。“这是3岁的孩子吗,懂这么多的东西?”当时许海英的脑海里马上想到海原老家那些3岁的农村孩子,要么跟着爷爷奶奶晒太阳,要么在地里刨土。“好长一段时间,眼睛一闭,那个情景就出来了。”她说,这也是她加入跨越式课题的动因。

历经10年的教育实践,如今,在北京的远郊区县、在深圳的南山区、在广州的越秀区、在新疆库尔勒、在河北丰宁、在宁夏海原、在甘肃成县……由何克抗领衔的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跨越式课题组,先后在全国建立了20多个试验区,试验学校也发展到250多所。

不少课题组成员建议,别再叫“跨越式”,而改称“同一起跑线”这并不是说孩子们天生处在同一起点上,而是寄望,通过几年的实践能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教育的不均衡,让发达地区的孩子和欠发达地区的孩子、城市娃和农村娃,起跑线能拉得近些、再近些。

作者:蒋昕捷

状元精神,文化气质。
离线璧山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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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0-12-15
多种小学语文教材被指存失实内容及常识性错误(图)
10月12日、13日,作家叶开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表日志,以其女儿的小学语文课本中《鸟的天堂》和《一颗小豌豆》为例,比对分析了原作和被改写后的小学语文课文之间的差别。而此前,今年9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也将矛头对准了小学语文教材。

该书以教材点评的方式,刊发了一个名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的民间研究团体的研究报告——他们以目前使用最广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教材(以下分别简称“人教版”教材、“苏教版”教材和“北师大版”教材)中涉及母亲与母爱的文章为研究对象,认为存在“四大缺失”,分别是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

3版本所选文章的总得分分别为“-2分”、“-1分”和“0分”

2008年,一直为《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撰写专栏的语文教师郭初阳发现,目前小学语文教材选用的一些文章所塑造的母亲形象和反映的母爱是“病态”的。

“郭初阳提出看法后,我们马上查验文本,确实发现存在太多问题。”《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执行主编李玉龙有了组织团队进行系统专项研究的想法。李玉龙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出面于2008年10月18日在浙江萧山召集一些核心成员开会,牵头成立了“母亲·母爱”研究课题组。

如今被浙江媒体称为“麻辣教师”的绍兴稽山中学语文老师蔡朝阳在课题组中被委以学术主持人的重任,负责“人教版”教材中相关文本点评的统筹。“苏教版”教材的统筹和“北师大版”教材的统筹工作分别由郭初阳和吕栋担当,最后由李玉龙统稿。

经讨论,研究团队将3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母亲”、“母”(意为母亲)、“妈妈”、“妈”、“娘”的课文全部列出篇目,并剔除那些“母亲只是主体情节的点缀或仅起到穿针引线结构功能”的课文,从“人教版”、“苏教版”和“北师大版”中分别精选出24篇、17篇和27篇(包括课文、选读课文、略读课文和习作)涉及母亲与母爱的文章进行打分和点评。

打分的判断原则是:是否符合公民社会价值多元化的要求、是否真实、是否有切实性。记者看到,在入选点评范围的68篇文章中,只有4篇文章获得了5分的评价,接近半数(33篇)文章的得分为负数。3个版本的教材所选文章的总得分分别是“-2分”、“-1分”和“0分”。

在总评中,蔡朝阳指出了上述3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分别是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

他举例说:“原来琅琅上口的《游子吟》,被费尽心思地包装起来,仿佛农民家里新买了空调,室内机上颇费气力加做的木套,沾沾自喜以为是伟大的发明,其实臃肿而赘余”。

课题组还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一些文本的事实进行考证。例如,他们对课文《爱迪生救妈妈》的真实性进行了求证,委托在美国留学的学生查文献、向医学专家求证,得出的结论是:“最早的急性阑尾炎手术是出现19世纪末,最早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电灯发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经是一个40岁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没有阑尾炎手术,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在他做的有影灯下为他得了急性阑尾炎的妈妈做了这个紧急手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质疑权威是为了孩子

2009年年初,研究团队形成了一份20万余字的课题报告,《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刊发了其大部分内容。此后,课题组还将该报告的全文发布到网上。

2009年8月和9月,一些国内媒体刊发了对这项研究的报道和评论,一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刊发报道称,“最近,有20来位中国教师,指出了教材中的一些错误,掀起了一场风暴”。

谈起参与研究的动力,蔡朝阳和吕栋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孩子。他们的孩子目前都刚刚念小学。

“做这个专题之前一段时间,我正为一件事焦虑——就是儿子的上学问题。”吕栋告诉记者,“所以郭初阳提出研究小学语文时,我还是很感兴趣的。至少可以借此好好看看儿子上小学到底将读些什么玩意儿。”

蔡朝阳在综合评估文章中写道:“我搬不出大堆大堆的教育理论,无法高屋建瓴从而颐指气使。在考察全部3套教材时,我的底线在于:我是一个4岁孩子的父亲。”

而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作家叶开也表示,他对小学语文教材的关心从女儿上小学开始。

“写这些文章,我还跟我妻子商量过是否值得。我们交流后,她支持我这么做。小学语文不仅让我们自己的女儿深受其害,其他的孩子更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叶开说。

该书的策划人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阳继波告诉记者,虽然他儿子所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并不是上述3个版本的,但他在阅读了这份研究报告后,再翻看儿子的课本时,发现也有类似的感受。

“我觉得现在小学生的阅读环境和教材有些糟糕。”阳继波说,“和我们上小学时所用的语文教材相比,现在的教材是有进步,但进步得比较慢。虽然达标了,但还不能算出色。”

吕栋告诉记者,他们在研究报告刊发后发现,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的编导于爱群也当起了核查小学语文教材的义工。

于爱群在去年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采访时表示,此前她没有太关注过孩子的教材,“因为我有一种心理,认为这教材是集中全国最高级别的教育专家、最优秀的教师,经过多年实践,去粗取精,打磨出来的一套教材,又经过‘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那一定是好的,最适合这个年龄的孩子的。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相信权威,服从权威;而且那里面图文并茂,色彩绚丽,比我小时候的教科书不知道好多少”。

但当这位电视编导发现孩子的小学语文教材里有好些课文存在常识性错误时,她开始重视起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就是把教材的地位放得太高了——‘权威’、‘统一’、不容置疑。从现在教材的编写质量来看,到了把教材也从‘神坛’上拉下来的时候了。”于爱群说。

希望获得更多一线教师的关注

并不是所有的读者、包括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的一线教师都认同该书的理念。报告发布后,有网友认为课题组所批判的一些文章并无不妥之处,有些点评更是“过于夸张”。

“在学会常用字之后,小学语文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养成美好的品德。完整正直人格就是应该从小培养。现在使用的教材篇篇都离不开教育孩子,我觉得这样很好。”一位来自安徽宿州的小学语文老师告诉记者。在她看来,目前使用的(“人教版”)教材还是比较规范的,“错误什么的是难免的,谁都不能保证一点错误不犯”。

陕西西安一位有着31年小学语文教学经验的老师也告诉记者,她认为目前所使用的(“北师大版”)教材比较好,他们在使用时不会去怀疑所选用文章的真实性。

一些教师的反映令“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感到不安。

“对这些文本的批评最应该关注的是一线老师,但他们基本不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教育圈外的媒体在关注。”李玉龙说,“这可能更多源自教育理念层面的分歧。”

“书出来后,凡是自己孩子在读小学的朋友都很关切,要找书来看。”郭初阳说。

蔡朝阳告诉记者,在绍兴举行的读者见面会上,“有一位小学的女校长买了20本,要给学校的语文老师每人发一本”。在绍兴南方书店,该书已售出近百本,“算是卖得最好的书了。可见小学教育是家长们非常关心的事情。”

“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希望有更多的一线语文教师能加入会诊的队伍。用郭初阳的话说,“只有营垒内部的反戈一击,才最有力量”。

“说到底,教育是实践的工作,不是靠理论说出来的。就像种田一样,只能是袁隆平走上田间地头,断无将老农硬塞进实验室的道理。有很多老师,非常善于教育孩子,在他们的教育历程中,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孩子,目睹并参与了这些孩子的生命成长。不是学科知识,而是一个个活泼的生命在爱里彼此温暖、彼此照亮,并成为一生的守望。”团队成员童蓓蓓这样评价她的那些同伴。

不奢望教材能立刻按照我们的想法去编修

在研究报告刊发后,“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的成员也曾尝试与相关教材的编写机构取得联系。

蔡朝阳告诉记者,目前他们还没有得到相关出版社的回应。“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网站曾经挂出一个关注《爱迪生救妈妈》这篇课文的出处的文章,我看作是一个委婉的回应但没有正面驳斥我们。我们倒是很期待有回应,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掌握了唯一真理,讨论和争鸣会让问题探索的更加深入,从而让我们的教育受益。”

记者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网上论坛看到,去年9月24日,有网友在论坛里转载了媒体对研究报告的报道。10月10日,用户名为“小语”的网友回复称:“美国1940年拍过一个电影《少年爱迪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到15分钟左右的一段。”在该视频中,的确有关于少年爱迪生利用镜子反光照明的故事。

蔡朝阳说:“这本书是我们对2009年这个批判工作的一个小结,目的在于给那些关心教育的朋友提供一个思考的起点。我不认为这样做就能迅速地使我们的理念得到大家的许可,也不奢望教材能立刻按照我们的想法去编修。”

在吕栋看来,这一研究“目前最大的价值是挑起了这个话题,把公众的视线吸引到对教材真实性、美感和价值观的关注上来”。

郭初阳告诉记者,《经济学人》的报道出来后,有出版社找到研究团队,希望能请几位成员编写一套小学读本。

“阳继波先生给我打电话,约我编写一套小学读本。”蔡朝阳说,“阳继波说,‘现在你们是批判,那为什么不能自己来编一套你们觉得可以给小孩子读的书呢?’我们觉得有道理,就开始编撰。”

他告诉记者,现在这套可能被叫做“智慧树果子”丛书的小学生读本已经基本完工。“一套6本,每本都在5万字以内,是我们约了一些有能力的作者自己写的,作者有大学老师,也有媒体从业者,内容涉及世界起源、公民素质、经济常识、少儿心理等,用父子对话等方式,创设了很多具体情境,用孩子们能接受的有趣的方式,讲一些他们应该懂得的道理。”

“有人说,做事情需要先破后立,不破不立,那么如果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算是破的话,我们自己写小学读本,算是立。”他补充道。

目前,对小学语文教材的会诊可能不是“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的终极使命,吕栋表示,他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做这件事,所以也有局限,“但我们说起过,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顺着初中高中一路做下去”。

状元精神,文化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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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0-12-16
中小学教材屡受争议被指四大缺失 造假之声四起
这段时间,全国范围内关于中小学教材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

前有“鲁迅大撤退”风波,后有质疑“爱迪生救妈妈”、“陈毅探母”为杜撰内容,再有秦始皇、汉光武帝、诸葛亮等人画像太相似惹争议。近日,复原的张衡地动仪模型是否应该放在教科书里,又成为新的焦点。

一时间,中小学教材甚至被指有“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四大缺失。

该不该给名篇“整容”

10月,《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在博客上连续发文《上海小学语文恶意篡改安徒生童话》、《被小学语文教材篡改的巴金名作》,并言辞激烈地表示:“小学语文教材里大量出现的剽窃和篡改的劣质课文,比三聚氰胺奶粉还要危害深远。”

同月,一个名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的民间团体在其研究报告中说到,小学课本对入选作家原文进行修改,以致教材中的文章失去了原作的韵味。矛头直指孟郊的《游子吟》和安徒生童话改编的《一颗小豌豆》。

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教学参考书副主编朱立奇回应说,文章选进教材就必然会修改。“作家不是为了教材而写文章。文章可能会带上时代烙印和个人色彩。比如使用了不够规范的白话文等。”同时,文章入选课文还需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有时候限于篇幅、生词等方面,也会进行改动。他认为,小学生读改编的文章,并不妨碍再去接触原文,两者没有矛盾。

对此,有人指出,随意修改名著的行为其实完全可以避免。小学生理解能力浅,但可以从教师的教学目的入手,使文章既能让学生理解,又不破坏原著。

教科书是否涉及“造假”

中小学教材里的张衡地动仪其实只是个模型,不是东汉古董。11月28日,网友闫涛一条微博引起轩然大波:“这个‘古董’是上世纪50年代才造出来的。在上级有关精神指示下,王振铎根据古书描写的196个字,结合英国科学家的地震理论,设计并发明了这个张衡地动仪。由于选进了教材,国人都以为是东汉货色……”

在此之前,关于“爱迪生救妈妈”、“陈毅探母”的故事是否虚构的争论,也让人嘘吁。

教科书“造假”之声四起。什么算造假?教科书又如何求真?

针对历史教材画像之争,有网友表示,历史教科书的不严谨,折射出的是历史观的不严谨。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可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不注重知识产权的教科书,培养了我们编造、拼凑、抄袭的恶习;不求真的教科书,让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对于语文课本内容是否造假的问题,教师有不同看法。南京晓庄学院附属小学张贤老师认为,真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文学作品中的真假更是如此。为了一个正确的目标,对现实的素材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虚构,应该不能算是造假。

“教材体”是怎样炼成的

教材中的文章该怎么选?什么样的文章才会入选教材?

事实上,教材编写者考虑更多的是语文知识体系和其他诸多非语文、非教育的因素。编辑课文,要考虑语文教学的生字、词语、造句,难易度、字频等一系列问题。

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周益民举例说,一些教材的编写非常严格,规定每篇文章字数不允许超过多少,甚至连在哪篇课文中必须出现哪几个生字都有规定……重重限制之下,再好的文章也就慢慢走样了。因为这样的创编,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教材体”。

“如果选的是文学文本,我完全反对教材体的选用。”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李庆明认为,语文教材编写需要打破框框,让具有语言创造力的人能够把自己的好作品放到语文教材里来。李庆明表示,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语言发展规律,需要找到合适的文体来对应。就目前比较流行的几套教材来看,整体质量上都存在着短小轻薄的问题:篇幅上短小,思想性、艺术性上轻薄。

那么目前的教材是否会有改动?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编辑室的工作人员透露,按照教育部的进度,现在正在等待新课程标准出台。目前,他们正在做一些前期的资料收集工作,对国内外教材进行比较;结合语文教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做好编写前的理论准备。此外,小学语文编辑室的工作人员还到教材实验区进行调研,倾听一线教师的建议。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做拯救民族文化的细节工作,我快乐。
离线北京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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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1-01-10
小学语文是怎样忽悠孩子的?


自 序

  我写这本书是受了一个偶然因素的触发。我是1963年出生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文革”时期。我学的小学语文课文可以说95%以上是文字垃圾,所以我从上了初中以后再也没有看过小学语文。我儿子是1997年上小学的,因为儿子在小学的时候语文成绩较好,从来不用我辅导,所以我也没有仔细看过他的语文课本。有几次我大体翻了一下儿子的语文课本,看到图文并茂,印刷精美,就以为比我学的小学语文课本好多了,所以我一直不了解小学语文。2010年9月20日,南京的一个小学语文老师通过我的网站公开信箱给我来了一封信,她写了一篇批评小学语文的论文,恳请我指点一下。我没有看论文,就给她回复:“我不了解小学语文,又一时找不到小学语文课本,所以不敢妄谈。”她立即给我回信,告诉了我几个有小学语文电子课本的网站,又谈了很多小学语文的重要性,还赞美了我一番……我感到盛情难却,就认真看她的论文。我一边看论文,一边仔细查看电子课本原文。我看完论文以后很惊讶!因为现在的语文课文中的一些毛病居然与我学的小学语文的毛病完全一样!于是我十分认真地给她写了一封回信,直言不讳地谈了我的看法。她很快又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说:“看了您的回信很激动……三聚氰胺毒奶毒害了很多娃娃的肉体,小学语文中的很多垃圾课文又在毒害着孩子的心灵,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高水平的作家、学者真正关注小学语文存在的严重问题。很多人以为小学语文很简单,但事实上小学语文牵扯到的知识面很广,一般的小学语文教师和知识面狭窄的作家、学者很难写出系统的有力度的批评文章。比如说,我虽然教书多年,虽然已经发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我的文才、知识面、看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语言表达能力等与你想比,差的太远了,这是我的真心话。我每当面对那一双双天真无邪的眼睛,每当给他们讲垃圾课文的时候,就有一种犯罪的感觉,但是我又没有能力用恰当的语言直截了当地指出课文的毛病,更害怕遭到学校和上级领导的误解,所以只好按照教学参考书的要求将错就错糊弄孩子。尊敬的姚老师,我研究过不同时期的小学语文,我发现不同时期的小学语文有一些个共同的特点,其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用一些虚假故事蒙骗孩子。小学语文毒害了中国(大陆)的一代又一代的孩子的幼小的心灵,造成了终生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当今的中国大陆早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严重的人文精神的危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小学语文的罪过!很多童年的记忆是终生难忘的,我学的小学语文就常常引发我极其痛苦的回忆,我坚信您的大脑里肯定也保存了很多对小学语文的记忆,很多的垃圾课文也肯定会引发您的诸多痛苦的回忆。事实上,任何还有良知的人都会有诸多痛苦的回忆。姚老师,我仔细研读了您的《父亲的责任——我的育儿教子回忆录》等著作,还浏览了您的网站上的一些作品和文章,感觉您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学识渊博的作家,也是有独立思想的学者,所以对您很钦佩。为了挽救正在惨遭小学语文污染的‘祖国的花朵’,我代表全国的小学语文教师和小学生的家长,以我一个人的名义,恳切请求您拿出一些时间,仔细研究一下目前使用最多的三个版本的小学语文课本(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然后写一本系统批评小学语文的专著。事实上初中、高中的很多垃圾语文课文也在毒害着中学生,如果您开了系统批评小学语文的先河,可能会引起很多作家、学者的效仿,那可能就会对中小学语文的改革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个老师的肺腑之言令我十分感动,虽然有些溢美之辞令我汗颜,但是激发了我的社会责任心,我决定立即写一本批评小学语文的书。

我一边仔细阅读三个版本的每一篇小学语文课文,一边作记录,然后整理记录,列出了一个写作提纲。我在考虑书名的时候居然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忽悠”这个词。

  坦率地说,我虽然看了不少书、报、刊,但是在2001年之前,我好想在一本刊物上见过一次“忽悠”,当时不很明白确切的意思,就查《新华词典》,但是没查到,原话大概是“把房子震得直忽悠”,所以我估计“忽悠”大概是晃动的意思。平日也没记得有人口头上用“忽悠”这个词。2001年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看了赵本山演的小品《卖拐》,才第一次见识了“忽悠”。2002年春晚赵本山又忽悠《卖车》,于是“忽悠”成了家喻户晓的时髦名词,于是有很多人在口头和书面语言中经常使用“忽悠”了。我虽然在口语中偶尔也使用“忽悠”,但坦率地说,我说不清楚“忽悠”的确切含义,因而我从来没有在书面语言中使用过“忽悠”。

  我发现近年来“忽悠”在网络文章中使用率比较高,就决定在网上查看一下“忽悠”这个词的含义,于是在百度中输入“忽悠”检索,发现百度百科中对“忽悠”做了许多种详细的解释。我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和自己的理解,归结起来“忽悠”主要有6个方面的意思:①欺骗、蒙骗的意思。②设圈套、误导、胡乱诱导的意思。就是利用语言,巧设陷阱,引人上勾,叫人上当。③胡说、睁着眼说瞎话的意思。④嘲弄、戏弄、耍弄、搞笑、恶搞、闹剧、恶作剧的意思。⑤吹牛、吹嘘、煽动、鼓动的意思。⑥劝说、教育、怂恿、教唆的意思。⑥谎话、假话、大话、空话、假大空的意思。“忽悠”真是一个有趣的多义词啊!

  我回想我学的小学语文对我的心灵和智力的严重伤害,斟酌了一会,觉得用“忽悠”这个有趣的多义词表达小学语文对孩子的心灵和智力的毒害最恰切,于是决定将书名定为《小学语文是怎样忽悠孩子的?》

  坦率地说,我从前对小学语文的认识很肤浅,在南京那个小学语文老师的提醒下我才认识到了小学语文的重要性。在小学阶段所学的知识虽然比较浅显,却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小学阶段的教育处于儿童思想教育的启蒙时期,是一项奠基工程,也是多元教育中最基础的教育之一。而小学语文则是重中之重,基础之基础。因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信息交流工具,是学好其他课程的基本前提,对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就是说,小学语文对人的一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在小学阶段特别单纯、天真,特别迷信老师,迷信课本。事实上,任何时代的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小学语文教材不仅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识字、认知等基本能力,还有利于培养孩子的人文精神,有利于让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相反,劣质的语文教材会给天真无邪的孩子产生误导,会使幼小的心灵和智力受到严重毒害,甚至会使很多孩子的心理产生严重变态。我们那个时候的小学语文充满的是荒唐的无耻的谎言,所以给我们的幼小的心灵产生了严重毒害。现行小学语文课本虽然比我们那个时候的课本好了很多,但依然存在很多毛病,这些毛病正在对现在孩子的心灵和智力产生着严重伤害。教育孩子既是一件家庭大事,又是一件国家大事,还是一件关系中华民族未来的大事。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公民,作为一个有点社会责任心的作家(学者),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指导小学生(及其家长、老师)了解现行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突出的毛病,以减轻这些毛病对现在和将来的孩子的心灵和智力产生的伤害。

  目前的小学语文中存在的突出的毛病主要表现在7个方面:①选编很多无聊的虚假的儿歌、童话、故事愚弄孩子。②选编一些表达陈旧、落后的道德观念的垃圾课文误导孩子。③选编不少不符合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的拙劣课文蒙骗孩子。④许多课文存在科学性的错误。⑤许多课文违背了客观现实,违背了现代科学理念。⑥许多垃圾课文没有注明作者,不知道是编辑杜撰的,还是剽窃加篡改的。⑦将一些名家的经典作品篡改得面目全非。另外,很多课文还存在用词不当等毛病。

  该书选择了74篇毛病突出的小学语文课文进行了剖析。为了便于剖析,该书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怎样忽悠动物的;第二部分、怎样忽悠孩子的;第三部分、怎样忽悠名人的;第四部分、怎样忽悠母亲的;第五部分、怎样忽悠作家的;第六部分、怎样忽悠其他的。剖析主要包含五方面的内容:课文原文、忽悠类型、学习目标、对学生说、对编辑说。有的课文还对家长说,有的还对老师说,有的还对对作者说。这74篇课文仅仅是“毛病课文”的一少部分,我剖析这74篇课文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引导中小学生及其家长、老师掌握鉴别、分析各类“毛病课文”的方法,最大程度地消除“毛病课文”的危害。二是,给小学语文教材编写、出版以及宣传、教育部门的有关领导敲一下警钟,为了我们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希望能尽快改正毛病,改革教材。三是,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这种方式呼吁社会各阶层的有识之士关注小学语文存在的严重问题。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学生家长、小学语文老师、有关领导、作家、学者关注小学语文存在的严重问题,关注小学语文对孩子的心灵和智力产生的严重伤害。

  该书主要读者对象是中小学生及其家长、老师。对已经遭受了小学语文毒害的中学生来说,该书就是解毒的良药;对小学生来说,该书是预防中毒的坦诚的告诫。我希望中小学生的家长和有社会责任心的语文老师能引导孩子读该书。该书还供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和研究的老师、小学语文教材编辑、教育和宣传部门的有关领导参考。三年级以下的孩子认识的字词较少,又不会查字典、词典,但是我觉得用三年级以下的学生都认识的字词又很难表达我的意思,所以该书仅适合四年级以上的学生直接阅读,所以希望三年级以下的学生家长及老师将我对学生说的话念给孩子听。

  在这里特别说明两点:①我分析的人教版的课文比较多,但并非说明人教版的教材最差,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人教版的教材使用的最多,所以我下的功夫多一些。二是,人教版的很多课文也出现在苏教版和北师大版中,有的是原文照搬,有的是更换了题目,有的是做了很小的改动。所以我对这一类课文只分析了人教版的,不再分析在苏教版和北师大版中重复出现的相关课文。②该书中所有的插图都是从网上搜集的。

  笔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若该书中的某些观点有不妥之处,敬请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11年1月于山东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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