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谭嗣同为何敢于从容赴死：与谭嗣同的“仕侠”情结有关；谭嗣同儒家的“酬君”思想有关；谭嗣同认同佛家的“轮回”之说有关。
本文摘自《辽河》2006年第11期，作者：良木，原题：谭嗣同从容赴死的心理探微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高呼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铿锵之语，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与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斩于北京菜市口法场。这意味着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纵观整个戊戌变法，其实谭嗣同保全性命，全身而退的机会比谁都多。他完全可以不死，可以像
康有为、
梁启超那样跨海东渡到日本避难，但他决然放弃了一切生的机会，从容赴死。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在支持他以身家性命血染维新呢？当代很多专家和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但是各有说法，一直没有达成一致。就我个人认识从以下几个方面斗胆微探一下。
其一，这与谭嗣同的“仕侠”情结有关。谭嗣同好谈兵法，善于剑术，作风血性义气，敬重草莽英雄，平素喜欢结交豪侠。当时的京城名侠大刀王五和拳士胡七就是其中的两位，谭嗣同不但和他们成为了朋友，还师从两位侠士学了昆仑派的武术。如果他不参与政事，或许会如同他的两位武学师父一般，成为一个仗剑江湖的侠客。在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日本使馆方面表示可以为谭嗣同提供“保护”，谭嗣同坚持不受并傲然宣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的这种“仕侠”情结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他从容赴死的豪气，但其视死如归的气概绝非出于江湖之勇。如果说谭嗣同走上菜市口之前还有什么牵挂，那也就是后人们是否为他的鲜血所激励了。在刑部狱中他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写道：“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古人有云“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谭嗣同就是如此的大侠，让人身居现在，而尚能为百年前的他所动容。
其二，这与谭嗣同儒家的“酬君”思想有关。谭嗣同自小便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十岁便拜当地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之后又深受王夫之的儒学思想所影响，继承了王夫之的儒家思想并加以发展，儒家的思想可谓深入骨髓。但谭嗣同对君主专制持反对的态度，在他的著作《仁学》中明确指出：“君主之祸，至于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任受。”“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从这点看谭嗣同决非“忧道不忧贫”沉迷于忠君的传统儒生。因而我这里用“酬”而不用“忠”，在他看来身为傀儡的
光绪皇帝能在清王朝大厦将倾民族水深火热之时，委任他参与变法，可谓为明君。在维新强国方面是志同道合，可谓为知已。“士为知已者死”在深染儒学思想的谭嗣同身上便显得非常自然。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临朝“训政”，下令逮捕维新派。大势已去，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出走日本。谭嗣同执意不肯，他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可见谭嗣同决定以死来酬谢光绪皇帝。
其三，这与谭嗣同认同佛家的“轮回”之说有关。谭嗣同虽接受佛学很晚，但佛学对他影响却很大。尽管他只想从佛学那里撷取思想养料和激活精神动力，来完善强化己身的人格。但他特别服膺佛门的坚忍、无畏、雄强刚猛精神，并以之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为了一个既定远大的理想目标，可以舍弃一切，乃至生命。他在《仁学》中写道：“佛则曰‘轮回’，曰‘死此生彼’……知天堂地狱，森列于心目，必不敢欺饰放纵，将日迁善以自兢惕。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此以杀为不死，然己又断杀者，非哀其死也，哀其具有成佛之性，强夭阏之使死而又生也。是故学者当知身为不死之物，然后好生恶死之惑可怯也”。因而在变法失败后，怀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华严宗思想慷慨地走上断头台。
不管死前谭嗣同的心境如何，他的死是为国家大义而死，激励着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的振兴而前仆后继。他都将成为后人仰视的伟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