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孙中山被成为民国国父，国共两党共同推崇的政治人物，但是国父大人并不像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白璧无瑕，事实上，孙中山的一生充满了争议，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他的第一个争议性事件--由中日盟约引发的对他与日本关系的探讨。
时代背景:刺宋案发后，孙中山一口咬定是袁世凯所为，起而讨袁，但因国民党内意见不一，处置软弱，被袁世凯一股荡平，孙中山流亡日本，而有关于他跟日本关系的争议同样就是出现在这段时间。
关于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的那段经历，史家向来讳莫如深，中国历史上向来有为尊者讳的习惯，因此，我们不妨认为，国民党为了维护他们的偶像，不得不将这段经历草草带过。当然，大凡中国历史上重量级的历史人物，总有一段经历会被史家有意无意的忽略，比如说，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事变把亲兄弟杀了个精光后是怎么让他的老父甘心退位当太上皇的；又比如说，为什么赵光义就能颠覆中国传统的传位习惯，让父传子变成兄传弟；从以上二例可知，如果某个伟人的履历表中有一段含混不清，那么我们基本就可以断定这段履历必定有损于伟人形象，需要粉饰和谐。因此，为什么史家要对孙中山这段经历遮遮掩掩呢？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因为这段经历实在和孙公优质偶像的定位不搭调。
关于孙中山这段旅日史，可以说是流言蜚语满天飞，为此史家不得不多方辟谣，以此维护孙中山国父的伟岸形象。在这些充斥着对国父恶毒攻击的流言中，其中有一条让史家实在找不出个办法来厘正，只能搬出“为救国而卖国”这样的惊天奇谈，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中日盟约》。关于这条密约，各地学者的态度颇值得玩味，日本学者当然是抓住不放，疯狂炒作；而台湾学者则目不斜视，耳不旁听，就当没这回事；大陆学者则拼了命的质疑否认。这段公案目前的态势是，日方坚持认为有据可查，白纸黑字还有签字印章，你们休想抵赖；而中方则是想尽办法来证伪，非得请些专家来把签字印章的可靠性给否了。中国人都好面子，你说一个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都被吹捧备至的精神偶像如果染上了这样的历史污点，那我们在日本人面前还抬得起头吗？所以，个人非常支持中国学者的态度，咱就算明白单纯证伪这纸密约没啥大用--日方还有很多孙中山的类似记载，但事关国格体统，咱也就只能泼妇一回了。
不过话说回来，对外我们可以采取一概全否的态度，对内我们可不能就当个鸵鸟，想着把头埋进沙子就可以不管不顾了；本着严肃的历史态度，我们必须对此事有个相对客观的说法。当然，我个人很反感某些人非得让孙中山这种行为合理化，还拿出个“为了救国而卖国”的奇谈怪论，如果这都能成立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说当年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出卖给契丹也是“为了卖国而救国”？中国史学界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后世政权喜欢把前代政权贬得一文不值，最典型的就是唐朝对隋炀帝的恶意诋毁，我们说杨广虽然丢了天下，但他也是个有雄心有抱负的皇帝，不能因为他失败了，就把他说成是跟胡亥这样指鹿为马的白痴皇帝是一路人吧。国民党编的史书也不含糊，把袁世凯写成了个卖国求荣、罪大恶极的混蛋，因此我们有些史家才有了曲线救国的谬论，同志们，袁世凯纵有千般不是，但最起码也不卖国吧，那么孙中山凭什么就可以为了反袁而出卖国家主权？如果说是曲线救国，我们要问，推翻袁世凯就是救国？说句大不敬的话，我党统治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呢，那是不是某些阴谋家就可以打着这个曲线救国的旗号出去寻求友邦支持了？那也叫曲线救国是不是？
所以，如果孙中山确实存在跟日方勾勾搭搭的状况，那么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孙中山都必须受到严厉的批评。我们看历史要一碗水端平，一视同仁，不能因为这个人名声好，偶像派，就要硬是把他树成高大全的典型，同志们，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我们的历史观不能老是停留在几千年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必须很遗憾的说，即便我们把《中日盟约》证伪了，恐怕也不能否认孙中山为了寻求日方支持而多方告贷这个基本事实--从日本的记载来看，孙中山跟日本关系暧昧那是从反清时期就开始的。因此，孙中山跟日本的瓜葛是无法否认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孙中山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现在很多人之所以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拐不过这个弯来，是因为在传统的印象里，孙中山似乎是个无可辩驳的毫无瑕疵的革命者，是个理想主义的偶像，而中国人的偶像一旦形成，就最难自我颠覆。但是我们要说，孙中山这个偶像归根结底还是个政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孙中山的行为--我们暂且不从道德角度考虑--是很正常的。大家想，孙中山这样的反政府头目，一没钱二没枪，好不容易攒点人也不定能听他的，那你说他不去疏通下关节，上哪去实现其政治目标？因此，不管孙中山这种行为道不道德，最起码，这是个穷极无奈、困窘到家的失意政客所会出现的正常举动，也大可不必妖魔化。
中国的史书造了太多的神，也造了太多的魔，唯独没有用人的眼光去看问题，因此才会出现袁世凯和孙中山这样在历史评价上的巨大落差，实际上，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不管他们的政见是帝制也好，民主也罢，说到底，他们也就是个政客，也必然拥有一般政客的特点。而评价一个政客，本来就很难用道德标尺来考量，在这个以命相搏的舞台上，只有敢于摒弃道德的人才有最大的生存可能。以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而论，实际上袁世凯也不想不忠不义，但是袁世凯已经被求援的谭嗣同拖下了水，要保住性命，就只有告密一途，这就是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么政客是不是啥都能干，无所顾忌了呢？我认为，虽然政客的道德体系与常人不同，但是至少有一条底线是不能突破的，那就是投敌卖国。那什么是卖国呢？这就跟法律上认定强奸一样，有未遂既遂等等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但总体来讲，只要是为了个人目的而进行以国家利益为抵押的政治交易，都属于卖国的性质，不管最后成没成，道德上已经不容置辩。
孙中山的这段公案，我认为大可以引申开去，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中国历史长期以来畸形的史观才造成了如今无法正确估量这样一件历史事件。正确的史观应该是因事而人，而不是我们长期采用的因人而事；所谓因事而人是指通过史实的累积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而所谓因人而事是指在给人草率定性的前提下去找出符合要求的史实。任何历史人物都有其多面性，因此也需要给出一个多面的评价，一个普通人尚且有复杂的性格，更何况是那些纵横驰骋的历史人物？因此，我们必须从脸谱化的人物评价中跳脱出来，从多角度多层次来评判一个人。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偕参赞小幡、书记官高尾在北京怀仁堂觐见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直接递交了企图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101页）日置益狂妄地对袁世凯说：“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也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中日两国的亲善关系加强，日本政府希望贵大总统高升一步。在商谈中，请贵大总统严守秘密。”（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83年3月第二版，第293页）正当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围绕“二十一条”开展争斗之际，孙中山得知此事，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行动。其中的重大举动之一就是：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与日本人签订了所谓的《中日盟约》。
由陈锡祺先生为主编、由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邱捷、桑兵、李吉奎、段云章、林家有、郭景荣、周兴梁七位学者合作编撰、由中华书局1991年8月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在该书“编后附记”中说：“《孙中山年谱长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由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承担，得到国家教育博士基金和广东省高等教育局科研基金的资助。”（《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136—2137页）
《孙中山年谱长编》写道：
“现发现之《中日盟约》所标日期为是日（即1915年2月5日），亲笔签字盖章者：中方为先生（即孙中山）与陈其美，日方为前满铁株式会社理事犬冢信太郎和满铁社员山田纯三郎。中、日文一式两份。中文标《中日盟约》，日文标《日中盟约》。用毛笔书写，蜡封后盖有封印。中文原文如下
中华及日本因为维持东亚永远之福利两国宜相提携而定左之盟约。
第一条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
第三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
第四条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第五条相期中日经济上之协同发达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
第六条与前项同一之日[目]的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第七条日本须与中华改良弊正[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
第八条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之国家。
第九条日本须赞助中华之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事业。
第十条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
第十一条本盟约自签订之日起拾年间为有效依两国之希望更得延期。
中华民国四年贰月五日即
大正四年贰月五日作于东京
孙 文 印
陈其美 印
犬信太郎 印
山田纯三郎 印
作为日方签定此盟约之主要代表犬冢信太郎（1874——19 9）佐贺县人，实业家。1890年后在三井物产公司任职。1906——1914年任满铁理事，他同先生、陈其美、戴季陶等革命党人关系密切，支持山田纯三郎等参与革命党人方面之活动。他对于日俄战争时任东乡元帅参谋长的秋山真知将军以及外务省政治局长小池张造表示：‘如果孙文有什么计划的话，就要给予援助。’其第一步即支持革命党人刘大同、蒋介石、陈其美等在东北活动，曾交几万元给山田纯三郎，嘱‘到上海去作准备’，并将30多万经山田转给先生。（山田纯三郎《支那革命和我》，载日本《协和》248——249号）
上述盟约在是年3月出版的《民族评论》揭布。但当时外界似有所闻。1915年2月15日发行之上海《正谊》杂志，卷7号登载林虎、熊克武、程潜、李根源等给报馆函中，一则表明他们停止革命、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另则含蓄指责：‘然借异虐同之举，引狼拒虎之谋，前为天良所不容，后为智计所不许。’”（《孙中山年谱长编》第933—9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