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及其哲学l思想
程颐简介 程颐24岁时曾在京师（今河南开封繁塔之左）授徒讲学。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偕兄于嵩阳讲学。元丰元年（1078）知扶沟县，“设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元丰五年，文彦博将其鸣皋镇（今河南洛阳伊川县境）之庄园赠给程氏，乃自建伊皋书院，讲学其中几达20年。同程颢一样，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圣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圣人以天地为心，“一切涵容复载，但处之有道”，因此，教育必须以培养圣人为职志。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以伦理道德为其根本，“学者须先识仁。仁者蔼然与物同体，义、智、信，皆仁也。”《宋史》称他“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南，而达于‘六经’”。
教育以德育为重，强调自我修养，其途径为致知、格物、穷理。“致知则智识当自渐明”，致知乃在穷理，即尽天理。致知的办法是“格物”。“格，至也”，“格”是内感于物而识其理。“耳目能视听而不能远者，气有限耳，心则无远近也”，因此认识事物的关键乃在“心”。心“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故致知重“内感”而不重外面事物。在学习方法上，强调求其意，“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
另外，主张读书要思考，“不深思则不能造其学”。或曰：“学者亦有无思而得其乎？”其教育主张和思想对后世教育影响极大。后人曾在他讲学之地设书院以为纪念，如河南嵩阳书院、伊川书院等。另外，全国各地亦有纪念他之书院，意在追踪继轨，以示其思想绵长。其著作被后人辑录为《河南二程全书》、《程颐文集》、《易传》和《经说》。
程颐 典故 程颐程颢、程颐兄弟俩都是宋代极有学问的人。进士杨时，为了丰富自己的学问，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跑到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虚心求教。后来程颢死，他自己也有40多岁，但仍然立志求学，刻苦钻研，又跑到洛阳去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
于是，他便和他的朋友游酢(音zuò)一块儿到程家去拜见程颐，但是正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坐着假睡。这时候，外面开始下雪。这两人求师心切，便恭恭敬敬侍立一旁，不言不动，如此等了大半天，程颐才慢慢睁开眼睛，见杨时、游酢站在面前，吃了一惊，说道：“啊，啊！他们两位还在这儿没走？”这时候，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了，而杨时和游酢并没有一丝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后人将此事称为“程门立雪”。
程颐 个人学说 程颐——个人著作程颢与程颐一起，创立了“天理”学说。程颢曾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理”因此成为二程哲学的核心，宋明理学也就从此得名。二程兄弟所谓的“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则，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它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这就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中国上古哲学中“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现在开始用“理”来代替了，这是二程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
在程颐的哲学中，对孔子的“仁”学有新的发展。他认为，“大抵尽仁道，即是圣人”。又说：“学者须知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他把先秦儒家“仁学”所强调的爱人、博施济众、克己复礼等，进一步发展成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认为前者还只是仁的“用”（表现），后者才是仁的“体”（根本）。这一思想与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有相通之处。
在修养方法方面，程颐提出了“定性”的理论。所谓“定性”实际就“定心”，即如何使人做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他认为，要使内心平静，不受来自外部事物的干扰，就应该虽接触事物，却不执著、留恋于任何事物，“内外两忘”，超越自我。这一“定性”的理论，是程颢发挥了孟子的“不动心”思想，也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心理修养经验后而成的。
程颢和程颐的思想，人们一般统称为二程之学，实际上两人的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程颢比程颐更注重个人内心的体验。有的学者认为，程颢的思想是后来陆九渊“心学”的源头，程颐的思想则后来朱熹“理学”的源头。程颢一生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他的讲学语录及一些书信，诗文，被后人与程颐的著作合编在一起而为《二程全书》，今有校勘标点本的《二程集》。
程颢、程颐兄弟，思想体系同中有异。二程将易学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伊川易传》为义理易学诠释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程氏易传》是伊川易学的精华，它继承了王弼义理派易学传统，将儒家解《易》推阐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是集义理派著作之大成，并对朱熹易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王弼易学是魏晋玄学、易学兴起的重要标志，那么，程氏易学则实现了由王弼易学道家化、玄学化的义理向儒家义理的转变。
程颐 学术影响 《二程集》程颢、程颐的思想及其洛学学派程颢、程颐兄弟（一般简称二程）开创的洛学学派，是北宋时期影响最大，也是最为典型的理学学派。
张载的思想学说，对二程思想体系的构造和发展影响很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创见，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其天理论上。二程把“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基本内涵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理”是宇宙的终极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的存在。
第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则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总称。
第三，“天理”也具有事物特性及发展变化规律的意义。
这样，张载以物质状态的“气”为宇宙本原的本体论就被否定了，精神性的“天理”就在理学体系中被确立了最高本体的地位。
二程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的区别。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在至善无疵的；后者则是气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使“理”受到“气”的侵蚀，产生弊端，因而具有恶的因素。
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质特征，恶则表现为人的不合节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称之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
二程在其“天理”论的基础上对《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进行了新的阐释，形成他的认识论。二程还以其“天理”论发挥孔子“克己复礼”的命题，提出了自己的修养论。
总之，二程的理学思想体系，是北宋时期理学初创阶段比较典型的形态，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轮廓，为朱熹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具体到二程各人，他们的思想尽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学术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异的。程颢认为万物本属一体，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发明本心，自觉达到与万物一体，因此较多地强调内心静养的修养方法，不大重视外知。后来的陆王，大致沿着程颢的理路，发展为心学。而程颐则主张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穷理，格物致知，较多地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后来的朱熹，大致沿着程颐的理路，发展为纯粹的理学。所谓的“程朱理学”，实际上主要指的是程颐和朱熹的理学。当时有许多人追随二程学习，尤其是程颐弟子很多，主要有谢良佐、游酢、吕大忠、吕大临、吕大均、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邵伯温、苏昺等（其中三吕与苏昺原为关学学者），形成了著名的洛学学派，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庞大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程颐 个人评价 程颐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创立者之一。字正叔。河南洛阳人。学者称伊川先生。十四五岁时，与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在游太学时，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主管太学的胡瑗惊异其才。王安石当政时，未被起用，与兄程颢在洛阳讲学。司马光执政时，被荐为崇政殿说书，与修国子监条规。在为哲宗侍讲期间，敢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声名日高，从游者日众。其后，程颐因反对司马光的新党执政而被贬，任西京国子监守。不久削职，被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程颐在被贬期间，完成著作《周易程氏传》。徽宗即位，得以赦免，但不久又受排斥，遂隐居龙门，遣散门徒，不久病死于家。至南宋，追谥正公。在哲学上，程颐与程颢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为世界本原。程颐认为，理是创造万事万物的根源，它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上。他认为，道即理，是形而上的，阴阳之气则是形而下的。离开阴阳就无道，但道不等于是阴阳，而是阴阳之所以然，“所以阴阳者，是道也”。他明确区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以形而上之理为形而下之器存在的根据。他又从体用关系论证了理和事物的关系，认为理是“体”，而事物是“用”。程颐承认事事物物都有其规律，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万事万物之所以然，都有其理。他进一步认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天地间只有一个理，这理是永恒长存的。这样，他就把事物的规律抽象化、绝对化，使之成为了独立的实体。程颐承认每一事物发展到一定限度，即向反面转化。他说：“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
他还提出物皆有对的思想，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这反映了他的辩证法观点。关于人性问题，程颐以为人的本性，即是人所禀受的理，于是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他认为，性无不善，人所以有善与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才是由气而来的，气有清浊不同，故才也有善与不善之分。只讲本然的善性，不能说明人何以有恶；只讲气禀之性，则不能说明人性本善。程颐论述为学的方法时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说。认为格物即是穷理，即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所谓豁然贯通，就可以直接体悟天理。他所讲的穷理方法主要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等。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程颐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程颐的哲学，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命题，对宋明哲学发生了很大影响。虽然二程都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但程颢是以心解理，开了以后陆王心学一派。程颐一般是把理与气相对来论述的，开了以后朱学一派。程颐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程氏传》，还有《遗书》、《文集》、《经说》等。他与程颢的著作，明代后期合编为《二程全书》。有中华书局校点本《二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