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溯源）丁征宇：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十次文化大革命
说起文化大革命，人们自然会想起由毛泽东主导的文化大革命，因为许多人都经历了这场革命，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这场文化大革命被后人称之为“文化浩劫”。但是，文化大革命并非毛泽东独创，他只是借鉴了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在他之前的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发生过著名的九次文化大革命，加上他主导的这一次，总共有十次著名的文化大革命。
第一次，周公领导的“礼仪文化大革命”。儒家的创始人，人们一直以为是孔子，其实非也，孔子只不过是儒家思想的鼓动者和传承者，也是儒家思想发扬光大者，真正的儒家创始人为周公。周朝建立之后，统治阶级逐渐懂得要想让天下老百姓服从他们的统治，从而让统治阶级一直成为统治者，万古长青，光靠武力是不行的，必须要从思想上加强统治，要让老百姓知道“王侯将相”是有种的，从而接受统治和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现实。当时的统治阶级正是出于这种想法，由统治阶级中的英明者主导了这种想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周公（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就成了主导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他在文化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制定了典章礼仪，主要包括在《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中，包括了人们要遵守的法律、习俗、道德，这三篇公告贯穿了一个基本思想是安定殷民，不给殷民一个虐杀的形象，处罚要慎重，要依法从事。至于改造陋习——酗酒，一是限制，二是引导，三是区别对待。做为统治者，要勤勉从事。可以说，中国人后来的风俗习惯和道德操守主要来源于这三篇文告。
正是由于周公主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上到下发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使得周朝的统治得到了巩固，从而也使得中国的历史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直到今天，这种文明还在发挥着作用。
第二次：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周朝末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统治影响日渐衰弱，各地诸侯纷纷争雄，相互吞并，战争在中国大地上天天发生，然而，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文化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各种思想、主义在中国大地上都有自己的生存土壤，并且都影响深远，如孔子、孟子主导的儒家思虑、老子、庄子主导的道家思想、墨子主导的墨家思想、韩非子主导的法家思想、孙子主导的军事思想等，各种思想真正达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地步。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在周公思想的影响下，各地诸侯为了各自利益着想，各种民间的文化、思想、主义才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是从下到上、上下结合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有力的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从而，为中国以后统治者选取哪种思想作为统治人民的文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第三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法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其他思想还在影响着秦朝的统治，尤其是在民间的影响深远，秦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让老百姓从此臣服秦朝的统治，秦朝统治者从此世世代代统领中国，发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称之为“焚书坑儒”，把议论、攻击秦朝统治的人和书通通封杀，并活埋了460多名方士和儒生。
秦始皇主导的“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文化浩劫，是一场从上到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文化带来了摧毁性的后果，中国的以前历史出现了断层，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史带来了困难。
第四次：汉武帝推崇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朝初期，统治者推行无为而治，在这种思想的统领下，各地诸侯经常起来反抗，为了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加强中央集权的领导，汉武帝即位后，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政治的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汉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当时的儒生董仲舒顺应了历史潮流，提出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思想，被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学者易白沙曲解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合汉武帝心意，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
汉武帝推崇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最深远意义的一次文化大革命，他是一场由上面引导，下面迎合的上下结合的文化大革命，从而使得中国道德观念从此深入人心的一场大革命。
第五次：隋唐推行的“科举制”。隋朝大业元年，推行科举制，但隋朝历史太短，真正盛行是在唐朝，正是因为隋唐推行科举制度，尤其唐朝的皇帝喜欢文学，并经常举办现场作文的活动，使得中国在唐朝时代出现了文学的高峰，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文学的发达以极在世界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唐朝这个伟大的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集中涌现在唐朝，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其实与统治阶级推行的科举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文章写得好与否，是能否进入上流社会的一个标准，也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标志。另外，绘画、书法、科学技术等方面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期。
正是因为隋唐推行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文化革命的里程碑，科举制度从此在中国的大地上盛行，而且一直盛行到现在，虽然科举内容历朝历代有所不同，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这种形式让底层老百姓能够进入上层社会，并以此为标准作为选拔人才的一种显示公平的标志，这样让最底层老百姓看到了希望，让社会能够稳定。
第六次：宋太祖赵匡胤推行的“杯酒释兵权”。宋太祖赵匡胤太得天下之后，“杯酒释兵权”是古代皇帝的一种创新，虽然他怕的是武将兵权太大夺取赵家天下，但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理念在他脑海作祟，因此他推行文官治国治军理念，当然，科举制度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尽情的发挥，所以，文官当道是宋朝的一大特色，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欧阳修等宋朝杰出的文学家，无不以文为先，有的甚至成为宋朝的宰相，成为那个时代文人的典型代表，也是宋朝文人的希望所在，所以，宋朝三百年的历史，虽然长年受到国外侵略的屈辱，但也苟且三百年，无不是文官治国理念的结果，纵使岳飞千般威武，也奈何不了文官的口诛笔伐，最终丢了卿卿性命。即使宋朝风雨飘摇，也不妨碍文人用功作文，所以，宋朝又是中国历史上文学兴盛的一个大好时代，各种学派在这个时期都得到了尽情的展现，陆游等的忧国忧民；苏轼、辛弃疾等的豪放；李清照、柳咏等的婉约；王安石、欧阳修等的诗文兼收无不是那个时代文化特征的体现。
宋太祖赵匡胤推行的“杯酒释兵权”，虽然让文人得到了超常的发挥，也让文人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文人误国又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最好的解释，从而也证明，一个朝代，单纯依靠文人或武将都是行不通的，必须是都要重视，量才为用，才能让一个国家强大。
第七次：朱元璋推行的“理学”。朱元璋虽为农民出生，但当上皇帝之后，却要耍文弄墨，假装斯文，尤其要讲究礼仪，并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朱熹攀上亲戚关系，自然要推崇理学，而朱熹的所谓理学与北宋的二程推崇的理学都是儒家学说的升华，将儒家学说更加严格的应用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尤其对妇女行为的严格限制到了用到了极致，所谓的“三从四德”、“妇女贞操论”等观点就出于他们的笔下。朱无璋自称是朱熹的后人，当然视为珍宝，悉数拿来用于他的统治，
儒家思想发展到明朝推行的“理学”，可以说与孔子推行的儒家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许多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但理学又是儒家思想的升华，只不过注重了儒家思想的糟粕，而没有汲取其精华，是中国文化的一大退步，中国以后几百年的思想道德观念从此开始发生了变化，对人性的禁锢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八次：清朝前期推行的“文字狱”。“文字狱”实际在每个朝代都有发生，即使在共和国的今天，我们也并不陌生，但真正运用到极致的当然是清朝前期皇帝推行的“文字狱”。清朝作为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对于中原文化自然比较敏感，尤其是那些反感清朝的人，把反感的情绪放在文章里发泄，作为清朝的皇帝自然看到了这种现象，并且认为危及自己的统治，所以，大力推行“文字狱”就成为了必然，并且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许多文人因此而罢书，许多文人因此而丢掉性命。所以，清朝前期除了有歌功颂德的文章，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好文章，真正到了“万马齐喑”的地步。这个时代发生的“文字狱”最典型的事件包括“明史案”、“黄培诗案”、“《南山集》案”、“年羹尧案”、“清风不识字案”等，这种“文字狱”从康熙一直延续到乾隆。
清朝前期推行的“文字狱”，当然是为了皇权专制，但如此残酷的“文字狱”却是中国历史上对文化的一大摧残，让中国文化倒退许多年，甚至到了断层的地步，尤其是涉及到思想、历史、政治、民族的书籍许多都被毁掉，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哀，甚至连科学、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书籍也被列为禁书甚至被销毁，难怪有人说，满族统治中国，中国的历史从此倒退。
第九次：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1911年，代表封建皇朝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终于倒在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中，结束了中国二千多的封建帝制。但是，当时的中国却内外交困，革命的胜利果实也被袁世凯等一般旧老实力窃取，但民主的思想却已深入人心，虽然当时的中国是四分五裂，但振兴中华的思想却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蔓延，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大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在新旧文化的争论上率先走出了第一步，胡适的白话诗和白话文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举办的《新青年》成为那个时代新文化运动的阵地，鲁迅等一大批革命文人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尤其当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开始转型，成就了伟大的“五四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后结晶。
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由最初的文化方面的争论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中国的历史也在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的文化从来都与政治关联，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一直都是政治的衍生物，在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演变为“五四运动”其实是最好的注解，这也就为历朝历代推行各种“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总结，难怪，中国的文化都必须由统治阶级来引导。
第十次：毛泽东主导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一般是指毛泽东主导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其实没有看到多少文化的影子，而且以西方的马列主义作为引导中国文化的主旋律，虽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陈独秀就提出“中国的革命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且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到了极致，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我们仍然高兴的是马列主义这一主旋律丝毫没有放松。也许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影响有多大，我们无法评价，但有一点却是我们看到的，那就是60多年来，我们的道德观十分的混乱，既有西方的道德观在蔓延，也有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在影响，就是没有形成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道德观，难怪有人感叹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另一位“孔子”出现。还有，我们没有看到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大师出现，虽然也出现了张艺谋这样世界级的导演，但他主要靠表现中国丑陋方面如愚昧、乱伦等才引起世界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