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四川省、重庆市在中国古代的商、周时期，是以蜀族和巴族为主建立的两个王国，他们和中原的商、周王朝、华夏族，有着密切的联系。秦举巴蜀以后，巴国和蜀国被正式纳入秦国的版图。经过秦代到西汉早期，巴族和蜀族及其它族已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
根据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有各自的分布地区。蜀文化分布的中心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巴文化分布的中心是湖北西部的长江沿岸，后来向西迁徒到今重庆市。蜀文化源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巴文化源于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晚期的季家湖文化(类型)。这两支考古学文化之间是有来往、互有影响的。
当然在巴、蜀两国内，除了巴蜀这两个主要民族外，还有一些其它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相同，所以在生活习俗、传统方面，他们和巴、蜀两族近似，这就形成了在物质文化遗存方面的近似，目前的巴文化、蜀文化大约可以涵盖他们。
巴蜀文化一开始即和外界，主要是指中原的夏、商、周文化有交往、有影响；在他们更早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交往和影响就已经存在。所以《尚书·牧誓》所记参加周武王伐纣的蜀，就是四川盆地西部的蜀，从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和彭县竹瓦街窖藏青铜器上可以得到证明，蜀人已经参加了中原地区的重大政治活动，《尚书·牧誓》的记载是可信的。正因为蜀人很早就和中原地区发生交往，在中原文化强烈地影响下，相当于商、周时期的蜀文化已经进入文明。发展到晚期，巴蜀文化成为中原地区和“西南夷”地区交往的桥梁。
相当于商、周时期的蜀文化已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尤其是有发达的青铜铸造手工业和玉石器制造手工业。青铜器铸造、玉器制造，实际上体现了一个民族整体经济的水平，用现代的话说，即是“综合国力”。
玉器制造手工业和青铜铸造手工业有相似之处，如原料的开采、运输、加工等。同时这些手工业的生产专业性技术很强，需要有一批人专门从事这类生产，这就要求农业生产有相应的发展水平，以保证这一批人的食物。所以从这些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可以窥见早期蜀文化整体经济发展的水平，生产力发展的情况。
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的变革，相当于商、周时的蜀文化已经出现了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在考古学上反映的如城市、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宫殿建筑都已发现。广汉三星堆高大宽厚的城墙、埋藏众多青铜器和玉器的祭祀坑，成都十二桥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存、羊子山高大的夯土台遗址等，都是国家机器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体现。早期蜀文化进入文明是其本身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从发现的文化遗迹、遗物看，曾受到中原商、周文明的强烈影响。
巴蜀文化发展到了晚期，一方面巴族开明氏王蜀，作为异族的统治集团统治下的蜀国，大多数居民仍然是原先的蜀族，这样不但要容许他们在原地生活，还得靠蜀族的上层来统治广大的蜀族居民，这种情况在古代是很多的，即史书上的“变服从其俗”，另一方面这时巴、蜀两国疆域相邻、犬牙交错，相互影响势所必然，所以在各自保留本民族的一些特点外，有更多的共同性，这是“巴蜀文化”名称的由来。即使如此，根据他们顽强保留下来的传统习惯，仍可区分出来蜀人墓葬和巴人墓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