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104岁的周有光先生是我国语言规划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汉语拼音方案》主要创制人之一,被称作“汉语拼音之父”。针对“国学热”,近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应用“华夏文化”代替“国学”。
“民国那时候就有好多人说不要用‘国学’这两个字。什么叫‘国学’?只是中国有‘国学’吗?我就用‘华夏文化’来代替‘国学’。我主张研究华夏古代的东西,温故而知新。近来复古风很厉害,其中一种,以为古代好现在不好,这是错误的。孔夫子说‘述而不作’,先把古代的东西学好,不要乱七八糟自己搞,这个态度开头是很对的,但再进一步就不行了。我们今天要‘述而又作’,社会是进化的,我们要学古代的,也要创造今天的。这就是正确的复古态度,不仅继承,还要发展和更新。”周有光说。
周有光认为,做研究必须有这种视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比如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一直到80多岁把它写成书,叫做《世界文字发展史》,补充了现代的知识,跟外国联系,把汉字的学问扩大到世界。前两天我看《许倬云访谈录》,有一段话很对,大意是说过去我们讲爱国,现在全球化年代不能这么讲了。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这种想法在英美很早就有了,迟早我们要接受,这是一个趋势。文化不分国家。”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1927年上海光华大学毕业。1927年至1948年任教于光华大学等校,也任职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纽约和伦敦。1949年回国,于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奉调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先后担任文改会委员和副主任、国家语委委员等职。先后发表《汉字改革概论》《新语文的建设》《世界文字发展史》等专著20余种。
“经济学当中最重要的是亚当·斯密和凯恩斯,可以说经济学都是外国的,但是文字学中国古代就有。”周有光认为文字学是中国最早的,就必须看古代的东西,由此在他的书架中《说文解字》是不可少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研究语言文字学,一定要研究中国古代到现在文字学的发展。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文字学中包括了很多语言学的知识。”